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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Timothy Rice（蒂莫西·赖斯）在《重塑民族音乐学》一文中提出了“赖斯模式”，能够将影响音乐发展的各种因素涵盖在内，十分适合我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使用赖斯模式对山西沁州三弦书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整理。
【关键词】 赖斯模式;沁州三弦书;腔词关系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3-0043-03
一、历史建构
黄翔鹏先生在“传统是一条河流”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过程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的面目、发展了的面目流传至今。好像长江大河，从金沙江流到吴淞口，其中总有来自源头的活水。在变迁中总能保持着本身形态的稳定性” ①。吴凡也曾说过：“从某时某地的历史切片中往前追溯，对于一个‘高文化’（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尤为重要” ②。因此，追溯历史的意識和本领对于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同时，这也是本文提倡使用赖斯模式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原因。
对于沁州三弦书来说，其历史构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的沁州三弦书的起源问题;二是与其他弦子书相比，学者们为何极少探讨沁州三弦书的仪式功能？首先要对沁州三弦书的源流进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马留堂、田兆文所著的《沁州三弦书》一书和王龑的硕士论文《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中的论述较有代表性。
《沁州三弦书》提到，沁州三弦书最早由佛教变文、道教道情演化而来，并通过三弦书段《妙庄访贤》、宗教的传入、曲牌的音乐特征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王龑在其论文中首先质疑了田兆文先生论证“沁州三弦书最早是由佛教变文、道教道情演化而来”的第一个方面，认为各地传统的鼓书和三弦书唱本，其思想内容是大同小异的，所描述的内容也都是神话传说、忠孝仁义这些内容。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地区或场合环境中，这些唱本
都是可以表演的。但同时，他也肯定了田兆文先生对于“沁州三弦书最早是由佛教变文、道教道情演化而来”的猜想，认为沁州三弦书与佛教、道教以及尊儒之俗是有关系的，并辅以沁县南涅水村的南涅水石刻雕像进行佐证③（如图2所示）。
1959年出土的南涅水石刻雕像群总计1126件，经考证全部属于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产物，并且全部属于佛教题材。其中，有一块雕着杂技图案的图案，右上方有三个人在弹乐器，其形态与沁州三弦书最初的表现形式非常相似，即一人手持三弦在街巷中进行表演。因此，图中以乐器伴奏的形式多多少少都与山西的说唱艺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此，沁州三弦书起源于佛教变文和道教道情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
此外，沁县文化馆馆长陈志伟在访谈中得到了关于沁州三弦书产生时间的启发。陈馆长说：“咱们这个沁州三弦书啊，为什么叫沁州三弦书呢？因为源于这个，在明末清初，咱们这个沁县原来是州，是州的所在地，它所管辖的就是沁源和武乡、沁县三个县，为一个州。就在那个时期呢，形成了沁州三弦书……” ⑤
《沁县县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沁县在春秋时期隶属铜鞮……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置威胜军（治在段柳范围），辖河东路潞州铜鞮、武乡等县。明初，省铜鞮入沁州（州治在今县城）后，沁州直隶山西布政司……⑥
意为：春秋时期，沁县原隶属于铜鞮邑;宋初，统治者在段柳村建立了威胜军，管辖铜鞮、武乡、绵上、沁源四县;明朝初期，统治者将铜鞮划入沁州，直隶山西布政司，管辖沁源、武乡两县。加之明末清初时沁州三弦书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因此沁州三弦书最早在明初可能就已经产生了。
综上，可以认为沁州三弦书是一种产生于明朝中后期的音乐艺术，是由佛教变文和道教道情演化而来的。
二、社会维持
一种事物形成之后，必定会与相关的人或物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与影响，从而使它能够长久的保留下来。反之，如果孤立存在，就会消失。
（一）沁县第一个维护盲艺人的社会组织—— “三皇会”
沁州三弦书形成后，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其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因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盲艺人们在当地成立了三皇会。集会时间是每年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举办的具体位置不固定，一般设在神庙内较为宽敞而适中的一个空场地。
会议一般持续三天，初四晚上——初六上午。主要流程包括：审查公断（初四晚）—卜算考试（初五上午）— 说书展演（初五中午开始持续到晚上）—商议下次承办事宜（初六上午）。其中，审查公断就是专门为了保护盲艺人的利益而设⑦。
三皇会的存在，保护了盲艺人的合理权益，为他们的正常表演提供了基本保障。如果没有三皇会这样的组织，盲艺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无法维持生计，那么盲艺人们很有可能选择其他的行业，沁州三弦书这一曲艺种类也就很有可能不复存在了。
1769年左右，三皇会进行了改组，分为了北会、南会、新成会，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直到1941年，日本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将百姓的正常生活打破，三皇会无法正常活动，先后解体。
（二）近现代维护盲艺人利益、组织盲艺人活动的社会组织——曲艺队
如果说“三皇会”是盲艺人自发组织起来维护个人利益的话，那么曲艺队则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
1943年，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沁县成立了“沁县盲人宣传队”（以下简称盲宣队），负责宣传党的抗日方针与政策，并利用说书的形式为我党传送情报;1953年，国家成立了中国曲艺研究会，山西省东南部的赵树理当选为副主席，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1958年，沁州三弦书艺人韩荣先、陶金旺等人赴京参加全国首届曲艺汇演，表演了 《沁县六大变》，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1年，县文化馆组建了一支有少数明眼人参加的曲艺队;198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成立了…… 同样，如果抗战时期及以后，没有这样的社会组织对盲艺人进行统一组织管理，沁州三弦书可能早已不复存在。
近现代的曲艺队除了维护艺人权利之外，还组织艺人们的各种活动，这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有关（不再歧视盲艺人），也与沁州三弦书表演形式的变化有关（从街巷到舞台、公益表演等）。这就证明社会维持与历史构成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从封建社会到现在，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人们的思想和三弦书的表演形式发生变化，使得保护艺人利益的社会组织发生改变，进一步使得社会组织所产生的职能发生改变;同时，由三皇会到曲艺队的改变也构成了沁州三弦书整个发展史中的一部分。
三、个人创造与体验
人在音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郭乃安先生在《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⑧中，提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布莱金也在《人的音乐性》⑨中，认为音乐性存在于人的体内。此外，在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对传承人的重视也证明了人对于音乐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民族音乐学脱离了人而只谈音乐，这样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十分规范的研究。
在老艺人的叙述中，约在1818年，有一位十分擅长说唱三弦書——卫明生⑩。他的演唱十分具有特点：唱词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拓大了伴奏的编制，改革了表演形式和演奏技术;演唱注重词曲结合，声情并茂。被当时的老百姓称为“沁州第一书人”。
20世纪40—70年代，沁县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听书要听韩四小，废话不说道字真，口齿清晰交代清。”其中的“韩四小”指的就是韩荣先。抗战时期，他根据每个艺人的特点创作分配宣传曲目;还把三弦书老州调发掘了出来并进行整理，把月调进一步分为了平板、垛板、战板、哭板。
如今，沁州三弦书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栗四文了。栗四文是现在队中唯一的明眼人，他担任了小组组长的职责，每到一村便主动联络演出及生活各项事宜，队员们都十分信任他。他的嗓音十分厚重、洪亮，说书时字句清晰而又底气十足;在细节上，栗四文喜欢拖长每句的最后一个音并用转音加以装饰;又由于他使用地道的沁县方言演唱，因此具有十足的地方风格。
在以上三位代表性人物中，韩荣先和栗四文都在曲艺队担任了重要角色，参与了社会维持，同时他们又都是历史构成中不得不提到的几位重要人物。
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分开来谈，但这并不代表三者之间毫无关联。社会维持和个人创造在大历史下共同构成了沁州三弦书的小历史;社会维持的形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同时又离不开个人的创造与发展;个人的突出受制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限制，又影响着社会维持的作用大小。
四、结语
综上，本文使用赖斯模式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沁州三弦书的音乐本体部分及其相关的音乐事项：一方面梳理了沁州三弦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以提高学界对于地方曲种的关注度，为沁州三弦书的发展与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另一方面试图将赖斯模式从理论的高台推向实践的平地，为学者们如何使用赖斯模式分析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此外，在几次田野考察中，深感民间艺人的热情与不易：热情在他们对于自己家乡文化执着的追求与捍卫;不易在他们虽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沁州三弦书进行基于传统的创新，又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他们为沁州三弦书的传承贡献力量。因此，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对沁州三弦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及财物支持，也希望本文能够对沁州三弦书的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①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音乐史论之一》，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②吴凡：《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③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16页。
④该图来源于：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16页。
⑤附录1.陈志伟口述史。
⑥山西省沁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沁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1-42页。
⑦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山西师范大学2005年版，第14页。
⑧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2017年版。
⑨约翰·布莱金著，马英珺译，陈铭道校：《人的音乐性》，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⑩笔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年迈的老艺人相继去世，如今清楚的了解卫明生的艺人并不多，但能够知道“沁州第一书人”这样的称号是当时的百姓口传而成。
参考文献：
[1]蒂莫西·赖斯等.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J].北京：中国音乐学，1991.
[2]何维颉.美国境域视野下中国音乐研究方法——以梅赖模式为例[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3]李卫.解读蒂莫西·赖斯的经典民族音乐学研究
模式[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7，09.
[4]杨民康.“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
研究中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的读解[J].音乐艺术，
2009.
[5]杨胜兴.北美音乐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及其中国实践——以梅里亚姆、赖斯和曹本冶理论模式为例[J].人民音乐，2014，04.
[6]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05.
[7]王亮.晋东南地区说唱音乐现状分析与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07.
[8]刘婷婷等.沁州三弦书盲人曲艺宣传队的现状调查[J].长治学院学报，2011，06.
[9]杜卓慧.沁县三弦书调查报告[J].黄河之声，2007，
09.
作者简介：
牛钰昕，女，汉族，山西晋城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关键词】 赖斯模式;沁州三弦书;腔词关系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3-0043-03
一、历史建构
黄翔鹏先生在“传统是一条河流”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过程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的面目、发展了的面目流传至今。好像长江大河，从金沙江流到吴淞口，其中总有来自源头的活水。在变迁中总能保持着本身形态的稳定性” ①。吴凡也曾说过：“从某时某地的历史切片中往前追溯，对于一个‘高文化’（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尤为重要” ②。因此，追溯历史的意識和本领对于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同时，这也是本文提倡使用赖斯模式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原因。
对于沁州三弦书来说，其历史构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的沁州三弦书的起源问题;二是与其他弦子书相比，学者们为何极少探讨沁州三弦书的仪式功能？首先要对沁州三弦书的源流进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马留堂、田兆文所著的《沁州三弦书》一书和王龑的硕士论文《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中的论述较有代表性。
《沁州三弦书》提到，沁州三弦书最早由佛教变文、道教道情演化而来，并通过三弦书段《妙庄访贤》、宗教的传入、曲牌的音乐特征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王龑在其论文中首先质疑了田兆文先生论证“沁州三弦书最早是由佛教变文、道教道情演化而来”的第一个方面，认为各地传统的鼓书和三弦书唱本，其思想内容是大同小异的，所描述的内容也都是神话传说、忠孝仁义这些内容。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地区或场合环境中，这些唱本
都是可以表演的。但同时，他也肯定了田兆文先生对于“沁州三弦书最早是由佛教变文、道教道情演化而来”的猜想，认为沁州三弦书与佛教、道教以及尊儒之俗是有关系的，并辅以沁县南涅水村的南涅水石刻雕像进行佐证③（如图2所示）。
1959年出土的南涅水石刻雕像群总计1126件，经考证全部属于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产物，并且全部属于佛教题材。其中，有一块雕着杂技图案的图案，右上方有三个人在弹乐器，其形态与沁州三弦书最初的表现形式非常相似，即一人手持三弦在街巷中进行表演。因此，图中以乐器伴奏的形式多多少少都与山西的说唱艺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此，沁州三弦书起源于佛教变文和道教道情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
此外，沁县文化馆馆长陈志伟在访谈中得到了关于沁州三弦书产生时间的启发。陈馆长说：“咱们这个沁州三弦书啊，为什么叫沁州三弦书呢？因为源于这个，在明末清初，咱们这个沁县原来是州，是州的所在地，它所管辖的就是沁源和武乡、沁县三个县，为一个州。就在那个时期呢，形成了沁州三弦书……” ⑤
《沁县县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沁县在春秋时期隶属铜鞮……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置威胜军（治在段柳范围），辖河东路潞州铜鞮、武乡等县。明初，省铜鞮入沁州（州治在今县城）后，沁州直隶山西布政司……⑥
意为：春秋时期，沁县原隶属于铜鞮邑;宋初，统治者在段柳村建立了威胜军，管辖铜鞮、武乡、绵上、沁源四县;明朝初期，统治者将铜鞮划入沁州，直隶山西布政司，管辖沁源、武乡两县。加之明末清初时沁州三弦书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因此沁州三弦书最早在明初可能就已经产生了。
综上，可以认为沁州三弦书是一种产生于明朝中后期的音乐艺术，是由佛教变文和道教道情演化而来的。
二、社会维持
一种事物形成之后，必定会与相关的人或物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与影响，从而使它能够长久的保留下来。反之，如果孤立存在，就会消失。
（一）沁县第一个维护盲艺人的社会组织—— “三皇会”
沁州三弦书形成后，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其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因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盲艺人们在当地成立了三皇会。集会时间是每年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举办的具体位置不固定，一般设在神庙内较为宽敞而适中的一个空场地。
会议一般持续三天，初四晚上——初六上午。主要流程包括：审查公断（初四晚）—卜算考试（初五上午）— 说书展演（初五中午开始持续到晚上）—商议下次承办事宜（初六上午）。其中，审查公断就是专门为了保护盲艺人的利益而设⑦。
三皇会的存在，保护了盲艺人的合理权益，为他们的正常表演提供了基本保障。如果没有三皇会这样的组织，盲艺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无法维持生计，那么盲艺人们很有可能选择其他的行业，沁州三弦书这一曲艺种类也就很有可能不复存在了。
1769年左右，三皇会进行了改组，分为了北会、南会、新成会，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直到1941年，日本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将百姓的正常生活打破，三皇会无法正常活动，先后解体。
（二）近现代维护盲艺人利益、组织盲艺人活动的社会组织——曲艺队
如果说“三皇会”是盲艺人自发组织起来维护个人利益的话，那么曲艺队则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
1943年，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沁县成立了“沁县盲人宣传队”（以下简称盲宣队），负责宣传党的抗日方针与政策，并利用说书的形式为我党传送情报;1953年，国家成立了中国曲艺研究会，山西省东南部的赵树理当选为副主席，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1958年，沁州三弦书艺人韩荣先、陶金旺等人赴京参加全国首届曲艺汇演，表演了 《沁县六大变》，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1年，县文化馆组建了一支有少数明眼人参加的曲艺队;198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成立了…… 同样，如果抗战时期及以后，没有这样的社会组织对盲艺人进行统一组织管理，沁州三弦书可能早已不复存在。
近现代的曲艺队除了维护艺人权利之外，还组织艺人们的各种活动，这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有关（不再歧视盲艺人），也与沁州三弦书表演形式的变化有关（从街巷到舞台、公益表演等）。这就证明社会维持与历史构成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从封建社会到现在，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人们的思想和三弦书的表演形式发生变化，使得保护艺人利益的社会组织发生改变，进一步使得社会组织所产生的职能发生改变;同时，由三皇会到曲艺队的改变也构成了沁州三弦书整个发展史中的一部分。
三、个人创造与体验
人在音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郭乃安先生在《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⑧中，提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布莱金也在《人的音乐性》⑨中，认为音乐性存在于人的体内。此外，在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对传承人的重视也证明了人对于音乐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民族音乐学脱离了人而只谈音乐，这样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十分规范的研究。
在老艺人的叙述中，约在1818年，有一位十分擅长说唱三弦書——卫明生⑩。他的演唱十分具有特点：唱词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拓大了伴奏的编制，改革了表演形式和演奏技术;演唱注重词曲结合，声情并茂。被当时的老百姓称为“沁州第一书人”。
20世纪40—70年代，沁县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听书要听韩四小，废话不说道字真，口齿清晰交代清。”其中的“韩四小”指的就是韩荣先。抗战时期，他根据每个艺人的特点创作分配宣传曲目;还把三弦书老州调发掘了出来并进行整理，把月调进一步分为了平板、垛板、战板、哭板。
如今，沁州三弦书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栗四文了。栗四文是现在队中唯一的明眼人，他担任了小组组长的职责，每到一村便主动联络演出及生活各项事宜，队员们都十分信任他。他的嗓音十分厚重、洪亮，说书时字句清晰而又底气十足;在细节上，栗四文喜欢拖长每句的最后一个音并用转音加以装饰;又由于他使用地道的沁县方言演唱，因此具有十足的地方风格。
在以上三位代表性人物中，韩荣先和栗四文都在曲艺队担任了重要角色，参与了社会维持，同时他们又都是历史构成中不得不提到的几位重要人物。
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分开来谈，但这并不代表三者之间毫无关联。社会维持和个人创造在大历史下共同构成了沁州三弦书的小历史;社会维持的形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同时又离不开个人的创造与发展;个人的突出受制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限制，又影响着社会维持的作用大小。
四、结语
综上，本文使用赖斯模式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沁州三弦书的音乐本体部分及其相关的音乐事项：一方面梳理了沁州三弦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以提高学界对于地方曲种的关注度，为沁州三弦书的发展与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另一方面试图将赖斯模式从理论的高台推向实践的平地，为学者们如何使用赖斯模式分析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此外，在几次田野考察中，深感民间艺人的热情与不易：热情在他们对于自己家乡文化执着的追求与捍卫;不易在他们虽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沁州三弦书进行基于传统的创新，又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他们为沁州三弦书的传承贡献力量。因此，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对沁州三弦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及财物支持，也希望本文能够对沁州三弦书的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①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音乐史论之一》，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②吴凡：《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③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16页。
④该图来源于：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16页。
⑤附录1.陈志伟口述史。
⑥山西省沁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沁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1-42页。
⑦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山西师范大学2005年版，第14页。
⑧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2017年版。
⑨约翰·布莱金著，马英珺译，陈铭道校：《人的音乐性》，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⑩笔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年迈的老艺人相继去世，如今清楚的了解卫明生的艺人并不多，但能够知道“沁州第一书人”这样的称号是当时的百姓口传而成。
参考文献：
[1]蒂莫西·赖斯等.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J].北京：中国音乐学，1991.
[2]何维颉.美国境域视野下中国音乐研究方法——以梅赖模式为例[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3]李卫.解读蒂莫西·赖斯的经典民族音乐学研究
模式[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7，09.
[4]杨民康.“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
研究中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的读解[J].音乐艺术，
2009.
[5]杨胜兴.北美音乐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及其中国实践——以梅里亚姆、赖斯和曹本冶理论模式为例[J].人民音乐，2014，04.
[6]王龑.山西沁州三弦书传承与发展史略[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05.
[7]王亮.晋东南地区说唱音乐现状分析与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07.
[8]刘婷婷等.沁州三弦书盲人曲艺宣传队的现状调查[J].长治学院学报，2011，06.
[9]杜卓慧.沁县三弦书调查报告[J].黄河之声，2007，
09.
作者简介：
牛钰昕，女，汉族，山西晋城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