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六年一期，载《明暗之间》长文。其中提到扬州师院教师许逸民于“文革”中冤死狱中。读后有一丝惨痛的欣慰：“文革”中冤死的千千万万之人，除了头面人物和奇特事例中的个别普通人物见诸文字报道外，其他无数渺小的冤魂，有几个能有在报刊上被提名的机遇以鸣其冤呢？
　　我从一九六九年年底，放逐于某县农村，旋被县委召去编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搞政治运动的专业队，受命管专案。大约是在一九七一年秋冬之际，我们队部收到一份上级机关专案部门编印的侦破大案、要案的介绍经验的案例专辑，包括人命大案。这本专辑，对我们小小的县级宣传队队员，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当我看到许逸民案例时，触目惊心，不理解一个高校教师何以会用幼稚、卑劣的手段去进行“反革命活动”？那简略的案情，我至今尚能清楚地记得：
　　一个学生向图书馆借回一本研究李白的书，发现里面写上极端反动的、恶毒攻击污蔑伟大领袖的语句。是谁写的呢？有几个学生共同研究。其中一个说，这字好像一个老师的笔迹。后来共同认证，是许逸民的笔迹。于是就将许逸民揪出来审讯、批斗。接着描写许逸民的种种“丑态”：忽而坦白，忽而翻供；忽而装疯，忽而装死，包括双手抱头、面如死灰地说：“我怕！我怕！”等等场景。终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震慑下，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于是，冤狱炼成。
　　我不知许逸民如何冤死狱中的。听说他罹难时，经常被用绳子牵着，到各校去“游斗”。听说他后来平反了。又听说此人所遗家室境况凄凉。还听说此君为人诚笃，非如口无关防、遇叭儿即嗤之以鼻、遇豺狼即怒目而视的人物之易招祸也。
　　二十五年前所见介绍许逸民的案例，只因敬服它的权威性，故不遑琢磨提出几个“为什么”。今据回忆所及，并据办案的起码常识，对那介绍案例材料，至少可提出四大疑点：(一)许是历史专业教师，此项专业，没有或极少学生作业批改，某学生何以能记识许老师的笔迹？(二)没有提出许逸民曾向师院图书馆借阅那本研究李白之书的证明。师生员工借书，必得填卡或填表或登记手册，决无不办手续而借书者。(三)确认是许的笔迹，必须来自公安部门鉴定笔迹技术专家的权威结论，而非其他人的认证。(四)说那书上写的“反动语句”是“恶攻”，未提出法律依据，未经政法部门的权威认定。
　　可见，许逸民的冤案，要比索尔仁尼琴的《走廊上的法律》所写的冤案，更加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