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下定决心研究家务移工是因为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博时受的一个刺激：
　　那是1999年一个夏天的午后，她扛着一篮脏衣服走在芝加哥街头，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从她身边经过，没头没脑地丢来一个问题：“你有认识的人可以来当我妈的看护吗？”她瞠目结舌，无法在脑中将这一串英文转译成有意义的问题。
　　扛着洗衣篮，她站在白花花的阳光下，困惑慢慢蒸发成愤怒。优势族群看见深色皮肤，就以为看见了奴隶的脚镣与打工仔的漂泊灵魂。这个刺激告诉她，作为一个少数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劳工，是菲佣在台湾，也是自己在美国。
　　7年后，《跨国灰姑娘：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英文版问世，蓝佩嘉在书里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以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人物周刊：在外籍佣工的输出国，当地如何看待女性从事这份工作？对未婚女性和已婚母亲的态度有没有区别？
　　蓝佩嘉：在菲律宾、印尼的村落，判断一户家里有没有孩子出国打工，看房子的装修就知道。当地民众对待移工有羡慕，只有移工才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国赚钱，体验不同的世界。然而，家务工并不是一份地位特别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贱的工作，尤其女性在雇主家里打工面临被性骚扰的风险。未婚女性可能会背负不贞洁的污名，已婚女性受到的质疑可能是你离开小孩，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人物周刊：童话里，灰姑娘和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实中的跨国灰姑娘呢？
　　蓝佩嘉：不同移工之间的差异很大。有些人的结局不那么幸福美好，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甚至不幸被性骚扰、被虐待。不幸也可能来自母国家庭，长期离开家庭、离开小孩，可能造成婚姻、亲子关系的疏离、破裂，这些都是负面的经验。也有很多人获得的经验是正面的，包括赚到钱、盖了房子、脱离贫穷、买了田地。更有人依靠出国实现经济独立，脱离了原本不理想的婚姻，展开一段新的人生。
　　人物周刊：菲律宾为何留不住高素质的女性？
　　蓝佩嘉：很多菲律宾移工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可以留在母国做一个护士、老师，赚的钱非常有限，出国意味着等待她们的无非是看护工、家政服务员几个有限的选择。其实多数人面对的也是同样的状况——选择是少的，唯有选一个自己认为似乎比较好的。
　　家务移工的特别之处在于命运的反讽。没有人会立志一辈子做女佣，都期待短暂的打工可以换回更多的钱，回家，或是去加拿大移民等等。但很多人的状况是，即使拿到了绿卡，可以不再做女佣了，工作上仍然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或者像我书里提到的，很多人出国帮佣的目标是让小孩念私立学校，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实现向上的阶级流动，过更好的生活，结果却很可能是下一代也踏上了跟妈妈同样的道路。
　　人物周刊：台湾的外劳政策近年有何变化？
　　蓝佩嘉：整体而言当然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跟十年前相比改善在于对外劳人权的保护。虽然外劳结构性的地位没有太大的变化，她们在台湾不可能取得永久居留权，转换雇主也不是那么容易，大部分还是在付高于法律规定的中介费，但在公共教育的层面有进步。我举个例子，外劳放假时会在台北火车站聚会，早期台北火车站很反对，用“红龙”在大厅区隔出一块，禁止外劳进入这个空间。后来发生了一些冲突，有一些团体抗议，也引起很多社会讨论，到了今年台北火车站干脆开放空间协助印尼外劳举办节庆。进步不是从天而降或由上而下发生，而是大家慢慢认识到外劳人权保护的重要性。
　　人物周刊：在公共空间聚集是长久之计吗？
　　蓝佩嘉：因为她们是没有家、没有私人空间的人，对她们来说私人空间就必须是公共空间。更理想的状况是城市里有专门为她们提供的公共空间，事实上台北市政府也曾经想过提供外劳活动中心，问题是它们往往设在对外劳来说相当偏远的地方，这是不合理的安排。所以在公共空间聚集也许不是最好的安排，但确实是从她们的生活中有机生发出的。
　　人物周刊：“家务工作女性化与私有化”的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灰姑娘”的地位有提高的可能吗？
　　蓝佩嘉：再强大的意识形态都是有可能改变的。过去普遍认为外佣是用来填补照顾和家务的缺口，就是在巩固这种意识形态，今天台湾有很多人在推替代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假如家政服务员是钟点工加契约保障的形式，工资相对来说比较高，这种安排就可能改变对家务工的看法。当我们需要找有证照的、上过课的、接受过训练的保姆，我们就认同这是一份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对于改变，我并不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