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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前夕，我如往常一样开始打扫卫生，准备年货，收拾屋子，等着哥哥一家从重庆回来团年。
1月20日，好友在美国给我发了一个群聊截屏，说广东有了肺炎患者，开始人传人，她嘱咐我买口罩，赶快买N95口罩。虽然之前已在网上看见类似消息，但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也没想太多。
那天一大早我外出去取裱糊好的十字绣，顺路到一个药店准备买点口罩。这家药店很大，一进去就看见有人在墙角边选口罩，心想看来得知消息的人也不少。忙问店员有没有N95口罩，回答只有防雾霾的N90口罩，还有一次性医用口罩。选了半天，我想买一包口罩预防一下应该够了，便要了一包黑色的一次性医用口罩;还没付钱，来选口罩的人就陆陆续续多了，很快店里不多的口罩就卖完了。
晚上回家给武汉的雷哥留言，让他多注意，他简单回了一句“谢谢”，感觉不到有多在意;再给他打电话，他说武汉戴口罩的人很少，只是二级疫情已当做一级疫情来对待，他刚刚还加班帮卫健委腾办公室，协助国家资金划拨工作，春节24小时听安排，一切都会好的。
春节在悄无声息中度过，每天推开窗，楼下的湿地公园就像一幅静谧的山水画，除了一汪静的水、几排黄绿的树，以及空荡荡的篮球场，再无往日的喧闹与生机。
待在屋子里的我们，除了吃吃喝喝，看看电视新闻，就是时刻分享网上大大小小的新闻。每天看着确诊疑似病例数字不断攀升，看着封城、封小区，看着全国一批批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援助，看着华西医院的好友在群里说，她们科里又有同事去了武汉，看着县里也派了医护人员去武汉，我的心也一天天揪着。
武汉，一座承载了我青春记忆的城市。在那里，我曾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过一片又一片天空。
20世纪90年代，父亲在武汉铁路工程总公司上班，母亲也早早病退去了武汉照顾父亲。那些年我一个人学习工作在四川，每年寒暑假就坐火车到武汉与父母团聚。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一个人走路从现在已改为方舱医院的洪山体育馆回到父亲住处，不记得走了多久，只有一丝苦涩的记忆飘荡在体育馆的看台上;记得第一次吃热干面的辣椒一点也不辣;记得小巷口妈妈守过的电话亭;记得那些说着武汉话的叔叔阿姨亲切地叫着我小名;记得宽宽的长江大桥、高高的黄鹤楼、美丽的东湖、幽静的古琴台;记得在琳琅满目的商场买的新衣服;记得走过烫着脚的火车轨道去汉口铁路局亲戚家玩;记得那个突然出现在火车上陪我从武昌坐到汉口才下车的小余……记得那么多那么多这个城市的一切。
這个时候，我只想问，你们都还好吗？
没有谁回答我，我也无从知道，我只看见口罩从一个城蔓延到了一个国。
所有的人、所有的生活都被口罩围住，出门记得戴口罩，回家记得全身消毒，用过的口罩要晾晒好，千万不要出门;而口罩也成为紧缺货，到处都缺，到处都买不到。很快，家里的口罩开始吃紧，各种延长口罩使用的方法被我收藏，我开始后悔买少了口罩。
初六我开始值班。一开始街上人还不少，有些也没戴口罩。慢慢地，除了值勤的人，行人就很少了，紧跟着街道小区也都拉着横幅封闭不让人进出。2月7日，我突然感冒，中午去药店帮妈妈买止疼膏药，还想顺便买点感冒药。到药店外一测体温，37.5度;再测，还是37.5度。我有点不相信，早上值班测量都还正常啊，吓得我药也不买了。回小区，看着门卫伸过来的体温枪，忐忑着，没想体温又变为36.5度了;唉，虚惊一场！那一刻，我竟害怕起来，家里老妈常年支气管炎，肺不好，现在腰疼又复发，如果我感染得病他们将怎么办？胡思乱想中一夜无眠。还好，第二天起来，好多了。
这些日子，眼里看到的、耳里听到的都是忙着抗疫情的人和事。
大年初二，老公单位开始上班，每天4个人三班倒到隔离点值守。前天一大早，老公接到战友王总电话，说他们要到陵州宾馆隔离点慰问老公的同事们。他们是一群从武汉退役的空降兵，疫情一开始就在战友群里募捐了1万多元，买了各种生活物品，用私家车送往仁寿抗“疫”前线人员手中。开酒厂的谌总在作协群里问谁需要酒精，他要把好不容易找到的酒精提供给大家;文友刘建勇坚持在板燕镇的药店给乡民防疫，他在朋友圈里多次呼吁基层医院缺口罩、防护用品，哪怕许多不重视防疫的乡民不理解不配合，他也坚持努力工作;哥哥初四回去不久就参与重庆商会的捐款捐物，商会共给仁寿抗“疫”前线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0多万元，他自己捐了5000元;2月4日晚，仁寿县亿亩园果业联合社出钱包车，将会员们捐赠的1.6万斤新鲜柑橘送往武汉，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助力武汉疫情防控。
仁寿县高家镇英头村党支部书记郑少华不分昼夜连续13天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他到村委会放“喇叭”，宣传防疫工作;到各个隔离点看望被隔离观察的群众，安抚他们的情绪并帮忙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他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单，提醒大家尽量不出门、出门要做好防护……2月3日11时50分，郑少华被发现倒在英头村村委会办公室;13时50分，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8岁。
仁寿县中医院的医护人员，半个月来一直坚守在医院、路口等疫情防控前线。2月9日，当接到援助武汉方舱医院的通知时，9名医护人员主动写下请战书，希望奔赴一线，践行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铮铮誓言。他们中有儿子才6岁的付开鑫，有女儿即将高考的韩婷，有望了一眼熟睡的小女儿就离去的杨丹……离开时，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坚毅的神态。他们与送别的亲人、朋友、同事、领导一一话别拥抱，转身就勇敢出征。
几天前，已到武汉方舱医院的杨丹、陈涛在日记中写道：工作中，基本4个小时全程保持着一个姿势，忙完下来，我的身体已经和灵魂分离。防护服的厚重和N95口罩的憋闷早已让我不能正常呼吸，汗水渗透了衣服，眼罩也变成了“水帘洞”。此时，我只能不断告诫自己：坚持，再坚持！
她们以及无数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务工作者，让我想起了小说《鼠疫》中里厄医生说过的话：“尽管有个人的痛苦，也要反抗恐怖的灾难及其不断惩凶的武器，而人们不能成为圣人，也不能容忍灾祸横行，就努力当好医生。
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
就在今天，新闻里说疫情首次出现出院病例多于确诊病例，连续16天确诊病例呈下降数据。武汉的雷哥发来微信：小区全部封闭，生活用品微信上定，送到社区，我们每天有规律地生活非常重要;适应变化的生活，该怎样就怎样，相信将来的日子会更好。翻开朋友圈，看见一位朋友晒的君子兰开花了，她说：“蓄积所有的力量，等待最后的绽放。”春天，渐次而来……
1月20日，好友在美国给我发了一个群聊截屏，说广东有了肺炎患者，开始人传人，她嘱咐我买口罩，赶快买N95口罩。虽然之前已在网上看见类似消息，但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也没想太多。
那天一大早我外出去取裱糊好的十字绣，顺路到一个药店准备买点口罩。这家药店很大，一进去就看见有人在墙角边选口罩，心想看来得知消息的人也不少。忙问店员有没有N95口罩，回答只有防雾霾的N90口罩，还有一次性医用口罩。选了半天，我想买一包口罩预防一下应该够了，便要了一包黑色的一次性医用口罩;还没付钱，来选口罩的人就陆陆续续多了，很快店里不多的口罩就卖完了。
晚上回家给武汉的雷哥留言，让他多注意，他简单回了一句“谢谢”，感觉不到有多在意;再给他打电话，他说武汉戴口罩的人很少，只是二级疫情已当做一级疫情来对待，他刚刚还加班帮卫健委腾办公室，协助国家资金划拨工作，春节24小时听安排，一切都会好的。
春节在悄无声息中度过，每天推开窗，楼下的湿地公园就像一幅静谧的山水画，除了一汪静的水、几排黄绿的树，以及空荡荡的篮球场，再无往日的喧闹与生机。
待在屋子里的我们，除了吃吃喝喝，看看电视新闻，就是时刻分享网上大大小小的新闻。每天看着确诊疑似病例数字不断攀升，看着封城、封小区，看着全国一批批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援助，看着华西医院的好友在群里说，她们科里又有同事去了武汉，看着县里也派了医护人员去武汉，我的心也一天天揪着。
武汉，一座承载了我青春记忆的城市。在那里，我曾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过一片又一片天空。
20世纪90年代，父亲在武汉铁路工程总公司上班，母亲也早早病退去了武汉照顾父亲。那些年我一个人学习工作在四川，每年寒暑假就坐火车到武汉与父母团聚。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一个人走路从现在已改为方舱医院的洪山体育馆回到父亲住处，不记得走了多久，只有一丝苦涩的记忆飘荡在体育馆的看台上;记得第一次吃热干面的辣椒一点也不辣;记得小巷口妈妈守过的电话亭;记得那些说着武汉话的叔叔阿姨亲切地叫着我小名;记得宽宽的长江大桥、高高的黄鹤楼、美丽的东湖、幽静的古琴台;记得在琳琅满目的商场买的新衣服;记得走过烫着脚的火车轨道去汉口铁路局亲戚家玩;记得那个突然出现在火车上陪我从武昌坐到汉口才下车的小余……记得那么多那么多这个城市的一切。
這个时候，我只想问，你们都还好吗？
没有谁回答我，我也无从知道，我只看见口罩从一个城蔓延到了一个国。
所有的人、所有的生活都被口罩围住，出门记得戴口罩，回家记得全身消毒，用过的口罩要晾晒好，千万不要出门;而口罩也成为紧缺货，到处都缺，到处都买不到。很快，家里的口罩开始吃紧，各种延长口罩使用的方法被我收藏，我开始后悔买少了口罩。
初六我开始值班。一开始街上人还不少，有些也没戴口罩。慢慢地，除了值勤的人，行人就很少了，紧跟着街道小区也都拉着横幅封闭不让人进出。2月7日，我突然感冒，中午去药店帮妈妈买止疼膏药，还想顺便买点感冒药。到药店外一测体温，37.5度;再测，还是37.5度。我有点不相信，早上值班测量都还正常啊，吓得我药也不买了。回小区，看着门卫伸过来的体温枪，忐忑着，没想体温又变为36.5度了;唉，虚惊一场！那一刻，我竟害怕起来，家里老妈常年支气管炎，肺不好，现在腰疼又复发，如果我感染得病他们将怎么办？胡思乱想中一夜无眠。还好，第二天起来，好多了。
这些日子，眼里看到的、耳里听到的都是忙着抗疫情的人和事。
大年初二，老公单位开始上班，每天4个人三班倒到隔离点值守。前天一大早，老公接到战友王总电话，说他们要到陵州宾馆隔离点慰问老公的同事们。他们是一群从武汉退役的空降兵，疫情一开始就在战友群里募捐了1万多元，买了各种生活物品，用私家车送往仁寿抗“疫”前线人员手中。开酒厂的谌总在作协群里问谁需要酒精，他要把好不容易找到的酒精提供给大家;文友刘建勇坚持在板燕镇的药店给乡民防疫，他在朋友圈里多次呼吁基层医院缺口罩、防护用品，哪怕许多不重视防疫的乡民不理解不配合，他也坚持努力工作;哥哥初四回去不久就参与重庆商会的捐款捐物，商会共给仁寿抗“疫”前线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0多万元，他自己捐了5000元;2月4日晚，仁寿县亿亩园果业联合社出钱包车，将会员们捐赠的1.6万斤新鲜柑橘送往武汉，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助力武汉疫情防控。
仁寿县高家镇英头村党支部书记郑少华不分昼夜连续13天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他到村委会放“喇叭”，宣传防疫工作;到各个隔离点看望被隔离观察的群众，安抚他们的情绪并帮忙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他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单，提醒大家尽量不出门、出门要做好防护……2月3日11时50分，郑少华被发现倒在英头村村委会办公室;13时50分，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8岁。
仁寿县中医院的医护人员，半个月来一直坚守在医院、路口等疫情防控前线。2月9日，当接到援助武汉方舱医院的通知时，9名医护人员主动写下请战书，希望奔赴一线，践行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铮铮誓言。他们中有儿子才6岁的付开鑫，有女儿即将高考的韩婷，有望了一眼熟睡的小女儿就离去的杨丹……离开时，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坚毅的神态。他们与送别的亲人、朋友、同事、领导一一话别拥抱，转身就勇敢出征。
几天前，已到武汉方舱医院的杨丹、陈涛在日记中写道：工作中，基本4个小时全程保持着一个姿势，忙完下来，我的身体已经和灵魂分离。防护服的厚重和N95口罩的憋闷早已让我不能正常呼吸，汗水渗透了衣服，眼罩也变成了“水帘洞”。此时，我只能不断告诫自己：坚持，再坚持！
她们以及无数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务工作者，让我想起了小说《鼠疫》中里厄医生说过的话：“尽管有个人的痛苦，也要反抗恐怖的灾难及其不断惩凶的武器，而人们不能成为圣人，也不能容忍灾祸横行，就努力当好医生。
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
就在今天，新闻里说疫情首次出现出院病例多于确诊病例，连续16天确诊病例呈下降数据。武汉的雷哥发来微信：小区全部封闭，生活用品微信上定，送到社区，我们每天有规律地生活非常重要;适应变化的生活，该怎样就怎样，相信将来的日子会更好。翻开朋友圈，看见一位朋友晒的君子兰开花了，她说：“蓄积所有的力量，等待最后的绽放。”春天，渐次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