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30日深夜十一时左右，突然有一伙造反派闯进傅雷家，翻箱倒柜，搜查所谓的反革命罪证。9月3日凌晨，不堪凌辱的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双双服药自尽。自尽前夜，傅雷以夫妇双方的名义，给时任上海市统计局长的内弟朱人秀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写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与从容，看不出他们对人世还有什么留恋。遗书除交代几件未了之事，请求帮助办理之外，也还简略说了一下自杀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所谓的反党罪证面前，他“百口莫辩”，感到“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另一个原因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从这份遗书可以看到，逼死傅雷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让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二是他和他所钟爱的文化一起被视为“旧社会的渣滓”，备受摧残之后，他感到人生无望。
　　在很多人看来，是“文革”的到来逼死了傅雷。事情真的是这样简单吗？事情真的是这么突然吗？其实不然。傅雷写给亲朋好友与两个孩子的几百封书信，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信，就能清楚地发现，从1949年以后一颗死的种子就已在他心里埋下，只是到了“文革”爆发，浩劫来临，一种彻底的幻灭感向他袭来，让他实在无法再认真做人了，这才促成他死的决心。可以说，“文革”只是压死傅雷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并不是原因的全部。
　　傅雷是一位学者型著作家、翻译家，学问纯粹，清介儒雅，酷爱谈文论艺，以传播中西文化为己任，习惯于书斋生活。突然间，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发生了，面对新的现实，他感到很不自在，难以适应，精神十分痛苦。他在1950年6月27日给黄宾虹的信中写道：“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他“未能与世浮沉”，只不过是“苟全生命”而已。这封信，是傅雷对于“不适应”的最早表述。这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他又可以满腔热情地搞自己的翻译工作了，在政协与作协的组织下，他也可以跟随大家四处走走看看，这激起他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热爱与关心，或口头或书面提出些诚挚的建议。他感到忙，感到肩上的责任，一段时间他真是心无旁骛，一心想着党和国家的事情。
　　可是，1957年的那个夏天，情况突变。1957年12月23日由朱梅馥代笔给傅聪写信，告知傅雷在反右中的遭遇：作协先后开了十次批判会，三次检查都不得过关，许多与事实不符的诬陷与造谣，给了他太大太深的刺激，令他十分难受，导致他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体重掉了七磅。此后，一顶右派帽子套到头上，他建言的权利被取消，因为心情很糟，翻译也不再顺利。开始几年，作为右派他新译的丹纳《艺术哲学》与以往的译著尚能得到出版与重印，渐渐地这条路就有些坎坷了。从他1965年10月26日致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信中得知，他1958年交稿的《皮罗多》，1961年校完最后一校后一直未见付印。他花了四年时间译出的《幻灭》三部曲，约五十万字，1964年8月交稿，一年多了还没有消息反馈。
　　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的书籍无法正常出版，是一种双重的危机。一是经济上的危机，傅雷的情况与巴金相同，自由职业者，不在体制内，靠自己的笔耕挣饭吃，拿不到稿费与版税，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二是事业上的危机，对傅雷来说，靠着积蓄，生活暂时还能维持，但生命白白流逝，让他更难忍受。他曾经在给傅聪的信中写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就无处安放，就感到是不务正业，就对不起自己。况且，他这时正值人生盛年，总还要找些事做。
　　为了找些事做，他一退再退寻找事业的空间，打算先译一部巴尔扎克传记，然后再翻译一些巴尔扎克研究资料，以为国内文艺界做些填补空白的基础工作。1964年10月9日，他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先生，10月19日收到郑的回信，回信中写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但傅雷11月13日给郑效洵的复信，让我们对事情可以略见端倪。对于差不多拖了一个月才复信，傅的解释是“以问题复杂，迟迟未能裁答”。复信没有再提翻译巴尔扎克传记的事，显然是未获同意。关于翻译巴尔扎克研究资料，显然也是未获同意。不同意的理由，诚如傅雷复信中所引申出的一段话：“一方面，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尚无详细内容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客观史料又绝无供应，更不必说掌握……”但傅雷总还不想就此放弃，在信中他仍然坚持对出版社进行游说，他写道：“弟近年来对于国外研究巴尔扎克之资料略有涉猎，故敢于前信中有所建议，尚望编辑部重新考虑，或竟向中宣部请示。且弟体弱多病，脑力衰退尤甚，亟欲在尚能勉强支持之日，为国内文艺界作些填补空白的工作。”此后，未见巴尔扎克研究资料出版，可知傅雷的这一想法也落空了。想做的事情不能做，既断了他的生路，也让他活得不再有意义。
　　傅雷是一位刚烈正直的文人，做人也做得太认真，当客观环境让他无法坚守生命质量的时候，苦闷忧虑难免日渐郁积，造成他身心损害。在他写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时不时地就写到他的健康状况。
　　在傅雷的书信中，最长的一封，是写给寓居新加坡的挚友刘抗的信，时间是1961年7月31日。在这封万言书中，他似乎找到了发泄对象，滔滔不绝地向老友大谈中西绘画艺术，说出不少独到的艺术见解，让人看出他对文坛艺苑确有很多有用的话可说，但又无处去说，只有对远在天边的朋友一吐为快。信的结尾处，他在告诉朋友二十五年所经历的家庭变化时，似乎不经意地写到1957年以后的状况：“自此以还，即未离沪。四年来身体奇坏，精力大衰，几于足不出户，工作时间不得不减少一半。五六年前每日可工作十至十一小时，今则逐渐减至五小时左右……”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寄往国外的信，按惯例会受到检查，所以他只能以“四年来”含蓄地告诉对方，身体变坏与工作时间减少，都是从1957年开始，是那场反右运动所导致的结果。
　　在此期间，关于死的话题，也开始出现在傅的信中。1959年1月3日在给干女儿刘恩德的信中，虽未提到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却突然来了句很不吉利的话：“我的心情还是那么积极，可也随时准备撒手而去，永远休息。”当时来看，这也许是一句气话，但结合傅雷最后的结局，显然不能以气话观之。
　　接着，就病象丛生了。1962年6月12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郊洵的信，傅雷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除关节炎复发坐立为艰，苦不堪言外，尚经常头晕。”1963年11月17日给刘恩德的信说得更为具体：“体力日衰，关节炎常发，再加敏感性鼻炎（已二年），头痛（已五年），不时阻挠；脑子也越来越不灵活，工作进度就跟着拉慢，心里想做的事，想读的书，想补的课，不知有多少，而老是受到精力限制，这便是我最大的苦闷。”在这期间，傅雷给很多朋友的信，都谈到自己的身体，流露出他对人生已不存多大希望或幻想，有一种结一结总账，随时都可以离开的意味。其时的傅雷也刚刚五十出头，用今天的标准看，还属于中年时段，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哪怕才智稍稍得以施展，他的身体怕都不会坏到这种程度。
　　到了1965年10月26日给石西民写信的时候，傅雷的情况已更加恶劣。除多种疾病折磨以外，最令他忧患的是眼睛也出了问题。双目昏花，视物模糊，眼前如有薄雾飘过，写信都只能口诉，由夫人笔录，眼科医生认为这是眼神经使用过度，急剧衰退，倘不长期休息，日后恐有失明的危险。接着就是吃饭问题，他信中写道：“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侍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以傅雷的性格，给上级写出这样哀哀求告的信件，一定是实在无路可走了。当然也借着石西民在上海时和不在上海时对他的“历年关怀，爱护备至”，他才愿意开这个口，也不知石西民如何回复与如何为他纾解燃眉之急。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部被砸烂，石西民自身难保，傅雷的日子又怎么过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