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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九月,云南省主席龙云最宠爱的女儿报考西南联合大学附中落榜。龙云让秘书长去找校长梅贻琦疏通。因为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时得到过龙云许多帮助,他们关系很好。但秘书长为难地欲言又止,龙云发怒道:“你还不快去!”秘书长小声地回答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被录取。”龙云愕然,顿时气消,从此不再提及此事,让女儿上了一所普通中学。有人曾说梅校长太迂腐,如果得罪了龙云,西南联大很多事情都不好办了。幸亏,“迂腐”的梅贻琦遇到有君子之风的龙云,并没有影响相互关系,龙云对西南联大的支持依然如旧。
还是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千辛万苦向教育部要来一笔学生补助金,按规定,他家四个孩子都有资格申请,可是他却一个不准沾边,就是为了避嫌,不让人说闲话。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家用相当拮据,早已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可他宁肯举债,变卖家产,或让夫人磨米粉,做米糕,提篮小卖去补贴家用,也不涉“瓜田李下”之地。
又过了几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结果考分与清华的分数线差了两分。同学们劝她找爸爸说说,梅祖芬摇摇头:没门儿,想都不要想,我可知道这个倔老头!她老老实实地选择了复读,第二年考入清华外语系。
巧的是,同是一九四六年,大名鼎鼎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与建筑学院院长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也考清华失利,她们也都坦然接受落榜现实,没有请求父辈去走后门,因为她们知道,他们的父辈也都是些“迂腐”的人,把操守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绝不肯干出苟且之事。结果是,冯钟璞只好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念了一年,一九四七年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梁再冰则不得不“屈就”到了录取分数略低于清华的北大西语系读书,成了终生遗憾。还有一位很“迂腐”的老头叫翁独健,是著名历史学家、教授,还兼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他的宝贝女儿翁如璧没有考取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而被第二志愿天津大学录取。平时有点傲气的她大哭一场,非要爸爸帮她想办法上清华。她认为凭爸爸教育局局长的关系,能走走门路。但爸爸说:“正因为我是教育局局长,更不能那样做。”他劝如璧上天津大学,并勉励说:“只要自己努力,上哪个大学都能出人才。”如璧看托爸爸转学没门儿,才乖乖地离开北京去了天津。
被誉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的潘光旦,也是“迂腐”之人。解放初年,他曾接高教局指令,责其办理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之孙到清华旁听事宜,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按章办事,毫不通融,直接拒绝。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致函潘光旦,想让两个儿子入校旁听。但清华规定是不设旁听,潘就拒绝过:“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正是他们的“迂腐”,不肯變通,不媚时宜,才保证了制度的可靠,保证了公平公正,保证了公信力的权威,保证了大学的尊严。我们一直在羡慕那些已经故去大师名家的学问,但却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德行。事实上,他们不仅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为学界泰斗权威;而且品德高尚,操守严谨,是做人行事楷模。古人历来崇尚“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这三立皆重要,皆不易,但最重要的还是立德。尤其是在凡事皆可“变通”、“拼爹”明目张胆、“关系”攻无不克的当今社会,我们愈发认知到这一点,也愈发怀念昔日那些“迂腐”之人。
还是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千辛万苦向教育部要来一笔学生补助金,按规定,他家四个孩子都有资格申请,可是他却一个不准沾边,就是为了避嫌,不让人说闲话。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家用相当拮据,早已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可他宁肯举债,变卖家产,或让夫人磨米粉,做米糕,提篮小卖去补贴家用,也不涉“瓜田李下”之地。
又过了几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结果考分与清华的分数线差了两分。同学们劝她找爸爸说说,梅祖芬摇摇头:没门儿,想都不要想,我可知道这个倔老头!她老老实实地选择了复读,第二年考入清华外语系。
巧的是,同是一九四六年,大名鼎鼎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与建筑学院院长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也考清华失利,她们也都坦然接受落榜现实,没有请求父辈去走后门,因为她们知道,他们的父辈也都是些“迂腐”的人,把操守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绝不肯干出苟且之事。结果是,冯钟璞只好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念了一年,一九四七年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梁再冰则不得不“屈就”到了录取分数略低于清华的北大西语系读书,成了终生遗憾。还有一位很“迂腐”的老头叫翁独健,是著名历史学家、教授,还兼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他的宝贝女儿翁如璧没有考取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而被第二志愿天津大学录取。平时有点傲气的她大哭一场,非要爸爸帮她想办法上清华。她认为凭爸爸教育局局长的关系,能走走门路。但爸爸说:“正因为我是教育局局长,更不能那样做。”他劝如璧上天津大学,并勉励说:“只要自己努力,上哪个大学都能出人才。”如璧看托爸爸转学没门儿,才乖乖地离开北京去了天津。
被誉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的潘光旦,也是“迂腐”之人。解放初年,他曾接高教局指令,责其办理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之孙到清华旁听事宜,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按章办事,毫不通融,直接拒绝。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致函潘光旦,想让两个儿子入校旁听。但清华规定是不设旁听,潘就拒绝过:“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正是他们的“迂腐”,不肯變通,不媚时宜,才保证了制度的可靠,保证了公平公正,保证了公信力的权威,保证了大学的尊严。我们一直在羡慕那些已经故去大师名家的学问,但却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德行。事实上,他们不仅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为学界泰斗权威;而且品德高尚,操守严谨,是做人行事楷模。古人历来崇尚“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这三立皆重要,皆不易,但最重要的还是立德。尤其是在凡事皆可“变通”、“拼爹”明目张胆、“关系”攻无不克的当今社会,我们愈发认知到这一点,也愈发怀念昔日那些“迂腐”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