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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很多，就其身份和最终归宿大致上将其分成两类，即佳人和侠女。这两类作品中的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和人生追求，但说到底都是男性想象写作的产物。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是不对等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两性关系中，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造成这不平等的关系的原因除了男性想象的心理因素，还有封建社会女性自我缺陷的因素。通过分析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反观当下的女性处境，并能给予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性别主义批评 唐传奇 女性形象
一.绪论
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明人胡应麟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指出了唐传奇“尚奇”的特点。唐传奇出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由男性作家写作并以男性为想象读者的作品。在父系社会中，男性群体作为社会的统治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独占了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他们在文学话语系统中规范和塑造着女性形象，并试图将这些形象复制到现实生活的女性群体中，从而完成对女性群体的规范和控制。
在以往以性别主义批评唐传奇的论述中，有对唐传奇中个别女性形象的分析，还有从部分篇目入手，分析男性视野下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些研究论述没有给唐传奇女性形象一个画廊式的研究，也没有对这些女性群像的内涵做一个内在逻辑的梳理。而这将是我们下面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内涵
唐传奇塑造的女性形象很多，按照她们的身份和最终归宿将其分成两类，即佳人和侠女。这两类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和人生追求，但说到底都是男性想象写作的产物。
1.佳人——才子的标配
“佳人”一般与“才子”并提。其连称始见于晚唐柳详《潇湘录》“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而后多有沿用，至明清常被用来概括小说的内容。
唐传奇中“才子佳人”的代表作非元稹的《莺莺传》莫属。张生“性温茂，美风容”，分明才子模样；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楚楚佳人美态，他们的爱情不知感动了多少痴男怨女。然而，张生为了自己的仕途最后还是抛弃了崔莺莺。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蒋防的《霍小玉传》中。霍小玉原为霍王之女，只因其母是霍王侍婢地位低下终被众兄弟赶出王府沦为妓女。后小玉与出身名门望族的陇西才子李益相恋，李益得官后却另聘表妹卢氏。此悲剧结局，令人叹息。
崔莺莺和霍小玉虽有倾国倾城之貌，但痴心一片空负人，没有获得自己的幸福，相反走入了另一个悲惨世界。与崔和霍相比，《李娃传》中的李娃、《柳氏传》中的柳氏及《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她们是幸运的，有自己的归宿。
2.侠女——侠性抹杀了女性
唐传奇还塑造了一批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侠客群体。然而作为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的侠性特征往往大于甚至抹杀了她们身上的女性特征，呈现出模板相似性，主要表现为形象的概念化与命运的模式化。
《谢小娥传》中谢小娥为了替父、夫报仇，女扮男装，潜入仇人家中，在取得合适的时机时手刃仇人，最后出家为尼。《聂隐娘》中聂隐娘武艺高强、精通法术，却下嫁于磨镜少年，最后隐遁归去。《红线》中红线女身世离奇，为主解忧后，最后“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可以说，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报恩和复仇。除却“侠”性，她们作为女性形象是空洞的，难以成立的。侠女形象的构筑并没有带来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扬，因为它并没有整合进女性自身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愿望，不过是男性作家借女性之姿满足自己欲望，倾注自己人格理想的象征性道具。
谢小娥“誓心不嫁。遂剪发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将律师”；聂隐娘安排好丈夫生计，后不知所终；红线“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这些女性在行侠之后，不是遁入空门，就是逃亡于现实生活之外。从小说创作角度讲，这样设置制造了神秘感，更吸引读者。但实际上，男权文化赋予“侠”的鄙弃世俗，追求永恒精神纯度和道德崇高感的传统意蕴以及自由精神，是容不下侠女庸碌的世俗伦理生活，只能让其走上弃世之路，才能消解侠女因拥有主体意识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说佳人是唐代男性对恋爱对象的追求，那么侠女便是唐代男性对侠客形象的补充想象。无论是佳人还是侠女，说到底都是男性想象写作的产物。
三.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的关系
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是不对等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两性关系中，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
在两性关系中，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是男性形象爱的附庸。不论是崔莺莺，还是霍小玉，她们为了心中所爱付出一切，期盼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当情郎负心之后她们依然还心存幻想，不然崔莺莺不会写下催人泪下的书信，霍小玉也不会典当首饰苦苦等待。然而她们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
在社会地位上，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依附于男性的权力，或为维护封建社会伦理道统的秩序。李娃、柳氏及红拂女她们或是娼女、或是伎女，身份卑微，不受社会正统秩序的承认。然而她们慧眼识英雄，在其落魄之时助其一臂之力，待到乔木枝干茁壮之际再作丝萝般攀附。这些女性形象是男性高升的阶梯，反过来她们通过成就男性来成就自己，获得社会正统秩序的认可。谢小娥、聂隐娘及红线女这些侠女形象则是封建社会伦理道统的维护者。谢小娥行侠是为了报杀父、杀夫之仇，是为了尽做女儿、做妻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三纲五常对封建女性的基本要求。聂隐娘和红线行侠，很大程度上是报恩——报知遇之恩。所谓“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这是儒家传统的仁义要求。
四.探究女性形象背后的成因
1.男性想象心理的外化
《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们都是尚未取得功名的士人。在长期的寒窗苦读中难免会寂寞，况且才子之穷“不穷于贫，不穷于世，而穷于不遇佳人”，红袖添香夜伴读乃是人生的一大快事。自古有云：书中自有颜如玉。士子十年寒窗的目的之一就包含对颜如玉的追求。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特点有关，当时青楼兴盛，士子们常常流连于此，产生了许多风流韵事；另一方面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士子们的婚姻并非两厢情愿，因此他们内心渴望有一个红颜知己。青楼女子才貌双全又善解人意，自然成为文人骚客喜闻乐道的对象。然而，当爱情与仕途发生矛盾时，士人们往往舍弃前者。因为他们处世要承担许多责任，诸如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讲究忠孝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是社会和家庭赋予士人的双重责任和要求，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而爱情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况且士人一旦有了功名，何惧天下无芳草？相反如果他们沉溺于爱情，忘记了责任则会被世人耻笑。如此说来，佳人的悲剧也有社会因素。 自古女性的地位是卑贱的，但惟其如此，女性一旦做出了反文化反传统的侠烈之举，才特别具有传奇性和新闻性。而在侠义崇拜的文化心理支配下，中国古人用一种极为特殊而复杂的心态注视并谈论着侠女。侠的某些素质特长一旦为女性所拥有，尤其令人感兴趣且津津乐道。侠女身上所焕发出来的男子气概既满足了男性读者猎奇心理，也引发了男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观照。将属于男性范畴的“侠”赋予女性，实质不过是男性中心意识投射于女性形象，达到“进女子为丈夫”的一种男权叙事策略。因而女侠形象虽然张扬了女性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男权观念，却不免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改头换面地表达了男权文化消费异性的观念。
2.封建社会女性的自我缺陷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社会的影响，封建女性本身就带有男权话语的烙印。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鲁迅也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在封建社会传统妇女观念的影响下，女子必须遵循三从四德，如《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为父、为夫报仇。即使有反抗者，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也是让李益“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作者创作目的莫非是希望男子能自我反省，最后仍是回到了“三从四德”上。再如《李娃传》中的李娃，《柳氏传》中的柳氏，《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她们无不是遵循了封建社会对女子“三从四德”的要求，才获得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机会，并进一步得到了封建社会对自己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亦是其本身缺陷的真实反映。
参考文献
[1]李时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论略——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J]，南京师大报，2011年第4期
[2]陈维维，《莺莺传》看元稹的爱情心理[J]，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3]杨芬霞，男权视阀下的女侠传奇[J]，贵州社会科学报，2006年第3期
[4]吕伟华，浅谈唐传奇作者的男权意识及其根源———《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试分析之[J]，文化研究，2010年第19期
[5]王立，《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M]，学林出版社，1999年
[6]鲁迅校录、杜东嫣译，《唐宋传奇集全译》[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作者介绍：何欢，利红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关键词：性别主义批评 唐传奇 女性形象
一.绪论
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明人胡应麟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指出了唐传奇“尚奇”的特点。唐传奇出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由男性作家写作并以男性为想象读者的作品。在父系社会中，男性群体作为社会的统治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独占了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他们在文学话语系统中规范和塑造着女性形象，并试图将这些形象复制到现实生活的女性群体中，从而完成对女性群体的规范和控制。
在以往以性别主义批评唐传奇的论述中，有对唐传奇中个别女性形象的分析，还有从部分篇目入手，分析男性视野下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些研究论述没有给唐传奇女性形象一个画廊式的研究，也没有对这些女性群像的内涵做一个内在逻辑的梳理。而这将是我们下面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内涵
唐传奇塑造的女性形象很多，按照她们的身份和最终归宿将其分成两类，即佳人和侠女。这两类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和人生追求，但说到底都是男性想象写作的产物。
1.佳人——才子的标配
“佳人”一般与“才子”并提。其连称始见于晚唐柳详《潇湘录》“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而后多有沿用，至明清常被用来概括小说的内容。
唐传奇中“才子佳人”的代表作非元稹的《莺莺传》莫属。张生“性温茂，美风容”，分明才子模样；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楚楚佳人美态，他们的爱情不知感动了多少痴男怨女。然而，张生为了自己的仕途最后还是抛弃了崔莺莺。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蒋防的《霍小玉传》中。霍小玉原为霍王之女，只因其母是霍王侍婢地位低下终被众兄弟赶出王府沦为妓女。后小玉与出身名门望族的陇西才子李益相恋，李益得官后却另聘表妹卢氏。此悲剧结局，令人叹息。
崔莺莺和霍小玉虽有倾国倾城之貌，但痴心一片空负人，没有获得自己的幸福，相反走入了另一个悲惨世界。与崔和霍相比，《李娃传》中的李娃、《柳氏传》中的柳氏及《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她们是幸运的，有自己的归宿。
2.侠女——侠性抹杀了女性
唐传奇还塑造了一批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侠客群体。然而作为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的侠性特征往往大于甚至抹杀了她们身上的女性特征，呈现出模板相似性，主要表现为形象的概念化与命运的模式化。
《谢小娥传》中谢小娥为了替父、夫报仇，女扮男装，潜入仇人家中，在取得合适的时机时手刃仇人，最后出家为尼。《聂隐娘》中聂隐娘武艺高强、精通法术，却下嫁于磨镜少年，最后隐遁归去。《红线》中红线女身世离奇，为主解忧后，最后“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可以说，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报恩和复仇。除却“侠”性，她们作为女性形象是空洞的，难以成立的。侠女形象的构筑并没有带来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扬，因为它并没有整合进女性自身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愿望，不过是男性作家借女性之姿满足自己欲望，倾注自己人格理想的象征性道具。
谢小娥“誓心不嫁。遂剪发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将律师”；聂隐娘安排好丈夫生计，后不知所终；红线“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这些女性在行侠之后，不是遁入空门，就是逃亡于现实生活之外。从小说创作角度讲，这样设置制造了神秘感，更吸引读者。但实际上，男权文化赋予“侠”的鄙弃世俗，追求永恒精神纯度和道德崇高感的传统意蕴以及自由精神，是容不下侠女庸碌的世俗伦理生活，只能让其走上弃世之路，才能消解侠女因拥有主体意识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说佳人是唐代男性对恋爱对象的追求，那么侠女便是唐代男性对侠客形象的补充想象。无论是佳人还是侠女，说到底都是男性想象写作的产物。
三.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的关系
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是不对等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两性关系中，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
在两性关系中，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是男性形象爱的附庸。不论是崔莺莺，还是霍小玉，她们为了心中所爱付出一切，期盼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当情郎负心之后她们依然还心存幻想，不然崔莺莺不会写下催人泪下的书信，霍小玉也不会典当首饰苦苦等待。然而她们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
在社会地位上，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依附于男性的权力，或为维护封建社会伦理道统的秩序。李娃、柳氏及红拂女她们或是娼女、或是伎女，身份卑微，不受社会正统秩序的承认。然而她们慧眼识英雄，在其落魄之时助其一臂之力，待到乔木枝干茁壮之际再作丝萝般攀附。这些女性形象是男性高升的阶梯，反过来她们通过成就男性来成就自己，获得社会正统秩序的认可。谢小娥、聂隐娘及红线女这些侠女形象则是封建社会伦理道统的维护者。谢小娥行侠是为了报杀父、杀夫之仇，是为了尽做女儿、做妻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三纲五常对封建女性的基本要求。聂隐娘和红线行侠，很大程度上是报恩——报知遇之恩。所谓“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这是儒家传统的仁义要求。
四.探究女性形象背后的成因
1.男性想象心理的外化
《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们都是尚未取得功名的士人。在长期的寒窗苦读中难免会寂寞，况且才子之穷“不穷于贫，不穷于世，而穷于不遇佳人”，红袖添香夜伴读乃是人生的一大快事。自古有云：书中自有颜如玉。士子十年寒窗的目的之一就包含对颜如玉的追求。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特点有关，当时青楼兴盛，士子们常常流连于此，产生了许多风流韵事；另一方面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士子们的婚姻并非两厢情愿，因此他们内心渴望有一个红颜知己。青楼女子才貌双全又善解人意，自然成为文人骚客喜闻乐道的对象。然而，当爱情与仕途发生矛盾时，士人们往往舍弃前者。因为他们处世要承担许多责任，诸如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讲究忠孝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是社会和家庭赋予士人的双重责任和要求，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而爱情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况且士人一旦有了功名，何惧天下无芳草？相反如果他们沉溺于爱情，忘记了责任则会被世人耻笑。如此说来，佳人的悲剧也有社会因素。 自古女性的地位是卑贱的，但惟其如此，女性一旦做出了反文化反传统的侠烈之举，才特别具有传奇性和新闻性。而在侠义崇拜的文化心理支配下，中国古人用一种极为特殊而复杂的心态注视并谈论着侠女。侠的某些素质特长一旦为女性所拥有，尤其令人感兴趣且津津乐道。侠女身上所焕发出来的男子气概既满足了男性读者猎奇心理，也引发了男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观照。将属于男性范畴的“侠”赋予女性，实质不过是男性中心意识投射于女性形象，达到“进女子为丈夫”的一种男权叙事策略。因而女侠形象虽然张扬了女性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男权观念，却不免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改头换面地表达了男权文化消费异性的观念。
2.封建社会女性的自我缺陷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社会的影响，封建女性本身就带有男权话语的烙印。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鲁迅也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在封建社会传统妇女观念的影响下，女子必须遵循三从四德，如《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为父、为夫报仇。即使有反抗者，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也是让李益“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作者创作目的莫非是希望男子能自我反省，最后仍是回到了“三从四德”上。再如《李娃传》中的李娃，《柳氏传》中的柳氏，《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她们无不是遵循了封建社会对女子“三从四德”的要求，才获得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机会，并进一步得到了封建社会对自己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亦是其本身缺陷的真实反映。
参考文献
[1]李时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论略——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J]，南京师大报，2011年第4期
[2]陈维维，《莺莺传》看元稹的爱情心理[J]，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3]杨芬霞，男权视阀下的女侠传奇[J]，贵州社会科学报，2006年第3期
[4]吕伟华，浅谈唐传奇作者的男权意识及其根源———《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试分析之[J]，文化研究，2010年第19期
[5]王立，《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M]，学林出版社，1999年
[6]鲁迅校录、杜东嫣译，《唐宋传奇集全译》[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作者介绍：何欢，利红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