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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似乎是弹指之间，我们已经从西北师大毕业30周年。
时至今日，我读《诗经》、《离骚》时依然不由自主地用甘肃武威方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用很重的鼻音读，情感内敛，声音低沉，情感就穿越到了先秦。这是因为受当初给我们讲授先秦文学的李先生的影响。
李先生，名鼎文，甘肃武威人。其祖父是晚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在山东潍县任过县令，辞官后回乡办书院。其兄早年在兰州大学教授语言学，著有《陇右方言考》存世。李先生从小受家学影响，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他的课没有谁舍得不去。但是李先生给我最深印象的还不是其学问，当然也不是用武威方言朗读《诗经》，是他将学问人格化，为人师表，使我终生难忘。
李先生瘦高个，驼背，头发银白，整齐地向后梳过去；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眼镜，眼睛老是眯眯着；总是穿着青色的中山装，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冬夏不变。李先生一走进教室就忙不迭地冲着我们点头，我们起立致敬，他的头就点得更快，加上驼背，那样子像个大虾米。
每次植树，所有副教授以上的老师中只有李先生参加。他手拿一把铁锨，躬着腰挖树坑，十分吃力。我看到李先生如此，就不好意思不去，去了就不好意思不出力气。这就是为人师表吧。
谁都知道，种树是给后人乘凉。也就是受李先生的影响，从大学时开始，到工作之后，只要是种树，我都积极参加。
据说，开始恢复评定职称的时候，因为多年的积压，有很多人都等待着职称评定，相互之间拆台诋毁。唯独李先生却在推让，说自己的学问充其量也就是副教授。这在当时是少有的行为，在今天更是少有的。
又据说，有一个星期天，七八个同学相约进城，走出校门，看到李先生从公共汽车站往回走，边走边摇头叹息。原来他要进城办事，等了好几辆车过去，他却挤不上去。没人排队，也没人给他礼让。那时的交通处处都是行路难。这几位同学听说后，又把李先生拉回车站。车一来，他们大呼小叫，把李先生夹在中间，连抬带架，硬把他挟持上了车。进城下车后，李先生说，一路上他的脚都没有着地，连说：“谢谢，谢谢。”
我觉得李先生只要走出校门，走下讲台，就几乎寸步难行。他在讲台上给我们讲的那套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仁义礼孝，在现代社会中也就是一只很好看的花瓶，看上去很美，但是不经摔打，很容易破碎。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连这样的花瓶都没有了。
毕业后很多年，我们几个人相约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很有兴致地谈起“文革”时将他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历史：学校派出一个三人小组，去他的家乡调查他的特务问题，历经三个月之久，结果一无所获。
“为了给我的特务身份定案，花了不少钱呀。三个人三个月呀，什么也没调查出来。哎——真是。”
他一声长叹，摇摇头，表示很可惜。不知道他可惜花了很多钱，还是可惜他不是特务，三个人忙了三个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那意思是，他如果真是特务多好，不至于让他们无功而返了。
之后李先生自我解嘲，用竹节般的手指，向后梳着稀疏的几根银发，用很重的武威话笑着说：“怪不得国民党要完蛋呀，他们找我当特务，还能不完蛋吗？哈哈哈——”
一边笑一边急忙擦擦流下来的口水，他的牙掉得没有几颗了，一说话就流口水。
这就是李先生。一个不合适宜的人，一个生错时代的人。
我感到莫名的心酸。为一位先生，也为一种文化。
女老师
女老师前面应该加上“漂亮”二字，就是漂亮的女老师。女老师，而且是漂亮的女老师，似乎就有文章可作了。其实正相反，我一直不敢写她。
这是偏僻的西北地区一个三等火车站，在祁连山脚下。车站虽然破旧，却有一间中学，沿线的工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学校里有一位女老师，30多岁，大眼睛，白皙靓丽，中等身材，梳一条长辫子，走起路来辫子就在背后甩来甩去的，很是撩拨人。女老师的家是省城的，举手投足间透着大都市女人的傲气与矜持，在这里显得鹤立鸡群。女老师教音乐，还辅导学校的宣传队。她唱起歌来声音清脆、婉转、优美。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正上高中。她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可我喜欢在校园里见到她，因为她漂亮。
据说，她是下乡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就有些风流韵事。后来招工，因为有文艺特长，就到这个学校来教音乐了。她的丈夫是她下乡时一个村的农民。我们不知道女老师为什么嫁给了他，肯定有她的难言之隐。那人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长得黑瘦、猥琐，与她在一起很不般配。他在火车站做临时工，收入不固定。而女老师却是正式职工，有固定收入。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六岁，另一个两三岁，有时跟在女老师身后到学校来，像两个小萝卜头。女老师从来没有与她的丈夫走在一起过。听说，他经常打她，我也偶尔看到过她的脸上有青的、紫的伤痕。可是她照样很傲慢地带着脸上的伤痕穿过校园，照样上课，照样唱歌，照样与人说笑。
我们还听说，女老师的男人经常到铁路沿线干活，回来的时间是不固定的。他经常故意到半夜才回来，每次回来都要在他们的房子后面偷听里面有什么异常的动静。那样子鬼鬼祟祟，像是做贼的，有邻居看到过。他进门后还要屋里屋外，包括小院子里，仔细查看有没有可疑的蛛丝马迹。所以他们经常吵架。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一些回不了家的学生正坐在水泥的乒乓球台上吃饭，有人跑过来说：“女老师死了——上吊。”
水泥乒乓球台的冰凉顺着我的脊梁骨直侵入我的灵魂，感到吃下去的东西都要吐出来。大家都往她家跑去，两排房子中间的小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听说是一根挺细的绳子，深深勒进她的咽喉。死前她搽了粉，还用墨汁描了眉，那时还没有眉笔。女老师的男人蹲在小院子的一角，神色茫然、麻木地看着人们忙前忙后。
绳子的活扣却是生命的死结，绳子处处可见，随时可得。从那时，我就感到处处都潜藏着死亡，不怀好意，随时与人结合。绳子就把女老师的生命席卷而去，还有她的美丽和歌声。 记得有一位国学大师说过：“人若想得开，肯定自杀，因为活着就那么回事；人若想得开，肯定不自杀，因为既然是那么回事，何必多此一举。”
女老师停留在第一个想得开。很多年过去，我总是想到她：她精心打扮，粉墨登场，坦然面对死亡，那要多大的勇气。
女老师的死，在小火车站引出许多议论，有同情，有谴责，而谴责多于同情。人们的嘴是一双无形的手，在她死后还要将她推上绞架，套上绞索。我感到人们面对生命的残忍。后来，我又听到现代版的生死理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面对女老师，我觉得这话有点矫情，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为苟且偷生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后来我在街上看到过那个男人，低着头，沉着脸，萎靡不振，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小萝卜头。那时我的心底闪过深深的同情和对孩子的怜悯。从这一点来说，我感到了女老师逃脱现实的不负责任和心底的残忍。人生三大不幸：早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她的死使孩子早年丧母，丈夫中年丧偶，她的父母晚年丧女。抛开打她、骂她的丈夫不说，面对两个孩子，她的在天之灵是否就能解脱呢？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
也就在那时，我坚定了一个信心：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不幸，决不用自杀的方式给别人带来痛苦。正视现实并忍耐现实，或许是更大的勇敢。“人若想得开，肯定不自杀，因为既然是那么回事，何必多此一举。”将人生上升到第二个想得开，我想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了。
至今，我很怀念女老师。
白牡丹和狗剩
以前说过开门办学。我知道白牡丹就是开门办学在农村劳动的时候。
这是祁连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白牡丹是村妇，但又不是一般的村妇。白牡丹长得并不是非常出众，但是比较白净，所谓一白遮百丑。杏仁眼，直鼻梁，小嘴，圆脸，中等个头，细腰身，加上她比较会打扮，挺平常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就显得好看，所以她就显得妖娆，与一般村妇迥异。她看人的时候总是飘着眼睛，很魅惑人，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柔媚。村里的男人爱议论我们班上的女生，同时也爱给我们介绍白牡丹的风流韵事。
渐渐地，我们知道，白牡丹不是本村人，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因为她家出身是地主，成天被批斗，长得漂亮却没人敢娶她，没办法才嫁到这里。可是，没几年，她男人得病死了。白牡丹没有孩子，公婆不与她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可是公社和县上的干部很愿意到这个村子里来蹲点，来了就住在白牡丹家，她家几乎是公社和县上干部的招待所。所以队长对她很客气，也不敢不客气，还要给她派轻活。只要上面来人，就不给她派活了，还要给她记工分。
我注意到，队长虽然对白牡丹很客气，但是白牡丹明显很孤立。村子里的其他女人们都不太搭理她，话语之间很有醋意，也很不屑，还有那么一点嫉恨，只有几个年轻一点的女社员还跟她说说话。我们注意到白牡丹总是独往独来，形只影单。
现在再说狗剩。狗剩几乎就是一个泼皮。中等偏上个头，略瘦，上嘴唇永远吊着鼻涕，瓦刀脸，尖头，大嘴，黄牙，三角疤瘌眼，头发像鸡窝，衣服又脏又破，有三十大几了，还找不上媳妇。听说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因为他穷，还因为他又懒又馋，还心眼坏，没一点正行。优点一点没有，缺点却占全了。但是他是贫农，成分好，批斗谁都积极，喊口号响亮，还动不动就跑到公社去告状，队长对他也很无奈。不但队长无奈，队里的人似乎都躲避他。
白牡丹与狗剩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说他们俩。
我们白天与贫下中农一起干活，晚上还要一起学习，就是开批判会。在场院上，一张破桌子，吊着一盏昏黄的灯泡，队长和我们的班主任坐在桌子前，拿一张破报纸，轮流念社论。一般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市（县）与全国一样形势大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诸如此类。社员们散坐在场院上，因为参加学习是记工分的，所以没人不来。女人们扎堆聊天，一边做针线活；男人们抽烟叹气，苦着一张脸；孩子们则疯跑着嬉闹。总之，场院上一派热闹，就跟那大好形势一样。我们学生们坐在场院的一边，东张西望，或者谈论曾经看过的电影，为《渡江侦察记》中的侦察连长打倒敌情报处长的是一拳还是一掌而争论不休。
这天夜晚，学习进行到一半时，我看到狗剩才来到场院上，他略显疲态，站在场院边看一眼场院上的社员和我们，就悄悄地蹲在我们学生的旁边，似乎有意识与社员们保持距离，很老实，也很孤单。他掏出一张撕好的报纸条，撒上烟丝，卷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闭着眼睛若有所思。不一会儿，白牡丹也来了，她是急匆匆地赶来的，站在场院边将几个人堆扫视一圈，发现狗剩后，就悄悄地蹲在狗剩的身边。狗剩似乎很紧张，很不耐烦地往一边躲躲。我注意到几个社员似乎很暧昧地看看他们两个，脸上掠过一丝意味深长的笑。
白牡丹向狗剩身边蹭蹭，用胳膊肘碰碰狗剩：“嘚，你给的不是5块钱，是一个烟盒子？”
狗剩很不耐烦地躲着她：“嘚，明明给你5块钱，怎么就成烟盒子了。”
白牡丹又用胳膊肘碰碰他：“嘚，你给的是个烟盒子，不是5块钱，你看嘛。”说着她就拿出一张展开的烟盒子，大小与5块钱相仿。
狗剩看都不看：“反正我给的是5块钱。当时你都收好了嘛。”
白牡丹说：“当时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你走了我才发现是个烟盒子嘛。你少耍赖皮，占了老娘的便宜不给钱，你还是个男人吗？”白牡丹急得几乎要哭。
那时我还不明白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但是意识到这事很有点“那个”，就是不能说的流氓事。两人的吵闹声逐渐大起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社员们也往这边张望。
这时，队长突然停下念报纸，将报纸猛地往破桌子上一拍，厉声道：“你们两个再在那里吵闹就开你们两个的现场会。好好学习社论，听见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全场一片肃静。狗剩很得意地抽烟，不再吭声。白牡丹却低头暗暗哭泣，我看到她的肩膀因为抽搐而一抖一抖的，她的手里还拿着那个展开的烟盒子。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时，我想找到白牡丹哭泣的身影，可地里没有她。她抽泣的样子挥之不去。我知道，我的同情毫无意义。
走到星期二，往右拐……
我经常对内地的朋友鼓吹西北的博大与宽广。
如果你在新疆问路，到某某地方怎么走，你得到的回答可能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走到星期二，往右拐。
西北有什么？西北有大。不到西北不知道中国有多大。
西北还有什么？西北有苍凉。不到西北体会不到人生的厚重与苍凉。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上初中，第一次去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当时为了保密，告诉我们就在兰州附近。结果火车离开兰州1000多公里，在一个叫清水的小站停下，下车后一抬头就望见祁连山终年不化的雪峰。在小站住一晚，次日再乘火车在沙漠里奔驰了大半天才到目的地。我才知道，西北的“附近”是什么概念，兰州的郊区有1000多公里方圆。相比之下，内地城市就小气多了，这样说来，北京、上海真的是小地方。
90年代，我在兰州参与筹办过两个全国性的会议，因为有去敦煌的日程安排，与会代表从四面八方而来，都兴奋激动，迫不及待地要去一睹敦煌的神秘。会议第一天的午饭后，有一些内地的代表就急忽忽地要求：“下午早点带我们去敦煌看看吧，晚上好赶回来吃晚饭。”
我们哑然失笑，告诉他们：从兰州到敦煌有1200多公里。去敦煌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来回要好几天时间，还是紧赶慢赶的才行。他们听了，一脸的茫然和不理解，甚至是在怀疑我们的诚意。
我就告诉他们：“北京到南京是1100多公里。从兰州到敦煌比从北京到南京还要远100多公里。这回你们明白了吧？”
这么一说，他们吃惊地瞪大眼睛：“敦煌不是就在兰州附近吗？”
我又告诉他们：“没错，就在兰州附近。但是，西北的附近就是这个概念。”
在西北，你可以站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或者巴丹吉林沙漠里，作海中游泳状，并感慨：好大的海滨沙滩呀！这才是豪放派的人生。
在西北，你还可以体会到另外一种厚重和苍凉。
站在戈壁沙漠，高山之巅，迎风而立，望着远山大漠，我心肃然。有一年的7月中旬，正是酷暑难耐的季节，我们乘一辆面包车翻越祁连山。当汽车喘息着爬上山巅的时候，忽然下起大雪。不是雪花，是冰和水的混合物，砰砰地砸在车顶上。我们为了取暖，紧紧地挤成一堆。汽车下山之后，雪又变成了雨，落在身上冰凉刺骨，冻得我们都耸肩缩脖。当我们沿着青海湖终于到达西宁的时候，我们感到从冬季突然又回到了夏季，热得可以穿短袖衣衫了。
每当汽车奔驰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望着远天远地，还有连绵不断的雪峰，我就从心底里敬畏大自然。汽车好像根本就走不到尽头一样，我们仿佛要消失在这远天远地之中了，融化在蓝蓝的天空里，融化在雪山之中。这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在自然界中，人类是如此渺小！
每逢与内地的朋友聊天，我都要吹嘘西北，鼓励他们到西北去体验博大与苍凉，去体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渺小，懂得敬畏大自然。那时人们可能就不会狂妄地说“人定胜天”、“要战胜自然”这样的话了。
有机会一定要到西部看看走走，那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不去西北是人生的遗憾。你就大胆地走吧，人生的路没有尽头，西部的路也没有尽头。沿着那条路往前走，走到星期二，再往右拐……
似乎是弹指之间，我们已经从西北师大毕业30周年。
时至今日，我读《诗经》、《离骚》时依然不由自主地用甘肃武威方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用很重的鼻音读，情感内敛，声音低沉，情感就穿越到了先秦。这是因为受当初给我们讲授先秦文学的李先生的影响。
李先生，名鼎文，甘肃武威人。其祖父是晚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在山东潍县任过县令，辞官后回乡办书院。其兄早年在兰州大学教授语言学，著有《陇右方言考》存世。李先生从小受家学影响，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他的课没有谁舍得不去。但是李先生给我最深印象的还不是其学问，当然也不是用武威方言朗读《诗经》，是他将学问人格化，为人师表，使我终生难忘。
李先生瘦高个，驼背，头发银白，整齐地向后梳过去；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眼镜，眼睛老是眯眯着；总是穿着青色的中山装，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冬夏不变。李先生一走进教室就忙不迭地冲着我们点头，我们起立致敬，他的头就点得更快，加上驼背，那样子像个大虾米。
每次植树，所有副教授以上的老师中只有李先生参加。他手拿一把铁锨，躬着腰挖树坑，十分吃力。我看到李先生如此，就不好意思不去，去了就不好意思不出力气。这就是为人师表吧。
谁都知道，种树是给后人乘凉。也就是受李先生的影响，从大学时开始，到工作之后，只要是种树，我都积极参加。
据说，开始恢复评定职称的时候，因为多年的积压，有很多人都等待着职称评定，相互之间拆台诋毁。唯独李先生却在推让，说自己的学问充其量也就是副教授。这在当时是少有的行为，在今天更是少有的。
又据说，有一个星期天，七八个同学相约进城，走出校门，看到李先生从公共汽车站往回走，边走边摇头叹息。原来他要进城办事，等了好几辆车过去，他却挤不上去。没人排队，也没人给他礼让。那时的交通处处都是行路难。这几位同学听说后，又把李先生拉回车站。车一来，他们大呼小叫，把李先生夹在中间，连抬带架，硬把他挟持上了车。进城下车后，李先生说，一路上他的脚都没有着地，连说：“谢谢，谢谢。”
我觉得李先生只要走出校门，走下讲台，就几乎寸步难行。他在讲台上给我们讲的那套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仁义礼孝，在现代社会中也就是一只很好看的花瓶，看上去很美，但是不经摔打，很容易破碎。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连这样的花瓶都没有了。
毕业后很多年，我们几个人相约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很有兴致地谈起“文革”时将他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历史：学校派出一个三人小组，去他的家乡调查他的特务问题，历经三个月之久，结果一无所获。
“为了给我的特务身份定案，花了不少钱呀。三个人三个月呀，什么也没调查出来。哎——真是。”
他一声长叹，摇摇头，表示很可惜。不知道他可惜花了很多钱，还是可惜他不是特务，三个人忙了三个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那意思是，他如果真是特务多好，不至于让他们无功而返了。
之后李先生自我解嘲，用竹节般的手指，向后梳着稀疏的几根银发，用很重的武威话笑着说：“怪不得国民党要完蛋呀，他们找我当特务，还能不完蛋吗？哈哈哈——”
一边笑一边急忙擦擦流下来的口水，他的牙掉得没有几颗了，一说话就流口水。
这就是李先生。一个不合适宜的人，一个生错时代的人。
我感到莫名的心酸。为一位先生，也为一种文化。
女老师
女老师前面应该加上“漂亮”二字，就是漂亮的女老师。女老师，而且是漂亮的女老师，似乎就有文章可作了。其实正相反，我一直不敢写她。
这是偏僻的西北地区一个三等火车站，在祁连山脚下。车站虽然破旧，却有一间中学，沿线的工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学校里有一位女老师，30多岁，大眼睛，白皙靓丽，中等身材，梳一条长辫子，走起路来辫子就在背后甩来甩去的，很是撩拨人。女老师的家是省城的，举手投足间透着大都市女人的傲气与矜持，在这里显得鹤立鸡群。女老师教音乐，还辅导学校的宣传队。她唱起歌来声音清脆、婉转、优美。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正上高中。她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可我喜欢在校园里见到她，因为她漂亮。
据说，她是下乡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就有些风流韵事。后来招工，因为有文艺特长，就到这个学校来教音乐了。她的丈夫是她下乡时一个村的农民。我们不知道女老师为什么嫁给了他，肯定有她的难言之隐。那人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长得黑瘦、猥琐，与她在一起很不般配。他在火车站做临时工，收入不固定。而女老师却是正式职工，有固定收入。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六岁，另一个两三岁，有时跟在女老师身后到学校来，像两个小萝卜头。女老师从来没有与她的丈夫走在一起过。听说，他经常打她，我也偶尔看到过她的脸上有青的、紫的伤痕。可是她照样很傲慢地带着脸上的伤痕穿过校园，照样上课，照样唱歌，照样与人说笑。
我们还听说，女老师的男人经常到铁路沿线干活，回来的时间是不固定的。他经常故意到半夜才回来，每次回来都要在他们的房子后面偷听里面有什么异常的动静。那样子鬼鬼祟祟，像是做贼的，有邻居看到过。他进门后还要屋里屋外，包括小院子里，仔细查看有没有可疑的蛛丝马迹。所以他们经常吵架。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一些回不了家的学生正坐在水泥的乒乓球台上吃饭，有人跑过来说：“女老师死了——上吊。”
水泥乒乓球台的冰凉顺着我的脊梁骨直侵入我的灵魂，感到吃下去的东西都要吐出来。大家都往她家跑去，两排房子中间的小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听说是一根挺细的绳子，深深勒进她的咽喉。死前她搽了粉，还用墨汁描了眉，那时还没有眉笔。女老师的男人蹲在小院子的一角，神色茫然、麻木地看着人们忙前忙后。
绳子的活扣却是生命的死结，绳子处处可见，随时可得。从那时，我就感到处处都潜藏着死亡，不怀好意，随时与人结合。绳子就把女老师的生命席卷而去，还有她的美丽和歌声。 记得有一位国学大师说过：“人若想得开，肯定自杀，因为活着就那么回事；人若想得开，肯定不自杀，因为既然是那么回事，何必多此一举。”
女老师停留在第一个想得开。很多年过去，我总是想到她：她精心打扮，粉墨登场，坦然面对死亡，那要多大的勇气。
女老师的死，在小火车站引出许多议论，有同情，有谴责，而谴责多于同情。人们的嘴是一双无形的手，在她死后还要将她推上绞架，套上绞索。我感到人们面对生命的残忍。后来，我又听到现代版的生死理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面对女老师，我觉得这话有点矫情，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为苟且偷生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后来我在街上看到过那个男人，低着头，沉着脸，萎靡不振，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小萝卜头。那时我的心底闪过深深的同情和对孩子的怜悯。从这一点来说，我感到了女老师逃脱现实的不负责任和心底的残忍。人生三大不幸：早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她的死使孩子早年丧母，丈夫中年丧偶，她的父母晚年丧女。抛开打她、骂她的丈夫不说，面对两个孩子，她的在天之灵是否就能解脱呢？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
也就在那时，我坚定了一个信心：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不幸，决不用自杀的方式给别人带来痛苦。正视现实并忍耐现实，或许是更大的勇敢。“人若想得开，肯定不自杀，因为既然是那么回事，何必多此一举。”将人生上升到第二个想得开，我想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了。
至今，我很怀念女老师。
白牡丹和狗剩
以前说过开门办学。我知道白牡丹就是开门办学在农村劳动的时候。
这是祁连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白牡丹是村妇，但又不是一般的村妇。白牡丹长得并不是非常出众，但是比较白净，所谓一白遮百丑。杏仁眼，直鼻梁，小嘴，圆脸，中等个头，细腰身，加上她比较会打扮，挺平常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就显得好看，所以她就显得妖娆，与一般村妇迥异。她看人的时候总是飘着眼睛，很魅惑人，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柔媚。村里的男人爱议论我们班上的女生，同时也爱给我们介绍白牡丹的风流韵事。
渐渐地，我们知道，白牡丹不是本村人，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因为她家出身是地主，成天被批斗，长得漂亮却没人敢娶她，没办法才嫁到这里。可是，没几年，她男人得病死了。白牡丹没有孩子，公婆不与她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可是公社和县上的干部很愿意到这个村子里来蹲点，来了就住在白牡丹家，她家几乎是公社和县上干部的招待所。所以队长对她很客气，也不敢不客气，还要给她派轻活。只要上面来人，就不给她派活了，还要给她记工分。
我注意到，队长虽然对白牡丹很客气，但是白牡丹明显很孤立。村子里的其他女人们都不太搭理她，话语之间很有醋意，也很不屑，还有那么一点嫉恨，只有几个年轻一点的女社员还跟她说说话。我们注意到白牡丹总是独往独来，形只影单。
现在再说狗剩。狗剩几乎就是一个泼皮。中等偏上个头，略瘦，上嘴唇永远吊着鼻涕，瓦刀脸，尖头，大嘴，黄牙，三角疤瘌眼，头发像鸡窝，衣服又脏又破，有三十大几了，还找不上媳妇。听说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因为他穷，还因为他又懒又馋，还心眼坏，没一点正行。优点一点没有，缺点却占全了。但是他是贫农，成分好，批斗谁都积极，喊口号响亮，还动不动就跑到公社去告状，队长对他也很无奈。不但队长无奈，队里的人似乎都躲避他。
白牡丹与狗剩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说他们俩。
我们白天与贫下中农一起干活，晚上还要一起学习，就是开批判会。在场院上，一张破桌子，吊着一盏昏黄的灯泡，队长和我们的班主任坐在桌子前，拿一张破报纸，轮流念社论。一般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市（县）与全国一样形势大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诸如此类。社员们散坐在场院上，因为参加学习是记工分的，所以没人不来。女人们扎堆聊天，一边做针线活；男人们抽烟叹气，苦着一张脸；孩子们则疯跑着嬉闹。总之，场院上一派热闹，就跟那大好形势一样。我们学生们坐在场院的一边，东张西望，或者谈论曾经看过的电影，为《渡江侦察记》中的侦察连长打倒敌情报处长的是一拳还是一掌而争论不休。
这天夜晚，学习进行到一半时，我看到狗剩才来到场院上，他略显疲态，站在场院边看一眼场院上的社员和我们，就悄悄地蹲在我们学生的旁边，似乎有意识与社员们保持距离，很老实，也很孤单。他掏出一张撕好的报纸条，撒上烟丝，卷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闭着眼睛若有所思。不一会儿，白牡丹也来了，她是急匆匆地赶来的，站在场院边将几个人堆扫视一圈，发现狗剩后，就悄悄地蹲在狗剩的身边。狗剩似乎很紧张，很不耐烦地往一边躲躲。我注意到几个社员似乎很暧昧地看看他们两个，脸上掠过一丝意味深长的笑。
白牡丹向狗剩身边蹭蹭，用胳膊肘碰碰狗剩：“嘚，你给的不是5块钱，是一个烟盒子？”
狗剩很不耐烦地躲着她：“嘚，明明给你5块钱，怎么就成烟盒子了。”
白牡丹又用胳膊肘碰碰他：“嘚，你给的是个烟盒子，不是5块钱，你看嘛。”说着她就拿出一张展开的烟盒子，大小与5块钱相仿。
狗剩看都不看：“反正我给的是5块钱。当时你都收好了嘛。”
白牡丹说：“当时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你走了我才发现是个烟盒子嘛。你少耍赖皮，占了老娘的便宜不给钱，你还是个男人吗？”白牡丹急得几乎要哭。
那时我还不明白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但是意识到这事很有点“那个”，就是不能说的流氓事。两人的吵闹声逐渐大起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社员们也往这边张望。
这时，队长突然停下念报纸，将报纸猛地往破桌子上一拍，厉声道：“你们两个再在那里吵闹就开你们两个的现场会。好好学习社论，听见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全场一片肃静。狗剩很得意地抽烟，不再吭声。白牡丹却低头暗暗哭泣，我看到她的肩膀因为抽搐而一抖一抖的，她的手里还拿着那个展开的烟盒子。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时，我想找到白牡丹哭泣的身影，可地里没有她。她抽泣的样子挥之不去。我知道，我的同情毫无意义。
走到星期二，往右拐……
我经常对内地的朋友鼓吹西北的博大与宽广。
如果你在新疆问路，到某某地方怎么走，你得到的回答可能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走到星期二，往右拐。
西北有什么？西北有大。不到西北不知道中国有多大。
西北还有什么？西北有苍凉。不到西北体会不到人生的厚重与苍凉。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上初中，第一次去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当时为了保密，告诉我们就在兰州附近。结果火车离开兰州1000多公里，在一个叫清水的小站停下，下车后一抬头就望见祁连山终年不化的雪峰。在小站住一晚，次日再乘火车在沙漠里奔驰了大半天才到目的地。我才知道，西北的“附近”是什么概念，兰州的郊区有1000多公里方圆。相比之下，内地城市就小气多了，这样说来，北京、上海真的是小地方。
90年代，我在兰州参与筹办过两个全国性的会议，因为有去敦煌的日程安排，与会代表从四面八方而来，都兴奋激动，迫不及待地要去一睹敦煌的神秘。会议第一天的午饭后，有一些内地的代表就急忽忽地要求：“下午早点带我们去敦煌看看吧，晚上好赶回来吃晚饭。”
我们哑然失笑，告诉他们：从兰州到敦煌有1200多公里。去敦煌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来回要好几天时间，还是紧赶慢赶的才行。他们听了，一脸的茫然和不理解，甚至是在怀疑我们的诚意。
我就告诉他们：“北京到南京是1100多公里。从兰州到敦煌比从北京到南京还要远100多公里。这回你们明白了吧？”
这么一说，他们吃惊地瞪大眼睛：“敦煌不是就在兰州附近吗？”
我又告诉他们：“没错，就在兰州附近。但是，西北的附近就是这个概念。”
在西北，你可以站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或者巴丹吉林沙漠里，作海中游泳状，并感慨：好大的海滨沙滩呀！这才是豪放派的人生。
在西北，你还可以体会到另外一种厚重和苍凉。
站在戈壁沙漠，高山之巅，迎风而立，望着远山大漠，我心肃然。有一年的7月中旬，正是酷暑难耐的季节，我们乘一辆面包车翻越祁连山。当汽车喘息着爬上山巅的时候，忽然下起大雪。不是雪花，是冰和水的混合物，砰砰地砸在车顶上。我们为了取暖，紧紧地挤成一堆。汽车下山之后，雪又变成了雨，落在身上冰凉刺骨，冻得我们都耸肩缩脖。当我们沿着青海湖终于到达西宁的时候，我们感到从冬季突然又回到了夏季，热得可以穿短袖衣衫了。
每当汽车奔驰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望着远天远地，还有连绵不断的雪峰，我就从心底里敬畏大自然。汽车好像根本就走不到尽头一样，我们仿佛要消失在这远天远地之中了，融化在蓝蓝的天空里，融化在雪山之中。这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在自然界中，人类是如此渺小！
每逢与内地的朋友聊天，我都要吹嘘西北，鼓励他们到西北去体验博大与苍凉，去体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渺小，懂得敬畏大自然。那时人们可能就不会狂妄地说“人定胜天”、“要战胜自然”这样的话了。
有机会一定要到西部看看走走，那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不去西北是人生的遗憾。你就大胆地走吧，人生的路没有尽头，西部的路也没有尽头。沿着那条路往前走，走到星期二，再往右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