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来，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种种举动激起了中国空前强烈的反应，中国学界、媒体和民众对新加坡的关注和愤怒甚至一度超过了对菲律宾这一“南海仲裁案”的直接挑起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也许是因为新加坡75%的人口是华人，很多中国人对新在敏感问题上采取并不偏向于中国的立场难以接受，觉得新就算不愿替中国说话，至少也应保持中立。甚至有中国学者主张，既然新加坡对中国不客气，那中国也没必要太照顾新，应当采取措施让新“付出代价”。
笔者认为，当前新加坡的外交举措，包括近期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立场和行动在内，整体上并没有超出李光耀时代的基本框架。本文试图从李光耀的“中国观”对近期新加坡的一些立场和言行作出分析。
中国人感到被同文同种的新加坡“背叛”并非新现象。即使是公认比较善于掌握对华言行尺度的李光耀，也不时做出“让中国恼怒之事”。上世纪60年代推行的反共政策自不必言。2009年，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李光耀在演讲中公开主张美国应制衡中国，因而被中国民众斥为美国的“走狗”。那么，李光耀为什么会有此类言行？他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亚洲和世界，并在其中摆放新加坡的位置的呢？
东南亚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我们”
2016年10月13日，访澳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共同见证两国国防部长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对于新加坡的外交底色，李光耀最看重的是“新加坡人”这个身份标签，其次就是“东南亚人”。李光耀多次直言：“我们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加坡人更愿被称为东南亚人，而不是海外华人，认为后者带有“中国中心论”的意味。
冷战时期，两个因素困扰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共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多认为这两大因素事关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避免被邻国当作“第三个中国”或“中国的第五纵队”，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在独立后不久即明确采取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小心翼翼，迟迟未与中国建交。
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正式访华时全程采用英语与中方交流，而他每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则直接使用印尼语与苏哈托交谈。在那次访华过程中，李光耀甚至拒绝接受中国领导人递过来的“礼物”——一本由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撰写的关于1962中印战争的书，因为此书基调偏向中方。李光耀在向中国领导人作解释时说：“无论如何，我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李光耀借此向印度乃至全世界表明，对于中印之间的纷争，新加坡不会选择一边听信。李光耀还曾向印尼总统苏哈托承诺新加坡绝不在印尼之前跟中国建交，并且履行了承诺，直到1990年中印尼复交之后三个月才与中国建交。
为了“避嫌”并展示“东南亚身份”，新加坡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比较小心，但这绝不意味着李光耀会让他人来决定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他的理念是，在国际关系的海洋里，“小鱼”新加坡要“同中鱼和大鱼都做朋友”。但另一方面，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预见到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认为新加坡能从中国获益，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1985年李光耀第三次访华时与中方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中方聘请新加坡原第一副总理吴庆瑞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顾问。他还积极做工作，让东南亚其他国家相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焕然一新，中国已不再是原先的中国。
在东西方之间奉行现实主义“朋友观”
李光耀相信，在各国相互依存、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小国受大国的影响将更大。中国崛起导致亚洲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使得在安全问题上长期依赖美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为此，李光耀除了在亚洲区域内为新加坡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外，也试图驾驶着新加坡这“一叶小舟”在国际政治的汪洋中搏浪。李光耀本人努力扮演几种角色：东南亚最先进国家的领袖，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能在西方说得上话的“智者”。他从不讳言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竭力为新加坡在大国夹缝中求存、谋利。为此，李光耀巧妙而频繁地游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其如自由舞者般倏忽即变的身影令中国有点不习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把美国看作一个对亚洲的区域安全和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的“温和霸权”;而对于中国，他则说，这是一个“一旦你惹得它不高兴，就会有十三亿‘自己人’与你结仇的国家”。
李光耀这种在中国人看来“亲外人，疏自己人”的“朋友观”与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是一致的。他在1990年曾说：“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不会因意识形态而变得错综复杂或混淆不清。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竞争将属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各自争取更好的成绩。”在新加坡看来，东亚的成功正是对包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吸引外资、鼓励个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美国经济哲学的最佳辩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为东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安全环境。李光耀同时认为，后来居上的中国以庞大的市场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利益，但这个国家尚处于不稳定的崛起过程中，“脾性大”。
此种“大国观”，加上亚洲和东南亚的区域特点以及新加坡的国情，使得李光耀在平衡大国力量、维护区域稳定上主要着力于三点。
首先，作为小国领导人，他在大国之间周旋，力图使新加坡左右逢源，并不时告诫其他小国认清自己的位置，不应自不量力挑战大国权威。他提醒新加坡的邻居们，即使某小国获得某大国支持，此大国对此小国的兴趣也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与之相关的另一大国，因此，若小国想依仗一个大国来对抗另一大国，往往会自食恶果;大国的安定繁荣对大家都有好处，反之亦然，因此小国应与各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 其次，他呼吁大国在东南亚采取任何政治、经济、军事行动之前，都要考虑一下该区域小国的安全和利益。他时常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与纷争中插入自己的声音。1996年，针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局面和美国介入干涉的可能性，李光耀表达了对中美交恶将给亚太小国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他说，若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制裁，不仅会给中国大陆，也将给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后果。他还说，如果美国以武力干涉两岸关系，不仅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将受到重大打击，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布局也将受到深远影响。
第三，他积极致力于增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1999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被美国“误炸”事件，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失败，而李登辉又提出“两国论”。在此背景下，李光耀告诉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并不符合美方的利益。同时，他建议中国应坚持利用美国的市场、科技和资本来发展经济。
李光耀的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台湾、香港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台湾统独的决定力量是中国大陆与美国而不是台湾自身的意志，“台独”分裂活动不仅会使台湾陷入危境，更会殃及整个东南亚。他也很清楚“美国真正关心的并不是2100万台湾人”，点明了台湾对于美国的真正价值所在：以“不民主”的中国大陆不应该控制民主化了的台湾为理由，给中国大陆施加压力。这些话显然也不是美国爱听的。在香港问题上，李光耀认为英国的香港政策在彭定康担任港督前一直理解并且尊重中国大陆方面的重大关切，同时肯定中国大陆方面在香港问题上的诚意。他提醒西方，“很少有人记得中国曾经如何地自我克制。1961年，中国原本可以学印度入侵果阿那样，以所有殖民统治所留下的痕迹都已过时作为步其后尘的理由。”
几点思考
李光耀的国际观与所作所为，体现了他的行事特色，更反映了他对新加坡国情和地位的认知：被众多强大势力包围的迷你城市国家。因此，如何在“充满敌意又强悍”的邻居的包围下求得生存，并争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空间成为新加坡的首要任务。李光耀清醒地意识到，小国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区域，遑论改变世界;小国要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需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
过去几年新加坡处理与东盟、中国、美国三方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对东盟，扮演“军师”角色，力促先经济后政治安全的东盟整合进程，尽量确保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继续坐在“驾驶席”上。对中国，优先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在制造业、货物贸易、离岸人民币业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强化双边关系，继续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社会方面引进中国的高端人才以保持华人在新加坡的主体地位。对美国，继续将之当作主要外部安全保证，与之维持事实上的盟友关系，支持美国以不引发地区冲突为前提强化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扮演美国在东南亚可靠的“稳定锚”角色，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强化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以期利用美国的比较优势。
随着经济共同体的建成、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东盟国家对政治与安全共同体有了更大需求，一些成员国开始追求对外关系上的“东盟统一立场”。南海问题已成为东盟成员国最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最大短板，自然成为新加坡外交的关切重点。坦率地讲，新加坡并不是东盟国家当中在南海问题上唯一对中国有疑虑的。新加坡觉得自己或许可以作中国的“诤友”，但“诤友”是很难扮演的角色，连李光耀也有尺度拿捏失准的时候，更何况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中国现在的地位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等，都决定了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并不会也无法在南海问题上充当“夏威夷以西最美国的人”。
对中国来说，对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那些言行本身无需太多挂虑。笔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方向同样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落实“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倡议，如何让自己的南海政策有助于这一倡议在东南亚的落实、有利于全球海洋利益的协调。东南亚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第一枢纽，中南半岛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区。过去的经验表明：该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化并不能淡化南海问题，而南海问题则会影响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并波及政治、安全等领域。中国与新加坡之间龃龉的主要缘由也是南海问题及其背后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南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实施的因素，是时候提速“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进程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只能一味忍让。但作为崛起中的国家、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有必要清晰化自己的南海权利主张，并牵头设计出一个能为声索国共同接受的南海争端解决方案。以此为目标，中国可以与包括南海声索方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南海使用方共同为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定规矩”，也有必要在事关自己主权权益的问题上让邻国知道“红线”划在哪里。
（作者分别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笔者认为，当前新加坡的外交举措，包括近期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立场和行动在内，整体上并没有超出李光耀时代的基本框架。本文试图从李光耀的“中国观”对近期新加坡的一些立场和言行作出分析。
中国人感到被同文同种的新加坡“背叛”并非新现象。即使是公认比较善于掌握对华言行尺度的李光耀，也不时做出“让中国恼怒之事”。上世纪60年代推行的反共政策自不必言。2009年，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李光耀在演讲中公开主张美国应制衡中国，因而被中国民众斥为美国的“走狗”。那么，李光耀为什么会有此类言行？他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亚洲和世界，并在其中摆放新加坡的位置的呢？
东南亚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我们”
对于新加坡的外交底色，李光耀最看重的是“新加坡人”这个身份标签，其次就是“东南亚人”。李光耀多次直言：“我们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加坡人更愿被称为东南亚人，而不是海外华人，认为后者带有“中国中心论”的意味。
冷战时期，两个因素困扰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共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多认为这两大因素事关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避免被邻国当作“第三个中国”或“中国的第五纵队”，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在独立后不久即明确采取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小心翼翼，迟迟未与中国建交。
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正式访华时全程采用英语与中方交流，而他每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则直接使用印尼语与苏哈托交谈。在那次访华过程中，李光耀甚至拒绝接受中国领导人递过来的“礼物”——一本由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撰写的关于1962中印战争的书，因为此书基调偏向中方。李光耀在向中国领导人作解释时说：“无论如何，我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李光耀借此向印度乃至全世界表明，对于中印之间的纷争，新加坡不会选择一边听信。李光耀还曾向印尼总统苏哈托承诺新加坡绝不在印尼之前跟中国建交，并且履行了承诺，直到1990年中印尼复交之后三个月才与中国建交。
为了“避嫌”并展示“东南亚身份”，新加坡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比较小心，但这绝不意味着李光耀会让他人来决定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他的理念是，在国际关系的海洋里，“小鱼”新加坡要“同中鱼和大鱼都做朋友”。但另一方面，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预见到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认为新加坡能从中国获益，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1985年李光耀第三次访华时与中方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中方聘请新加坡原第一副总理吴庆瑞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顾问。他还积极做工作，让东南亚其他国家相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焕然一新，中国已不再是原先的中国。
在东西方之间奉行现实主义“朋友观”
李光耀相信，在各国相互依存、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小国受大国的影响将更大。中国崛起导致亚洲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使得在安全问题上长期依赖美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为此，李光耀除了在亚洲区域内为新加坡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外，也试图驾驶着新加坡这“一叶小舟”在国际政治的汪洋中搏浪。李光耀本人努力扮演几种角色：东南亚最先进国家的领袖，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能在西方说得上话的“智者”。他从不讳言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竭力为新加坡在大国夹缝中求存、谋利。为此，李光耀巧妙而频繁地游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其如自由舞者般倏忽即变的身影令中国有点不习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把美国看作一个对亚洲的区域安全和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的“温和霸权”;而对于中国，他则说，这是一个“一旦你惹得它不高兴，就会有十三亿‘自己人’与你结仇的国家”。
李光耀这种在中国人看来“亲外人，疏自己人”的“朋友观”与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是一致的。他在1990年曾说：“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不会因意识形态而变得错综复杂或混淆不清。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竞争将属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各自争取更好的成绩。”在新加坡看来，东亚的成功正是对包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吸引外资、鼓励个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美国经济哲学的最佳辩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为东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安全环境。李光耀同时认为，后来居上的中国以庞大的市场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利益，但这个国家尚处于不稳定的崛起过程中，“脾性大”。
此种“大国观”，加上亚洲和东南亚的区域特点以及新加坡的国情，使得李光耀在平衡大国力量、维护区域稳定上主要着力于三点。
首先，作为小国领导人，他在大国之间周旋，力图使新加坡左右逢源，并不时告诫其他小国认清自己的位置，不应自不量力挑战大国权威。他提醒新加坡的邻居们，即使某小国获得某大国支持，此大国对此小国的兴趣也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与之相关的另一大国，因此，若小国想依仗一个大国来对抗另一大国，往往会自食恶果;大国的安定繁荣对大家都有好处，反之亦然，因此小国应与各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 其次，他呼吁大国在东南亚采取任何政治、经济、军事行动之前，都要考虑一下该区域小国的安全和利益。他时常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与纷争中插入自己的声音。1996年，针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局面和美国介入干涉的可能性，李光耀表达了对中美交恶将给亚太小国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他说，若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制裁，不仅会给中国大陆，也将给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后果。他还说，如果美国以武力干涉两岸关系，不仅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将受到重大打击，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布局也将受到深远影响。
第三，他积极致力于增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1999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被美国“误炸”事件，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失败，而李登辉又提出“两国论”。在此背景下，李光耀告诉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并不符合美方的利益。同时，他建议中国应坚持利用美国的市场、科技和资本来发展经济。
李光耀的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台湾、香港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台湾统独的决定力量是中国大陆与美国而不是台湾自身的意志，“台独”分裂活动不仅会使台湾陷入危境，更会殃及整个东南亚。他也很清楚“美国真正关心的并不是2100万台湾人”，点明了台湾对于美国的真正价值所在：以“不民主”的中国大陆不应该控制民主化了的台湾为理由，给中国大陆施加压力。这些话显然也不是美国爱听的。在香港问题上，李光耀认为英国的香港政策在彭定康担任港督前一直理解并且尊重中国大陆方面的重大关切，同时肯定中国大陆方面在香港问题上的诚意。他提醒西方，“很少有人记得中国曾经如何地自我克制。1961年，中国原本可以学印度入侵果阿那样，以所有殖民统治所留下的痕迹都已过时作为步其后尘的理由。”
几点思考
李光耀的国际观与所作所为，体现了他的行事特色，更反映了他对新加坡国情和地位的认知：被众多强大势力包围的迷你城市国家。因此，如何在“充满敌意又强悍”的邻居的包围下求得生存，并争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空间成为新加坡的首要任务。李光耀清醒地意识到，小国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区域，遑论改变世界;小国要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需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
过去几年新加坡处理与东盟、中国、美国三方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对东盟，扮演“军师”角色，力促先经济后政治安全的东盟整合进程，尽量确保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继续坐在“驾驶席”上。对中国，优先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在制造业、货物贸易、离岸人民币业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强化双边关系，继续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社会方面引进中国的高端人才以保持华人在新加坡的主体地位。对美国，继续将之当作主要外部安全保证，与之维持事实上的盟友关系，支持美国以不引发地区冲突为前提强化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扮演美国在东南亚可靠的“稳定锚”角色，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强化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以期利用美国的比较优势。
随着经济共同体的建成、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东盟国家对政治与安全共同体有了更大需求，一些成员国开始追求对外关系上的“东盟统一立场”。南海问题已成为东盟成员国最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最大短板，自然成为新加坡外交的关切重点。坦率地讲，新加坡并不是东盟国家当中在南海问题上唯一对中国有疑虑的。新加坡觉得自己或许可以作中国的“诤友”，但“诤友”是很难扮演的角色，连李光耀也有尺度拿捏失准的时候，更何况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中国现在的地位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等，都决定了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并不会也无法在南海问题上充当“夏威夷以西最美国的人”。
对中国来说，对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那些言行本身无需太多挂虑。笔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方向同样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落实“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倡议，如何让自己的南海政策有助于这一倡议在东南亚的落实、有利于全球海洋利益的协调。东南亚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第一枢纽，中南半岛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区。过去的经验表明：该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化并不能淡化南海问题，而南海问题则会影响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并波及政治、安全等领域。中国与新加坡之间龃龉的主要缘由也是南海问题及其背后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南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实施的因素，是时候提速“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进程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只能一味忍让。但作为崛起中的国家、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有必要清晰化自己的南海权利主张，并牵头设计出一个能为声索国共同接受的南海争端解决方案。以此为目标，中国可以与包括南海声索方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南海使用方共同为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定规矩”，也有必要在事关自己主权权益的问题上让邻国知道“红线”划在哪里。
（作者分别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