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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似成都这样向后工业化社会演进的地方，社会中等阶层将主要由既不主要依赖物质资本、也不主要依赖劳动，而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所构成。增大中等收入层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能力，是建立“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主要目的。
建立“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思路
成都市已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转变，而与此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明显，到2005年，成都市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4，虽然尚处于0.4的警戒线以下，但更能体现财产分配的“积累（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则高达0.62，比1999年上升了1倍。在达到公平线条件下，一个数量足够、比例稳定的中等收入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低水平，广覆盖”的现有社保体制下，中低收入层危机感强烈，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社会保障，本质上是对劳动要素的一种预期性补偿，这种补偿在时间上是未来的，在支付上可能会是数额较大的。因此，随着社会进步，各国对劳动要素的补偿，都逐步由以即期性补偿为主（工资收入），转变为越来越重视预期性补偿（社会保障），对劳动要素补偿的预期性投入逐步成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之一。预期性补偿不仅包括传统保障中的基本医疗、就业和养老等主要涉及个人安全的内容，还包括涉及个人发展的教育，以及同样属于基本安全的住房，以达到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目的。显然，现有社保体制很难承担起这一复杂功能。另一方面，预期性补偿又因个人的选择性增强，而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多样化，相应地要求个人更多地承担责任。近年来各国进行的社保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为了适应这一“人力资本产业支柱化”的发展趋势。
因此，改革作为二次分配重要手段的现有社保体制，是十分迫切的。
“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设计原则和基本测算
保障水平的基本设计原则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原则。目前的社保水平遵循的是“低水平，广覆盖”原则，这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调整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合理水平。
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原则。四川整体上还处于前工业化成长阶段，成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高于全省，但作为省会城市，其社会保障水平又不可能过多超越四川的整体发展阶段，否则将导致劳动成本过快上升，影响经济竞争力。所以在确定社保水平时，应考虑到与四川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适度公平原则。社会保障不足会破坏社会公平，影响经济发展，但保障过度又会导致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同样会使劳动要素的效率下降，因此，“适度公平”应是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设计原则之一。
成都市建立“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测算
测算数据。从1997年到2005年的9年间，成都市中等收入层历年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累计约1.6万元，加上主要用于未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储蓄1.6万元，再加上各项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户均约10.5万元。而仅从对教育支出的保守估算，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就需10万元。所以，中等收入层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压力很大，明显抑制了即期消费。
调整方向。成都作为特大城市，高收入者比重会相对较高，公平指数不可能很高，追求公平指数达到理想公平（即指数为1）与四川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相适应；2005年成都市的人力资本公平指数为0.67，意味着中等收入层现阶段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至少应保持这个水平使其不再下降。
但成都市的积累基尼系数明显很高，积累公平指数也只有0.54，距相对安全的0.67差距较大。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5年，成都市中等收入层收入年增长9%，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增长14%，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等的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20%上升到30%，而同期高收入层从23%上升到27%，只上升4个百分点。因此，现阶段提高中等及以下收入层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是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调整方向，即既不能过度追求高公平指数，又要保证多数居民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需求。
成都市实施“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对策思路
总体思路
“综合社会保障体制”创新的关键，是发展“非公非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融合”的“第三部门”：建立包括医疗、住房、退养等涉及个人安全和教育等，涉及个人发展的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个人安全和发展合作投资基金”（简称“安发基金”），并实行确保制度公平性的“经济民主制度”。
在现阶段，低收入层为负结余，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很低，主要依靠公共政策支持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这部分人应是社保政策的重点倾斜对象。
高收入层的人力资本自我投资能力相对较强，在现有社保制度下，相当一部人是以自保为主，社保政策应相对减少对高收入层的配套资助。
中等收入层，主要是公共政策引导下的社会共济制度。这部分人是社保制度创新的主要对象。
基金的筹集和积累
社保体制在现在改革的基础上，应增加个人收入中教育的基金扣除，国家予以相应的配套支持。
安发基金中当年未发生给付部分，继续投入资本市场，所获取的投资收益，按基金的国家、单位和个人构成比例分配，并继续投入基金积累。中等及其以下收入层的居民，均可以在其安发基金扣除之外，另外增加个人对安发基金的投资，以获取国家的相应资助。基金的国家部分，按居民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给以累退资助。最高收入层（一般定为全部居民的5%）根据自愿原则，以全额在基金市场购买所需安发基金，国家不对其提供资助，但享受同等的投资收益和使用资格。
同时，国家应优先保证中低收入层投资国债、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等安全、收益高的基金，保证其高于储蓄的积累增值，以作为安发基金的补充。
安发基金应采用“投资篮”的方式，投资于国债、企业债券、股市等，在获取较高收益的同时，分散投资风险。为使其具可操作性，现阶段安发基金和居民储蓄投资基金两块开始可以分开运行，但长远方向是合在一起。
基金的使用
个人账户“打捆使用”。理论上讲，各项基金的使用一般不会在人的一生中同一时间发生，可考虑吸收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优点，将个人各项基金账户“打捆使用”，统一用于居民在教育、医疗、基本居住、就业、养老等方面的预期性给付。相应地，现存的住房公积金也应纳入社保基金，进入个人账户。个人基金账户亦可参照住房公积金贷款方式，作为个人大学学费、医疗费等的贷款担保。个人账户“打捆使用”，必须根据以往社保基金使用情况，确定应保留的基本比例或基数，其余账户基金供个人调剂使用。
社会共济。除了现有社保基金的统筹共济方式，还应允许个人账户之间的基金通过安发基金市场进行有价转让（买卖），以增强其社会共济性。
基金的运营、调控和监督
运营。逐步改革现行社保基金运行体制，将其由政府主导型的直属事业机构，转变为专业化的、具有非公非私、半自治性质的安发基金经营机构和基金市场，依法实行基金的独立运营。这是实行有效的经济民主的基础。
调控和监督。政府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银监会等，对安发基金经营机构及基金运营，将由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变为主要运用法律法规进行调控和监督。作为合作方，居民有权建立独立的安发基金监督委员会，委托第三方定期对基金运营情况进行独立的民间评估，并向社会公众发布评估报告。同时，建立完整的个人保障诚信制度，如个人污点记录等，以此制订若干惩戒措施。
建立“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思路
成都市已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转变，而与此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明显，到2005年，成都市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4，虽然尚处于0.4的警戒线以下，但更能体现财产分配的“积累（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则高达0.62，比1999年上升了1倍。在达到公平线条件下，一个数量足够、比例稳定的中等收入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低水平，广覆盖”的现有社保体制下，中低收入层危机感强烈，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社会保障，本质上是对劳动要素的一种预期性补偿，这种补偿在时间上是未来的，在支付上可能会是数额较大的。因此，随着社会进步，各国对劳动要素的补偿，都逐步由以即期性补偿为主（工资收入），转变为越来越重视预期性补偿（社会保障），对劳动要素补偿的预期性投入逐步成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之一。预期性补偿不仅包括传统保障中的基本医疗、就业和养老等主要涉及个人安全的内容，还包括涉及个人发展的教育，以及同样属于基本安全的住房，以达到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目的。显然，现有社保体制很难承担起这一复杂功能。另一方面，预期性补偿又因个人的选择性增强，而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多样化，相应地要求个人更多地承担责任。近年来各国进行的社保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为了适应这一“人力资本产业支柱化”的发展趋势。
因此，改革作为二次分配重要手段的现有社保体制，是十分迫切的。
“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设计原则和基本测算
保障水平的基本设计原则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原则。目前的社保水平遵循的是“低水平，广覆盖”原则，这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调整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合理水平。
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原则。四川整体上还处于前工业化成长阶段，成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高于全省，但作为省会城市，其社会保障水平又不可能过多超越四川的整体发展阶段，否则将导致劳动成本过快上升，影响经济竞争力。所以在确定社保水平时，应考虑到与四川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适度公平原则。社会保障不足会破坏社会公平，影响经济发展，但保障过度又会导致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同样会使劳动要素的效率下降，因此，“适度公平”应是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设计原则之一。
成都市建立“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测算
测算数据。从1997年到2005年的9年间，成都市中等收入层历年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累计约1.6万元，加上主要用于未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储蓄1.6万元，再加上各项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户均约10.5万元。而仅从对教育支出的保守估算，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就需10万元。所以，中等收入层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压力很大，明显抑制了即期消费。
调整方向。成都作为特大城市，高收入者比重会相对较高，公平指数不可能很高，追求公平指数达到理想公平（即指数为1）与四川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相适应；2005年成都市的人力资本公平指数为0.67，意味着中等收入层现阶段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至少应保持这个水平使其不再下降。
但成都市的积累基尼系数明显很高，积累公平指数也只有0.54，距相对安全的0.67差距较大。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5年，成都市中等收入层收入年增长9%，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增长14%，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等的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20%上升到30%，而同期高收入层从23%上升到27%，只上升4个百分点。因此，现阶段提高中等及以下收入层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是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调整方向，即既不能过度追求高公平指数，又要保证多数居民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需求。
成都市实施“综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对策思路
总体思路
“综合社会保障体制”创新的关键，是发展“非公非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融合”的“第三部门”：建立包括医疗、住房、退养等涉及个人安全和教育等，涉及个人发展的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个人安全和发展合作投资基金”（简称“安发基金”），并实行确保制度公平性的“经济民主制度”。
在现阶段，低收入层为负结余，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很低，主要依靠公共政策支持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这部分人应是社保政策的重点倾斜对象。
高收入层的人力资本自我投资能力相对较强，在现有社保制度下，相当一部人是以自保为主，社保政策应相对减少对高收入层的配套资助。
中等收入层，主要是公共政策引导下的社会共济制度。这部分人是社保制度创新的主要对象。
基金的筹集和积累
社保体制在现在改革的基础上，应增加个人收入中教育的基金扣除，国家予以相应的配套支持。
安发基金中当年未发生给付部分，继续投入资本市场，所获取的投资收益，按基金的国家、单位和个人构成比例分配，并继续投入基金积累。中等及其以下收入层的居民，均可以在其安发基金扣除之外，另外增加个人对安发基金的投资，以获取国家的相应资助。基金的国家部分，按居民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给以累退资助。最高收入层（一般定为全部居民的5%）根据自愿原则，以全额在基金市场购买所需安发基金，国家不对其提供资助，但享受同等的投资收益和使用资格。
同时，国家应优先保证中低收入层投资国债、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等安全、收益高的基金，保证其高于储蓄的积累增值，以作为安发基金的补充。
安发基金应采用“投资篮”的方式，投资于国债、企业债券、股市等，在获取较高收益的同时，分散投资风险。为使其具可操作性，现阶段安发基金和居民储蓄投资基金两块开始可以分开运行，但长远方向是合在一起。
基金的使用
个人账户“打捆使用”。理论上讲，各项基金的使用一般不会在人的一生中同一时间发生，可考虑吸收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优点，将个人各项基金账户“打捆使用”，统一用于居民在教育、医疗、基本居住、就业、养老等方面的预期性给付。相应地，现存的住房公积金也应纳入社保基金，进入个人账户。个人基金账户亦可参照住房公积金贷款方式，作为个人大学学费、医疗费等的贷款担保。个人账户“打捆使用”，必须根据以往社保基金使用情况，确定应保留的基本比例或基数，其余账户基金供个人调剂使用。
社会共济。除了现有社保基金的统筹共济方式，还应允许个人账户之间的基金通过安发基金市场进行有价转让（买卖），以增强其社会共济性。
基金的运营、调控和监督
运营。逐步改革现行社保基金运行体制，将其由政府主导型的直属事业机构，转变为专业化的、具有非公非私、半自治性质的安发基金经营机构和基金市场，依法实行基金的独立运营。这是实行有效的经济民主的基础。
调控和监督。政府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银监会等，对安发基金经营机构及基金运营，将由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变为主要运用法律法规进行调控和监督。作为合作方，居民有权建立独立的安发基金监督委员会，委托第三方定期对基金运营情况进行独立的民间评估，并向社会公众发布评估报告。同时，建立完整的个人保障诚信制度，如个人污点记录等，以此制订若干惩戒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