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为方法
　　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一九四九——一九六六）》（以下简称《革命/叙述》）一书的“导论”中，蔡翔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方法论自觉：“我需要探索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写’，因此，我努力在文学和社会政治之间构置一种互文的关系，这是我的方法论的设想……我在这里只能使用这样一种方法。”近三十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两次方法论上的转型，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九十年代的“再解读”研究思路，而后者所推崇的“文本细读”，似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主流。当历史同样被“文本化”时，尽管打破了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区隔，却也可能遮蔽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过程，反而未能实现文学批评充分的语境化。
　　在蔡翔的理解中，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重新进入历史的问题，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具体的则是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再解读”，都把“政治”视为一种压抑“现代性”的权力机制。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现代性”开始作为一个反思性范畴被广泛讨论，而“谁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则成为反思的出发点。针对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对“现代”的理解，汪晖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在这样的视野中，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逐渐形成了历史叙事学的自觉：既反对那种“纯文学”的审美自足性，亦不满于文本中心式的拆解策略，而是致力于将“当代文学”知识化和历史化，直面左翼政治的思想遗产，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重新确认历史批判的前提。但是，如何理解“反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在革命政治的语境中重建关于文学的历史叙述，“反现代的现代性”只是打开了新的问题视野，却一直未能形成系统有效的研究思路，更常常被误解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味推崇，或是对特殊性话语的民族主义式自守。
　　尽管蔡翔并没有超越“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前提，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能认为地方性的政治经验中不能生长出某种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革命中国’后来会加入到对世界的普遍性的争夺之中——哪怕这一争夺只是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这一争夺并不仅仅意味着‘地方’的政治经验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意味着如何构造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差异的世界图景，而我以为这正是‘革命中国’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思想遗产之一。”这种对普遍性与差异性的清醒把握，形成了《革命/叙述》一书复杂而审慎的历史态度与密集紧张的叙述风格，也提示了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即如何通过文学去表达普遍性原理与差异性经验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表达过程必然是政治性的。
　　首先是对于政治的重新理解。在蔡翔看来，那种对于政治和现代性的宽泛讨论导致了对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同质化处理，也无法回答革命的现代性问题。“重要的不只是某种命名，而是深入其中的分析和讨论。”当我们承认文学的政治性时，却很少有人认真去讨论这里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蔡翔则明确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在他看来，对于革命中国而言，与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之后的目标或理想的社会形态，不如说是一个多方博弈的政治过程，其间充满了矛盾与紧张。这令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表达:“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观念只有被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中才能够获得阐释现实的有效性。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赋予弱者的抗争以正义性，如何重塑新的主体，又如何解决革命之后新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主体危机，实际上正是一个不断想象并实践新的政治关系的过程。具体来说，这种新的政治关系既继承了现代政党政治与国家政治的遗产，也呼唤着大众参与的新型政治的出现；它必须一方面建立一种同质化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又将面临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挑战，更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形成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政治也是一种霸权的“文化”，它不能不直面那些驳杂而强大的历史记忆，同时也被深深地卷入与个体欲望之间的斗争，在暴力与协商中甚至于要求着自我的超克。
　　例如，蔡翔会关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他的处理中，“地方”从一个区域性的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权力规划与想象的场域，始终等待着被命名与被改造。尽管蔡翔将国家/政权视作一种“现代性知识”，但他始终强调这一现代性过程中斗争的复杂，包括国家/政权对传统乡村共同体的征用、改造与妥协，以及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话语视角下，地方/传统如何存在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这样一种讨论方式正是对于叙述差异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探索：承认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形式在中国的充分展开，同时又不满于套用诸如“想象的共同体”等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模型，而是通过对革命文学中时间/空间、传统/现代、伦理/政治、方言/国语等话语形式的分析，揭示了建基于“多质性的政治主体”之上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性认同，也暴露出了这一新的认同所遭遇的叙述困难与内在悖论。
　　社会主义同时也被放置于政党—国家的框架中讨论。“中国革命其实质乃是一种政治/政权革命，所谓‘井冈山道路’（‘武装割据’/‘根据地’）正显示了政党政治国家化的企图。”政党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塑造了权威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渗入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与运动中。然而蔡翔认为，与通常的政党扩张不同，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一种悖论性的历史实践：一方面，党以高度集中的权力领导革命运动，包括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但另一方面，群众广泛地参与政治，又是政党所提供的一种自我否定的形式。正是这样一种辩证运动的国家政治体系，决定了“十七年”的文学/文化想象不可能是“一体化”的格局。全能型的政党政治始终遭到“不断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同时又能够一直保持自身的领导权，建立了一套稳固的、富有竞争力的革命话语（“德性政治”）。蔡翔选择了“动员”这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核心政治符号来进入这个关于国家政治的问题。“动员”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政治模式”，在政党支配性政治与大众自发性政治之间进行协调，对“动员”模式的阐释，发现了干部、知识分子这些中介性符号的意义，进而超越那种官方与人民二元对立的僵化结构，更有效地呈现复杂的政治关系与文学想象的功能。
　　可以说，蔡翔采用了一种最困难的方式去讨论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政治。他拒绝对概念和观念进行本质性的描述，对于革命、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群众等重要范畴，坚持在问题构成与展开的过程中去讨论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进而突破既有的认识框架以达到对象的解放。《革命/叙述》一书中所讨论的关键词，如地方、动员、青年、英雄、劳动、工人、趣味等，既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修辞策略，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主要的矛盾范畴，它们被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视野中，互相缠绕反复呈现，由散落的症候性碎片组织成了历史叙述的动力。
　　“和十九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假设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当十九世纪的社会问题在今天重新上演时，我们如何能够再次从那些已有的——甚至已然失败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中获取资源？面对阿兰·巴丢所提出的问题，蔡翔的方式是，带着二十世纪的思想遗产，无论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回到十九世纪。他对于当代文学的讨论背后，是对整个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历史的思考。正如蔡翔自己所言，“当代文学六十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战场”，而他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考察同时在两个面向上开展：一方面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假设，另一方面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具体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思想遗产的一个组成，是对“革命理念（共产主义设想）不断回应的过程”，它的出现、展开或者失效，只有放在中国革命的总体性历史中才能够被有效阐释，而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也同样内在于革命的历史课题与话语谱系中。在《革命/叙述》里，“当代文学六十年”构成了基本的讨论视野，所以，蔡翔会格外关注社会主义文学实践中那些未完成的命题，以及克服自我危机的努力。这显示了一种与文学史经典化相反的研究驱力，把文学还原到其构成性的歷史语境中，强调它的不稳定与反制度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只能经由“政治”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