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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的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为中国抗日战争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江桥首战雪军耻振国威,声蜚中外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30多万的东北军警大部分不战而退或投降,致使日寇在旬日内占领辽、吉两省大片国土。当日本侵略者图谋侵占黑龙江省之际,马占山毅然冲破禁锢,率部组织江桥抗战,这是东北爱国军队自动奋起抗日的伟大壮举。江桥之战,以黑龙江省数旅之军抗击日寇半月,用事实粉碎了蒋介石的“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1]的恐日谎言,使那些恪守不抵抗政策信条和盲目执行这一政策的国民党将领不能不为之震动。因而,在国民党营垒内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的:“马占山在东北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江桥之战为国民党军队树立一面违命抗日的旗帜。从此,国民党将领中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不顾蒋介石的禁令,高举抗日大旗,走上抗日道路。著名的国民党将领蔡廷锴为江桥抗战所鼓舞,立即召集19路军各级将领秘密协商,表示“愿率彼健儿赴东北一拼”,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嫩江桥一役,马部抵抗数日,倭寇不能长驱直入黑龙江,全国人心格外兴奋”[2]。他虽未来东北,却领导了上海“一.二八抗战”,杀向抗日疆场。此后,还有东北军旅长赵毅率部进行的双城阻击战和李杜组织的哈尔滨保卫战,以及后来的29路军的长城抗战,傅作义的绥远抗战和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可以说都是江桥抗战的继续和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有20万军队和10万警察,中国有几百万军队,却让日寇如入无人之地,大好河山沦为敌手,这是中国军队的奇耻大辱。外国人曾讥讽“中国为无武器之国家,虽养二百万兵,只等于乌合之众”。甚至有的公然宣称:“中国人及世界人类中最缺乏军人资格者,何敢遽尔言哉!”中国人民面对此“极端侮辱之语,无不目眦尽裂”。江桥抗战,塞外孤军,誓死奋战,屡挫强敌,为国杀贼,充分表现中国军人之大无畏精神,“顿使被人讽为缺乏军人资格的中国民族,放出异彩”[3],一雪中国军人之耻。正因为如此,江桥抗战得到许多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和声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发电慰问,表示支持的就有警卫军第1师、陆军第3师、新编第6师、骑兵第2师等20多个师的单位。他们一致称赞江桥之战“壮我军威”、“为民族伸大意”、“为国家争存亡”、“树汗马之丰功”、“雪民族之奇耻”。至于国人慰电和信,更如雪片飞来,齐声赞誉。如“为民族争人格,义勇薄云,举国威泣”、“振军卫国,九族增光,奋勇杀敌,中外同钦”[4]、“孤军杀敌,薄海内外,仰若泰山”、“奋起杀贼,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世界人类争正义”等等。江桥抗战对国外的震动也极大,尤其是《每日邮报》和《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访问马占山后,对江桥抗战大为赞赏。欧美报刊纷纷报导。美国的《世界新闻》、《纽约晚报》;英国的《先驱报》、《字林西报》、《泰晤士报》;法国的《法文时报》;德国的《江户报》;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等,都对江桥抗战进行报道和评论。其他国家的一些报纸也都有报道江桥抗战事绩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罪恶活动。[5]
二、江桥首战歼大量日伪军,沉重打击侵略气焰。
日本侵略者图占黑龙江省原以为也会像辽、吉两省那样,垂手可得。然而,江桥之战,却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使其士气大挫。江桥抗战对日军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政治方面。当日军在初战时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关东军司令部于11月10日向参谋本部求援说:“我军目前在军事上面临着空前的困境”, “从维护全军名誉这自卫立场出发”,“饮泣要求增派兵力”[6]。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哀叹:“现在北满方面的事态,特别要看黑龙江省军的态度,帝国在北满的威信,与向嫩江方面出兵以前相比,有显著下降之感”[7]。俘掳之日军都承认“中国人真厉害!”[8]。江桥抗战给日军的打击,使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都感到束手无策,他不得不承认“……驱逐马占山及满洲一切反帝国匪军,此问题为最重要亦为最难解决者。如以兵力压迫,则此匪军策画异常,战争勇猛,加以地势详知,耐苦耐寒,以区区之关东军,为数不逾十万名,征灭实大难事,……强思再三,无有良法”[9]。江桥抗战,使日军死伤惨重。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事变以来最大的死伤”[10]。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江桥之战中死、伤、冻伤、俘约5000余人,伪军约5000余人。仅11月18日,由于严寒和强风,日军“冻伤者约千人”。本庄繁在1931年12月10日给日本天皇的奏文中哀叹:“齐齐哈尔、昴昴溪附近战斗,多数冻伤实为遗撼。此次战斗,千余将士战死,伤者、冻伤者甚多”[11]。
江桥抗战打乱了日本侵华的计划。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可一世的叫嚣“对中国领土,可于三个月内完全占领”[12]。可是,江桥一役却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棒,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使日军严重受阻。日军原本一举占领黑龙江省,可是在江桥之战遭到严重打击后,虽占领了省会齐齐哈尔,却不敢继续北进追击马占山之部队,反而西出转攻锦州。日本政府自己也承认,江桥一战使他们“不仅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而且对满蒙问题的解决以及我整个对华关系,恐怕都会带来很大妨害”[13]。江桥抗战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的进程,直接推迟了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当时的《国际协报》发表评论说:“仅一黑龙江省赖军事当局数人之力,得以不堕。……致使日人支配下之所谓东北新政权者,亦终未能成立,其对我东北之满蒙政策,亦终未得完成,……将来纵因力不能敌,终归失败,其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亦终有不能磨灭湮没者也”[14]。
三、江桥首战振奋民族精神,促使抗日救亡运动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听到的尽是日寇杀人越货,中国军队投降缴械,丢城失地的消息,人们处在悲愤的生活之中。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日第一枪,以装备不良数旅之军敢敌装备精良、倾全国之力的日军,使之死伤惨重,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因而,使民族精神为之一振,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江桥抗战激发了为国杀敌的战斗精神。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和教师纷纷通电要求北上抗日,请缨杀敌。11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600余人停课一天,整队赴顺承王府要求张学良出来接见,呈递抗日请愿书。他们提出:“武力捍卫国土收回失地,发枪给学生,严惩卖国奸党”等五项要求。接着,北平师生纷纷组织起来,强烈要求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失地,支持马占山抗日。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法学院教职员、农学院教职员,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下令全国总动员,对日军决一死战,以保持我国家之尊严,民族之人格”。更有感人者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痛愤国难,全家绝食”,以示抗议。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救国会师生提出:“当横枪跃马,效命疆场,以马革裹尸之决心,立还我山河之宏愿”,支持抗日斗争[15]。12月4日,北平学生组织数千人南下请愿。上海大中学校万余师生于12月24日组织请愿兵团,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南京大、中、小各校全体师生共有万余人,呈递请愿书,提出:“请令国府动员,实力援助马占山”等十点要求。此外,在杭州、广州、太原、济南、汉口、武昌、徐州、厦门、南昌等地的爱国学生都有同样的行动。关内各地青年学生和爱国同胞,纷纷组织“援马团”、“义勇军”派往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首先是上海爱国青年,自动组织多起北上“援马抗日团”。接着,广州、长沙、武汉等地,也都纷纷组织“援马团”、“义勇军”声援马占山抗战[16]。
一、江桥首战雪军耻振国威,声蜚中外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30多万的东北军警大部分不战而退或投降,致使日寇在旬日内占领辽、吉两省大片国土。当日本侵略者图谋侵占黑龙江省之际,马占山毅然冲破禁锢,率部组织江桥抗战,这是东北爱国军队自动奋起抗日的伟大壮举。江桥之战,以黑龙江省数旅之军抗击日寇半月,用事实粉碎了蒋介石的“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1]的恐日谎言,使那些恪守不抵抗政策信条和盲目执行这一政策的国民党将领不能不为之震动。因而,在国民党营垒内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的:“马占山在东北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江桥之战为国民党军队树立一面违命抗日的旗帜。从此,国民党将领中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不顾蒋介石的禁令,高举抗日大旗,走上抗日道路。著名的国民党将领蔡廷锴为江桥抗战所鼓舞,立即召集19路军各级将领秘密协商,表示“愿率彼健儿赴东北一拼”,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嫩江桥一役,马部抵抗数日,倭寇不能长驱直入黑龙江,全国人心格外兴奋”[2]。他虽未来东北,却领导了上海“一.二八抗战”,杀向抗日疆场。此后,还有东北军旅长赵毅率部进行的双城阻击战和李杜组织的哈尔滨保卫战,以及后来的29路军的长城抗战,傅作义的绥远抗战和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可以说都是江桥抗战的继续和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有20万军队和10万警察,中国有几百万军队,却让日寇如入无人之地,大好河山沦为敌手,这是中国军队的奇耻大辱。外国人曾讥讽“中国为无武器之国家,虽养二百万兵,只等于乌合之众”。甚至有的公然宣称:“中国人及世界人类中最缺乏军人资格者,何敢遽尔言哉!”中国人民面对此“极端侮辱之语,无不目眦尽裂”。江桥抗战,塞外孤军,誓死奋战,屡挫强敌,为国杀贼,充分表现中国军人之大无畏精神,“顿使被人讽为缺乏军人资格的中国民族,放出异彩”[3],一雪中国军人之耻。正因为如此,江桥抗战得到许多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和声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发电慰问,表示支持的就有警卫军第1师、陆军第3师、新编第6师、骑兵第2师等20多个师的单位。他们一致称赞江桥之战“壮我军威”、“为民族伸大意”、“为国家争存亡”、“树汗马之丰功”、“雪民族之奇耻”。至于国人慰电和信,更如雪片飞来,齐声赞誉。如“为民族争人格,义勇薄云,举国威泣”、“振军卫国,九族增光,奋勇杀敌,中外同钦”[4]、“孤军杀敌,薄海内外,仰若泰山”、“奋起杀贼,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世界人类争正义”等等。江桥抗战对国外的震动也极大,尤其是《每日邮报》和《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访问马占山后,对江桥抗战大为赞赏。欧美报刊纷纷报导。美国的《世界新闻》、《纽约晚报》;英国的《先驱报》、《字林西报》、《泰晤士报》;法国的《法文时报》;德国的《江户报》;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等,都对江桥抗战进行报道和评论。其他国家的一些报纸也都有报道江桥抗战事绩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罪恶活动。[5]
二、江桥首战歼大量日伪军,沉重打击侵略气焰。
日本侵略者图占黑龙江省原以为也会像辽、吉两省那样,垂手可得。然而,江桥之战,却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使其士气大挫。江桥抗战对日军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政治方面。当日军在初战时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关东军司令部于11月10日向参谋本部求援说:“我军目前在军事上面临着空前的困境”, “从维护全军名誉这自卫立场出发”,“饮泣要求增派兵力”[6]。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哀叹:“现在北满方面的事态,特别要看黑龙江省军的态度,帝国在北满的威信,与向嫩江方面出兵以前相比,有显著下降之感”[7]。俘掳之日军都承认“中国人真厉害!”[8]。江桥抗战给日军的打击,使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都感到束手无策,他不得不承认“……驱逐马占山及满洲一切反帝国匪军,此问题为最重要亦为最难解决者。如以兵力压迫,则此匪军策画异常,战争勇猛,加以地势详知,耐苦耐寒,以区区之关东军,为数不逾十万名,征灭实大难事,……强思再三,无有良法”[9]。江桥抗战,使日军死伤惨重。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事变以来最大的死伤”[10]。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江桥之战中死、伤、冻伤、俘约5000余人,伪军约5000余人。仅11月18日,由于严寒和强风,日军“冻伤者约千人”。本庄繁在1931年12月10日给日本天皇的奏文中哀叹:“齐齐哈尔、昴昴溪附近战斗,多数冻伤实为遗撼。此次战斗,千余将士战死,伤者、冻伤者甚多”[11]。
江桥抗战打乱了日本侵华的计划。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可一世的叫嚣“对中国领土,可于三个月内完全占领”[12]。可是,江桥一役却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棒,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使日军严重受阻。日军原本一举占领黑龙江省,可是在江桥之战遭到严重打击后,虽占领了省会齐齐哈尔,却不敢继续北进追击马占山之部队,反而西出转攻锦州。日本政府自己也承认,江桥一战使他们“不仅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而且对满蒙问题的解决以及我整个对华关系,恐怕都会带来很大妨害”[13]。江桥抗战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的进程,直接推迟了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当时的《国际协报》发表评论说:“仅一黑龙江省赖军事当局数人之力,得以不堕。……致使日人支配下之所谓东北新政权者,亦终未能成立,其对我东北之满蒙政策,亦终未得完成,……将来纵因力不能敌,终归失败,其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亦终有不能磨灭湮没者也”[14]。
三、江桥首战振奋民族精神,促使抗日救亡运动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听到的尽是日寇杀人越货,中国军队投降缴械,丢城失地的消息,人们处在悲愤的生活之中。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日第一枪,以装备不良数旅之军敢敌装备精良、倾全国之力的日军,使之死伤惨重,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因而,使民族精神为之一振,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江桥抗战激发了为国杀敌的战斗精神。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和教师纷纷通电要求北上抗日,请缨杀敌。11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600余人停课一天,整队赴顺承王府要求张学良出来接见,呈递抗日请愿书。他们提出:“武力捍卫国土收回失地,发枪给学生,严惩卖国奸党”等五项要求。接着,北平师生纷纷组织起来,强烈要求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失地,支持马占山抗日。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法学院教职员、农学院教职员,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下令全国总动员,对日军决一死战,以保持我国家之尊严,民族之人格”。更有感人者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痛愤国难,全家绝食”,以示抗议。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救国会师生提出:“当横枪跃马,效命疆场,以马革裹尸之决心,立还我山河之宏愿”,支持抗日斗争[15]。12月4日,北平学生组织数千人南下请愿。上海大中学校万余师生于12月24日组织请愿兵团,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南京大、中、小各校全体师生共有万余人,呈递请愿书,提出:“请令国府动员,实力援助马占山”等十点要求。此外,在杭州、广州、太原、济南、汉口、武昌、徐州、厦门、南昌等地的爱国学生都有同样的行动。关内各地青年学生和爱国同胞,纷纷组织“援马团”、“义勇军”派往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首先是上海爱国青年,自动组织多起北上“援马抗日团”。接着,广州、长沙、武汉等地,也都纷纷组织“援马团”、“义勇军”声援马占山抗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