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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洋务运动中，作为清朝统治集团关键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与技术，力求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进行多方面的经济革新，他的对外经济思想在兴办实业与洋商争利、重视国家关税、鼓励对外贸易和派遣学生留学海外等方面多有体现，他思想中的先进因素对我国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李鸿章;对外经济思想;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F09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27-0145-03
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进一步深化，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在客观上也为我国引入了一些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洋务派官员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封建自救运动，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使清朝进入洋务时代。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李鸿章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革新，其中，他的对外经济思想和革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本文选择李鸿章作为研究对象，对他的对外经济思想及当代启示进行研究。
一、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
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随着近代工业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经历了从“自强”到“求富”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广开利源、重视国家关税主权以增加财政收入、鼓励对外通商以开展对外贸易和倡导留学运动以培养新式经济人才四个方面。
（一）兴办实业，“稍分洋商之利”
先富才能求强，只有兴办实业，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才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的机会。“与洋商争利”这一求富理念，贯穿于李鸿章对外经济思想的始终，其内涵是要在洋商垄断的中国市场上推销自己企业的商品，与洋商展开竞争并逐渐收回利权。在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外国工业品大量输入中国以摧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时刻，李鸿章的“与洋商争利”思想反映其具有摆脱西方经济侵略和控制的意愿。
为了抵御外国轮船公司分我国之利和挽救我国日渐衰亡的航运业，李鸿章向清政府上奏，分析兴办民用企业以分洋商之利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条约制度，使西方列强肆意攫取我国沿海通商口岸及长江的自由航行特权，英美等新式轮船的准入大大影响了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航运业，漕运作为清政府“一代之大政”被洋商所染指，航运业作为“史无前例最赚钱的买卖”被洋商所垄断，同时，买办或买办化商人与洋商的合作使华商避捐，洋商从中得利，关税收入严重受损，引得清政府和洋务派官员对此极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因传统航运业衰落而造成的漕粮运输困难与抵御外国轮船公司分中国之利，成为清政府当时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奏折开篇便指出，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是分运来年江浙的漕粮和与洋商争利，分析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所造的轮船皆不合商用，进一步说明兴办新式轮船企业的重要性。
通过成立轮船招商局，建造新式轮船，能够达到“与洋商争利”的目的。李鸿章认为朝廷应当下令，由招商局的轮船来承担朝廷漕粮的运输，这样既能满足国家经济利益上的需求，又能做到“冀稍分洋商之利”[1]。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不仅实现了李鸿章“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2]的富国理念，更是表达其对“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3]的强国主张。此举不仅打破了洋商垄断内河航运的局面，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二）重视关税“收税乃中国自主之权”
关税是主权国家用来保护民族经济发展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李鸿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重视国家利权，他曾明确宣称“收税乃中国自主之权”[4]。光绪六年，李鸿章在与朝鲜使节的谈话中曾分析对外通商一定会涉及的关税问题，他指出西方各国的关税大多是进口税重，出口税轻，土货与洋货的纳税差额极为悬殊。他明确告知该使臣，国家应注重设关征税问题，重视进出口税，否则西方各国会“援例”而来，借特权趁火打劫。这说明李鸿章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本土商品在如此严重的税收盘剥之下，已经无法和洋货竞争。
近代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鸦片战争后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海关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中国自此进入关税协定时期。自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协定关税起，西方列强操纵中国海关行政权，建立起完整的半殖民地管理体制，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利用特权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条约制度的限制下，几乎丧失殆尽，已经失去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
尽管李鸿章无法改变我国关税不能自主的事实，他还是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做了一些努力。光绪十五年，李鸿章针对俄国人在朝鲜采伐木材，沿着图们江上游顺流而下运送木排之事，上书总署说明情况，请求清廷下旨禁止此举。同时他料到，面对实力强大的俄国，强行禁止不是件易事，所以提出“如俄人求我放行，即按吉林木税征收。征税乃万国通例，彼必无辞能免。或者税重无便宜可占，以后船货不再深入耶”[5]，期望借此举增加税收，尽可能地保护中国关税制度。不仅如此，李鸿章在晚年出访欧美时，曾针对提高中国进口税率一事，进行过多次外交谈判，希望保护民族经济和增加国家税收，虽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此举充分地展现其重视关税的对外经济思想。
（三）鼓励对外通商“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 倡导开展对外通商活动是西方实现富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求富”，李鸿章鼓励与西方频繁开展贸易活动。针对中国因条约制度被迫开辟通商口岸之事，他认为“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6]。李鸿章已然察觉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中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发展之外，中国更不应该拒绝与外国通商，我们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解决对外通商中的不利因素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自富与自强。
同大多数封建派官僚不同，李鸿章对开辟通商口岸的看法有一定的进步性。从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一再发动侵华战争，在每次清政府战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几乎都有增开通商口岸的规定，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大多在条约制度下进行，这是一种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而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正常通商。李鸿章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只能认识到当时国力衰弱，无力抗拒西方列强的侵略要求，而采取退让和妥协，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他试图开辟国外市场，开展对外贸易，以达到求富的目的。
李鸿章曾派轮船招商局前往英国设立贸易公司，尝试用本土货物打开西方市场。彼时各国的商船争相赶往中国，每年进出口的货价约两万万两以上，洋商获得的利润已超过数千万两白银，“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7]。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疏言“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8]。其实在此之前，轮船招商局曾经派船驶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地载运客货，然而只是简单做了下尝试，没把重心全部放在这件事上，因此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即便如此，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也是中国与外国交往中必不可少的。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华商出洋进行贸易活动。
（四）派遣学生留学海外“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
为了培养新式的经济人才，国家公派留学生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李鸿章曾言，“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9]，他对教育的经济作用一直有深刻的见解，并和他的老师曾国藩推动了我国公派留学生运动以培养新式经济人才。
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深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的影响。随着西方的科学精神快速大量地传入中国，李鸿章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是促使其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想要求富求强，依靠引进机器与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培养精通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的新式人才。
李鸿章和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官员们“挑选幼童赴美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10]。同治十一年，我国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们自上海登船出发，李鸿章对这些“留美幼童”寄予厚望，当然，大多数留学生在回国之后也都成为有用之才，做到“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11]，在各自的领域为我国近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求富求强是李鸿章一直以来的目标，而派遣学生留学海外，使中国学子获得西式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更是使可能的劳动力变为现实劳动力的基本途径。正如李鸿章所言：“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于今为盛。学校相望，贤才辈出，故臻于富强。”培养新式的经济人才不仅为国人正确地认识西方起了积极作用，更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
二、当代启示
尽管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阶级局限性与封建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在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的进步意义。一方面他致力于恢复封建经济秩序和维护封建经济关系，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另一方面他的革新举措在洋务运动中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人最早意识到近代化的重要性，就是投身到洋务运动中。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还在进行，中国的今天就是昨天的继续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从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中获得一些启示，使我们能在目前相对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中抓住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提高对外开放力度，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一）加快实施民族企业“走出去”战略
“与洋商争利”以逐渐收回中国利权，这一重利思想既有封建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例如，兴办民用企业开辟利源，堵塞漏厄，为军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燃料和交通手段，使军工企业逐渐摆脱对外国企业的依赖，这一系列举措都为当代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当今世界的变化复杂深刻，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下，我国民族企业应该不再只是满足于国内市场，而是积极主动地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增强二者的联动性;同时政府要有效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引导民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并紧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引导民族企业大力开拓沿线国家市场，推动民族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境外竞争和合作，扩大沿线国家的市场占有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完善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的政策
由“协定关税”到“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13]，近代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極其恶劣的影响。李鸿章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犯我国关税主权时关于“收税乃中国自主之权”的言论，在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在几代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我国艰难地收回了关税自主权。现如今，完善我国关税有效保护政策的关键，是在参与多边贸易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做到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成果。
为了保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平等互利互惠的条件，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尽量少使用关税来调节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国际化。因此，一方面我国要完善关税有效保护政策，将本国的经济利益寓于全人类的集体利益中，推进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将以关税作为武器，使用适当的经济手段保护国内外产业，同时积极应对外国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我国的战略性产业，推动我国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三）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
李鸿章对条约制度下通商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的通商意识，与封建顽固派的传统通商理念形成强烈反差，他的对外经济主张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也为如今我国大力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坚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在全面总结我国多年来对外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反映世情、国情新变化所提出的新要求。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发展，发展指的是开放型发展，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今天，我国应深化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命运共同体，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进而形成全方位和全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经济人才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经济落后的国家若是想要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脚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关键在于是否能转变其落后的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认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培养新式经济人才是我国近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器物之变的根本在于人的变化，而教育是改造人的主要手段”[14]，我们应扎实做好新时代经济人才的培养工作，真正关注和推动经济人才的全面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科技与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人才是第一资源，在当今和未来的国际市场中，拥有高水平和高数量的经济人才，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需要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培育拔尖的创新型经济人才，积极抢占制高点;同时改进人才引进模式，实行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顾廷龙，戴逸.试办织布局折[M]//李鸿章全集：奏议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63.
[2]顾廷龙，戴逸.试办招商轮船折[M]//李鸿章全集：奏议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57-258.
[3]顾廷龙，戴逸.议复梅启照条陈折[M]//李鸿章全集：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60.
[4]王承仁，刘铁君.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25.
[5]顾廷龙，戴逸.总复署论俄由图们江运木[M]//李鸿章全集：信函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586.
[6]顾廷龙，戴逸.复刘仲良中丞[M]//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97.
[7][8]顾廷龙，戴逸.创设公司赴英贸易折[M]//李鸿章全集：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03.
[9]中国史学会.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M]//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54.
[10]顾廷龙，戴逸.驻洋幼童匀拨经费折[M]//李鸿章全集：奏议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44.
[11]顧廷龙，戴逸.致总署论幼童出洋肄业[M]//李鸿章全集：信函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38.
[12]雷禄庆.李鸿章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207.
[13]夏保国.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收复[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14]朱海伍.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
编辑 郑晓燕
[关 键 词] 李鸿章;对外经济思想;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F09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27-0145-03
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进一步深化，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在客观上也为我国引入了一些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洋务派官员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封建自救运动，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使清朝进入洋务时代。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李鸿章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革新，其中，他的对外经济思想和革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本文选择李鸿章作为研究对象，对他的对外经济思想及当代启示进行研究。
一、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
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随着近代工业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经历了从“自强”到“求富”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广开利源、重视国家关税主权以增加财政收入、鼓励对外通商以开展对外贸易和倡导留学运动以培养新式经济人才四个方面。
（一）兴办实业，“稍分洋商之利”
先富才能求强，只有兴办实业，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才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的机会。“与洋商争利”这一求富理念，贯穿于李鸿章对外经济思想的始终，其内涵是要在洋商垄断的中国市场上推销自己企业的商品，与洋商展开竞争并逐渐收回利权。在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外国工业品大量输入中国以摧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时刻，李鸿章的“与洋商争利”思想反映其具有摆脱西方经济侵略和控制的意愿。
为了抵御外国轮船公司分我国之利和挽救我国日渐衰亡的航运业，李鸿章向清政府上奏，分析兴办民用企业以分洋商之利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条约制度，使西方列强肆意攫取我国沿海通商口岸及长江的自由航行特权，英美等新式轮船的准入大大影响了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航运业，漕运作为清政府“一代之大政”被洋商所染指，航运业作为“史无前例最赚钱的买卖”被洋商所垄断，同时，买办或买办化商人与洋商的合作使华商避捐，洋商从中得利，关税收入严重受损，引得清政府和洋务派官员对此极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因传统航运业衰落而造成的漕粮运输困难与抵御外国轮船公司分中国之利，成为清政府当时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奏折开篇便指出，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是分运来年江浙的漕粮和与洋商争利，分析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所造的轮船皆不合商用，进一步说明兴办新式轮船企业的重要性。
通过成立轮船招商局，建造新式轮船，能够达到“与洋商争利”的目的。李鸿章认为朝廷应当下令，由招商局的轮船来承担朝廷漕粮的运输，这样既能满足国家经济利益上的需求，又能做到“冀稍分洋商之利”[1]。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不仅实现了李鸿章“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2]的富国理念，更是表达其对“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3]的强国主张。此举不仅打破了洋商垄断内河航运的局面，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二）重视关税“收税乃中国自主之权”
关税是主权国家用来保护民族经济发展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李鸿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重视国家利权，他曾明确宣称“收税乃中国自主之权”[4]。光绪六年，李鸿章在与朝鲜使节的谈话中曾分析对外通商一定会涉及的关税问题，他指出西方各国的关税大多是进口税重，出口税轻，土货与洋货的纳税差额极为悬殊。他明确告知该使臣，国家应注重设关征税问题，重视进出口税，否则西方各国会“援例”而来，借特权趁火打劫。这说明李鸿章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本土商品在如此严重的税收盘剥之下，已经无法和洋货竞争。
近代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鸦片战争后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海关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中国自此进入关税协定时期。自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协定关税起，西方列强操纵中国海关行政权，建立起完整的半殖民地管理体制，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利用特权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条约制度的限制下，几乎丧失殆尽，已经失去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
尽管李鸿章无法改变我国关税不能自主的事实，他还是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做了一些努力。光绪十五年，李鸿章针对俄国人在朝鲜采伐木材，沿着图们江上游顺流而下运送木排之事，上书总署说明情况，请求清廷下旨禁止此举。同时他料到，面对实力强大的俄国，强行禁止不是件易事，所以提出“如俄人求我放行，即按吉林木税征收。征税乃万国通例，彼必无辞能免。或者税重无便宜可占，以后船货不再深入耶”[5]，期望借此举增加税收，尽可能地保护中国关税制度。不仅如此，李鸿章在晚年出访欧美时，曾针对提高中国进口税率一事，进行过多次外交谈判，希望保护民族经济和增加国家税收，虽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此举充分地展现其重视关税的对外经济思想。
（三）鼓励对外通商“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 倡导开展对外通商活动是西方实现富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求富”，李鸿章鼓励与西方频繁开展贸易活动。针对中国因条约制度被迫开辟通商口岸之事，他认为“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6]。李鸿章已然察觉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中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发展之外，中国更不应该拒绝与外国通商，我们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解决对外通商中的不利因素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自富与自强。
同大多数封建派官僚不同，李鸿章对开辟通商口岸的看法有一定的进步性。从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一再发动侵华战争，在每次清政府战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几乎都有增开通商口岸的规定，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大多在条约制度下进行，这是一种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而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正常通商。李鸿章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只能认识到当时国力衰弱，无力抗拒西方列强的侵略要求，而采取退让和妥协，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他试图开辟国外市场，开展对外贸易，以达到求富的目的。
李鸿章曾派轮船招商局前往英国设立贸易公司，尝试用本土货物打开西方市场。彼时各国的商船争相赶往中国，每年进出口的货价约两万万两以上，洋商获得的利润已超过数千万两白银，“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7]。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疏言“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8]。其实在此之前，轮船招商局曾经派船驶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地载运客货，然而只是简单做了下尝试，没把重心全部放在这件事上，因此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即便如此，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也是中国与外国交往中必不可少的。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华商出洋进行贸易活动。
（四）派遣学生留学海外“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
为了培养新式的经济人才，国家公派留学生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李鸿章曾言，“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9]，他对教育的经济作用一直有深刻的见解，并和他的老师曾国藩推动了我国公派留学生运动以培养新式经济人才。
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深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的影响。随着西方的科学精神快速大量地传入中国，李鸿章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是促使其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想要求富求强，依靠引进机器与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培养精通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的新式人才。
李鸿章和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官员们“挑选幼童赴美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10]。同治十一年，我国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们自上海登船出发，李鸿章对这些“留美幼童”寄予厚望，当然，大多数留学生在回国之后也都成为有用之才，做到“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11]，在各自的领域为我国近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求富求强是李鸿章一直以来的目标，而派遣学生留学海外，使中国学子获得西式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更是使可能的劳动力变为现实劳动力的基本途径。正如李鸿章所言：“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于今为盛。学校相望，贤才辈出，故臻于富强。”培养新式的经济人才不仅为国人正确地认识西方起了积极作用，更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
二、当代启示
尽管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阶级局限性与封建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在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的进步意义。一方面他致力于恢复封建经济秩序和维护封建经济关系，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另一方面他的革新举措在洋务运动中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人最早意识到近代化的重要性，就是投身到洋务运动中。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还在进行，中国的今天就是昨天的继续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从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中获得一些启示，使我们能在目前相对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中抓住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提高对外开放力度，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一）加快实施民族企业“走出去”战略
“与洋商争利”以逐渐收回中国利权，这一重利思想既有封建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例如，兴办民用企业开辟利源，堵塞漏厄，为军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燃料和交通手段，使军工企业逐渐摆脱对外国企业的依赖，这一系列举措都为当代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当今世界的变化复杂深刻，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下，我国民族企业应该不再只是满足于国内市场，而是积极主动地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增强二者的联动性;同时政府要有效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引导民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并紧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引导民族企业大力开拓沿线国家市场，推动民族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境外竞争和合作，扩大沿线国家的市场占有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完善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的政策
由“协定关税”到“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13]，近代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極其恶劣的影响。李鸿章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犯我国关税主权时关于“收税乃中国自主之权”的言论，在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在几代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我国艰难地收回了关税自主权。现如今，完善我国关税有效保护政策的关键，是在参与多边贸易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做到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成果。
为了保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平等互利互惠的条件，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尽量少使用关税来调节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国际化。因此，一方面我国要完善关税有效保护政策，将本国的经济利益寓于全人类的集体利益中，推进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将以关税作为武器，使用适当的经济手段保护国内外产业，同时积极应对外国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我国的战略性产业，推动我国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三）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
李鸿章对条约制度下通商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的通商意识，与封建顽固派的传统通商理念形成强烈反差，他的对外经济主张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也为如今我国大力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坚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在全面总结我国多年来对外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反映世情、国情新变化所提出的新要求。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发展，发展指的是开放型发展，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今天，我国应深化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命运共同体，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进而形成全方位和全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经济人才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经济落后的国家若是想要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脚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关键在于是否能转变其落后的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认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培养新式经济人才是我国近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器物之变的根本在于人的变化，而教育是改造人的主要手段”[14]，我们应扎实做好新时代经济人才的培养工作，真正关注和推动经济人才的全面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科技与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人才是第一资源，在当今和未来的国际市场中，拥有高水平和高数量的经济人才，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需要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培育拔尖的创新型经济人才，积极抢占制高点;同时改进人才引进模式，实行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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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