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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今年已九十二岁高龄，仍是腰板挺直，健步劲行，胸怀坦荡，耳聪眼明，记忆惊人。他，就是杨尚昆同志。这位资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国共产党荣辱共命，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军团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中共北方局书记。然后又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任上一呆就是二十年。由于他的资深经历，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关键事件他几乎件件都能以身作证，讲来铿锵有声，娓娓动听，给人以知识、以启迪、以鼓舞。他一生辉煌，却一路坎坷，又总是平稳静待，勤恳耕耘，默默贡献，直到如今。
笔者这里所写只是提供他在中央办公厅任上的若干实录，以飨读者。
一、李富春找了个“替死鬼”
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杨尚昆暂无职务，闲住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杨家岭。叶剑英看到这个情况，没向杨打招呼，就到毛泽东主席那里请命。毛主席决定杨到中央军委去当秘书长。叶向杨传达这一使命后，杨一时没有动身上任。叶剑英以为杨有想法，就到毛主席那里讨了一张委任状。叶是怎样向毛泽东同志说的，怎样讨的这张份量不轻的委任状，现在已无从查考。但那委任状倒是相当别致，是用8开那样大的白纸手工做成的，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可说是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绝无仅有的。杨说，要是这张委任状保存到现在，也算是一件革命文物，可惜寻不见了。当时，叶剑英到杨尚昆住处对杨说：“你看，毛主席都委任了，你赶快去上任吧!”说起来，中央军委当然是很重要的部门，秘书长这个职务也非同小可。1925年中共中央始设中共中央军委，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的“五大”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秘书长。第一任秘书长是王一飞，以后先后换了多任秘书长，周恩来、聂荣臻也在不同时期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1945年党的“七大”后中央给杨的第一项任命。
此后，也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9月，李富春同志奉派到东北去工作。那时东北地区刚刚被苏联红军解放，我党中央决定调大批部队和高级领导人到那里开辟工作。但富春同志此时担任着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那时的中央书记处就类似现在的中央常委，是由党中央的几位书记，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不是“八大”后的那种书记处。书记处办公厅下边有办公处、秘书处、机要处、总务处等等。因此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的是中央办公厅的职能。李富春管的这些事相当繁杂。他要走了，请示了任弼时(当时兼中央秘书长、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书记后，就把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口头交给了杨尚昆。他向杨尚昆说：“我这里做什么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就想找个替死鬼，现在总算把你找到了。”
现在倒回去说几句：在现代，中外高层领导集团都有办公厅这个机构，它是领导集团事务，特别是秘书工作高度发展的产物。1941年以前，我党中央没有办公厅这个建制。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从中央9位执行委员中选任。结果毛泽东被选定担任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书。1925年，中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部，但没找到文件证明这个部是否成立了。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同时增设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秘书处。从此，中央就有了秘书处这个机构和秘书长这一职务。很长时间，中央秘书处没有处长，就是由秘书长直接主管。1933年中央由上海转移到苏区，以后又长征到陕北期间，中央秘书处事实上不存在了。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处长是王首道。由于秘书处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宽，任务越来越多，已经超出它的本身职能；加上此时，中央机关已盖起新楼，有了较合适的办公地点，1941年9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把秘书处置于办公厅的建制之中。根据1941年9月28日中央的通知，当时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其序列表如下：
这是当时的办公厅留下的一张序列表，后来实际情况与这张表所列有点出入，主要是机要处并不属秘书处建制。1941年前，中央机关有机要科、军委机要科、社会部机要科。1942年4月4日，三个科曾合并为中央机要局，但当年当月的18日中央又决定“原机要局名义取消”，改为中共中央机要科。那个机要局只存在了14天，或者说根本还没成立起来就被取消了。
李富春同志任办公厅主任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办公厅这个工作既繁杂又重要，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机密、重要事务他都与闻，置身其中。但是，它又是个服务工作，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婆婆”林立，做事往往牵动身心，唯恐哪里会出错。所以，他在去东北之前说，终于找了个“替死鬼”，把工作交给了杨尚昆。
二、撤离延安
不久，国内形势大变。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我各个解放区。陕北是蒋介石进攻的重点。杨尚昆既受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又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就顺理成章地受命担任了中央机关警卫司令的角色，负责指挥中央机关准备撤离延安向后疏散的任务。这一任命是刘少奇当时在中央党校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的，说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延安中央机关准备撤离，负责指挥撤离和疏散工作的司令员是杨尚昆，副司令邓裕，参谋长李涛。
蒋介石果然要进攻陕北了。胡宗南的二十万部队正在频繁地调动。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但是，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全国革命力量的首脑所在，自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已经经营了这个圣地将近十年，不是一拍屁股就能轻易走的。这里摆着这么几个问题：中央指挥机关撤离延安后向哪里走?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大批人员和辎重怎样转移?撤离延安后偌大一个指挥机关怎么活动。当时中央曾设想是不是去热河省，那里背靠苏联，可做为中央的大后方。但是，中央不久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群众基础，不如陕北群众靠得住。1947年4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在瓦窑堡附近召开的会上经过讨论，甚至是争论，决定把机关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很精干的，以毛主席为首，还有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几位领导人组成，只带很少的机要、通信、参谋人员和带很少一点警卫部队，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这个班子就是前线、就是党中央，留在陕北既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又对付胡宗南部队的所谓“追剿”。另一部分，刘少奇、朱德带领，也是很少的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的晋察冀平山县。第三部分是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委员很少，大约就是叶剑英、杨尚昆、李涛、李维汉、李克农这么几个人，由叶剑英、杨尚昆任正副书记。后委开会时，还请几位老人(如吴老)，几位大姐(如邓大姐)等参加，但他们不是后委委员。看来，由于形势所迫，中央办公厅这个机构暂时搁置了它的职能。杨尚昆这位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以现在这个身份同叶帅一起提当起中央总后委的任务。
这个后委的任务，第一是供给前线，即在陕北的毛主席党中央那个指挥机关的物资给养；第二是同全国保持联系，包括无线电台通讯，大多是先到这里再中转至陕北中央前线。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毛主席那个前线总指挥机关很精干，无力承担全国各方齐头向它的联系，当然，最重要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还是直接向毛主席请示报告的。另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缩小毛主席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使蒋介石、胡宗南始终搞不清毛主席的中央指挥机关到底在哪里。当时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但仍说是中央陕北广播电台。胡宗南侦测得知是在太行山，又误以为毛主席党中央也在太行山。其实，毛主席就在陕北。有一段时间，毛主席党中央那个指挥机关就驻在陕北三边地区的小河村。那个村很小，只有几个窑洞在山坡上。毛主席住在这里将近两个月，老百姓谁都知道，但是谁都没有向外泄漏。后来敌人占领了这个小村。毛主席转移到山上，同敌人相距不过十里路，也没有一个老百姓说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惊险，那简直又是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更奇的是敌人的指挥官正好住在毛主席住过的那个窑洞里。他们不知道他们天天寻找又苦于奔命找不到的中共中央最高指挥机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在他们鼻子底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然，对我们说来这是一次很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风险。同样的惊险事还可跳到1948年说一件。那时毛主席已到了河北平山县附近，住在城南庄聂老总的防地。他的部队有一个事务长同地方上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密告敌人城南庄这里有个解放军的指挥机关，这个告密的叛徒不知道住在这里的是毛主席。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毛主席就是不出屋，不进防空洞，三唤不动。聂老总在急迫之下派人将毛主席抬出来推进防空洞。正巧敌人的飞机炸弹炸中毛主席住的那个房子。房子炸掉了，人免了一难。聂总为中国人民立了一大功。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虽缺少科学性，但毛主席这次幸免于难，对中国人民确确实实是个福，设想，毛主席在长征中、在延安、在小河村、在城南庄，一“劫”又一“劫”，如果在哪一次有不测，那中国将成什么样子，打败蒋家王朝、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何时之事，就难预料了。
后委的第三项任务，是保护干部、保护财物、保护文件。除去中央在前方留下的那几个精锐人员，除了刘少奇、朱德那个华北工作委员会带走的百十人，中央机关的其余几千人都集中在后委，都要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一带驻扎。计：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新华社电台、统战部、机要处、供给部、卫生部，另外还有王家坪军队那一拨，他们也有作战部、电台，还有总参三局戴镜元搞密码破译的人，加上为进四川培训的一批干部，再加上婆娘娃娃等等，足有三千多人。后委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有一批极为重要的文件、物资等等，也不能丢掉。这些人，这些物资，这些文件都是珍宝。特别是吴老、谢老他们，更是重点保护对象，一点也马虎不得。因此，中央对后委的安全十分关心。周恩来曾亲自东来同叶、杨商量，要后委向晋察冀东移。按照这个计划大家确也离开三交镇，走了一天路，部队住下后铺开来再研究，觉得如此庞大的队伍，老人、小孩和辎重浩浩荡荡向东行，还要过阎锡山的地区，实在不安全。周叶杨等人商谈的结果决定仍回头去住三交镇。后来证明，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敌人没有进犯到这里，甚至也没轰炸过这里，似乎敌人并没有发现这里驻扎着一个庞大的中央后方机关。
毛主席那个前委就是中央，当时主要是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所以全国各地的重要事情都要向这里请示、向这里报告。但是，前委很精干，行动既快捷又秘密，他们的代号叫九支队，也叫亚洲部，东生同志编的那个电影和话剧把他们叫昆仑纵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有化名：毛主席叫李德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叫史林。史林与司令谐音，因为他是这个行动支队的司令而得名。这一摊子虽然既指挥全国的战争又同胡宗南部队周旋，却只有一部电台，所有同各方面的联系，包括陆路递送和电波拍发大多集中在后委这一条线上，以避免敌人从电波密集和人员来往频繁中侦知中央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中央指挥机关机动灵活，经常移动，把过多的事务集中在这里也不方便。中央后委所在地三交镇同中央有一部电台联系，他们距离很近，电波很弱，敌人始终弄不清我党中央到底在哪里。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可说是一波三折。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在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下开始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集中文件档案，将被撤销部门(例如北平调处执行部)、分散在高级干部个人手中的文电集中起来。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一批高级领导人就将自己保存的大量文件交给了中央秘书处。其次将各部委文件适当集中。1946年11月间，中央秘书处收到交来的文件16000多件。再其次是销毁不必留存的文件。1946年11月3日，中央通知中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十几箱文件，机要处烧毁电报达13355件。但是，有些部门在紧张仓促的情况下也销毁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此事引起毛泽东同志注意。他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为此，安子文同志向各机关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机关有条有序地准备撤离事宜。
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中央机关各部委开始向延安以外疏散档案。其中中央秘书处先期送出的档案，一批疏散到陕北保安县安条岭，共16箱；另一批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共13箱。1947年3月上旬，我中央机关开始撤离延安。根据杨尚昆同志的意见，中央秘书处、机要处，还有中组部、中央军委、总政等等组成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曾三率领，在一个班的武装保护下出延安，走清涧、经吴堡过黄河，1947年4月上旬到达兴县刘家曲。
不过，事情并不那么顺利。老革命家杨尚昆在这里表现出他特有的组织才能。后方这个摊子是中央领导机关的家底，有老有少，还有大宗财物和文件，不能受一点损失。但是，后委管的这个队伍庞杂拖沓，行动起来很不方便。鉴于此，杨尚昆在当了中央机关的警卫司令以后就先行将一批老人、夫人、孩子总共两三千人和一批物资送出延安到了瓦窑堡，以防临时撤退出现混乱情况。这是当年春节前的事。临近春节时，胡宗南的部队并没进攻延安，中央领导机关尚未撤离，有些人包括有的领导人就提出让夫人回延安过春节。尚昆同志无奈，一过春节就立即促其回到瓦窑堡。果然，胡宗南很快进攻延安，杨等就提早组织这些人转向晋西北去了。如果胡宗南军队来了，这些人才撤离延安，那就不得了。这一步做得很漂亮!
问题出在曾三那个队伍上。前边说的，曾三带着一个班子武装押送一部分档案和一些金条、银元，几十个驮子的队伍离开延安。不想，一开头曾三就掉了队。此时，胡宗南开始进攻陕北和延安，前面驮队没人指挥，后边曾三掉队没有赶上，情况很危急。任弼时为此很着急。1947年4月，任弼时要杨尚昆赶快到曾三那边去，说那一堆人很乱，曾三指挥不了。吴老和几位大姐也不满意。他们需要牲口代步，他们本来是受曾三保护，而曾三自己就失掉联系。任弼时对杨尚昆说，中央决定你赶快到黄河边去，那里都归你指挥。杨尚昆立即赴命，首先去看董老、谢老，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解决了他们需要的骡马交通和急需物品后将老人有的送到临县，有的送到贺龙那里，进入安全地带。然后杨尚昆就是河边、前委，即东边西边来回跑：走西向前线中央报告情况，回东边又组织过河，直到完成任务，杨尚昆才向三交进发。叶剑英带着王家坪军委机关那些人也来了。后委全部集中到临县三交镇附近。
中央后委担负与中央，与我党我军各方的联系。同时，供应党中央急需的信息和书报刊物。1947年5月杨尚昆去陕北前线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杨尚昆，说尚昆来陕北时请带“新到的报纸杂志；油印的参考材料及《供你参考》(旧的也要)；可看的三月以前的杂志；解放区的新书(范著近代史)；外边的可看书籍……”足见中央后委与前线中央的紧密关系。其中的“外边”，指解放区以外。
有必要说明，当时杨尚昆经常于中央后委与陕北中央前线间往返穿棱，有时还接受毛泽东的临时委派，完成特别任务。一次，杨尚昆在前线时毛泽东要杨把毛写的一封信亲自送给住东几十里地远的彭德怀。杨说那封信没封口，但我遵守纪律没有看，总以为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了彭德怀那里，彭说，你看是调迁某部队的事情，可见毛泽东很重视此事，你老兄当了一次高级通信员。这里，还有一件趣事：1947年旧历8月15日时，中央机关驻军陕北佳县神泉堡。中央机关机要员高智同志的家距这个住地只有十多华里，领导上要他回家看看。此时杨尚昆正好也在中央前线。闻知此事后拿出在当时当地说十分稀罕的两盒联宝牌香烟交给高智，说拿回家给乡亲抽抽，也算个礼节。高智非常高兴，在汪东兴、徐业夫等同志陪伴下骑上从骑兵连借来的高头战马，回到家乡。”
杨尚昆是延安机关撤离行动的指挥者和组织者之一。1947年4月11日中央文件载：大批档案分别撤出延安后，由于运到山西兴县刘家曲的档案量大而无条理，重要和一般，秘密和公开混在一起，遇到紧急情况很难处理。1947年5月4日叶剑英、杨尚昆致电党中央，说曾三同志共四十人现住兴县曹家坡附近之刘家曲，带有92箱档案，经过整理，现在他们在刘家曲将档案分成重要又机密的，重要而不机密的，机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军情紧急时作有重点的保护和有目的的处理。
(注：本文成于杨尚昆同志生前。当时他的健康状况谁也不会有疑问。孰料病魔突然夺去他的生命，使我们悲痛万分!为寄托对尚昆同志的哀思，此处保留原文——作者。)■
笔者这里所写只是提供他在中央办公厅任上的若干实录，以飨读者。
一、李富春找了个“替死鬼”
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杨尚昆暂无职务，闲住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杨家岭。叶剑英看到这个情况，没向杨打招呼，就到毛泽东主席那里请命。毛主席决定杨到中央军委去当秘书长。叶向杨传达这一使命后，杨一时没有动身上任。叶剑英以为杨有想法，就到毛主席那里讨了一张委任状。叶是怎样向毛泽东同志说的，怎样讨的这张份量不轻的委任状，现在已无从查考。但那委任状倒是相当别致，是用8开那样大的白纸手工做成的，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可说是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绝无仅有的。杨说，要是这张委任状保存到现在，也算是一件革命文物，可惜寻不见了。当时，叶剑英到杨尚昆住处对杨说：“你看，毛主席都委任了，你赶快去上任吧!”说起来，中央军委当然是很重要的部门，秘书长这个职务也非同小可。1925年中共中央始设中共中央军委，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的“五大”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秘书长。第一任秘书长是王一飞，以后先后换了多任秘书长，周恩来、聂荣臻也在不同时期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1945年党的“七大”后中央给杨的第一项任命。
此后，也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9月，李富春同志奉派到东北去工作。那时东北地区刚刚被苏联红军解放，我党中央决定调大批部队和高级领导人到那里开辟工作。但富春同志此时担任着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那时的中央书记处就类似现在的中央常委，是由党中央的几位书记，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不是“八大”后的那种书记处。书记处办公厅下边有办公处、秘书处、机要处、总务处等等。因此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的是中央办公厅的职能。李富春管的这些事相当繁杂。他要走了，请示了任弼时(当时兼中央秘书长、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书记后，就把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口头交给了杨尚昆。他向杨尚昆说：“我这里做什么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就想找个替死鬼，现在总算把你找到了。”
现在倒回去说几句：在现代，中外高层领导集团都有办公厅这个机构，它是领导集团事务，特别是秘书工作高度发展的产物。1941年以前，我党中央没有办公厅这个建制。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从中央9位执行委员中选任。结果毛泽东被选定担任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书。1925年，中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部，但没找到文件证明这个部是否成立了。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同时增设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秘书处。从此，中央就有了秘书处这个机构和秘书长这一职务。很长时间，中央秘书处没有处长，就是由秘书长直接主管。1933年中央由上海转移到苏区，以后又长征到陕北期间，中央秘书处事实上不存在了。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处长是王首道。由于秘书处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宽，任务越来越多，已经超出它的本身职能；加上此时，中央机关已盖起新楼，有了较合适的办公地点，1941年9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把秘书处置于办公厅的建制之中。根据1941年9月28日中央的通知，当时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其序列表如下：
这是当时的办公厅留下的一张序列表，后来实际情况与这张表所列有点出入，主要是机要处并不属秘书处建制。1941年前，中央机关有机要科、军委机要科、社会部机要科。1942年4月4日，三个科曾合并为中央机要局，但当年当月的18日中央又决定“原机要局名义取消”，改为中共中央机要科。那个机要局只存在了14天，或者说根本还没成立起来就被取消了。
李富春同志任办公厅主任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办公厅这个工作既繁杂又重要，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机密、重要事务他都与闻，置身其中。但是，它又是个服务工作，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婆婆”林立，做事往往牵动身心，唯恐哪里会出错。所以，他在去东北之前说，终于找了个“替死鬼”，把工作交给了杨尚昆。
二、撤离延安
不久，国内形势大变。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我各个解放区。陕北是蒋介石进攻的重点。杨尚昆既受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又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就顺理成章地受命担任了中央机关警卫司令的角色，负责指挥中央机关准备撤离延安向后疏散的任务。这一任命是刘少奇当时在中央党校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的，说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延安中央机关准备撤离，负责指挥撤离和疏散工作的司令员是杨尚昆，副司令邓裕，参谋长李涛。
蒋介石果然要进攻陕北了。胡宗南的二十万部队正在频繁地调动。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但是，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全国革命力量的首脑所在，自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已经经营了这个圣地将近十年，不是一拍屁股就能轻易走的。这里摆着这么几个问题：中央指挥机关撤离延安后向哪里走?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大批人员和辎重怎样转移?撤离延安后偌大一个指挥机关怎么活动。当时中央曾设想是不是去热河省，那里背靠苏联，可做为中央的大后方。但是，中央不久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群众基础，不如陕北群众靠得住。1947年4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在瓦窑堡附近召开的会上经过讨论，甚至是争论，决定把机关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很精干的，以毛主席为首，还有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几位领导人组成，只带很少的机要、通信、参谋人员和带很少一点警卫部队，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这个班子就是前线、就是党中央，留在陕北既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又对付胡宗南部队的所谓“追剿”。另一部分，刘少奇、朱德带领，也是很少的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的晋察冀平山县。第三部分是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委员很少，大约就是叶剑英、杨尚昆、李涛、李维汉、李克农这么几个人，由叶剑英、杨尚昆任正副书记。后委开会时，还请几位老人(如吴老)，几位大姐(如邓大姐)等参加，但他们不是后委委员。看来，由于形势所迫，中央办公厅这个机构暂时搁置了它的职能。杨尚昆这位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以现在这个身份同叶帅一起提当起中央总后委的任务。
这个后委的任务，第一是供给前线，即在陕北的毛主席党中央那个指挥机关的物资给养；第二是同全国保持联系，包括无线电台通讯，大多是先到这里再中转至陕北中央前线。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毛主席那个前线总指挥机关很精干，无力承担全国各方齐头向它的联系，当然，最重要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还是直接向毛主席请示报告的。另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缩小毛主席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使蒋介石、胡宗南始终搞不清毛主席的中央指挥机关到底在哪里。当时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但仍说是中央陕北广播电台。胡宗南侦测得知是在太行山，又误以为毛主席党中央也在太行山。其实，毛主席就在陕北。有一段时间，毛主席党中央那个指挥机关就驻在陕北三边地区的小河村。那个村很小，只有几个窑洞在山坡上。毛主席住在这里将近两个月，老百姓谁都知道，但是谁都没有向外泄漏。后来敌人占领了这个小村。毛主席转移到山上，同敌人相距不过十里路，也没有一个老百姓说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惊险，那简直又是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更奇的是敌人的指挥官正好住在毛主席住过的那个窑洞里。他们不知道他们天天寻找又苦于奔命找不到的中共中央最高指挥机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在他们鼻子底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然，对我们说来这是一次很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风险。同样的惊险事还可跳到1948年说一件。那时毛主席已到了河北平山县附近，住在城南庄聂老总的防地。他的部队有一个事务长同地方上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密告敌人城南庄这里有个解放军的指挥机关，这个告密的叛徒不知道住在这里的是毛主席。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毛主席就是不出屋，不进防空洞，三唤不动。聂老总在急迫之下派人将毛主席抬出来推进防空洞。正巧敌人的飞机炸弹炸中毛主席住的那个房子。房子炸掉了，人免了一难。聂总为中国人民立了一大功。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虽缺少科学性，但毛主席这次幸免于难，对中国人民确确实实是个福，设想，毛主席在长征中、在延安、在小河村、在城南庄，一“劫”又一“劫”，如果在哪一次有不测，那中国将成什么样子，打败蒋家王朝、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何时之事，就难预料了。
后委的第三项任务，是保护干部、保护财物、保护文件。除去中央在前方留下的那几个精锐人员，除了刘少奇、朱德那个华北工作委员会带走的百十人，中央机关的其余几千人都集中在后委，都要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一带驻扎。计：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新华社电台、统战部、机要处、供给部、卫生部，另外还有王家坪军队那一拨，他们也有作战部、电台，还有总参三局戴镜元搞密码破译的人，加上为进四川培训的一批干部，再加上婆娘娃娃等等，足有三千多人。后委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有一批极为重要的文件、物资等等，也不能丢掉。这些人，这些物资，这些文件都是珍宝。特别是吴老、谢老他们，更是重点保护对象，一点也马虎不得。因此，中央对后委的安全十分关心。周恩来曾亲自东来同叶、杨商量，要后委向晋察冀东移。按照这个计划大家确也离开三交镇，走了一天路，部队住下后铺开来再研究，觉得如此庞大的队伍，老人、小孩和辎重浩浩荡荡向东行，还要过阎锡山的地区，实在不安全。周叶杨等人商谈的结果决定仍回头去住三交镇。后来证明，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敌人没有进犯到这里，甚至也没轰炸过这里，似乎敌人并没有发现这里驻扎着一个庞大的中央后方机关。
毛主席那个前委就是中央，当时主要是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所以全国各地的重要事情都要向这里请示、向这里报告。但是，前委很精干，行动既快捷又秘密，他们的代号叫九支队，也叫亚洲部，东生同志编的那个电影和话剧把他们叫昆仑纵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有化名：毛主席叫李德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叫史林。史林与司令谐音，因为他是这个行动支队的司令而得名。这一摊子虽然既指挥全国的战争又同胡宗南部队周旋，却只有一部电台，所有同各方面的联系，包括陆路递送和电波拍发大多集中在后委这一条线上，以避免敌人从电波密集和人员来往频繁中侦知中央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中央指挥机关机动灵活，经常移动，把过多的事务集中在这里也不方便。中央后委所在地三交镇同中央有一部电台联系，他们距离很近，电波很弱，敌人始终弄不清我党中央到底在哪里。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可说是一波三折。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在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下开始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集中文件档案，将被撤销部门(例如北平调处执行部)、分散在高级干部个人手中的文电集中起来。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一批高级领导人就将自己保存的大量文件交给了中央秘书处。其次将各部委文件适当集中。1946年11月间，中央秘书处收到交来的文件16000多件。再其次是销毁不必留存的文件。1946年11月3日，中央通知中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十几箱文件，机要处烧毁电报达13355件。但是，有些部门在紧张仓促的情况下也销毁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此事引起毛泽东同志注意。他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为此，安子文同志向各机关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机关有条有序地准备撤离事宜。
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中央机关各部委开始向延安以外疏散档案。其中中央秘书处先期送出的档案，一批疏散到陕北保安县安条岭，共16箱；另一批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共13箱。1947年3月上旬，我中央机关开始撤离延安。根据杨尚昆同志的意见，中央秘书处、机要处，还有中组部、中央军委、总政等等组成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曾三率领，在一个班的武装保护下出延安，走清涧、经吴堡过黄河，1947年4月上旬到达兴县刘家曲。
不过，事情并不那么顺利。老革命家杨尚昆在这里表现出他特有的组织才能。后方这个摊子是中央领导机关的家底，有老有少，还有大宗财物和文件，不能受一点损失。但是，后委管的这个队伍庞杂拖沓，行动起来很不方便。鉴于此，杨尚昆在当了中央机关的警卫司令以后就先行将一批老人、夫人、孩子总共两三千人和一批物资送出延安到了瓦窑堡，以防临时撤退出现混乱情况。这是当年春节前的事。临近春节时，胡宗南的部队并没进攻延安，中央领导机关尚未撤离，有些人包括有的领导人就提出让夫人回延安过春节。尚昆同志无奈，一过春节就立即促其回到瓦窑堡。果然，胡宗南很快进攻延安，杨等就提早组织这些人转向晋西北去了。如果胡宗南军队来了，这些人才撤离延安，那就不得了。这一步做得很漂亮!
问题出在曾三那个队伍上。前边说的，曾三带着一个班子武装押送一部分档案和一些金条、银元，几十个驮子的队伍离开延安。不想，一开头曾三就掉了队。此时，胡宗南开始进攻陕北和延安，前面驮队没人指挥，后边曾三掉队没有赶上，情况很危急。任弼时为此很着急。1947年4月，任弼时要杨尚昆赶快到曾三那边去，说那一堆人很乱，曾三指挥不了。吴老和几位大姐也不满意。他们需要牲口代步，他们本来是受曾三保护，而曾三自己就失掉联系。任弼时对杨尚昆说，中央决定你赶快到黄河边去，那里都归你指挥。杨尚昆立即赴命，首先去看董老、谢老，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解决了他们需要的骡马交通和急需物品后将老人有的送到临县，有的送到贺龙那里，进入安全地带。然后杨尚昆就是河边、前委，即东边西边来回跑：走西向前线中央报告情况，回东边又组织过河，直到完成任务，杨尚昆才向三交进发。叶剑英带着王家坪军委机关那些人也来了。后委全部集中到临县三交镇附近。
中央后委担负与中央，与我党我军各方的联系。同时，供应党中央急需的信息和书报刊物。1947年5月杨尚昆去陕北前线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杨尚昆，说尚昆来陕北时请带“新到的报纸杂志；油印的参考材料及《供你参考》(旧的也要)；可看的三月以前的杂志；解放区的新书(范著近代史)；外边的可看书籍……”足见中央后委与前线中央的紧密关系。其中的“外边”，指解放区以外。
有必要说明，当时杨尚昆经常于中央后委与陕北中央前线间往返穿棱，有时还接受毛泽东的临时委派，完成特别任务。一次，杨尚昆在前线时毛泽东要杨把毛写的一封信亲自送给住东几十里地远的彭德怀。杨说那封信没封口，但我遵守纪律没有看，总以为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了彭德怀那里，彭说，你看是调迁某部队的事情，可见毛泽东很重视此事，你老兄当了一次高级通信员。这里，还有一件趣事：1947年旧历8月15日时，中央机关驻军陕北佳县神泉堡。中央机关机要员高智同志的家距这个住地只有十多华里，领导上要他回家看看。此时杨尚昆正好也在中央前线。闻知此事后拿出在当时当地说十分稀罕的两盒联宝牌香烟交给高智，说拿回家给乡亲抽抽，也算个礼节。高智非常高兴，在汪东兴、徐业夫等同志陪伴下骑上从骑兵连借来的高头战马，回到家乡。”
杨尚昆是延安机关撤离行动的指挥者和组织者之一。1947年4月11日中央文件载：大批档案分别撤出延安后，由于运到山西兴县刘家曲的档案量大而无条理，重要和一般，秘密和公开混在一起，遇到紧急情况很难处理。1947年5月4日叶剑英、杨尚昆致电党中央，说曾三同志共四十人现住兴县曹家坡附近之刘家曲，带有92箱档案，经过整理，现在他们在刘家曲将档案分成重要又机密的，重要而不机密的，机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军情紧急时作有重点的保护和有目的的处理。
(注：本文成于杨尚昆同志生前。当时他的健康状况谁也不会有疑问。孰料病魔突然夺去他的生命，使我们悲痛万分!为寄托对尚昆同志的哀思，此处保留原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