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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的沉浮与各个时段的主流文学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从批评界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论以及对丁玲其他作品的批判中，可以看出现代文学观念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变轨迹：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以“革命的文学”为旗帜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所取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渐渐走向了衰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逐步占据整个文坛。
关键词：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接受史研究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的沉浮与新文学的兴衰紧密相连，与各个时段的主流文学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冬天，1928年2月发表于《小说月报》。《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出现就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与轰动，这是一部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作品：独具个性自由和叛逆意识的女主人公、大量充满着情感和欲望流露的内心独白、灵与肉的冲突中被撕裂的痛苦魂灵，这些特质使整篇小说散发着新时代的精神气息和价值追求。由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这种独特性，伴随着它的一直是无休止的争论。
一、20世纪30年代：在启蒙与革命之间
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价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方以茅盾和草野为代表，受“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肯定了作品反封建的思想性和独特的创作个性；一方以钱谦吾、何丹仁、王淑明为代表，受革命文学观念的影响，批判了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从他们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论以及对丁玲另外几部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文学观念在30年代的流变轨迹：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以“革命的文学”为旗帜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所取代。
在“五四”時期，启蒙主义文学观念是整个社会文学思潮的主流。启蒙文学观念是外源性理论话语，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理性意识和个体精神价值的推崇为基础。清末民初为塑造“新民”而诞生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运动”等文学革新运动已经有文学启蒙的意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意识的先河。从那时起，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开始注入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心田，人们开始强调文学对独立人格的培养、对国民精神的改造。胡适曾言：“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a如何塑造自由独立的人格呢？鲁迅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文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b。周作人更是直接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这个“人”，是个体的人，也是自由的“人”，更是普通的“人”，认为新的文学应当尊重个体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自由，关注底层大众的生存现实和生命价值。学者朱德发认为：“五四文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文学革命先驱深受人学思潮的影响而确立了真正现代型‘人的文学’观念。”c“人的文学”体现了“五四”时期强调思想启蒙、重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推动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标志着现代文学观念的成熟并形成强大的人本主义思潮。
这个时期文艺界对丁玲小说中叛逆和自由等因素的强调，也正是“五四”启蒙文学精神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诞生震惊了当时整个文坛，茅盾、草野等批评家对作品中的新女性姿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给予了高度称赞。茅盾肯定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主题，他认为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旧礼教的叛逆者”，是“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d。就其创作技巧而言，批评家们肯定了丁玲率真的心理描写，认为她的创作有独特之处。草野认为小说对莎菲变态心理的描写是成功的，写出了环境对自由个性的压制，“只因她太刚直爽快，死也不受环境支配，所以才造成她这种矛盾的病态心理”e。毅真称赞：“这些率直的女性的心理的描写，真是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 f
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对个性精神的张扬，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等内容正是“五四”启蒙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茅盾、草野等人对小说主题、艺术技巧的肯定，表明他们的文学观念有着较为强烈的“五四”启蒙文学观念的痕迹。
192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形势日趋严峻，残酷的革命斗争需要更加激进的文艺作品为其服务，文学的启蒙主题被拯救民族危难的革命主题所冲淡，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政治革命话语和阶级斗争话语所淹没，渐渐退出了时代话语的前台。我们可以从当时批评界对丁玲的几部作品和丁玲本人的评价中窥视到这种变化。
钱谦吾批判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拼命追求肉欲的享乐，容易为感情所动摇，抱着“及时行乐”的意念把人生看得非常阴暗，评价《韦护》“是一部恋爱小说，与革命并没有怎样深切的关联”g。可以看出，钱谦吾对于丁玲作品的评价与“五四”同人们已有显著的差异。“五四”时期启蒙文学以“人”为中心，这个“人”既是理性的人也是感性的人，在强调用科学理性来摆脱封建蒙昧的禁锢同时，也尤为推崇在文学中张显个人的情感与个性，甚至对个体本能欲望的流露也给了一定的肯定，而钱谦吾则从革命斗争的角度呼唤文学要更多地为社会解放服务。
何丹仁与王淑明等人对丁玲及其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给予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与指责。何丹仁批评写作《梦轲》《莎菲女士的日记》时的丁玲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认为这些作品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h。王淑明也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充满着颓废色调，究其原因“一方面为其阶级的主观所限定，而另一方面却又茫漠于她那时代的社会当前事变”i。可见，何丹仁、王淑明等人都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创作应与时代相结合，为社会革命服务，批判超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观。
他们在批评丁玲早期作品及其思想的同时，对丁玲30年代创作的变化则充满欣喜与期待。钱谦吾在《丁玲的〈母亲〉》中评价道：“在《母亲》里，曼贞是不断的在发展，这发展，并不是脱离社会的超现实的发展，而是真实的和着时代的发展合致的向前进。”j何丹仁认为丁玲从《梦轲》到《田家冲》所走过的路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k。王淑明认为《水》是丁玲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作者由一向的从全体割离了的各个人的描写，而转向于群体的斗争描写”l。不难发现，何丹仁、王淑明等人对丁玲及其作品的评价表明他们不满于文学只表现“自己的园地”而与社会革命实践相疏离，强调文学应该融入时代的大洪流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
关键词：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接受史研究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的沉浮与新文学的兴衰紧密相连，与各个时段的主流文学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冬天，1928年2月发表于《小说月报》。《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出现就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与轰动，这是一部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作品：独具个性自由和叛逆意识的女主人公、大量充满着情感和欲望流露的内心独白、灵与肉的冲突中被撕裂的痛苦魂灵，这些特质使整篇小说散发着新时代的精神气息和价值追求。由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这种独特性，伴随着它的一直是无休止的争论。
一、20世纪30年代：在启蒙与革命之间
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价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方以茅盾和草野为代表，受“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肯定了作品反封建的思想性和独特的创作个性；一方以钱谦吾、何丹仁、王淑明为代表，受革命文学观念的影响，批判了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从他们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论以及对丁玲另外几部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文学观念在30年代的流变轨迹：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以“革命的文学”为旗帜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所取代。
在“五四”時期，启蒙主义文学观念是整个社会文学思潮的主流。启蒙文学观念是外源性理论话语，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理性意识和个体精神价值的推崇为基础。清末民初为塑造“新民”而诞生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运动”等文学革新运动已经有文学启蒙的意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意识的先河。从那时起，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开始注入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心田，人们开始强调文学对独立人格的培养、对国民精神的改造。胡适曾言：“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a如何塑造自由独立的人格呢？鲁迅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文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b。周作人更是直接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这个“人”，是个体的人，也是自由的“人”，更是普通的“人”，认为新的文学应当尊重个体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自由，关注底层大众的生存现实和生命价值。学者朱德发认为：“五四文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文学革命先驱深受人学思潮的影响而确立了真正现代型‘人的文学’观念。”c“人的文学”体现了“五四”时期强调思想启蒙、重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推动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标志着现代文学观念的成熟并形成强大的人本主义思潮。
这个时期文艺界对丁玲小说中叛逆和自由等因素的强调，也正是“五四”启蒙文学精神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诞生震惊了当时整个文坛，茅盾、草野等批评家对作品中的新女性姿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给予了高度称赞。茅盾肯定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主题，他认为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旧礼教的叛逆者”，是“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d。就其创作技巧而言，批评家们肯定了丁玲率真的心理描写，认为她的创作有独特之处。草野认为小说对莎菲变态心理的描写是成功的，写出了环境对自由个性的压制，“只因她太刚直爽快，死也不受环境支配，所以才造成她这种矛盾的病态心理”e。毅真称赞：“这些率直的女性的心理的描写，真是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 f
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对个性精神的张扬，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等内容正是“五四”启蒙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茅盾、草野等人对小说主题、艺术技巧的肯定，表明他们的文学观念有着较为强烈的“五四”启蒙文学观念的痕迹。
192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形势日趋严峻，残酷的革命斗争需要更加激进的文艺作品为其服务，文学的启蒙主题被拯救民族危难的革命主题所冲淡，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政治革命话语和阶级斗争话语所淹没，渐渐退出了时代话语的前台。我们可以从当时批评界对丁玲的几部作品和丁玲本人的评价中窥视到这种变化。
钱谦吾批判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拼命追求肉欲的享乐，容易为感情所动摇，抱着“及时行乐”的意念把人生看得非常阴暗，评价《韦护》“是一部恋爱小说，与革命并没有怎样深切的关联”g。可以看出，钱谦吾对于丁玲作品的评价与“五四”同人们已有显著的差异。“五四”时期启蒙文学以“人”为中心，这个“人”既是理性的人也是感性的人，在强调用科学理性来摆脱封建蒙昧的禁锢同时，也尤为推崇在文学中张显个人的情感与个性，甚至对个体本能欲望的流露也给了一定的肯定，而钱谦吾则从革命斗争的角度呼唤文学要更多地为社会解放服务。
何丹仁与王淑明等人对丁玲及其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给予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与指责。何丹仁批评写作《梦轲》《莎菲女士的日记》时的丁玲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认为这些作品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h。王淑明也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充满着颓废色调，究其原因“一方面为其阶级的主观所限定，而另一方面却又茫漠于她那时代的社会当前事变”i。可见，何丹仁、王淑明等人都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创作应与时代相结合，为社会革命服务，批判超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观。
他们在批评丁玲早期作品及其思想的同时，对丁玲30年代创作的变化则充满欣喜与期待。钱谦吾在《丁玲的〈母亲〉》中评价道：“在《母亲》里，曼贞是不断的在发展，这发展，并不是脱离社会的超现实的发展，而是真实的和着时代的发展合致的向前进。”j何丹仁认为丁玲从《梦轲》到《田家冲》所走过的路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k。王淑明认为《水》是丁玲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作者由一向的从全体割离了的各个人的描写，而转向于群体的斗争描写”l。不难发现，何丹仁、王淑明等人对丁玲及其作品的评价表明他们不满于文学只表现“自己的园地”而与社会革命实践相疏离，强调文学应该融入时代的大洪流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