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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对现代设计有巨大贡献。它的教学方式也是具有革命性的，特别是它的作坊式教学方法。本文根据包豪斯的一些重要文献，对包豪斯的金工作坊做了初步整理，对包豪斯如何将设计思想艺术风潮与金工作坊教学结合，金工作坊又是如何走向工厂生产设计做了初步梳理。
在现代，名气最大的一所艺术院校就数包豪斯了，“它诞生于二战期间的德国—拥有天时地利。在德国的内部冲突被遗忘很久之后，它点燃了设计的希望之光。许多现代设计理念的成型都早于包豪斯，比如：非衬线字体、骨架家具和屋顶平台，但是只有包豪斯成了受人瞩目的集大成者。包豪斯是公众利益的设计代言人，追求经济、简洁和实用。它告诉我们应该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包豪斯在任何一门视觉艺术创造活动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包豪斯的教学基础不是画室，而是作坊。”在作坊里“不仅有每一门专项工艺的‘大师’负责指导‘学徒’，还有美学家也插手其中。前者教会学生们掌握工艺的方法与技巧，而后者则与工匠们密切合作，他们将带领学生去探索创造的奥秘，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独到的形式语言。学校对这类艺术家们的称呼是‘形式大师’，对工匠们的称呼则是‘作坊大师’，从理论上讲，这两类大师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两类大师的待遇却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包豪斯决心提高工匠们的地位，然而，学生们对艺术家们的崇拜远远高于“作坊大师”。其中金工作坊在包豪斯的作坊中占的分量很重，对当今设计影响非常深远。本文对包豪斯的金工作坊的发展变迁—设计风格变迁，教学方式的变迁，设计模式的变迁进行了总结分析。
伊顿时期的金工作坊
金工作坊最初是生产首饰和应用艺术品。按照最初的包豪斯的期望，金工作坊希望培养“锻工，锁匠，铸工，金属车床工”和“瓷漆匠和雕刻工”。1921年课程被设定为培训金银铜匠。第一个工艺老师是一个年轻的维也纳首饰匠Naum Slutzky。1922年老一代的工匠Christian Dell成了工作坊的工艺老师。
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是年级主任，尽管在包豪斯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教学方式，但他在金属工作坊的影响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在必修预备课程时已经形成学徒式的固定模式。手工工艺用在软的铜上使铜有装饰效果，赋予一件作品以个性的过程和强调手工效果的工匠，准确地说是在作品上留下了个人的印记。
早年很少有作品有简单的几何模型。大多数是随性的，特殊风格的甚至是古怪的。这特别符合于有礼拜式风格的水壶和器皿，令人想起在魏玛包豪斯伊顿带领的发烧信徒们崇拜玛兹达教的时期。这些容器的底狭窄，正好适合于球形，上部分突然向外，细长的管口向着开口，手柄是弯曲的甚至还绕了圈。
其他奇怪的作品也与早年的思潮有关，包括学员们做的穿通的银盒子，梨形的不稳定轮廓的水壶，外观奇特的香炉，铜制的乌木塔和玻璃杯。Christian Dell做的古怪铜奖杯，用野猪的长牙做它的把柄。这些作品很好展示了当时艺术和手工学校的标准，但这远远背离了包豪斯的理想。
纳吉时期的金工作坊
1923年工作坊的目标被新的年级主任纳吉（Laszlo Moholy-Nagy）彻底更改，纳吉坚信包豪斯教学应该考虑到集体性和大规模生产方式。手工的价值应该被机器生产的价值替代。
尽管在教学方向上有转变，但与工厂的合作目的还是多年没达到。部分原因是工作坊里缺少设备加上长时间劳累的金属制造训练，还因为部分的训练目的不明确。工作坊采用了适合车床性能，在平滑的几何体上放弃手工的痕迹。比如学徒Gyula Pap开始深信，只有大型的简单的几何模型才能将金属的质感最好地表现出来。在一片怀疑声中，金属平盘被手工捶打成光滑的立体的模型，看上去像被机器压制出来。
这类型的产品仍然是手工艺学校的拿手好戏。形式和功能的激烈争辩开始在银制茶杯和咖啡器皿上展开，一些充满装饰效果的有固定形式的茶具，茶叶盒，勺子等被大量混乱生产。工作坊里最有天赋的学徒之一—马瑞娜·布兰特（Marianne Brandt）后来承认当时他们非常在乎功能性（器皿能简单倒水，能方便清洗等等），它们自然而然就有了几何型和基本形式。她认为这是对过度装饰的工艺品的反应。尽管被认为有崇高的功能主义信仰的包豪斯基本原则一直在被怀疑和检验，包豪斯内部杂志经常写关于功能主义是否正确的文章。
纳吉在这方面被鼓励最终在灯具设计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他被鼓励在金属和玻璃合制上做实验。这些实验的成果就是最著名的灯具之一——1924年华根菲尔德（Wilhelm wagenfeld）和鸠科（carl jakob jucker）设计的台灯。“在1924年Leipzig交易会上，这盏灯向人们展示了金属工作坊的模棱两可的方式。当这盏灯引起了潜在客户很大的兴趣，它的价格就上升了。他们不懂为什么看起来像是大量生产的台灯能卖这么高价格。他们不知道每个台灯是手工制造的，并且材质从厂家少量供应的。”台灯的现代感从玻璃阴影的设计感中得来，镍银的光泽和工业的美学被恰到好处地设计在了一起。这段时间因为缺乏工厂的设计能力使得金属工作坊变成了自我生产的工厂，与家具和陶瓷工作坊一样，学徒们开始复制工作坊的模型。
德绍期间的金工作坊
迁移到德绍让工作坊有了大量机会去接触大规模生产的灯具。学生Max Krajewski得到了设计和安装的工作，他因将荧光灯安在礼堂和食堂的天花板上而得到赞赏。然而与工业合作前进的步伐仍很慢。1928年两个与工业合作的例子表明了金工作坊的最终胜利：一个是与Schwintzer und Graff合作在柏林生产和销售了53件电灯器具，另一个是在莱比锡与堪登（kandem）灯具厂关于电灯的合作。但在1930年底与Schwintzer und Graff合作因为合同失效最终没有胜利。和堪登灯具厂的合作使包豪斯金工作坊开始变成行业的设计顾问。与给Schwintzer und Graff出成品方式不同，给堪登只是生产方式的示范。不仅仅包豪斯的工作坊为堪登设计完全新型模型，而且重新设计的模型和半成品已经在生产。在1931年中期已卖出高达50000台产品——金工作坊变成了学校最挣钱的工作坊。 工作坊的成功不仅归功于有天赋的学生比如布兰特等，也受纳吉的个人影响很大，特别是他坚持的工作方式。工作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小组讨论最基本原理，并以参观交易会和工厂加工过程做辅助。第二阶段是学生的个人设计工作，需要考虑到生产的要求程序。第三阶段是手工做出产品。最后，学生们一起测试评估。这些方法既避免了格鲁皮乌斯所讨厌的手工艺学校的通病——浅薄的艺术爱好，又鼓励了团队合作的成就。
包豪斯对不同类型的灯具设置了一系列标准。应用在吊灯和吸顶灯上尤其成功。1926年布兰特和 Hans Przyrembel合作设计了平衡吊灯，已被大量运用到包豪斯的工作坊并且从1928年起被Schwintzer und Graff大量生产。这些吊灯后来被经常用不透明玻璃制作。包豪斯的吊灯和吸顶灯在堪登大量生产，许多是由悬浮在金属杆和夹在金属脚夹的不透明玻璃制成。这些实验经常运用在浅口玻璃器皿和平的玻璃盘上。
作业灯是包豪斯金工工作坊的另一项成果，布兰特和布莱邓迪科（Hin Bredendieck）合作创造了小型可调节的床头灯和书桌灯的最终模型，钟形灯罩，弯曲的灯柱和V字型的灯脚。布兰特在1927年设计的“Wandram”是包豪斯经典设计。考虑到医院的实用性，在墙板上安装了可调节灯的按钮，这是让病人能很好地找到开关。这个设计精巧地将软焊的数量降到最少。所有的零件可以被浇铸、模压和组装，为了减少人工成本加快工厂生产速度。设计开始就要符合产品的要求体现了纳吉的工作方式的价值—生产过程的参观和与生产厂商的直接接触。
不幸的是金工作坊的灯具完全成功衬托了餐具的失败，金工作坊快被完成定义成灯具部门。在德绍时期对于茶和咖啡的用具生产设计兴趣依旧很强烈，但是外型变得更平滑简单线条变得更圆润。当工作坊被明确告知生产方的需要时，奢侈的银制蛋糕刀和德银的蒸汽锅座在德绍后期变得不易接受。
正当纳吉领导的金工作坊的产品易被厂家接受时，纳吉在1928年因为与迈耶的不和而辞职。考虑到对工作坊的贡献，布兰特被劝说多留了一年在包豪斯。在迈耶的重组下，金工作坊合并进了内部装饰工作坊，家具作坊与壁画作坊合并。尽管布兰特的创新金属制品设计停止了，灯具的订单继续在为学校挣钱。尽管当时不仅仅包豪斯在灯具领域做设计，但包豪斯的灯具模型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实用的不张扬的家庭灯具设定了标准。很多产品至今仍在生产，销售。
包豪斯的金工作坊从手工走向了生产，这是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分不开的，在二战后人们对日用品的大量需求强迫设计师设计可以大生产的模型，大生产的模式导致了包豪斯的风格趋向。但在当今消费品过剩时期，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对个性的向往，对人与人间交流的追求，导致对手工产品的崇拜。那现在是否又该从工厂生产走向手工生产，或者在设计中导入手工元素？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设计人员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 Anna Rowland，1990， Bauhaus Source Book，（Van Nostrand Reinhold，New York）
2. Leah Dickerman & Barry Bergdoll （eds）， 2009，.BAUHAUS 1919-1933：WORKSHOPS FOR MODERNITY，（Moma，New York）
3. kathleen james.Chakraborty，2006，BAUHAUS CULTURE—FROM WEIMAR TO THE COLD WA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sota）
4.《包豪斯理想》，[M]，威廉·斯莫克，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10版
5.《包豪斯》，[M]， [英]弗兰克·惠特福德 著，林鹤，三联出版社，2001版
在现代，名气最大的一所艺术院校就数包豪斯了，“它诞生于二战期间的德国—拥有天时地利。在德国的内部冲突被遗忘很久之后，它点燃了设计的希望之光。许多现代设计理念的成型都早于包豪斯，比如：非衬线字体、骨架家具和屋顶平台，但是只有包豪斯成了受人瞩目的集大成者。包豪斯是公众利益的设计代言人，追求经济、简洁和实用。它告诉我们应该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包豪斯在任何一门视觉艺术创造活动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包豪斯的教学基础不是画室，而是作坊。”在作坊里“不仅有每一门专项工艺的‘大师’负责指导‘学徒’，还有美学家也插手其中。前者教会学生们掌握工艺的方法与技巧，而后者则与工匠们密切合作，他们将带领学生去探索创造的奥秘，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独到的形式语言。学校对这类艺术家们的称呼是‘形式大师’，对工匠们的称呼则是‘作坊大师’，从理论上讲，这两类大师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两类大师的待遇却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包豪斯决心提高工匠们的地位，然而，学生们对艺术家们的崇拜远远高于“作坊大师”。其中金工作坊在包豪斯的作坊中占的分量很重，对当今设计影响非常深远。本文对包豪斯的金工作坊的发展变迁—设计风格变迁，教学方式的变迁，设计模式的变迁进行了总结分析。
伊顿时期的金工作坊
金工作坊最初是生产首饰和应用艺术品。按照最初的包豪斯的期望，金工作坊希望培养“锻工，锁匠，铸工，金属车床工”和“瓷漆匠和雕刻工”。1921年课程被设定为培训金银铜匠。第一个工艺老师是一个年轻的维也纳首饰匠Naum Slutzky。1922年老一代的工匠Christian Dell成了工作坊的工艺老师。
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是年级主任，尽管在包豪斯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教学方式，但他在金属工作坊的影响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在必修预备课程时已经形成学徒式的固定模式。手工工艺用在软的铜上使铜有装饰效果，赋予一件作品以个性的过程和强调手工效果的工匠，准确地说是在作品上留下了个人的印记。
早年很少有作品有简单的几何模型。大多数是随性的，特殊风格的甚至是古怪的。这特别符合于有礼拜式风格的水壶和器皿，令人想起在魏玛包豪斯伊顿带领的发烧信徒们崇拜玛兹达教的时期。这些容器的底狭窄，正好适合于球形，上部分突然向外，细长的管口向着开口，手柄是弯曲的甚至还绕了圈。
其他奇怪的作品也与早年的思潮有关，包括学员们做的穿通的银盒子，梨形的不稳定轮廓的水壶，外观奇特的香炉，铜制的乌木塔和玻璃杯。Christian Dell做的古怪铜奖杯，用野猪的长牙做它的把柄。这些作品很好展示了当时艺术和手工学校的标准，但这远远背离了包豪斯的理想。
纳吉时期的金工作坊
1923年工作坊的目标被新的年级主任纳吉（Laszlo Moholy-Nagy）彻底更改，纳吉坚信包豪斯教学应该考虑到集体性和大规模生产方式。手工的价值应该被机器生产的价值替代。
尽管在教学方向上有转变，但与工厂的合作目的还是多年没达到。部分原因是工作坊里缺少设备加上长时间劳累的金属制造训练，还因为部分的训练目的不明确。工作坊采用了适合车床性能，在平滑的几何体上放弃手工的痕迹。比如学徒Gyula Pap开始深信，只有大型的简单的几何模型才能将金属的质感最好地表现出来。在一片怀疑声中，金属平盘被手工捶打成光滑的立体的模型，看上去像被机器压制出来。
这类型的产品仍然是手工艺学校的拿手好戏。形式和功能的激烈争辩开始在银制茶杯和咖啡器皿上展开，一些充满装饰效果的有固定形式的茶具，茶叶盒，勺子等被大量混乱生产。工作坊里最有天赋的学徒之一—马瑞娜·布兰特（Marianne Brandt）后来承认当时他们非常在乎功能性（器皿能简单倒水，能方便清洗等等），它们自然而然就有了几何型和基本形式。她认为这是对过度装饰的工艺品的反应。尽管被认为有崇高的功能主义信仰的包豪斯基本原则一直在被怀疑和检验，包豪斯内部杂志经常写关于功能主义是否正确的文章。
纳吉在这方面被鼓励最终在灯具设计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他被鼓励在金属和玻璃合制上做实验。这些实验的成果就是最著名的灯具之一——1924年华根菲尔德（Wilhelm wagenfeld）和鸠科（carl jakob jucker）设计的台灯。“在1924年Leipzig交易会上，这盏灯向人们展示了金属工作坊的模棱两可的方式。当这盏灯引起了潜在客户很大的兴趣，它的价格就上升了。他们不懂为什么看起来像是大量生产的台灯能卖这么高价格。他们不知道每个台灯是手工制造的，并且材质从厂家少量供应的。”台灯的现代感从玻璃阴影的设计感中得来，镍银的光泽和工业的美学被恰到好处地设计在了一起。这段时间因为缺乏工厂的设计能力使得金属工作坊变成了自我生产的工厂，与家具和陶瓷工作坊一样，学徒们开始复制工作坊的模型。
德绍期间的金工作坊
迁移到德绍让工作坊有了大量机会去接触大规模生产的灯具。学生Max Krajewski得到了设计和安装的工作，他因将荧光灯安在礼堂和食堂的天花板上而得到赞赏。然而与工业合作前进的步伐仍很慢。1928年两个与工业合作的例子表明了金工作坊的最终胜利：一个是与Schwintzer und Graff合作在柏林生产和销售了53件电灯器具，另一个是在莱比锡与堪登（kandem）灯具厂关于电灯的合作。但在1930年底与Schwintzer und Graff合作因为合同失效最终没有胜利。和堪登灯具厂的合作使包豪斯金工作坊开始变成行业的设计顾问。与给Schwintzer und Graff出成品方式不同，给堪登只是生产方式的示范。不仅仅包豪斯的工作坊为堪登设计完全新型模型，而且重新设计的模型和半成品已经在生产。在1931年中期已卖出高达50000台产品——金工作坊变成了学校最挣钱的工作坊。 工作坊的成功不仅归功于有天赋的学生比如布兰特等，也受纳吉的个人影响很大，特别是他坚持的工作方式。工作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小组讨论最基本原理，并以参观交易会和工厂加工过程做辅助。第二阶段是学生的个人设计工作，需要考虑到生产的要求程序。第三阶段是手工做出产品。最后，学生们一起测试评估。这些方法既避免了格鲁皮乌斯所讨厌的手工艺学校的通病——浅薄的艺术爱好，又鼓励了团队合作的成就。
包豪斯对不同类型的灯具设置了一系列标准。应用在吊灯和吸顶灯上尤其成功。1926年布兰特和 Hans Przyrembel合作设计了平衡吊灯，已被大量运用到包豪斯的工作坊并且从1928年起被Schwintzer und Graff大量生产。这些吊灯后来被经常用不透明玻璃制作。包豪斯的吊灯和吸顶灯在堪登大量生产，许多是由悬浮在金属杆和夹在金属脚夹的不透明玻璃制成。这些实验经常运用在浅口玻璃器皿和平的玻璃盘上。
作业灯是包豪斯金工工作坊的另一项成果，布兰特和布莱邓迪科（Hin Bredendieck）合作创造了小型可调节的床头灯和书桌灯的最终模型，钟形灯罩，弯曲的灯柱和V字型的灯脚。布兰特在1927年设计的“Wandram”是包豪斯经典设计。考虑到医院的实用性，在墙板上安装了可调节灯的按钮，这是让病人能很好地找到开关。这个设计精巧地将软焊的数量降到最少。所有的零件可以被浇铸、模压和组装，为了减少人工成本加快工厂生产速度。设计开始就要符合产品的要求体现了纳吉的工作方式的价值—生产过程的参观和与生产厂商的直接接触。
不幸的是金工作坊的灯具完全成功衬托了餐具的失败，金工作坊快被完成定义成灯具部门。在德绍时期对于茶和咖啡的用具生产设计兴趣依旧很强烈，但是外型变得更平滑简单线条变得更圆润。当工作坊被明确告知生产方的需要时，奢侈的银制蛋糕刀和德银的蒸汽锅座在德绍后期变得不易接受。
正当纳吉领导的金工作坊的产品易被厂家接受时，纳吉在1928年因为与迈耶的不和而辞职。考虑到对工作坊的贡献，布兰特被劝说多留了一年在包豪斯。在迈耶的重组下，金工作坊合并进了内部装饰工作坊，家具作坊与壁画作坊合并。尽管布兰特的创新金属制品设计停止了，灯具的订单继续在为学校挣钱。尽管当时不仅仅包豪斯在灯具领域做设计，但包豪斯的灯具模型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实用的不张扬的家庭灯具设定了标准。很多产品至今仍在生产，销售。
包豪斯的金工作坊从手工走向了生产，这是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分不开的，在二战后人们对日用品的大量需求强迫设计师设计可以大生产的模型，大生产的模式导致了包豪斯的风格趋向。但在当今消费品过剩时期，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对个性的向往，对人与人间交流的追求，导致对手工产品的崇拜。那现在是否又该从工厂生产走向手工生产，或者在设计中导入手工元素？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设计人员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 Anna Rowland，1990， Bauhaus Source Book，（Van Nostrand Reinhold，New York）
2. Leah Dickerman & Barry Bergdoll （eds）， 2009，.BAUHAUS 1919-1933：WORKSHOPS FOR MODERNITY，（Moma，New York）
3. kathleen james.Chakraborty，2006，BAUHAUS CULTURE—FROM WEIMAR TO THE COLD WA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sota）
4.《包豪斯理想》，[M]，威廉·斯莫克，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10版
5.《包豪斯》，[M]， [英]弗兰克·惠特福德 著，林鹤，三联出版社，20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