库雪明的家在北京宋庄画家村，我们开车过去时，他在门口，光着膀子站在太阳下，就如同你心中所想的当代艺术家一样：光头、戴一副很酷的眼镜，不管身在哪里，都穿着随意又自在。
　　库雪明的画室兼家是一栋灰色小楼，占地足有两亩，前面有个花园，拥挤了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种着很随意的植物，库雪明说都是他母亲在打理。他的家里更随意，你很难将其归类为任何的风格，没有繁缛的装饰，唯有大尺度的空间给人带来的震撼。
　　整个空间中最为打眼的就是库雪明的画作，每一幅都是人头攒动，挂在墙上、摆在角落，放在画架上……在简朴如同厂房的画室里，这些画似乎具有生命一般，张扬了力量和气场，吸引你目不转睛地看它们。像这样的画，就应该出现在现代、简捷又质朴的空间中，若是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反而让人不知所措，感到些许失望。
　　库雪明言谈透着“王朔式”的京腔调侃，然而你看他的画，一幅幅沉默无言湮灭于众生之间的头像，又包含着无限深意，评论家说：“画作中的分量感，来自一个孤独遁世的艺术家观察历史和现实的奇异方式。”这点从库雪明处获得了肯定，他说：“大概是从1999年开始，我当老师，在政治学习的时候，回头一看黑压压一片，上面讲的人好像很重视，一本正经，底下听的人表面很重视，其实干什么的都有，我就画了一张画叫《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安排了很多人，充斥了整个画面，然后这种风格就一直延续下来。”
　　拥挤的人头符号一再被库雪明重复，他用这个定势表达了一切感情和思考?画家眼中却并非如此：“我本身很反对只画一种类型的作品，不想让一种类型成为自己的符号，人应该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曾经尝试过不同的变化，赋予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在他一系列的头像画中，他让有的人在一片漠然的人头攒动中举起手；让有的人在画布上扭曲身体，歪着头耷拉在肩膀上；让有的人头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眼睛瞪得圆滚滚的，似乎要掉落下来。
　　一个时代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共同主题，他们成长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负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库雪明说：“去年2月份参加韩国一次集体展览，参展的有70多个韩国画家和同样多的中国画家。有的韩国大老爷们画花，我可欣赏不了，他们的画中缺少那种力量的东西。这跟人的生存环境和所受教育有关系。我只能说，韩国人特别幸福。”
　　阐述当代艺术的主题和风格，那是艺术评论家和社会学家的事，在库雪明这里，发表评析可是件很难的事，他坚持自己的画只是自己个人经历的一部分，从不设想主题，更不阐述风格，他说：“语言阐述是件很难的事，一旦落实到语言就变得具象。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不知道说什么，说什么都多余，我要说的都包含于画中了。”而再追问之下，他的讲述角度也和你所设想的一点不一样，没有深刻的理念和思想，倒像故事一样好玩又波折，比如他说起《四百佛爷》这张画的故事：“为什么叫四百佛爷呢，因为当时我在智华寺工作，佛堂里摆着很多小金佛爷，我看见有人随手拿走了，丢了很多。北京话把小偷又叫佛爷，佛爷偷佛，我觉得这是件很好玩的事，就画了下来。”
　　库雪明的画中都是这样个人化的故事，就如同他说的：“我一直觉得画画是自己的事，要是让我给别人画，我会觉得不好意思，也不知道该画什么。画画的人得有自己的信仰，不能光靠卖画活着，即使这是个商业社会。”语言总是有形又具象，不如直接面对库雪明的画，曾经成长于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获得些许思考，无论多少年过去，一旦检视，你都确信无疑，这幅场景早已印在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