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很麻烦的动物，如果自己运气不好或人生倒霉，多数人都不会省思自己，而是找个最廉价的理由，全都赖给这个理由，通常已不会再讲话的祖宗最容易成为箭靶，这也是俗话谈的“子孙不肖，祸延祖宗”的另一层意义。
　　近代中国，从晚清开始，100多年，由于国家积弱，内忧外患，孔老夫子和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即成了最廉价的箭靶。外国列强为了合理化它们的恃强凌弱，而制造出一套说词，宣称中国文化低劣，孔老夫子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祖先崇拜及保守落伍，甚至中国人的方块字也都成了民智落后的罪魁祸首。话语关系取决于实力关系，当外国强盛的老大哥都如此说，如果我们还讲孔子及中国文化岂不成了精神上的又和团?于是从民国以来，孔子即成了代罪的羔羊，“打倒孔家店”成了充满救赎心态浪漫热情的读书人之口号。前几年甚至有人还把长城黄河当成替罪羔羊，认为长城黄河是封闭落伍的记号。
　　这种怪祖宗的现象，如果用理论的说法，就是“思想的被殖民化”，在台湾它以“全盘西化论”为标志，在大陆则以“批孔”为主轴，本质上都是中西由于权力关系不对等所造成的价值与判断之扭曲和自我否定自我虐待。以前我在求学时，整个时代风尚都是这种“打倒文化偶像”(Iconodasm)的氛围，孔子只是摆在那里聊备一格的神主牌位而已。只有中国，近年来在权力关系上已和西方渐趋对等，始重新替孔子找回他已失落的位子，由“孔子学院”到最近的孔子塑像进入天安门广场。孔子无言，他的浮沉所说的故事都非关他自己，而是中国在世界上权力关系位置的起伏而已。
　　今天的人由于时代的升沉起伏而早生华发，当白发渐多，或许才会知道，每个国家那千锤百炼好几个千年，难以简单概括的文化，才是人们精神得以安顿之家乡。文化是认同，是生活方式，是沉淀在社会底处的习惯，这些元素会被凝聚在某几个标志型的人物身上，孔子就是这样的象征。但现代人也知道，国家有兴衰起伏，每一代的人都要自我努力，将兴衰起伏的责任推给祖先，那的确是种大不敬。这也是18世纪英国人认为“文化”这种说法太不准确，因而不用这个概念的原因，后来是德国人用这个概念来创造认同并影响到别国，英国人直至19世纪才勉强同意用“文化”这个概念谈问题。
　　由“文化”这个名词和概念的发生学，它其实也提示了我们，用简单的“文化”及文化象征人物谈问题虽无不可，但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分际，动辄把祖宗当成倒霉时代的廉价箭靶当然是忘本不敬，但若把祖宗抬出来合理化自己的得意，也同样不该。
　　我自己有个人生态度，永远感念我的祖先，但自己不敢忘努力，生怕我的不努力甚至做错事，会侮辱到祖先，害他们死后还会被子孙拖累。我写过文章感谢我那个不识字的母亲和只读过小学的父亲，我相信感恩与努力乃是做子孙的人应有的态度。基于同理，对那个更大的文化母亲，做文化子孙的我们更要努力不忘本，子孙只有透过重新解释祖宗，才是回报及光显祖宗的唯一方法。由孔子的百年浮沉，现在应该到了我们重新解释赋予孔子新义的时候了。
　　小时候求学时代，台湾“全盘西化论”当道，人们不屑读中国书，凡谈中国文化的多半否定在先，甚至谈中国国有艺术的也认为中国绘画没有透视法故而落后，中国管弦乐的管孔及弦丝较少，故表达差等。后来我读到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我才恍然有所感，中国读书人近百年来对祖宗太过刻薄，太不慷慨了。后来又读到日本近代作曲太师武滿彻的访谈回忆更有感触，武满彻说他早年只要看到尺八都觉得低劣自卑，可见看不起文化祖宗举世皆然。西方人会把老古董耶稣，苏格拉底，荷马翻来覆去重新解释几千年，透过解释而成为传统，所有的传统都是后代子孙透过不断解释与创新而被发明出来的。对孔子和中国文化，亦应如是观。孔子百年浮沉，倒霉如此之久。孔老夫子天若有知，必当百感交集，而我们做子孙的对他的百感交集，恐怕更应对自己要有不同的感触与觉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