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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立刻引起了世界关注，很多海外媒体都将它视为描绘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蓝图的重要文件。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处于大动荡的背景下，如何贴近海外受众的关切解读好这次规划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一规划又将给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实践带来怎样的变化，继而对世界产生哪些影响，是对外新闻传播工作者需要思考的议题。同时，怎样来讲述这些变化与影响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聚焦决策机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首个“五年规划”开始于1953年，脱胎于前苏联对经济的规划模式。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五年规划”已不再是单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更加强调中长期发展的规划性和战略性。世界上也很少有其他国家会像中国这样举全国之力、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征求意见，并在中央制定的总体规划引领下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区规划，强化落实。可以说，“五年规划”是中国在国家治理上的一个特色，它使政策变得更具延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如果把中央与地方规划综合起来看，这种从上到下的决策机制又有助于各级执行者把最高层国家治理的战略思维与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结合起来，激发具体实践中的创新。但是这项实践了半个多世纪的机制在大部分海外受众眼里还是比较陌生的，不少对华投资企业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对规划建议实施影响，包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内的行业组织还专门就中国的“五年规划”撰写政策说明，提示会员机构通过何种途径可以了解或推进关系到企业所在行业发展的政策新动向。《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报道特别留意到，有11位私企领袖应邀参与了中央的规划建议起草，并且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行业领军者都会更具“战略思维”意识。
从对外传播来看，如果我们能透过不同的案例，把“五年规划”的决策和落实机制讲清楚，那一定会帮助海外受众了解中共治国理政的思路和原则。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五大发展观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每一个观念如何落到实处，在政策推进上有哪些瓶颈要突破，可能带来怎样的改变，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仅停留在新政策、新目标上，而是深入挖掘政策目标制定背后的故事，那么，民主、开放、公平正义、利益共同体这些抽象概念的呈现就更容易与制度安排挂钩，我们的报道也更容易展示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在与西方进行话语体系对接的过程中，要把中国发展的故事讲深讲透，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精力在机制分析上，并以此回答我们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与不断的制度优化来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越具普遍性，与海外受众的关联度越高，我们对外解读中国的发展逻辑和中国道路的特色就越具说服力。
从深度上下功夫
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挑战和压力很大。海外媒体的传播方式总是以问题导向为主，习惯去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外报道对这种问题宜从解决方案和对策入手有所呼应。
以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为例。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元年，这一年，中国也将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贡献只有67%，不仅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76%的平均水平，而且在G20国家中位于倒数第二。中国能否在全球产业链上向更高端跃升，电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领域能否进一步开放都是海外关注的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与开放的发展理念，核心就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以及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巨变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增强发展的对外联动性。除了“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今年国务院又发布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以此来促进边疆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发展，这些新政策与人民币离岸中心、亚投行成立、自贸区谈判等一系列政策结合在一起，又会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产生新的影响。当前，对外报道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告别新闻一事一议的“短平快”化，深入挖掘某个新闻事实或某些新闻现象，把它们的影响条分缕析地说开去，使碎片化的信息得到梳理，做出趋势性的前瞻解读、发现新闻动态的厚度。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注意力”更加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当我们找到海外受众的关切点后就要尽可能把新闻写充分，如果仅是一事一议，以经济信息或者授权发布的形式呈现某个经济动态，那么我们的新闻生产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初级加工的层面，无异于将解读权拱手让给仍然占据优势的西方主流媒体。这就要求记者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很好的把握，同时还要具有很强的新闻采集力和材料综合能力。今年“两会”上，关于“十三五”规划文件的要义，不用几个小时就能传遍海外，但这并不是说相关报道就结束了，关于规划的落实更是报道的重中之重。对外报道就是要追踪和记录这个进程，在厚积薄发中以更犀利独到的眼光来讲述中国故事。
从国际视角看变革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城镇化需要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产业升级关系到产业工人的转型和教育培训观念的转换；二胎政策的推出将对人口结构和新一代儿童的集体性格产生影响；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需要养老、健康与医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行政体制改革与市场机制的优化意味着政府职能部门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将会树立起一套统一的行为规范，部门利益对政策制定的干扰必须被削弱；“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更有效的扶贫攻坚战和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来缩小地区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需要中国快速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背后既需要加强人与自然、人与人如何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建设，也需要有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升级的推动。“供给侧改革”的落实不仅涉及到过剩产能压缩、房地产去库存，也包含新经济产业的起飞。但是在解读这些变革时，我们需要融入更多国际视角，而不是就中国的变革叙说中国的变革。
比如说，中国的“互联网+”战略就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几年前，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还只是在亦步亦趋地跟踪欧美先驱，今天，包括YY语音、阿里巴巴在内的很多新兴互联网企业不仅实现了惊人的利润，而且为海外中小企业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中国的新经济人物已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他们的雄心和国际化视野都受到外界的关注。今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杭州举行，美国《赫芬顿邮报》刊发的一篇文章认为，没有其他地方比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部的所在地，更能感受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气息了。再比如，中国在迎战雾霾和温室气体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就被预测很可能会影响到全球传统原材料市场的需求走势。在农业领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会不会从身份变成一种职业，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如何推进，国内农产品市场如何与国际接轨，农业科技攻坚如何影响世界也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从目前的海外涉华报道来看，国际关联度最高的还是经济报道。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媒体报道的重点还是“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以目前的经济体量，中国的任何改革都将受到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密切关注。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网站上播发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一篇文章则把中国当前的经济挑战同美国“铁锈地带”查塔努加和匹兹堡等城市的转型相比，指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和加强教育促使高科技新型企业出现的关键。这些报道其实启发我们要跳出国内报道的束缚，多多进行横向的国际间比较，找出发展和挑战的共同性，这样报道才能贴近海外受众。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要努力做专家型记者编辑，加强专项调研，同时要不断学习，拓展视野。
聚焦决策机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首个“五年规划”开始于1953年，脱胎于前苏联对经济的规划模式。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五年规划”已不再是单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更加强调中长期发展的规划性和战略性。世界上也很少有其他国家会像中国这样举全国之力、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征求意见，并在中央制定的总体规划引领下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区规划，强化落实。可以说，“五年规划”是中国在国家治理上的一个特色，它使政策变得更具延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如果把中央与地方规划综合起来看，这种从上到下的决策机制又有助于各级执行者把最高层国家治理的战略思维与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结合起来，激发具体实践中的创新。但是这项实践了半个多世纪的机制在大部分海外受众眼里还是比较陌生的，不少对华投资企业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对规划建议实施影响，包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内的行业组织还专门就中国的“五年规划”撰写政策说明，提示会员机构通过何种途径可以了解或推进关系到企业所在行业发展的政策新动向。《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报道特别留意到，有11位私企领袖应邀参与了中央的规划建议起草，并且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行业领军者都会更具“战略思维”意识。
从对外传播来看，如果我们能透过不同的案例，把“五年规划”的决策和落实机制讲清楚，那一定会帮助海外受众了解中共治国理政的思路和原则。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五大发展观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每一个观念如何落到实处，在政策推进上有哪些瓶颈要突破，可能带来怎样的改变，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仅停留在新政策、新目标上，而是深入挖掘政策目标制定背后的故事，那么，民主、开放、公平正义、利益共同体这些抽象概念的呈现就更容易与制度安排挂钩，我们的报道也更容易展示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在与西方进行话语体系对接的过程中，要把中国发展的故事讲深讲透，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精力在机制分析上，并以此回答我们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与不断的制度优化来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越具普遍性，与海外受众的关联度越高，我们对外解读中国的发展逻辑和中国道路的特色就越具说服力。
从深度上下功夫
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挑战和压力很大。海外媒体的传播方式总是以问题导向为主，习惯去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外报道对这种问题宜从解决方案和对策入手有所呼应。
以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为例。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元年，这一年，中国也将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贡献只有67%，不仅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76%的平均水平，而且在G20国家中位于倒数第二。中国能否在全球产业链上向更高端跃升，电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领域能否进一步开放都是海外关注的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与开放的发展理念，核心就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以及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巨变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增强发展的对外联动性。除了“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今年国务院又发布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以此来促进边疆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发展，这些新政策与人民币离岸中心、亚投行成立、自贸区谈判等一系列政策结合在一起，又会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产生新的影响。当前，对外报道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告别新闻一事一议的“短平快”化，深入挖掘某个新闻事实或某些新闻现象，把它们的影响条分缕析地说开去，使碎片化的信息得到梳理，做出趋势性的前瞻解读、发现新闻动态的厚度。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注意力”更加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当我们找到海外受众的关切点后就要尽可能把新闻写充分，如果仅是一事一议，以经济信息或者授权发布的形式呈现某个经济动态，那么我们的新闻生产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初级加工的层面，无异于将解读权拱手让给仍然占据优势的西方主流媒体。这就要求记者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很好的把握，同时还要具有很强的新闻采集力和材料综合能力。今年“两会”上，关于“十三五”规划文件的要义，不用几个小时就能传遍海外，但这并不是说相关报道就结束了，关于规划的落实更是报道的重中之重。对外报道就是要追踪和记录这个进程，在厚积薄发中以更犀利独到的眼光来讲述中国故事。
从国际视角看变革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城镇化需要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产业升级关系到产业工人的转型和教育培训观念的转换；二胎政策的推出将对人口结构和新一代儿童的集体性格产生影响；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需要养老、健康与医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行政体制改革与市场机制的优化意味着政府职能部门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将会树立起一套统一的行为规范，部门利益对政策制定的干扰必须被削弱；“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更有效的扶贫攻坚战和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来缩小地区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需要中国快速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背后既需要加强人与自然、人与人如何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建设，也需要有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升级的推动。“供给侧改革”的落实不仅涉及到过剩产能压缩、房地产去库存，也包含新经济产业的起飞。但是在解读这些变革时，我们需要融入更多国际视角，而不是就中国的变革叙说中国的变革。
比如说，中国的“互联网+”战略就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几年前，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还只是在亦步亦趋地跟踪欧美先驱，今天，包括YY语音、阿里巴巴在内的很多新兴互联网企业不仅实现了惊人的利润，而且为海外中小企业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中国的新经济人物已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他们的雄心和国际化视野都受到外界的关注。今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杭州举行，美国《赫芬顿邮报》刊发的一篇文章认为，没有其他地方比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部的所在地，更能感受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气息了。再比如，中国在迎战雾霾和温室气体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就被预测很可能会影响到全球传统原材料市场的需求走势。在农业领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会不会从身份变成一种职业，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如何推进，国内农产品市场如何与国际接轨，农业科技攻坚如何影响世界也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从目前的海外涉华报道来看，国际关联度最高的还是经济报道。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媒体报道的重点还是“十三五”规划建议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以目前的经济体量，中国的任何改革都将受到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密切关注。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网站上播发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一篇文章则把中国当前的经济挑战同美国“铁锈地带”查塔努加和匹兹堡等城市的转型相比，指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和加强教育促使高科技新型企业出现的关键。这些报道其实启发我们要跳出国内报道的束缚，多多进行横向的国际间比较，找出发展和挑战的共同性，这样报道才能贴近海外受众。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要努力做专家型记者编辑，加强专项调研，同时要不断学习，拓展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