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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去工作。随同他到武汉的二十军考察团中有四十多人随领队马骥之回到四川，一部分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八军，而鲜泽民、莫湘、徐震球等十五人跟他一起到南昌去。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三军是云南部队。这年一月初召开的北伐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钧、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他一到南昌先后被委任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为什么要建立军官教育团？那是因为朱培德先后在牛行车站和南昌城下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本身伤亡也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在战火纷飞中凭战功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学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落，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
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第二营，共七百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生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四百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来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在当时军队中是少见的。
军官教育团的教育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朱德十分重视提高学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释过的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他们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
朱德平时“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委员长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团里大操场上，还要带领全团一起跑三十分钟的步。在出操场时，他亲自向学员做示范动作，耐心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真是诲人不倦，处处以身作则”。曾随朱德从万县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见他冒火，发过脾气，一直是和蔼可亲地与人交谈，发觉到人的思想有问题时，总是旁敲侧击，循循诱导;见人行动上有错误的，总是明白指出，以理诲人”。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朱德耐心地指出：“这些人的思想是亟待改造，但也是可以改造的。我们有信心把他们改造成为革命的可靠力量，否则，怎能谈得上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呢？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做不同的工作。主要是：主动地接近他们而耐心细致地以理说服。我看是能够争取他们走革命这条光明大道的。”“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黃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店。他常开会或工作忙，便买个烧饼充饥。”由于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待人以诚，诲人不倦，所以在教官和学员中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敬。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在每个连队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整个教育团内呈现出浓重的革命气氛。
军官教育团是从1927年1月开始接收学员的。3月5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驻在南昌的蒋介石也前来参加。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来抬高自己，说：“总理在世，一切由总理作主，现在总理已经过世，中正肩上担子加重了......我们要作总理的信徒，总理在世，我们一切信赖总理，现在总理不在世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作为我们信赖的中心......总理在世，一切服从总理，现在总理已去世，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就必须有一个服从的中心。”
就在蒋介石参加开学典礼的第二天，驻江西的新编第一师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伙同反共的AB团分子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离开南昌时，强行解散原来由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等民众团体。17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又遭到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组织的一伙流氓歹徒的围攻，在市党部打死三人，在总工会打死一人。
这股反动逆流的袭来，激起江西各界民众的极大愤慨，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参加了游行，他对教育团的学员们说：“反动派已屠杀我们的同志了，我们要准备出击。”30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的工人纠察队，收缴了蒋介石留驻在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支。
5月10日，朱德奉朱培德、王均命，率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离开南昌，到赣东临川、崇仁、宜黄等地剿匪。出发前他一再向全团人员阐明：要做到真正的成为一个革命的人，就要有个清醒的头脑，有个明净的眼光，有个坚定的信念。要能明辨是非，要能澄清曲直，要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和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哪怕口头甜如蜜，其心则是毒若剑，我们必须毫不留情予以打击，支援工农，支援穷人。在赣东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剿匪一个多月，采取“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施“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平息了匪患，又发展了农民运动。
6月中旬，闻朱培德将解散军官教育团，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将军官教育团第一、第二营学员七百余人提前毕业，大部分回到扩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第九军，其余派往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周围各县及南浔铁路线上做工会、农民协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第三营四百余名学员留下一部分继续学习，另一部分由陈奇涵带领重返赣东临川、崇仁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8月1日凌晨二时，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原来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员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是南昌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2]赵镕：《朱德元帅革命事迹回忆片断》，未刊稿;
[3]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三军是云南部队。这年一月初召开的北伐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钧、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他一到南昌先后被委任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为什么要建立军官教育团？那是因为朱培德先后在牛行车站和南昌城下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本身伤亡也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在战火纷飞中凭战功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学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落，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
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第二营，共七百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生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四百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来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在当时军队中是少见的。
军官教育团的教育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朱德十分重视提高学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释过的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他们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
朱德平时“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委员长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团里大操场上，还要带领全团一起跑三十分钟的步。在出操场时，他亲自向学员做示范动作，耐心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真是诲人不倦，处处以身作则”。曾随朱德从万县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见他冒火，发过脾气，一直是和蔼可亲地与人交谈，发觉到人的思想有问题时，总是旁敲侧击，循循诱导;见人行动上有错误的，总是明白指出，以理诲人”。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朱德耐心地指出：“这些人的思想是亟待改造，但也是可以改造的。我们有信心把他们改造成为革命的可靠力量，否则，怎能谈得上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呢？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做不同的工作。主要是：主动地接近他们而耐心细致地以理说服。我看是能够争取他们走革命这条光明大道的。”“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黃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店。他常开会或工作忙，便买个烧饼充饥。”由于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待人以诚，诲人不倦，所以在教官和学员中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敬。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在每个连队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整个教育团内呈现出浓重的革命气氛。
军官教育团是从1927年1月开始接收学员的。3月5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驻在南昌的蒋介石也前来参加。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来抬高自己，说：“总理在世，一切由总理作主，现在总理已经过世，中正肩上担子加重了......我们要作总理的信徒，总理在世，我们一切信赖总理，现在总理不在世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作为我们信赖的中心......总理在世，一切服从总理，现在总理已去世，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就必须有一个服从的中心。”
就在蒋介石参加开学典礼的第二天，驻江西的新编第一师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伙同反共的AB团分子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离开南昌时，强行解散原来由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等民众团体。17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又遭到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组织的一伙流氓歹徒的围攻，在市党部打死三人，在总工会打死一人。
这股反动逆流的袭来，激起江西各界民众的极大愤慨，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参加了游行，他对教育团的学员们说：“反动派已屠杀我们的同志了，我们要准备出击。”30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的工人纠察队，收缴了蒋介石留驻在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支。
5月10日，朱德奉朱培德、王均命，率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离开南昌，到赣东临川、崇仁、宜黄等地剿匪。出发前他一再向全团人员阐明：要做到真正的成为一个革命的人，就要有个清醒的头脑，有个明净的眼光，有个坚定的信念。要能明辨是非，要能澄清曲直，要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和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哪怕口头甜如蜜，其心则是毒若剑，我们必须毫不留情予以打击，支援工农，支援穷人。在赣东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剿匪一个多月，采取“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施“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平息了匪患，又发展了农民运动。
6月中旬，闻朱培德将解散军官教育团，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将军官教育团第一、第二营学员七百余人提前毕业，大部分回到扩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第九军，其余派往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周围各县及南浔铁路线上做工会、农民协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第三营四百余名学员留下一部分继续学习，另一部分由陈奇涵带领重返赣东临川、崇仁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8月1日凌晨二时，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原来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员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是南昌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2]赵镕：《朱德元帅革命事迹回忆片断》，未刊稿;
[3]朱德自传，手抄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