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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和铁生成为挚友要从插队说起。1969年1月，我们同时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他在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我被分在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刚到陕北不久就赶上过年，我闲不住就来到了关家庄，看望那里的同学。
我和铁生虽然都在清华附中念书，但并不熟悉，从那时起才算是正式认识了。晚上男知青聚在窑洞里，唯一的消遣就是抽烟聊大天，聊得兴奋，烟抽得也勤，把所有的烟都抽光了，仍觉得意犹未尽。出来上厕所时我还念叨要是谁那儿还有烟就好了。这时刚巧碰见铁生，他跟我说，我这儿还有两根，给你一根。其实我那时和他还没完全混熟，但觉得铁生这人够哥们儿。
之后听铁生说，来陕北不久就犯了腰痛病，中间还回北京治了一次，好了一些。村里照顾他，让他喂牛，不用上山受苦。喂牛这营生是个细活，人要勤快。铁生每天很早就把牛带出村子，天黑才回来，带点儿干粮，就着泉水就算是中午饭了。有时吃完晚饭还要铡草，夜里还得起来添一次料，懒了不行。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后生，正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年龄，能做到每天半夜起来，得有点儿毅力。
1971年初春，回京探亲时几个朋友相约去颐和园，记不清是谁提议比一比立定跳远。跳之前铁生说，他最拿手的就是立定跳远。铁生先悠两下顺势起跳，不想落地时就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马趴。我连忙过去问他怎么回事，他坐在地上疑惑地自言自语：今天这腿怎么使不上劲儿呀？站起来后，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事。我们依旧在园子里转悠，有说有笑，下午才出来。
那年秋天我再去关家庄，看到铁生格外瘦。他对我说，这些天腰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觉，没有一个姿势可以让腰不痛的。我陪他在炕上躺着抽烟，他朝这边躺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跪着，最没辙的时候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铁生戏称为“上吊”。我说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要不再回去看看？他说回来还没仨月呢，忍忍再说吧。
二
这时一些陕西的企业已经开始在知青中招收工人。村上推荐我去铁路电气化工程队，但是在体检时，医生检查出我的心脏有些问题，建议我回北京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在1971年秋末回到了北京，不久听说铁生也回来了。 铁生住进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那时医疗诊断设备不像如今这么发达，CT、核磁共振等设备一用，骨头缝里的毛病都能找出来。20世纪70年代只能凭借X光。开始时医生说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脊椎上长了瘤子，或是脊髓出了问题。前者通过手术或许有治愈的希望，若是后者，可能导致下肢瘫痪。铁生那时便整天盼着长个瘤子，但结果是脊椎上没长什么东西。
铁生刚住院时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因此他还是很乐观的，不仅自己积极配合治疗，还经常鼓励病友，协助病房自编自写出板报，赢得了医生、护士及病友的普遍好感。
我那时在北京治疗心肌炎，没事儿时经常往友谊医院跑。病房人多，我和铁生约定逢探视日一点半在大厅见。我们无所不聊，连我俩的爷爷是地主都彼此交代，在那个年月不顾忌这种事，说明彼此是绝对可信赖的朋友了。
冬日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去医院，铁生没在大厅，我就去病房找他。走到病房的门口我便觉得气氛不对，铁生看我进来，也不说话，我愣了一会儿问旁边的病人怎么回事，那人指指铁生小声对我说，撒不出尿来，火啦！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暗示我出来。原来铁生从早上就撒不出尿了，用过各种药、针灸均不管用，医生要给他导尿，他坚决不同意，护士让我劝劝他。我问护士，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病情加重了？护士说这是刚开始，过些时候大小便失禁才麻烦呢。
我不记得回到病房都对铁生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陪着他去了几次厕所，站着、坐着、蹲着，全试过，不行，最后他觉得实在憋得不行了，只好同意导尿。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导尿管，直到1998年因患尿毒症而做透析。
更严重的是，从那以后，铁生走路便要依靠双拐了，以前他还可以扶着墙从病房挪到大厅，但现在做不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双拐对铁生也变成无用的了。神经内科有一个残酷的笑话：躺着进来的病人，大多抬着出去；走着进来的病人，大多坐着出去。铁生也没有打破这一规律。
医生最后诊断，铁生患的是多发性脊髓硬化症。这种病发病率极低，因此国际上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研究，医学界拿这种病也没有办法。据说大物理学家霍金得的也是这种病。
三
铁生的父母原来都在北京林业学院工作，“文革”中全院迁至云南，他们也到了云南，但并不住在一处，母亲带着妹妹史岚在丽江，父亲在漾濞。由于铁生住院，父母只能轮流请假回北京照顾。
请假意味着没有工资，因此长期以来史家只能靠一人的收入维持。据我所知，那时他父亲的工资80多元，母亲的工资70多元，而铁生的住院费平均每月都要100元多，多时需200多元，无论如何是支付不起的。为此母亲多次找到北京知青办，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全国类似铁生这种情况有很多，按道理史铁生的户口已经迁出北京了，他的问题应该由当地解决，考虑到知青这一特殊情况，也只能把情况报上去，但新的精神下来之前，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那时大伙儿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大家的收入都有限，就算是跟亲朋好友借，人家顶多也就是帮助个十块二十块，2000块的住院费可是天文数字了，铁生父母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儿子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有了盼头，或许还能平衡一下他们的心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铁生的两条腿从无力到麻木，进而彻底失去知觉。我相信天下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儿子一天天走向残疾，都会崩溃的，铁生的母亲也陷入了绝望。
有两个星期，铁生没见到母亲来医院，而是父亲定时送些饭菜来。父亲说是母亲单位有事，临时被叫回云南了。细心的铁生却说，这菜的味道是我妈做的呀！父亲仍坚持说母亲回云南了。事后才知道，母亲由于长期失眠，常常处于恍惚之中，一天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没站稳跌倒在地上，两颗门牙掉了一颗断了一颗，脸肿了好长时间。
一段时间，铁生的心情极坏，常为一件小事或一句话发脾气，我也是在那时领教了铁生的脾气。那时的铁生像一头困兽，他想挣脱困囿着他的牢笼，但是那牢笼就是自己的两条腿。我每次去医院看他，进门时都会看到他靠在床上发呆。那时没有电视，报纸和广播里全是歌功颂德的话，我尽量说些外面的新闻给他听。有时会让铁生很开心，暂时忘却痛苦；但有时会适得其反，他会突然抡起拳头砸向自己的双腿。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之后，我也总结出经验：与他聊天时，不要涉及体育话题，因为那样最可能使他联想到自己。
铁生出院后，回到了他那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这时的铁生，情绪极其低落，经常无故发脾气，或在睡梦中大声呼喊。那一年他21岁。有一次铁生对我说，我宁愿拿一只眼换一条腿，想了想，又补充说再加一条胳膊。之后他看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避开了他的眼神，因为我不知如何应答。
四
当铁生的拳头一次次砸向自己双腿的时候，他也逐渐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现实。这时铁生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走完今后的路。
他经常摇着轮椅出去，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地坛。那时的地坛还是一座荒废的皇家祭祀的地方，除了上下班时间有些人流穿过，平时安静得让人瘆得慌。也可能是园子里残留的一些灵气，激发了铁生的写作灵感，在之后的许多年，成就了他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
铁生平时去地坛也只在东南角一带活动，因为那里有许多古柏树，夏天可以遮阴，也不太受上下班人流的影响。我去找他时，若不在家，我就直奔地坛东南角，一准儿能找到。
一次我看见铁生的母亲站在地坛门口，向东张望，面露犹豫。见我过来好像松了口气，说铁生今天又发脾气了，中午也没回去吃饭。说着递给我一只塑料袋，里面有几个包子。我明白了，接过包子走近铁生，我假模假式地说：我刚才买了些包子，挺好吃，还剩几个，你也尝尝。铁生接过包子吃了一口，马上说：这包子不是你买的，你不知道上哪儿买去。经验告诉我，不能再做过多解释，这时候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使他发怒，我赶紧假装上厕所，转了一圈回来，他也把包子吃完了。
这年春天，铁生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病因是胃幽门静脉破裂造成的大量失血，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几年来儿子的病对她的打击太大，她实在承受不住了。史家主要靠母亲操持，可谓家中的擎天柱，母亲一走，史家的天塌了。很长时间铁生也没有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缓过来，他写《合欢树》思念母亲，我总觉得他对母亲有些内疚。
1996年11月，铁生让我陪他去一趟杭州，他获得东海文学奖一等奖。第二天我去接他的路上，他打来电话，说父亲当天黎明突然去世，病因是心肌梗塞。我把飞机票退了，准备去他家看看是否需要帮忙。这时他又打来电话，跟我说他又仔细想了想，杭州那边把这次颁奖活动准备得很隆重，他又是一等奖，不去对整个活动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还是去，缩短行程，不致影响父亲的安葬计划。 我在杭州陪了铁生两天。白天自有主办方全方位陪同，我的任务就是晚上帮助铁生睡觉时翻身。铁生的双腿肌肉萎缩非常严重，可谓皮包骨头，为防止生褥疮，隔几个小时要翻一次身。侧卧时两腿之间要垫两个垫子，因为腰部一点儿力量也没有。铁生经常说他躺不稳，睡觉时身体周围要摆一圈垫子作为支撑，翻一次身全套动作大概要七八分钟。由于我不习惯，后半夜帮他翻身后，我睡意全无。第二晚依旧。我对铁生说，再过两天我恐怕就扛不住了，他说，我照顾你，晚上翻了一次身，在家我要翻两次呢。
过后我对希米（铁生夫人）说起这事，希米说她已经练出来了，可以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就把所有的事做了。话虽说得轻松，可我想，希米可是整整做了21年啊。
2010年初，铁生患肺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但他还是挣扎着缓过来了。我去医院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说，前几天他自己都快不认得自己了。出院后我去看过他两次，感觉他仍很虚弱，恢复得非常慢。夏天陪他去同学邢仪家，大家聊得热闹，铁生独自躺在沙发上，蜷曲着身体，显得又黑又瘦，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的样子像甘地。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灯油怕是要耗尽了。2011年12月31日，他便与世长辞……（摘自《新世纪财经新闻周刊》）
史铁生作品：
1. 《病隙碎笔》
2. 《活着的事》
3.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4. 《务虚笔记》
5. 《我与地坛》
1. 史铁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当饲养员
2. 史铁生夫妇在邢仪的画室与邢仪夫妇合影
3. 2003年史铁生与知青好友及亲属们聚会留影
我和铁生成为挚友要从插队说起。1969年1月，我们同时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他在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我被分在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刚到陕北不久就赶上过年，我闲不住就来到了关家庄，看望那里的同学。
我和铁生虽然都在清华附中念书，但并不熟悉，从那时起才算是正式认识了。晚上男知青聚在窑洞里，唯一的消遣就是抽烟聊大天，聊得兴奋，烟抽得也勤，把所有的烟都抽光了，仍觉得意犹未尽。出来上厕所时我还念叨要是谁那儿还有烟就好了。这时刚巧碰见铁生，他跟我说，我这儿还有两根，给你一根。其实我那时和他还没完全混熟，但觉得铁生这人够哥们儿。
之后听铁生说，来陕北不久就犯了腰痛病，中间还回北京治了一次，好了一些。村里照顾他，让他喂牛，不用上山受苦。喂牛这营生是个细活，人要勤快。铁生每天很早就把牛带出村子，天黑才回来，带点儿干粮，就着泉水就算是中午饭了。有时吃完晚饭还要铡草，夜里还得起来添一次料，懒了不行。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后生，正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年龄，能做到每天半夜起来，得有点儿毅力。
1971年初春，回京探亲时几个朋友相约去颐和园，记不清是谁提议比一比立定跳远。跳之前铁生说，他最拿手的就是立定跳远。铁生先悠两下顺势起跳，不想落地时就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马趴。我连忙过去问他怎么回事，他坐在地上疑惑地自言自语：今天这腿怎么使不上劲儿呀？站起来后，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事。我们依旧在园子里转悠，有说有笑，下午才出来。
那年秋天我再去关家庄，看到铁生格外瘦。他对我说，这些天腰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觉，没有一个姿势可以让腰不痛的。我陪他在炕上躺着抽烟，他朝这边躺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跪着，最没辙的时候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铁生戏称为“上吊”。我说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要不再回去看看？他说回来还没仨月呢，忍忍再说吧。
二
这时一些陕西的企业已经开始在知青中招收工人。村上推荐我去铁路电气化工程队，但是在体检时，医生检查出我的心脏有些问题，建议我回北京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在1971年秋末回到了北京，不久听说铁生也回来了。 铁生住进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那时医疗诊断设备不像如今这么发达，CT、核磁共振等设备一用，骨头缝里的毛病都能找出来。20世纪70年代只能凭借X光。开始时医生说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脊椎上长了瘤子，或是脊髓出了问题。前者通过手术或许有治愈的希望，若是后者，可能导致下肢瘫痪。铁生那时便整天盼着长个瘤子，但结果是脊椎上没长什么东西。
铁生刚住院时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因此他还是很乐观的，不仅自己积极配合治疗，还经常鼓励病友，协助病房自编自写出板报，赢得了医生、护士及病友的普遍好感。
我那时在北京治疗心肌炎，没事儿时经常往友谊医院跑。病房人多，我和铁生约定逢探视日一点半在大厅见。我们无所不聊，连我俩的爷爷是地主都彼此交代，在那个年月不顾忌这种事，说明彼此是绝对可信赖的朋友了。
冬日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去医院，铁生没在大厅，我就去病房找他。走到病房的门口我便觉得气氛不对，铁生看我进来，也不说话，我愣了一会儿问旁边的病人怎么回事，那人指指铁生小声对我说，撒不出尿来，火啦！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暗示我出来。原来铁生从早上就撒不出尿了，用过各种药、针灸均不管用，医生要给他导尿，他坚决不同意，护士让我劝劝他。我问护士，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病情加重了？护士说这是刚开始，过些时候大小便失禁才麻烦呢。
我不记得回到病房都对铁生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陪着他去了几次厕所，站着、坐着、蹲着，全试过，不行，最后他觉得实在憋得不行了，只好同意导尿。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导尿管，直到1998年因患尿毒症而做透析。
更严重的是，从那以后，铁生走路便要依靠双拐了，以前他还可以扶着墙从病房挪到大厅，但现在做不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双拐对铁生也变成无用的了。神经内科有一个残酷的笑话：躺着进来的病人，大多抬着出去；走着进来的病人，大多坐着出去。铁生也没有打破这一规律。
医生最后诊断，铁生患的是多发性脊髓硬化症。这种病发病率极低，因此国际上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研究，医学界拿这种病也没有办法。据说大物理学家霍金得的也是这种病。
三
铁生的父母原来都在北京林业学院工作，“文革”中全院迁至云南，他们也到了云南，但并不住在一处，母亲带着妹妹史岚在丽江，父亲在漾濞。由于铁生住院，父母只能轮流请假回北京照顾。
请假意味着没有工资，因此长期以来史家只能靠一人的收入维持。据我所知，那时他父亲的工资80多元，母亲的工资70多元，而铁生的住院费平均每月都要100元多，多时需200多元，无论如何是支付不起的。为此母亲多次找到北京知青办，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全国类似铁生这种情况有很多，按道理史铁生的户口已经迁出北京了，他的问题应该由当地解决，考虑到知青这一特殊情况，也只能把情况报上去，但新的精神下来之前，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那时大伙儿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大家的收入都有限，就算是跟亲朋好友借，人家顶多也就是帮助个十块二十块，2000块的住院费可是天文数字了，铁生父母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儿子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有了盼头，或许还能平衡一下他们的心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铁生的两条腿从无力到麻木，进而彻底失去知觉。我相信天下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儿子一天天走向残疾，都会崩溃的，铁生的母亲也陷入了绝望。
有两个星期，铁生没见到母亲来医院，而是父亲定时送些饭菜来。父亲说是母亲单位有事，临时被叫回云南了。细心的铁生却说，这菜的味道是我妈做的呀！父亲仍坚持说母亲回云南了。事后才知道，母亲由于长期失眠，常常处于恍惚之中，一天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没站稳跌倒在地上，两颗门牙掉了一颗断了一颗，脸肿了好长时间。
一段时间，铁生的心情极坏，常为一件小事或一句话发脾气，我也是在那时领教了铁生的脾气。那时的铁生像一头困兽，他想挣脱困囿着他的牢笼，但是那牢笼就是自己的两条腿。我每次去医院看他，进门时都会看到他靠在床上发呆。那时没有电视，报纸和广播里全是歌功颂德的话，我尽量说些外面的新闻给他听。有时会让铁生很开心，暂时忘却痛苦；但有时会适得其反，他会突然抡起拳头砸向自己的双腿。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之后，我也总结出经验：与他聊天时，不要涉及体育话题，因为那样最可能使他联想到自己。
铁生出院后，回到了他那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这时的铁生，情绪极其低落，经常无故发脾气，或在睡梦中大声呼喊。那一年他21岁。有一次铁生对我说，我宁愿拿一只眼换一条腿，想了想，又补充说再加一条胳膊。之后他看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避开了他的眼神，因为我不知如何应答。
四
当铁生的拳头一次次砸向自己双腿的时候，他也逐渐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现实。这时铁生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走完今后的路。
他经常摇着轮椅出去，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地坛。那时的地坛还是一座荒废的皇家祭祀的地方，除了上下班时间有些人流穿过，平时安静得让人瘆得慌。也可能是园子里残留的一些灵气，激发了铁生的写作灵感，在之后的许多年，成就了他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
铁生平时去地坛也只在东南角一带活动，因为那里有许多古柏树，夏天可以遮阴，也不太受上下班人流的影响。我去找他时，若不在家，我就直奔地坛东南角，一准儿能找到。
一次我看见铁生的母亲站在地坛门口，向东张望，面露犹豫。见我过来好像松了口气，说铁生今天又发脾气了，中午也没回去吃饭。说着递给我一只塑料袋，里面有几个包子。我明白了，接过包子走近铁生，我假模假式地说：我刚才买了些包子，挺好吃，还剩几个，你也尝尝。铁生接过包子吃了一口，马上说：这包子不是你买的，你不知道上哪儿买去。经验告诉我，不能再做过多解释，这时候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使他发怒，我赶紧假装上厕所，转了一圈回来，他也把包子吃完了。
这年春天，铁生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病因是胃幽门静脉破裂造成的大量失血，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几年来儿子的病对她的打击太大，她实在承受不住了。史家主要靠母亲操持，可谓家中的擎天柱，母亲一走，史家的天塌了。很长时间铁生也没有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缓过来，他写《合欢树》思念母亲，我总觉得他对母亲有些内疚。
1996年11月，铁生让我陪他去一趟杭州，他获得东海文学奖一等奖。第二天我去接他的路上，他打来电话，说父亲当天黎明突然去世，病因是心肌梗塞。我把飞机票退了，准备去他家看看是否需要帮忙。这时他又打来电话，跟我说他又仔细想了想，杭州那边把这次颁奖活动准备得很隆重，他又是一等奖，不去对整个活动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还是去，缩短行程，不致影响父亲的安葬计划。 我在杭州陪了铁生两天。白天自有主办方全方位陪同，我的任务就是晚上帮助铁生睡觉时翻身。铁生的双腿肌肉萎缩非常严重，可谓皮包骨头，为防止生褥疮，隔几个小时要翻一次身。侧卧时两腿之间要垫两个垫子，因为腰部一点儿力量也没有。铁生经常说他躺不稳，睡觉时身体周围要摆一圈垫子作为支撑，翻一次身全套动作大概要七八分钟。由于我不习惯，后半夜帮他翻身后，我睡意全无。第二晚依旧。我对铁生说，再过两天我恐怕就扛不住了，他说，我照顾你，晚上翻了一次身，在家我要翻两次呢。
过后我对希米（铁生夫人）说起这事，希米说她已经练出来了，可以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就把所有的事做了。话虽说得轻松，可我想，希米可是整整做了21年啊。
2010年初，铁生患肺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但他还是挣扎着缓过来了。我去医院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说，前几天他自己都快不认得自己了。出院后我去看过他两次，感觉他仍很虚弱，恢复得非常慢。夏天陪他去同学邢仪家，大家聊得热闹，铁生独自躺在沙发上，蜷曲着身体，显得又黑又瘦，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的样子像甘地。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灯油怕是要耗尽了。2011年12月31日，他便与世长辞……（摘自《新世纪财经新闻周刊》）
史铁生作品：
1. 《病隙碎笔》
2. 《活着的事》
3.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4. 《务虚笔记》
5. 《我与地坛》
1. 史铁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当饲养员
2. 史铁生夫妇在邢仪的画室与邢仪夫妇合影
3. 2003年史铁生与知青好友及亲属们聚会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