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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初期20年，是我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公民法制教育有着法制教育思想不突出，教育内容日渐丰富和开始重视实践的特点。研究并分析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的特点，虽然存在缺乏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想等不足，但对当代高校大学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法律基础课
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的特点
民国初期20年，是我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有学者研究认为，此阶段公民教育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百家争鸣的公民教育思想和百花齐放的公民教育实践。公民法制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1.公民法制教育思想不突出
民国初期，国内掀起公民教育研究的热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蔡元培“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等，这些教育思想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制度，但此阶段有关公民法制教育的思想并不突出。尽管蔡元培在提出“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时倡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 有着非常鲜明的民主共和精神，但这并不是从公民法制教育视角出发的，而是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提出，并以孔孟思想的“义”“恕”“仁”来支撑，与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理念是截然不同的。民国初年晏阳初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提出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发展团结力量，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但基于当时中国农村现状，主要力量还是集中于识字扫盲，对法治精神培养没有进一步研究。
2.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日渐丰富
虽然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思想并不突出，但在学校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公民法制教育内容，并日渐丰富，而且除教育学家外，还有一些法学家也参与了有关教科书的编写和校订。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教育法令，在中小学废除清末的读经讲经，保留“修身”课，但此时修身课的内容除传统道德外，有了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以中华书局推出的八册《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为例，前七册内容涵盖日常生活习惯和孝悌诚实等传统美德，在第八册集中出现了关于公民义务与权利、自由与平等、守法纳税等公民法制教育内容，如在第十一课《守法》中写道：“国家本人民之公意，设立规则，以保治安，是曰法律。法律既定，全国之人皆当遵守之，不可犯也。国家若无法律，则强凌弱，众暴寡，人人皆将自危。共和国民以自由为生命，法律者，即自由之保障与范围。故真爱自由者，必先守法。”此外，教育部还规定在中学第四学年增设“法制经济”课，“授以现行法规及经济之大要”。
1916年，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 “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此被认为是公民知识正式进入学校课程之始，从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可见当时教育部在学校实施公民教育之初就非常重视法制内容教育。以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学校用《公民读本》（两册）为例， 除近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运行等相关知识外，有专门章节讲述国民之权利与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法制内容，该读本主要校订人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王宠惠。
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列入小学课程标准内，初级中学设立社会课，内容包括公民、历史和地理。我国学校公民教育至此正式发展起来，公民的法制教育内容也更为丰富。以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纂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为例，该教科书分三卷：上卷讲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概念，中卷讲中华民国的组织及法律大意，下卷讲经济、社会问题和国际关系。在上卷和中卷的相关章节中，周鲠生对宪法、中华人民的权利义务、司法制度等法制理论都有所阐述，在中卷第四编法律中，周鲠生更是以法学家的身份深入浅出地举例讲述了法律的概念、渊源、分类，以及民法概念、刑法概念等他认为中国学生应该具备的法律知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提出“党化教育”思想，并于1928年1月发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通则》，后又改称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将公民科和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科，公民科取消，刚刚起步的公民教育被“党化教育”所覆盖，直到1932年教育部为顺应教育改革的呼声颁布正式的课程标准，公民科才得以回归，但在课程目标中特别提出使学生明了三民主义、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要旨的要求。这时的公民法制教育，也同样深受“党化教育”影响，以1935年正中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为例，在教材《编辑大意》中就明确指出“本书各册根据三民主义，阐明总理遗教，期以党义渗透公民生活”。该书主编叶楚伧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其以国民政府高官身份主编《公民》教材，也可见公民教育党义化的势态。该教科书第四册是法律大意，教学目的在于阐明当时民国施行法制，并给予学生法律基本知识，以培养守法习惯。教科书法制内容丰富，不仅有民法、刑法的基本知识，而且还有法院组织及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内容。
3.公民法制教育中引入实践活动
除课堂教学外，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还注重实践活动，在确立公民科后，《小学公民科课程纲要》“教学方法”中就有“以讲述、表演等为公民修养的教学方法。以参观、调查、讨论等为社会组织的教学方法。以学校服务、学校自治为公民训练的具体方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民训练被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项专门课程。1933年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其中，在公民的政治训练方面提出 “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法学教育家也从各方面强调实践在公民法制教育中的意义，前述周鲠生在编纂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序言中指出：“书中包括的事项以限于篇幅只能述其大纲，尚待教者随时附加说明；且有许多处所讲到关于社会生活及行政组织等事，最好是于参观旅行的时候，由教者实地举例说明，较容易使学生领会并起其考究的兴味”。叶楚伧在其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注重实际，由近及远，期与学生自治训练相呼应。”此外，学生也将教材中有关法制的内容活学活用，付诸实践，如参观议会、法庭、监狱和行政官署，借助国家权力模式，组织学生团体并选举各成员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践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 对上述特点的分析
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点：首先，我国公民法制教育萌芽于清末立宪，当时，“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法律文化和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公民概念提出，民权意识随着立宪运动深入人心。辛亥革命胜利后，于1912年3月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依法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民主主义精神。其后立宪虽几经更迭，但民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结束。因此，有关立宪和民权等法制教育的研究在此期间不是很突出。其次，结合当时中国现状， 全民素质较低，四万万人口中，“不识字者，居其大多数”，很多教育学家认为，推翻帝制后要进一步推行民主政治，进行公民教育，前提就是扫盲。正如蔡元培所说“有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无论有多么完善的宪法，只不过是供少数知识阶级的工具，于全民是没有关系的”。再次，民国成立起初，因政变迭起，立法事宜滞后，政府是有条件援用清末法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六法体系逐步形成，立法内容较为健全，为使民众更好了解法律制度，公民法制教育书中更多援用了当时法律理论及条文，因此公民法制教育内容日渐丰富。但随着立法发展，法律制度较为健全，公民法制教科书内容也庞杂、深奥，出现了“知识化”处理现象，但可喜的是教育手段和方式更为灵活多样，如在叶楚伧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例言”中就提出“教者宜随时留心有关于法律之现实社会问题，多举实例，反复解述，使学生易于体会”，且课后有案例分析和思考问题，学生的实践活动也更为丰富。
对当代大学生法律基础课的思考
民国初期的公民法制教育，虽然缺乏有影响力的理论指导思想，且与整体公民教育一起历经坎坷，但研究此阶段公民法制教育状况，透视当代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渠道—“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关于法律基础内容的讲授，引发以下思考：
1.法律基础课核心在于宪法教育
回想近代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朝野上下开始了“宪政救国”的历程，将传播民主理念、灌输宪政知识视为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之根本途径，并至此拉开了以宪政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历程，实现了几千年来“臣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巨大转变。由此可见，“公民”从开始之日起就与宪法教育密切相关。宪法是众法之源，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宪法意识是公民的基本意识，宪法知识是现代公民的基本常识。因此，当代高校大学生法制教育核心内容依然应是宪法教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宪法精神，首先必须充分了解宪法、真正领会宪法的核心要义。
2.法律基础课应避免过多深奥抽象的理论知识
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是专业教学，主要面对的是非法学专业学生，且普遍课时较少，在此种情况下，课堂讲授应简单明了，深入浅出，避免深奥抽象理论，以法律意识培养为主，法律知识传播为辅，并注意和教材前半部分的思想道德修养进行有机结合。民国初期，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即注重以通俗的语言阐明法律的内涵，如周鲠生在讲述法律行为时，举例“法律行为是凡人之意思表示以生司法上的效果为目的之行为，如物品之买卖，金钱之贷借，其表示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是法律行为，反过来，如通常散步、请客等行为，不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不是法律行为”。 叶楚伧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中有结合生活实际情况的举例，如“今某甲有遗产六万元并无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仅有祖母及配偶各1人，试问祖母及配偶各得遗产若干元？”“契约如何成立？试举例说明之”等。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也注重讲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如周鲠生讲法律时即指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制立的法律的规则，务求能和那社会中通行的道德观念相融洽，道德不但可以为法律的后援，并且可以补法律的规则之不及……”。这些运用浅显易懂的例子进行法制教育，且将法律和道德知识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在目前的教学中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3.法律基础课应重视实践
实践是教育的本质和精髓，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即开始注重实践活动，法制教育也不例外。目前，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作为思想政治课的组成部分，如果是单纯地进行说教，学生很容易失去兴趣，且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同于法学专业课，学生具有宪法意识，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遇到法律问题能够寻求法律帮助，做到正确行使权力，自觉履行义务，就达到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因此，复杂的案例分析和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不适合法律基础课教学，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实践应走出校园，观察、了解社会生活中与法律相关的事项，有针对性地组织、引导学生以法律思维方式分析、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参与自主性培养和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实例体验法律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只是简单地阅读法条。
本文系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公民教育的科学阐释—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项目号：13YJA71002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檀传宝等.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 陈华.中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课程中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2012.
[3] 毕苑.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
[4] 周鲠生.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初级中学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十二年版.
[5] 顾树森、潘文安.新著公民须知法制编（中等学校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十二年版.
[6] 叶楚伧.新课程标准适用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 [M].正中书局出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部德育教研室）
[责任编辑：于 洋]
关键词：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法律基础课
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的特点
民国初期20年，是我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有学者研究认为，此阶段公民教育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百家争鸣的公民教育思想和百花齐放的公民教育实践。公民法制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1.公民法制教育思想不突出
民国初期，国内掀起公民教育研究的热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蔡元培“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等，这些教育思想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制度，但此阶段有关公民法制教育的思想并不突出。尽管蔡元培在提出“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时倡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 有着非常鲜明的民主共和精神，但这并不是从公民法制教育视角出发的，而是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提出，并以孔孟思想的“义”“恕”“仁”来支撑，与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理念是截然不同的。民国初年晏阳初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提出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发展团结力量，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但基于当时中国农村现状，主要力量还是集中于识字扫盲，对法治精神培养没有进一步研究。
2.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日渐丰富
虽然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思想并不突出，但在学校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公民法制教育内容，并日渐丰富，而且除教育学家外，还有一些法学家也参与了有关教科书的编写和校订。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教育法令，在中小学废除清末的读经讲经，保留“修身”课，但此时修身课的内容除传统道德外，有了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以中华书局推出的八册《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为例，前七册内容涵盖日常生活习惯和孝悌诚实等传统美德，在第八册集中出现了关于公民义务与权利、自由与平等、守法纳税等公民法制教育内容，如在第十一课《守法》中写道：“国家本人民之公意，设立规则，以保治安，是曰法律。法律既定，全国之人皆当遵守之，不可犯也。国家若无法律，则强凌弱，众暴寡，人人皆将自危。共和国民以自由为生命，法律者，即自由之保障与范围。故真爱自由者，必先守法。”此外，教育部还规定在中学第四学年增设“法制经济”课，“授以现行法规及经济之大要”。
1916年，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 “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此被认为是公民知识正式进入学校课程之始，从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可见当时教育部在学校实施公民教育之初就非常重视法制内容教育。以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学校用《公民读本》（两册）为例， 除近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运行等相关知识外，有专门章节讲述国民之权利与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法制内容，该读本主要校订人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王宠惠。
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列入小学课程标准内，初级中学设立社会课，内容包括公民、历史和地理。我国学校公民教育至此正式发展起来，公民的法制教育内容也更为丰富。以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纂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为例，该教科书分三卷：上卷讲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概念，中卷讲中华民国的组织及法律大意，下卷讲经济、社会问题和国际关系。在上卷和中卷的相关章节中，周鲠生对宪法、中华人民的权利义务、司法制度等法制理论都有所阐述，在中卷第四编法律中，周鲠生更是以法学家的身份深入浅出地举例讲述了法律的概念、渊源、分类，以及民法概念、刑法概念等他认为中国学生应该具备的法律知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提出“党化教育”思想，并于1928年1月发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通则》，后又改称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将公民科和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科，公民科取消，刚刚起步的公民教育被“党化教育”所覆盖，直到1932年教育部为顺应教育改革的呼声颁布正式的课程标准，公民科才得以回归，但在课程目标中特别提出使学生明了三民主义、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要旨的要求。这时的公民法制教育，也同样深受“党化教育”影响，以1935年正中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为例，在教材《编辑大意》中就明确指出“本书各册根据三民主义，阐明总理遗教，期以党义渗透公民生活”。该书主编叶楚伧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其以国民政府高官身份主编《公民》教材，也可见公民教育党义化的势态。该教科书第四册是法律大意，教学目的在于阐明当时民国施行法制，并给予学生法律基本知识，以培养守法习惯。教科书法制内容丰富，不仅有民法、刑法的基本知识，而且还有法院组织及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内容。
3.公民法制教育中引入实践活动
除课堂教学外，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还注重实践活动，在确立公民科后，《小学公民科课程纲要》“教学方法”中就有“以讲述、表演等为公民修养的教学方法。以参观、调查、讨论等为社会组织的教学方法。以学校服务、学校自治为公民训练的具体方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民训练被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项专门课程。1933年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其中，在公民的政治训练方面提出 “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法学教育家也从各方面强调实践在公民法制教育中的意义，前述周鲠生在编纂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序言中指出：“书中包括的事项以限于篇幅只能述其大纲，尚待教者随时附加说明；且有许多处所讲到关于社会生活及行政组织等事，最好是于参观旅行的时候，由教者实地举例说明，较容易使学生领会并起其考究的兴味”。叶楚伧在其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注重实际，由近及远，期与学生自治训练相呼应。”此外，学生也将教材中有关法制的内容活学活用，付诸实践，如参观议会、法庭、监狱和行政官署，借助国家权力模式，组织学生团体并选举各成员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践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 对上述特点的分析
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点：首先，我国公民法制教育萌芽于清末立宪，当时，“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法律文化和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公民概念提出，民权意识随着立宪运动深入人心。辛亥革命胜利后，于1912年3月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依法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民主主义精神。其后立宪虽几经更迭，但民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结束。因此，有关立宪和民权等法制教育的研究在此期间不是很突出。其次，结合当时中国现状， 全民素质较低，四万万人口中，“不识字者，居其大多数”，很多教育学家认为，推翻帝制后要进一步推行民主政治，进行公民教育，前提就是扫盲。正如蔡元培所说“有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无论有多么完善的宪法，只不过是供少数知识阶级的工具，于全民是没有关系的”。再次，民国成立起初，因政变迭起，立法事宜滞后，政府是有条件援用清末法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六法体系逐步形成，立法内容较为健全，为使民众更好了解法律制度，公民法制教育书中更多援用了当时法律理论及条文，因此公民法制教育内容日渐丰富。但随着立法发展，法律制度较为健全，公民法制教科书内容也庞杂、深奥，出现了“知识化”处理现象，但可喜的是教育手段和方式更为灵活多样，如在叶楚伧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例言”中就提出“教者宜随时留心有关于法律之现实社会问题，多举实例，反复解述，使学生易于体会”，且课后有案例分析和思考问题，学生的实践活动也更为丰富。
对当代大学生法律基础课的思考
民国初期的公民法制教育，虽然缺乏有影响力的理论指导思想，且与整体公民教育一起历经坎坷，但研究此阶段公民法制教育状况，透视当代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渠道—“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关于法律基础内容的讲授，引发以下思考：
1.法律基础课核心在于宪法教育
回想近代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朝野上下开始了“宪政救国”的历程，将传播民主理念、灌输宪政知识视为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之根本途径，并至此拉开了以宪政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历程，实现了几千年来“臣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巨大转变。由此可见，“公民”从开始之日起就与宪法教育密切相关。宪法是众法之源，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宪法意识是公民的基本意识，宪法知识是现代公民的基本常识。因此，当代高校大学生法制教育核心内容依然应是宪法教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宪法精神，首先必须充分了解宪法、真正领会宪法的核心要义。
2.法律基础课应避免过多深奥抽象的理论知识
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是专业教学，主要面对的是非法学专业学生，且普遍课时较少，在此种情况下，课堂讲授应简单明了，深入浅出，避免深奥抽象理论，以法律意识培养为主，法律知识传播为辅，并注意和教材前半部分的思想道德修养进行有机结合。民国初期，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即注重以通俗的语言阐明法律的内涵，如周鲠生在讲述法律行为时，举例“法律行为是凡人之意思表示以生司法上的效果为目的之行为，如物品之买卖，金钱之贷借，其表示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是法律行为，反过来，如通常散步、请客等行为，不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不是法律行为”。 叶楚伧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中有结合生活实际情况的举例，如“今某甲有遗产六万元并无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仅有祖母及配偶各1人，试问祖母及配偶各得遗产若干元？”“契约如何成立？试举例说明之”等。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也注重讲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如周鲠生讲法律时即指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制立的法律的规则，务求能和那社会中通行的道德观念相融洽，道德不但可以为法律的后援，并且可以补法律的规则之不及……”。这些运用浅显易懂的例子进行法制教育，且将法律和道德知识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在目前的教学中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3.法律基础课应重视实践
实践是教育的本质和精髓，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即开始注重实践活动，法制教育也不例外。目前，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作为思想政治课的组成部分，如果是单纯地进行说教，学生很容易失去兴趣，且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同于法学专业课，学生具有宪法意识，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遇到法律问题能够寻求法律帮助，做到正确行使权力，自觉履行义务，就达到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因此，复杂的案例分析和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不适合法律基础课教学，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实践应走出校园，观察、了解社会生活中与法律相关的事项，有针对性地组织、引导学生以法律思维方式分析、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参与自主性培养和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实例体验法律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只是简单地阅读法条。
本文系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公民教育的科学阐释—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项目号：13YJA71002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檀传宝等.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 陈华.中国公民教育的诞生—课程中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2012.
[3] 毕苑.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
[4] 周鲠生.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初级中学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十二年版.
[5] 顾树森、潘文安.新著公民须知法制编（中等学校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十二年版.
[6] 叶楚伧.新课程标准适用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 [M].正中书局出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部德育教研室）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