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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战略研究的一个分类，地理政治研究除了担负为制订政纲和决策提供理论框架和抽象信息、培育公众的战略意识与战略思维能力的社会职责，并因此而具有社会反思的意义，它还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中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进路，从而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自觉和自省。吴征宇的新作《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以下简称《霸权的逻辑》） 正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对国家和学科的责任与义务。
一
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料或建议的那样放弃以往那种“绝对优势战略”，转而采取摆脱在欧亚大陆承担义务的“离岸制衡战略”，而是继续维系其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对于那些以结构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大战略研究，美国的行为显然构成了一种反常现象。《霸权的逻辑》以经典地理政治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反复出现的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的剖析，探究霸权、均势与地理政治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主导性海洋国家的霸权地位与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期对这一反常现象作出自己的解答。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诞生以来，尽管屡受挑战，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究其原因，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依据对市场秩序的比附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逻辑与国家确保自身安全与自主的意愿共同作用，导致了均势与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动无涉的反复而自动的生成。从“体系性结果”而不是从“国家的行为”来理解、解释均势的再生产构成了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除了对国家某些基本的预设——理性、自利，以维护自身安全与自主作为基本价值诉求，悬置了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为在均势体系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均势的生发与维系是单位层面的国家为维护其生存而采取的行动（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在体系层面产生的非意图后果。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就因此将均势的实现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为维护均势而有意识采取的行动置于黑箱之中。由此造成了《霸权的逻辑》所谓的结构现实主义“非时间”与“非空间”的“缺陷”。
就知识的谱系而言，《霸权的逻辑》通过批判继承地理政治学说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对“心脏地带国家”与“边缘地带国家”的界分，并结合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关于欧洲均势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需要侧翼大国动员区域外资源不断进行干预方才得以维系的动态的开放体系的论断，对现实主义理论中“两种并行不悖但却又无法兼容”的思想脉络进行了辨析。
《霸权的逻辑》指出，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存有“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的理论分野。对于包括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约翰•米尔斯海默以及克里斯托弗•雷恩在内的前者，“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生存压力必然使国家……制衡那些可能在体系中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国家”。在以罗伯特•吉尔平、A.F.K. 奥根斯基、乔治•莫德尔斯基等为代表的后者看来，“历史上霸权国的出现往往带来体系的稳定，因为霸权国在推进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的同时，同样也将会创立一整套政治和经济上的结构及行为规范，从而实现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治理”。“从表面上看”，二者“界定的体系稳定原则（即均势与霸权）完全不同甚至相悖”。造成这一理论分歧的原因是，“二者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及基础有着不同的界定”。均势论“揭示的那种现代世界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霸权论“一般都是以主导性经济和技术性领域及海军力量等方面的绝对领先优势来界定霸权的”。据此，《霸权的逻辑》认为，“所谓现代国际‘体系’乃是由两种不同原则主导的‘体系’而构成的，即‘均势原则’主导的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以及由‘霸权原则’主导的全球性大洋体系”。“区域性体系只有在列强间实力保持大致平衡条件下才能保持稳定，但全球性大洋体系则只有在一个主导性经济和海军强国存在的情况下才是最稳定的。”
两大体系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演变造就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区域性大陆体系与全球性大洋体系对霸权的性质及基础的不同界定，是造成霸权功能性差异的根本原因。这种差异经由现实主义理论所深刻揭示的“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主要大国对于以陆权为基础的霸权同以海权为基础的霸权的不同理解与反应，并因此决定了这样两种类别的霸权在维系其权力基础时承受的风险与支付的成本的重大差异。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关系的终极问题。战争对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影响不仅在于在一个由多个合法地垄断了暴力手段的国家组成的体系中，无政府状态造就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始终处于战争的死亡阴影之下（现代条件下，所谓的国家死亡倒不见得是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及其治理手段的灭亡，而更可能是一个国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势下，外部势力对其基本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强行改造），更是由于国家终究无法摆脱为避免毁灭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所谓战争状态。作为体系属性的不确定性，经由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强制性地限定了国家的行为：国家如果不能通过“内部制衡”或“外部制衡”对他国权力增长和霸权企图作出有效反应，将承受死亡或丧失自主的风险，哪怕国际权力格局“最终”是要恢复均衡的。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两难构成了国家谋求霸权的基本动力。在防御性现实主义那里，安全两难为国家权力的扩张设置了限度——对霸权的追求因他国的制衡和高昂的治理成本终将成为自我挫败的行为。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两大分支，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通过对安全两难的强调，殊途同归地彰显了任何国家都将他国谋求霸权的行为视为对本国安全与自主的根本威胁，以及追逐霸权地位所必须承受的成本与风险。
正是在安全两难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为其理论形态的简洁优雅付出了重大代价。作为抽象掉了具体时空特性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由于“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的潜在涵义”，无法充分有效地理解和解释近现代国家体系中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均势体系共存的格局。
与大陆霸权不同，区域性霸权并非是主导性海洋国家成长为全球性霸权的必由之道。生产、贸易、金融和海上力量的绝对领先优势以及欧亚大陆均势构成了主导性海洋国家霸权地位的两根主要支柱。
现代条件下，主导性海洋国家在经济、技术以及军事领域内的优势地位显然难以凭借武力征服的手段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也并不需要主导性海洋国家为确保维系其霸权基础所需资源对国际体系实行等级式直接控制。
海洋这个巨大水体的阻隔作用，军事力量的效能随距离的增加而递减的规律，大陆霸权与海洋霸权对武装力量构成的截然不同的要求，以及和平时期财政和国内体制对海洋国家武装力量构成的约束，使得主导性海洋国家几乎不可能远隔重洋取得并维系在大陆的霸权。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安全两难的效应，从而有助于塑造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基于地理的和平”，从而不仅大大降低了霸权的治理成本，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大洋另一端的国家制衡霸权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主导性海洋国家还有意识地将确保欧亚大陆均势作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在主导性海洋国家看来，欧亚大陆的资源一旦处于某个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个国家就有能力动员整个大陆的资源来挑战其经济与海权优势，并向海洋国家封闭大陆市场，从而动摇乃至瓦解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权力基础。主导性海洋国家将维护欧亚大陆区域体系的均势以及在经济上及战略上的开放性与保持在全球性大洋体系内的经济、技术和海权上的绝对领先优势视为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利益。
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相比，大陆国家成长为世界性霸权的过程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障碍。对于大陆国家而言，取得区域性大陆体系内的霸权地位是实现全球体系内的均势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的前提条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除北美地区外，除非通过武力征服或政治经济控制手段打破主权国家体系对一个国家所能够掌控的资源的约束，并有效抵御主导性海洋国家对大陆事务的干预，否则难以最终确立在大陆体系内的霸权地位。相形之下，主导性海洋国家对欧亚大陆均势有意识的维护，对于那些处于地区霸权觊觎者潜在或实在的威胁之下的国家而言，无意中提供了某种公共物品。对于大陆国家而言，一旦出现颠覆大陆均势的威胁，而大陆国家又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恢复区域内平衡时，往往需要引入区域外部主导性海洋国家力量的介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区域性大陆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大陆强国的霸权图谋恰恰构成了主导性海洋国家力量与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陆强国制衡或挑战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意愿越是强烈，为制衡和挑战主导性海洋国家而扩张权力基础的政策越是有效，主导性海洋国家的霸权地位就越是稳固。
全球性大洋体系与区域性大陆体系不仅是共存的，甚至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的。正是通过将均势概念由结构现实主义的自生自发秩序向公共物品的置换，《霸权的逻辑》揭示了主导性海洋国家与欧亚大陆均势之间的互动机理。《霸权的逻辑》也因此为我们观察、理解、和判断当今和未来美国大战略提供了某种分析路径。
二
全球性大洋霸权体系与区域性大陆均势体系的共存乃至互补，主导性海洋国际将欧亚大陆均势视为其霸权地位的必要前提，以及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安全两难的缓解，大致解释了主导性海洋国家何以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系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成功降低制衡霸权的风险。主导性海洋国家在大洋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并不要求甚至排斥和平时期其在大陆的战略存在。而这显然与冷战以来，以及冷战之后美国欧亚战略的经验事实产生了尖锐的反差。《霸权的逻辑》通过探究技术变迁因素对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答。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地理政治环境实行了革命性改造。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实质性地增进了大陆国家对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赋予了那些在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方面享有巨大禀赋优势的大陆国家从事大规模持久战争的潜能，从而“导致了海权作为一种大战略工具有效性的下降”，同时“主导性海洋国家已不再拥有较充裕的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局势的不利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拥有雄厚科技和制造业基础的大陆强国，有可能不直接经由对他国的武力征服，而通过国内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增进其权力基础，从而以和平方式取得相对于周边其他国家的权力资源的优势。国家间权力资源对比可能的剧烈变动，通常构成区域性权力关系格局变迁的重要动力，并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国家意图的非透明性和多变性，很难确信那个国家不会利用权力资源的优势来谋求霸权地位从而导致均势体系的败坏。
工业革命造成的地理政治环境变迁意味着“主导性海洋国家要继续保持自己对大陆均势的操控，就必须准备承受前所未有的大陆义务”。主导性海洋国家已经不再享有在和平时期游离于大陆事务之外，只有当大陆均势面临倾覆的危险时充当决定性筹码的那样一种奢侈。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均势体系。德国、日本这两个地理政治传统对手的崩溃，以及英法的衰落，造就了苏联在欧亚大陆空前的权力优势。工业化战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与美苏这两个拥有洲际规模的权力资源基础的超级大国相比，传统大国都被侏儒化了。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复大陆均势。技术变迁，以及反映这一变迁效应的苏联崛起一举改变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地理政治现实，同时也促成了战后美国安全观的剧变。
由麦金德首创的“心脏地带理论”以及由斯皮克曼提出的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界分为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制订提供了便利的概念工具。
依据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理论，“欧亚大陆均势体系出现的不利变化将会使心脏地带强国能利用丰富的大陆资源从事海军建设并且因此对海洋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根本挑战，而海洋国家成功抵御心脏地带强国的关键，则是确保自己在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或边缘地区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力优势”。对于美国而言，确保欧亚大陆均势，与维护美国霸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主导权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战以来，美国在欧亚大陆实行的不是“离岸制衡”战略，而是“选择性干预”战略。也就是说，以在大陆承担的同盟义务和保持在重点地区的战略存在为核心，在和平时期积极参与大陆局势的塑造，从而防止其朝着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作为对技术变迁造就的地理政治环境变革以及欧亚大陆权力失衡的反应，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存在不仅可以使美国在西欧、日本的经济振兴和信心恢复之前填补权力真空，它还充当了复兴西欧、日本的催化剂。对于美国而言，更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遏制战略实现的美国在大陆的战略存在，逐步被改造成为欧亚大陆均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有意识地对自己大陆均势体系正式成员的身份进行了合理化。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地理政治双重属性是造成战后美国大战略这一畸变的重要动力。
依照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界分，世界历史上基本权力竞争模式并非如麦金德所揭示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一种，而是两种：“一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与心脏地带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间进行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合在一起同边缘地带某个强国间进行的对抗”。造成边缘地带这种地理政治上双重属性的根源是其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即边缘地带羸弱时，前者将占据上风；当边缘地带强盛时，后者则占据上风”。
就美国而言，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主导地位，不仅便于美国充分发挥以经济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为依托的海空优势而不必过于依赖昂贵的人力资源，防止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拥有雄厚经济技术潜力的西欧、日本落入苏联单一强权的控制之下，它同时还承担了阻止边缘地带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的任务。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在欧亚大陆权力的重视，恰恰是基于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意识。冷战期间，阻遏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暂时为遏制苏联的主题所遮蔽。
三
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意味着欧亚大陆的权力格局再次进入了新的调整时期。然而，美国大战略的地理政治逻辑并未因此而改变。美国的欧亚战略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手段上继续保持着惊人的延续性，那就是继续将维系欧亚大陆均势作为确保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主导地位的前提条件。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非但没有动摇边缘地带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反而增强了边缘地带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心脏地带国家的衰落实际上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对边缘地带独立的权力中心崛起的防范与猜忌，“因为恰恰是‘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的强国才具有直接威胁美国的能力。而这点也就是意味着，冷战后美国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对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控制”。
就欧洲而言，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源于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的消失，不仅大大削弱了美国在西欧所承担的安全义务相对于当地国家的价值，还在于欧洲国家因此有可能推行一项更为灵活独立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德国统一与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增强了欧洲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崛起的可能性。针对欧盟通过独立的安全与防务政策谋求战略自主，美国始终将欧洲一体化必须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框架内进行作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德国重新统一造就的不确定性对于美国继续把握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导权既是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机遇。
随着冷战后东亚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日益凸显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重点开始由欧洲和大西洋转向东亚和太平洋。与欧洲相比，两极结构的瓦解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这固然是由于在东亚地区尚未形成类似于欧洲那样成熟的多边国际机制，也不像欧洲存在一群规模大致相当且地理位置上彼此相邻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冷战终结使得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除去上世纪50至60年代短暂的中苏同盟时期）解除了对来自漫长的陆上边界的安全威胁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对中国安全战略的束缚。中国还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现代化所需资金和技术，初步确立了在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低端的优势。特定历史条件下，威权体制超常规的资源动员能力与市场机制相对高效的资源利用能力的结合，使得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地理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使得中国有条件致力于建设一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合作伙伴，终究无法遮蔽地理政治竞争对手的现实。
鉴于美国海军作战理念正在发生的由“在海上”到“从海上”的转变，中国唯有通过发展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获取有效的战区反介入能力，方才有可能充分保障国土安全。然而，中国海军军备建设的防御性质并不意味着可以使中美免于对抗。由地理政治的逻辑所导出的减缓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强国间安全两难效应显然不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
就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而言，美国对中国海军军备建设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的判断，并不仅限于中国海军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威胁美国本土安全以及海上利益的能力，还要看中国海军发展对欧亚大陆均势的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海上实力的增强，只能意味着美国干预东亚大陆事务能力的削弱。就此而言，中国海军军备建设的防御性质固然有可能影响中美对抗的烈度，却未必能对其对抗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依据“霸权的逻辑”，为了确保在东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限制中国权力的方式来保持冷战后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依赖”，美国除了确保绝对的海权优势，改造和强化在东亚和太平洋既有的同盟体系，为了将中国的战略重心重新引向内陆，利用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享有的巨大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和威望资源对大陆权力分布进行调控可能是美国影响中国安全环境、安全战略和军备构成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历史上心脏地带国家、边缘地带国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三者的分化组合为我们理解和判断美国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线索。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由对美苏“两面开弓”向“联美制苏”的重大调整，固然是中苏对抗情势下针对苏联对华安全威胁的反应，然而，考虑到美苏处于紧张冷战对峙，苏联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态势下，苏联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只要美苏仍将对方而不是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中国完全有能力承受同时与美苏交恶的后果，而不必与其中的任何一方达成妥协。心脏地带国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对抗，在事实上使中国得以避免战略包围的困境，因此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有效的保障。恰恰是尼克松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破坏了两极格局既有的稳定性，剥夺了继续推行对美苏“两面开弓”战略的空间，强化了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的紧迫感。美苏缓和之于中国，犹如当年缓解英国同法俄海外矛盾与殖民地冲突的英法协约、英俄协约之于德国，或者慕尼黑协定之于苏联。苏联对华军事威胁只有置于美苏缓和的背景之下，方才构成推动毛泽东放弃与美国对抗政策的强大外部动力。护持两极对抗格局，牵制美苏缓和，至少使美苏缓和不至于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构成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对美妥协的主要动机。至于冷战时期中美缓和对于苏联意味着什么，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日本这两个边缘地带国家而言，剥夺主导性海洋国家对大陆事务的干预能力，是确立自身大陆霸权的一个前提条件。1939年的德苏条约和1941年的日苏条约的地理政治意义在于，它们不仅解除了作为德国和日本战略紧身衣的两线作战的风险，同时还使得德日与苏联在对抗主导性海洋性国家基础之上结成了暂时的联合，从而赋予了德日两国类似于1807年法俄提尔西特条约赋予拿破仑的那种权力优势与行动自由，并极大地剥夺了作为主导性海洋国家干预大陆事务的重要工具的海上封锁的战略有效性。
在面对来自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安全威胁时，确保与心脏地带国家的友好合作对于边缘地带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这方面如果操之过急，走得过远，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不仅是因为边缘地带国家为制衡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的结合，通常被理解为谋求其在大陆的霸权地位的前兆，从而使得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对抗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更是由于边缘地带国家通过这一联合而获得的权力优势，很可能造成心脏地带国家的疑忌与不安。俄罗斯/苏联作为一个心脏地带强国，历来具有地理政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俄罗斯/苏联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安全感使得它往往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持续的对外扩张以及对周边国家的控制来理解自身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只要俄罗斯/苏联放弃通过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确立其在欧亚大陆的霸权，那么，在维护欧亚大陆均势问题上，俄罗斯/苏联同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冷战的终结及俄国的羸弱可以说也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同主导性海洋国家（即美国）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就是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不仅使美国将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压力。”对俄国如此，对中国周边的印度、日本、韩国、东盟和澳大利亚也莫不如此。就此而言，历史和地理环境对中国战略选择施加了颇为严苛的约束。首先，边缘地带国家为制衡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构建联盟或准联盟关系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其次，中美冲突固然不符合上述国家的利益，一个过于紧密的中美关系，势必在客观上影响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行动自由。它们必定会通过在对华关系中制造事端，来影响和牵制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各种政策选择间的微妙差异，殊难把握和掌控，也极难为公众所理解。中国大战略的制订与实施，不仅需要洞察力，更需要平衡感。
社会科学研究有助于增强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能够为观察、思考、辩论和制订公共政策提供一般性的概念构架和抽象原则，但没有能力为解决政策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和现成的方法。就社会科学的社会功效及局限而言，《霸权的逻辑》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从地理政治这一极其有限的理论视角触动我们去探究中国大战略可欲而可行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策略有哪些？我们的目标、手段和策略的限度又在哪里？哪些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必须作出取舍？哪些手段和策略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又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公共政策从来就不是寻求单一目标的最大化，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机会面前，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下，在那些相互补充或相互冲突的目标间保持平衡并作出选择。科学理论并非是制订公共政策唯一的依据。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除了要求助于科学理性之外，在更大程度上还得借助于其他的，以经验的和默会方式存在的认知工具。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取代政治当局对实际政策问题的决断。
一
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料或建议的那样放弃以往那种“绝对优势战略”，转而采取摆脱在欧亚大陆承担义务的“离岸制衡战略”，而是继续维系其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对于那些以结构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大战略研究，美国的行为显然构成了一种反常现象。《霸权的逻辑》以经典地理政治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反复出现的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的剖析，探究霸权、均势与地理政治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主导性海洋国家的霸权地位与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期对这一反常现象作出自己的解答。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诞生以来，尽管屡受挑战，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究其原因，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依据对市场秩序的比附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逻辑与国家确保自身安全与自主的意愿共同作用，导致了均势与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动无涉的反复而自动的生成。从“体系性结果”而不是从“国家的行为”来理解、解释均势的再生产构成了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除了对国家某些基本的预设——理性、自利，以维护自身安全与自主作为基本价值诉求，悬置了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为在均势体系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均势的生发与维系是单位层面的国家为维护其生存而采取的行动（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在体系层面产生的非意图后果。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就因此将均势的实现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为维护均势而有意识采取的行动置于黑箱之中。由此造成了《霸权的逻辑》所谓的结构现实主义“非时间”与“非空间”的“缺陷”。
就知识的谱系而言，《霸权的逻辑》通过批判继承地理政治学说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对“心脏地带国家”与“边缘地带国家”的界分，并结合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关于欧洲均势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需要侧翼大国动员区域外资源不断进行干预方才得以维系的动态的开放体系的论断，对现实主义理论中“两种并行不悖但却又无法兼容”的思想脉络进行了辨析。
《霸权的逻辑》指出，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存有“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的理论分野。对于包括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约翰•米尔斯海默以及克里斯托弗•雷恩在内的前者，“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生存压力必然使国家……制衡那些可能在体系中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国家”。在以罗伯特•吉尔平、A.F.K. 奥根斯基、乔治•莫德尔斯基等为代表的后者看来，“历史上霸权国的出现往往带来体系的稳定，因为霸权国在推进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的同时，同样也将会创立一整套政治和经济上的结构及行为规范，从而实现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治理”。“从表面上看”，二者“界定的体系稳定原则（即均势与霸权）完全不同甚至相悖”。造成这一理论分歧的原因是，“二者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及基础有着不同的界定”。均势论“揭示的那种现代世界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霸权论“一般都是以主导性经济和技术性领域及海军力量等方面的绝对领先优势来界定霸权的”。据此，《霸权的逻辑》认为，“所谓现代国际‘体系’乃是由两种不同原则主导的‘体系’而构成的，即‘均势原则’主导的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以及由‘霸权原则’主导的全球性大洋体系”。“区域性体系只有在列强间实力保持大致平衡条件下才能保持稳定，但全球性大洋体系则只有在一个主导性经济和海军强国存在的情况下才是最稳定的。”
两大体系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演变造就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区域性大陆体系与全球性大洋体系对霸权的性质及基础的不同界定，是造成霸权功能性差异的根本原因。这种差异经由现实主义理论所深刻揭示的“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主要大国对于以陆权为基础的霸权同以海权为基础的霸权的不同理解与反应，并因此决定了这样两种类别的霸权在维系其权力基础时承受的风险与支付的成本的重大差异。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关系的终极问题。战争对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影响不仅在于在一个由多个合法地垄断了暴力手段的国家组成的体系中，无政府状态造就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始终处于战争的死亡阴影之下（现代条件下，所谓的国家死亡倒不见得是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及其治理手段的灭亡，而更可能是一个国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势下，外部势力对其基本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强行改造），更是由于国家终究无法摆脱为避免毁灭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所谓战争状态。作为体系属性的不确定性，经由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强制性地限定了国家的行为：国家如果不能通过“内部制衡”或“外部制衡”对他国权力增长和霸权企图作出有效反应，将承受死亡或丧失自主的风险，哪怕国际权力格局“最终”是要恢复均衡的。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两难构成了国家谋求霸权的基本动力。在防御性现实主义那里，安全两难为国家权力的扩张设置了限度——对霸权的追求因他国的制衡和高昂的治理成本终将成为自我挫败的行为。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两大分支，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通过对安全两难的强调，殊途同归地彰显了任何国家都将他国谋求霸权的行为视为对本国安全与自主的根本威胁，以及追逐霸权地位所必须承受的成本与风险。
正是在安全两难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为其理论形态的简洁优雅付出了重大代价。作为抽象掉了具体时空特性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由于“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的潜在涵义”，无法充分有效地理解和解释近现代国家体系中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均势体系共存的格局。
与大陆霸权不同，区域性霸权并非是主导性海洋国家成长为全球性霸权的必由之道。生产、贸易、金融和海上力量的绝对领先优势以及欧亚大陆均势构成了主导性海洋国家霸权地位的两根主要支柱。
现代条件下，主导性海洋国家在经济、技术以及军事领域内的优势地位显然难以凭借武力征服的手段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也并不需要主导性海洋国家为确保维系其霸权基础所需资源对国际体系实行等级式直接控制。
海洋这个巨大水体的阻隔作用，军事力量的效能随距离的增加而递减的规律，大陆霸权与海洋霸权对武装力量构成的截然不同的要求，以及和平时期财政和国内体制对海洋国家武装力量构成的约束，使得主导性海洋国家几乎不可能远隔重洋取得并维系在大陆的霸权。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安全两难的效应，从而有助于塑造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基于地理的和平”，从而不仅大大降低了霸权的治理成本，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大洋另一端的国家制衡霸权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主导性海洋国家还有意识地将确保欧亚大陆均势作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在主导性海洋国家看来，欧亚大陆的资源一旦处于某个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个国家就有能力动员整个大陆的资源来挑战其经济与海权优势，并向海洋国家封闭大陆市场，从而动摇乃至瓦解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权力基础。主导性海洋国家将维护欧亚大陆区域体系的均势以及在经济上及战略上的开放性与保持在全球性大洋体系内的经济、技术和海权上的绝对领先优势视为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利益。
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相比，大陆国家成长为世界性霸权的过程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障碍。对于大陆国家而言，取得区域性大陆体系内的霸权地位是实现全球体系内的均势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的前提条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除北美地区外，除非通过武力征服或政治经济控制手段打破主权国家体系对一个国家所能够掌控的资源的约束，并有效抵御主导性海洋国家对大陆事务的干预，否则难以最终确立在大陆体系内的霸权地位。相形之下，主导性海洋国家对欧亚大陆均势有意识的维护，对于那些处于地区霸权觊觎者潜在或实在的威胁之下的国家而言，无意中提供了某种公共物品。对于大陆国家而言，一旦出现颠覆大陆均势的威胁，而大陆国家又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恢复区域内平衡时，往往需要引入区域外部主导性海洋国家力量的介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区域性大陆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大陆强国的霸权图谋恰恰构成了主导性海洋国家力量与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陆强国制衡或挑战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意愿越是强烈，为制衡和挑战主导性海洋国家而扩张权力基础的政策越是有效，主导性海洋国家的霸权地位就越是稳固。
全球性大洋体系与区域性大陆体系不仅是共存的，甚至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的。正是通过将均势概念由结构现实主义的自生自发秩序向公共物品的置换，《霸权的逻辑》揭示了主导性海洋国家与欧亚大陆均势之间的互动机理。《霸权的逻辑》也因此为我们观察、理解、和判断当今和未来美国大战略提供了某种分析路径。
二
全球性大洋霸权体系与区域性大陆均势体系的共存乃至互补，主导性海洋国际将欧亚大陆均势视为其霸权地位的必要前提，以及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安全两难的缓解，大致解释了主导性海洋国家何以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系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成功降低制衡霸权的风险。主导性海洋国家在大洋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并不要求甚至排斥和平时期其在大陆的战略存在。而这显然与冷战以来，以及冷战之后美国欧亚战略的经验事实产生了尖锐的反差。《霸权的逻辑》通过探究技术变迁因素对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答。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地理政治环境实行了革命性改造。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实质性地增进了大陆国家对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赋予了那些在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方面享有巨大禀赋优势的大陆国家从事大规模持久战争的潜能，从而“导致了海权作为一种大战略工具有效性的下降”，同时“主导性海洋国家已不再拥有较充裕的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局势的不利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拥有雄厚科技和制造业基础的大陆强国，有可能不直接经由对他国的武力征服，而通过国内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增进其权力基础，从而以和平方式取得相对于周边其他国家的权力资源的优势。国家间权力资源对比可能的剧烈变动，通常构成区域性权力关系格局变迁的重要动力，并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国家意图的非透明性和多变性，很难确信那个国家不会利用权力资源的优势来谋求霸权地位从而导致均势体系的败坏。
工业革命造成的地理政治环境变迁意味着“主导性海洋国家要继续保持自己对大陆均势的操控，就必须准备承受前所未有的大陆义务”。主导性海洋国家已经不再享有在和平时期游离于大陆事务之外，只有当大陆均势面临倾覆的危险时充当决定性筹码的那样一种奢侈。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均势体系。德国、日本这两个地理政治传统对手的崩溃，以及英法的衰落，造就了苏联在欧亚大陆空前的权力优势。工业化战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与美苏这两个拥有洲际规模的权力资源基础的超级大国相比，传统大国都被侏儒化了。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复大陆均势。技术变迁，以及反映这一变迁效应的苏联崛起一举改变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地理政治现实，同时也促成了战后美国安全观的剧变。
由麦金德首创的“心脏地带理论”以及由斯皮克曼提出的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界分为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制订提供了便利的概念工具。
依据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理论，“欧亚大陆均势体系出现的不利变化将会使心脏地带强国能利用丰富的大陆资源从事海军建设并且因此对海洋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根本挑战，而海洋国家成功抵御心脏地带强国的关键，则是确保自己在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或边缘地区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力优势”。对于美国而言，确保欧亚大陆均势，与维护美国霸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主导权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战以来，美国在欧亚大陆实行的不是“离岸制衡”战略，而是“选择性干预”战略。也就是说，以在大陆承担的同盟义务和保持在重点地区的战略存在为核心，在和平时期积极参与大陆局势的塑造，从而防止其朝着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作为对技术变迁造就的地理政治环境变革以及欧亚大陆权力失衡的反应，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存在不仅可以使美国在西欧、日本的经济振兴和信心恢复之前填补权力真空，它还充当了复兴西欧、日本的催化剂。对于美国而言，更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遏制战略实现的美国在大陆的战略存在，逐步被改造成为欧亚大陆均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有意识地对自己大陆均势体系正式成员的身份进行了合理化。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地理政治双重属性是造成战后美国大战略这一畸变的重要动力。
依照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界分，世界历史上基本权力竞争模式并非如麦金德所揭示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一种，而是两种：“一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与心脏地带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间进行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合在一起同边缘地带某个强国间进行的对抗”。造成边缘地带这种地理政治上双重属性的根源是其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即边缘地带羸弱时，前者将占据上风；当边缘地带强盛时，后者则占据上风”。
就美国而言，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主导地位，不仅便于美国充分发挥以经济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为依托的海空优势而不必过于依赖昂贵的人力资源，防止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拥有雄厚经济技术潜力的西欧、日本落入苏联单一强权的控制之下，它同时还承担了阻止边缘地带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的任务。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在欧亚大陆权力的重视，恰恰是基于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意识。冷战期间，阻遏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暂时为遏制苏联的主题所遮蔽。
三
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意味着欧亚大陆的权力格局再次进入了新的调整时期。然而，美国大战略的地理政治逻辑并未因此而改变。美国的欧亚战略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手段上继续保持着惊人的延续性，那就是继续将维系欧亚大陆均势作为确保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主导地位的前提条件。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非但没有动摇边缘地带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反而增强了边缘地带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心脏地带国家的衰落实际上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对边缘地带独立的权力中心崛起的防范与猜忌，“因为恰恰是‘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的强国才具有直接威胁美国的能力。而这点也就是意味着，冷战后美国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对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控制”。
就欧洲而言，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源于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的消失，不仅大大削弱了美国在西欧所承担的安全义务相对于当地国家的价值，还在于欧洲国家因此有可能推行一项更为灵活独立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德国统一与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增强了欧洲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崛起的可能性。针对欧盟通过独立的安全与防务政策谋求战略自主，美国始终将欧洲一体化必须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框架内进行作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德国重新统一造就的不确定性对于美国继续把握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导权既是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机遇。
随着冷战后东亚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日益凸显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重点开始由欧洲和大西洋转向东亚和太平洋。与欧洲相比，两极结构的瓦解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这固然是由于在东亚地区尚未形成类似于欧洲那样成熟的多边国际机制，也不像欧洲存在一群规模大致相当且地理位置上彼此相邻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冷战终结使得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除去上世纪50至60年代短暂的中苏同盟时期）解除了对来自漫长的陆上边界的安全威胁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对中国安全战略的束缚。中国还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现代化所需资金和技术，初步确立了在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低端的优势。特定历史条件下，威权体制超常规的资源动员能力与市场机制相对高效的资源利用能力的结合，使得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地理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使得中国有条件致力于建设一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合作伙伴，终究无法遮蔽地理政治竞争对手的现实。
鉴于美国海军作战理念正在发生的由“在海上”到“从海上”的转变，中国唯有通过发展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获取有效的战区反介入能力，方才有可能充分保障国土安全。然而，中国海军军备建设的防御性质并不意味着可以使中美免于对抗。由地理政治的逻辑所导出的减缓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强国间安全两难效应显然不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
就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而言，美国对中国海军军备建设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的判断，并不仅限于中国海军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威胁美国本土安全以及海上利益的能力，还要看中国海军发展对欧亚大陆均势的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海上实力的增强，只能意味着美国干预东亚大陆事务能力的削弱。就此而言，中国海军军备建设的防御性质固然有可能影响中美对抗的烈度，却未必能对其对抗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依据“霸权的逻辑”，为了确保在东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限制中国权力的方式来保持冷战后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依赖”，美国除了确保绝对的海权优势，改造和强化在东亚和太平洋既有的同盟体系，为了将中国的战略重心重新引向内陆，利用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享有的巨大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和威望资源对大陆权力分布进行调控可能是美国影响中国安全环境、安全战略和军备构成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历史上心脏地带国家、边缘地带国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三者的分化组合为我们理解和判断美国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线索。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由对美苏“两面开弓”向“联美制苏”的重大调整，固然是中苏对抗情势下针对苏联对华安全威胁的反应，然而，考虑到美苏处于紧张冷战对峙，苏联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态势下，苏联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只要美苏仍将对方而不是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中国完全有能力承受同时与美苏交恶的后果，而不必与其中的任何一方达成妥协。心脏地带国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对抗，在事实上使中国得以避免战略包围的困境，因此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有效的保障。恰恰是尼克松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破坏了两极格局既有的稳定性，剥夺了继续推行对美苏“两面开弓”战略的空间，强化了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的紧迫感。美苏缓和之于中国，犹如当年缓解英国同法俄海外矛盾与殖民地冲突的英法协约、英俄协约之于德国，或者慕尼黑协定之于苏联。苏联对华军事威胁只有置于美苏缓和的背景之下，方才构成推动毛泽东放弃与美国对抗政策的强大外部动力。护持两极对抗格局，牵制美苏缓和，至少使美苏缓和不至于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构成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对美妥协的主要动机。至于冷战时期中美缓和对于苏联意味着什么，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日本这两个边缘地带国家而言，剥夺主导性海洋国家对大陆事务的干预能力，是确立自身大陆霸权的一个前提条件。1939年的德苏条约和1941年的日苏条约的地理政治意义在于，它们不仅解除了作为德国和日本战略紧身衣的两线作战的风险，同时还使得德日与苏联在对抗主导性海洋性国家基础之上结成了暂时的联合，从而赋予了德日两国类似于1807年法俄提尔西特条约赋予拿破仑的那种权力优势与行动自由，并极大地剥夺了作为主导性海洋国家干预大陆事务的重要工具的海上封锁的战略有效性。
在面对来自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安全威胁时，确保与心脏地带国家的友好合作对于边缘地带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这方面如果操之过急，走得过远，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不仅是因为边缘地带国家为制衡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的结合，通常被理解为谋求其在大陆的霸权地位的前兆，从而使得其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对抗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更是由于边缘地带国家通过这一联合而获得的权力优势，很可能造成心脏地带国家的疑忌与不安。俄罗斯/苏联作为一个心脏地带强国，历来具有地理政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俄罗斯/苏联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安全感使得它往往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持续的对外扩张以及对周边国家的控制来理解自身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只要俄罗斯/苏联放弃通过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确立其在欧亚大陆的霸权，那么，在维护欧亚大陆均势问题上，俄罗斯/苏联同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冷战的终结及俄国的羸弱可以说也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同主导性海洋国家（即美国）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就是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不仅使美国将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压力。”对俄国如此，对中国周边的印度、日本、韩国、东盟和澳大利亚也莫不如此。就此而言，历史和地理环境对中国战略选择施加了颇为严苛的约束。首先，边缘地带国家为制衡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构建联盟或准联盟关系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其次，中美冲突固然不符合上述国家的利益，一个过于紧密的中美关系，势必在客观上影响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行动自由。它们必定会通过在对华关系中制造事端，来影响和牵制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各种政策选择间的微妙差异，殊难把握和掌控，也极难为公众所理解。中国大战略的制订与实施，不仅需要洞察力，更需要平衡感。
社会科学研究有助于增强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能够为观察、思考、辩论和制订公共政策提供一般性的概念构架和抽象原则，但没有能力为解决政策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和现成的方法。就社会科学的社会功效及局限而言，《霸权的逻辑》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从地理政治这一极其有限的理论视角触动我们去探究中国大战略可欲而可行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策略有哪些？我们的目标、手段和策略的限度又在哪里？哪些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必须作出取舍？哪些手段和策略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又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公共政策从来就不是寻求单一目标的最大化，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机会面前，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下，在那些相互补充或相互冲突的目标间保持平衡并作出选择。科学理论并非是制订公共政策唯一的依据。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除了要求助于科学理性之外，在更大程度上还得借助于其他的，以经验的和默会方式存在的认知工具。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取代政治当局对实际政策问题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