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赤峰道76号少帅府，会客室里临时支起的简易支架上，吊装起七幅立轴水墨画卷。稀松平常的花鸟、山水构图，在装潢考究的环境里，显得寡淡。凑近画幅细看，稚拙的笔触，盖不住画布上的斑斑霉迹，倒是落款处的题字，显出这些习作的来路不同寻常。
　　一幅常出自水墨初习者笔下的杏李压枝图，边上用娟瘦的小楷题了一行“三千结实之累”；一幅双禽图，颇不合常情地写着“你使我心里快乐”；而一幅巉岩立孤松的卷轴，更是题写着“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湮灭”，这些化用福音的题词下面，都落了同一个名字“绮霞”。
　　“绮霞”是赵一荻的字，她更为人熟知的称谓，是“赵四小姐”，就是那段被后世一再演绎的梨花海棠之恋的女主人公。
　　如今这些品相参差的字画，经张学良的族侄张闾实从散落在港台、加州的亲友手里收集起来，首次以展览形式公之于众。而当年题画下这些山水、画鸟时的赵四，已与她的爱侣“少帅”张学良在台湾阳明山幽禁之中，双双皈依了基督教。
　　蒋介石生前最后一趟与张学良同桌用膳，有备而来地抛出一份秘件，当着一桌食客的面就读开了，“汉卿，这是周恩来的纪念谈话，‘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
　　闻此，已是一只耳聋、一只耳背的张学良，在赵四照料下，仍是顾自低头吞咽芋头，“现在我除了读读《圣经》，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了”。

重提画笔

　　“东北王”张作霖生前明媒正娶了六个老婆，失东北后，第五个老婆“寿夫人”一支香火延续，率族人从沈阳经由天津一路逃到台北。张学良和赵四在1960年代落脚台北附近的北投复兴岗之前，已经三番四次地转徙岛内，被迫变更软禁之所。
　　五弟、六弟为寿夫人所出，但比起长兄张学良来，年龄上却小了一辈。1960年代，到访五弟张学森在台北的家中，在他膝下孩孙们的嘴里，张学良已被叫成“大爷”，而赵四小姐则被呼作“大妈”。
　　六弟的独子张闾实，清晰地记得，台北的族人相聚，每次都隔着在客厅里放哨的便衣，难言旧事；反倒是在北投住所附近一栋门前栽种着梅花的木屋里，张学良夫妇和几位都到了耄蓍之年的故人，由着性子玩得兴逸湍飞。这个自号“三张一王转转会”的小圈子，“三张”指得是张学良、张大千外，还有国民党的元老张群。
　　张大千和赵四之前就有一段师徒情谊。早在1928年，赵一荻跟随张学良前往沈阳居住，在当时沈阳知名的画社“湖社”学画，而“湖社”中就有齐白石、陈师曾、黄宾虹以及张大千等人。这段时光因被“九一八”事变打断而告结束。
　　不想半个世纪后，在张大千的寓所摩耶精舍，赵四重又提起笔。她笔下的芦苇萧萧，颇得孤寂之气；而在岩石间几抹云彩，则又罩着难言之隐。
　　而在刚到台湾时，外面的政治环境诡谲，张学良夫妇险些被遗忘在深山。
　　1953年移居高雄之前，他们曾短暂寓居在清泉的一处别墅。那年秋天的葛乐礼台风，疯狂地袭击了这块群山环绕中的盆地。台风过后，赵四发现原来深陷在河岸之下的河床，在一夜之间滚落下数不清的大石块，塞满了往日流动的小河。他们原来居住的小木楼，被死死压在下面。
　　最险恶的一次是在1946年“二二八”事变后，看守部队因一个多月都没粮食及补给运送进山，就把唯一的进山道路“桃山隧道”整个封闭，静观外面的局势再做决定。幸而附近原住民将山中打猎补获的野味和自种的地瓜送进张学良软禁处所，才让他们撑到了事件结束。
　　张闾实从赵四后来所作的山水画中，看到了巉岩间的险恶之气，认为“跟他们当时的幽禁生活有某种关联。”但从画幅边的题词来看，赵四的基督信仰在渡过劫难后变得越发虔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甚至用“赵多加”的化名发行了两个教义小册子。
　　每逢春节到张学良的居所过年，是那时候台湾张家人的习惯。
　　在张闾实印象里，每次进出门禁森严的“大爷大妈”的住所，都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住所的林中栽种了茶花、杜鹃、桂花及兰花，假山旁有水池里，有鲤鱼和金鱼游动。直通厨房后门的，是利用池塘旁车道，特意开凿出一个小型射箭场。
　　赵四小姐总会在这时备下一手西餐，从英式烤肉、通心粉到马铃薯色拉、烫青菜，口味正宗，但菜式变化不大。过年的红包更是二十年没变，一直都是200元。“大爷大妈”对于外面世界的改变，已一点概念也没有。
　　在张家例行的节日聚餐上，甜鲜的粤菜或者韩国烤肉成了主流的口味，没有人再惦念东北菜。年纪老迈的“大爷大妈”在家人眼中，也变得越来越任性。“大家互送的节日礼物，大妈都是当场就拆，有些还当场转送”。
　　而大妈随手转赠亲友的礼物中，不乏她在禁中的画作，有些甚至来不及成为完整的作品。“只要听到别人说喜欢，便送给对方，她对自己的画作，似乎从来没把它们当回事”。

巡展

　　到了八十年代，赵四的画笔渐渐搁置了下来。李登辉的上台，让对张学良夫妇的看管进一步放宽。赵四的独子、也就是张闾实唤作“五哥”的张闾琳，也时常在旧金山和台北之间往返，探望禁中的老人。

　　在五弟家几个子女的运作下，张学良夫妇开始筹划前往美国安度余生。当时不过月入四五万新台币的张学良，在另一个侄女的一再劝说下，同意拍卖早年的私人藏品，包括徐渭的《葡萄图》、陈洪绶的《莲花鸳鸯图》等名家真迹。
　　在军中服役度过了成年礼的张闾实，此时已操起新闻业的营生。有一次在菲律宾做旅游采访，遇到台湾《典藏杂志》总编辑，才得知“大爷”所有的收藏都拍卖了。他压不下心中的疑窦，“这些收藏是大爷的珍爱，我们以前想看都无法看到。现今全卖了一定有原因，我们没看到大爷的儿子（指张闾琳）回来处理，又是为什么？”
　　在他印象中，全家人最后一次相聚就在“大爷大妈最后在台北富都饭店切完生日蛋糕之后”。那几年有许多人想要拜访“少帅”，亲戚间的聚会也少了，唯独五大爷的三个女儿都围着大爷打转，让张闾实自认不便去探望大爷。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七八年，张学良和赵四离开了台湾幽禁地，台湾的张氏族人在一波波的返乡热潮中却颠沛四方。在张学良夫妇散尽的私藏里，张闾实一家所得仅仅是“妈妈从大爷家的窗台上抱回的一盆兰花”。如今他从散居各地的亲友手中重新收集的赵四画作，他自陈价值达到平均每幅300万元。
　　在少帅府的观光客散去后，张闾实把七个卷轴打包在塑料提兜里。结束了在天津的小规模巡展，他计划将赵四的画展南下推向上海，“那也是赵四和张学良情感的路线图”。张闾实自2007年踏上漫漫回乡归途，循着张家人当年发迹的路径，由关外而关内，可谓煞费苦心。
　　他还记得上世纪末族人在台北聚餐时，“大妈看到我们一家也慢慢好转起来时，不是很高兴，问到，‘你们是不是拿着张家的名义在外做事呢？’我母亲回答：我们这一家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