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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的分工构想，与极为现实的“分成”问题， 令“一体化”中的城市联盟成员心态复杂。
小魏是株洲人，原来在株洲一家化工厂工作，住在工厂的宿舍里。
他说，当时自己所在的工业区污染很严重，“过去，株洲人晒衣服喜欢将衣服的里层翻出来晒，但这个习惯已经被改变。因为晒在外面的衣服总会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灰尘带有腐蚀性，会腐蚀皮肤。每天洗衣服，都要将阳台上的洗衣台狠狠地清洗一遍，因为上面也全是这种带有腐蚀性的灰尘。”
虽然当地环境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所好转，2009年他还是辞职来到了长沙开出租车。“一方面出于健康的考虑，另一方面，同城化之后，长沙与株洲距离很近，广告语上说半小时可到，实际时间一小时也足够。而且，在长沙往家里打电话还不要长途费。”
“长株潭”的老百姓都跟小魏一样，欢喜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但也苦恼于一个中等工业化城市因粗放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这是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阶段的欢喜与烦恼。
第一个“自觉一体化”案例
2010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对长株潭一体化战略的同城效应给予了积极评价：这一年，长沙、株洲的排名均获得大幅提升，湘潭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2004年，一篇媒体报道将其评价为：中国第一个自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试验的案例。然而在此之前，长株潭一体化更像是一个长期停留于纸面的设想。
于是，每当湖南人说起“我们湖南长株潭经济区构想的提出，比开发上海浦东的提议整整早了8年”时，有得意、有自豪但也不无遗憾。这当然有现实的困难——在过去的20多年里，湖南的基本省情是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在这样一个底子上来推行同城化战略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决策者的犹疑，也使得该战略始终徘徊于湖南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外。
直至2007年末，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起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策饥渴和政策边缘化之后，这个中部地区省份终于在国家新一轮的政策分配中分得了一杯羹。长株潭以一个整体的概念在崛起的中部板块上担当重任。
“但与武汉城市圈的9个城市一起进入综改试验区，湖南人顿时觉得自己亏了，仅是长株潭城市群的这三个城市获得了政策红利，而其他城市都没在内。”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后来才有了以长株潭为核心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5市在内的“3 5”环长株潭城市群。
“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一个中部内陆省份，湖南一直处于中下游的位置，突然感觉一下到了排头兵的位置。”当地的企业家伍继延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兴奋，“湖南人很久没有这样热情高涨了。”
株洲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坦承，“效果是明显的，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以及对外影响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成效。”
特别令湖南人感到高兴的是，短短的三年时间虽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起色却也是明显的：湖南终于挤进了渴望已久的GDP“万亿俱乐部”，并且连续两年跻身全国十强；长期停留于纸面的长株潭一体化也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湖南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大发展。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作用已经显现，三市ＧＤＰ占湖南省42.6%，对该省经济增长贡献达55%。
但高速增长背后也不全是喜悦。根据2010年官方发布的数字，全国的外贸依存度大概是60%～70%，沿海省份的外贸依存度多数超过100%，湖南的外贸依存度不到8%，远低于沿海。“经济危机之后，中西部的增长明显降下来了，沿海的增长上去了，一切又调整过来了。”湖南省统计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虽然湖南在经济危机期间增长强于沿海，但这没有多少可比性，因为沿海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大，也不能就此说湖南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比沿海好。我也不认为这几年我们有多大变化。”他顿了顿，补充一句，“当然了，（湖南）也还不错。”
“在招商引资方面，长株潭有没有更多的优势呢？照我看也没有。如果招商，国外的企业要进来，条件更理想的还是沿海，沿海的交通优势非常明显。经济发展有它的规律。”该统计局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坦言：从总体上看，湖南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的基本省情和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未根本改变。
“但值得肯定的是，长株潭的发展动力确实比较强。长株潭的同城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加快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能量释放的过程。”肖金成说。
城市联盟的“分工”与“分成”
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当是三市经济的一体化。当然，这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问题。
早在2002年，湖南省政府就制定了《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这一规划要求三地要“统一政策，避免恶性竞争，形成良好的产业一体化发展软环境”。后来，在产业的布局和定位上，湖南省还制定了“省委组，省统筹，市场化”的九字方针。
但湖南当地的一位学者认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无论统筹还是规划，都仍然没有明显效果。”
肖金成认为：“功能的合理分工，产业的合理布局，这是一个大难题，但也是他们的目标。毕竟同城化不仅仅是通信的同城化，交通的同城化，还必须在产业上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分工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这是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财政独立，如果把工业集中到株洲，它的财政收入上去了，并不会分给长沙一块，也不会分给湘潭一块。所以长沙也一定会去搞工业，招商引资，湘潭就更加要招商引资了。这样结构肯定会趋同。”
从一个城市整体来看，结构趋同并非理想，结构互补、合理布局才是同城化或一个城市比较理想的状态。
根据肖金成的分析：株洲交通非常发达，比较适合发展工业，但在三个城市中，它又处于湘江的上游，一旦造成污染，就会对湘潭和长沙形成比较大的影响。这是一对矛盾，矛盾的处理非常重要。湘潭的规模相对小一些，还要增加产业聚集的能力。长沙主要发展文化、高新技术产业。这样三个城市各承担一定的功能，有明确的分工，如果能处理好分工关系，将来成为中南部活力和规模都比较大的城市是较为理想的。
“很显然，这一切目前还没有实现，在体制上很难逾越，虽然喊了那么多年的同城化、一体化，但客观上来讲，最大的障碍就在这里了。”
然而，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谈何容易？
2010年，一位评论者在红网上这样总结长株潭数年的一体化进程：“制约同城融城关键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没有打破，一体化主要仍然停在纸面上，实际上进展不大。”
如何打破原有体制格局和利益格局造成的阻力，特别是行政体制形成的分割，这应当是试验区建设第二阶段的关键。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长株潭的一位官员坦言。
重金属污染下的“中部防线”
当然，摆在湖南人面前更为迫切的是环境治理问题。湘江工业的重金属污染大概是湖南人最头疼的事情。
“一个致命的伤，就是原来重化工业发展带来的后患。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原来的那些冶炼厂排污到湘江上来。现在的湘江看起来很干净，但实际上它潜伏的危机可能还要很多年才能解除。长沙人喝的水都不是湘江的水。这是一个隐患，但这种隐患还在湖南别的地方蔓延。”湖南的一位企业家透露，在长株潭成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之后，很多污染性的企业都进不来了，但却转移到周边的城市去。
作为环保主管官员，湖南省副省长刘力伟强调，“环保的门槛在我这里是肯定不能降低的。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批。”
“但下面的地方政府有没有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肯定有的。地方官员知道不知道？肯定也是知道的。正因为知道环保部门不会给它过关，干脆不上报，非法生产的情况比较普遍。”上述那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肖金成看来，中央选择湖南、湖北作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最主要的考虑是，“这两个地方对污染非常敏感。长株潭三个城市都在一条湘江上，如果有污染，这三个城市都会受到影响。武汉在长江的中游，污染会从上游转移到下游。在湖南、湖北的污染都会对水体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他们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一定要拒绝污染型的产业。另一方面，这两个地方历史上就是中国的粮仓，珠三角的大量耕地被作为工业用地，湖南、湖北如果也大量占用耕地，中国的耕地将会大幅度减少。资源节约，不只是能源的节约，更重要的是土地资源的节约。”
湖南省副省长刘力伟对此还有另一个层面的理解：东部的发展更早一些，污染也更重一些。中部的经济是中等发展程度，环境的压力也是中等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不能再像原来沿海的思路，等到已经很严重了再去治理。选择中部来做导向的初衷就是环境保护。如果没有中部的这两个试验区，东部的产业往中西部转移将会更加无序。产业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中部，再转移到西部，现在从中部设一个防线，这样污染的企业就进不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中央选择了湖南、湖北。而且，不管是武汉还是长株潭都是中部比较发达的地方，这对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也有指导性。”刘力伟坦言，“这对中部产业承接转移当然有一定的约束性和限制，但国家让我们搞‘两型社会’，也不是项目搞得越多越好，还得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我们会有比较严格的环保门槛，我们的要求比沿海的要高，很多企业都被我们的门槛砍掉了。”
另一方面，湖南省也积极地培养一批本地的民营环保企业，作为重点扶持的一个新兴产业。
据刘力伟介绍：他们有一个环保产业的发展规划，也有一个领导班子工作机构，明确每年环保产业办几件什么事情，给予企业什么样的政策支持，这是领导层面上的。具体到长沙、株洲、湘潭，都有一个环保产业园，当地政府给用地指标，补贴很便宜的地，享受工业园区的税收优惠。同时对环保企业的新技术、大项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湖南省政府有环保产业的引导资金，有节能减排的奖励资金，还有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等等。每年有20来个亿的资金支持。
“当然，我们的环保产业相比长三角地区还有很大差距。长三角地区起步较早，市场也比我们大，生产要比我们多。但我们的增长很快，每年都是翻番地增长。”湖南人的努力卓有成效。
但湘潭市政府的一位官员也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快速发展中的省份，区别于沿海的“先污染后治理”，他们现在的思路也只能做到“边污染边治理”。
这与集体转型中的整个中国并无二致。
小魏是株洲人，原来在株洲一家化工厂工作，住在工厂的宿舍里。
他说，当时自己所在的工业区污染很严重，“过去，株洲人晒衣服喜欢将衣服的里层翻出来晒，但这个习惯已经被改变。因为晒在外面的衣服总会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灰尘带有腐蚀性，会腐蚀皮肤。每天洗衣服，都要将阳台上的洗衣台狠狠地清洗一遍，因为上面也全是这种带有腐蚀性的灰尘。”
虽然当地环境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所好转，2009年他还是辞职来到了长沙开出租车。“一方面出于健康的考虑，另一方面，同城化之后，长沙与株洲距离很近，广告语上说半小时可到，实际时间一小时也足够。而且，在长沙往家里打电话还不要长途费。”
“长株潭”的老百姓都跟小魏一样，欢喜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但也苦恼于一个中等工业化城市因粗放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这是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阶段的欢喜与烦恼。
第一个“自觉一体化”案例
2010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对长株潭一体化战略的同城效应给予了积极评价：这一年，长沙、株洲的排名均获得大幅提升，湘潭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2004年，一篇媒体报道将其评价为：中国第一个自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试验的案例。然而在此之前，长株潭一体化更像是一个长期停留于纸面的设想。
于是，每当湖南人说起“我们湖南长株潭经济区构想的提出，比开发上海浦东的提议整整早了8年”时，有得意、有自豪但也不无遗憾。这当然有现实的困难——在过去的20多年里，湖南的基本省情是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在这样一个底子上来推行同城化战略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决策者的犹疑，也使得该战略始终徘徊于湖南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外。
直至2007年末，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起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策饥渴和政策边缘化之后，这个中部地区省份终于在国家新一轮的政策分配中分得了一杯羹。长株潭以一个整体的概念在崛起的中部板块上担当重任。
“但与武汉城市圈的9个城市一起进入综改试验区，湖南人顿时觉得自己亏了，仅是长株潭城市群的这三个城市获得了政策红利，而其他城市都没在内。”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后来才有了以长株潭为核心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5市在内的“3 5”环长株潭城市群。
“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一个中部内陆省份，湖南一直处于中下游的位置，突然感觉一下到了排头兵的位置。”当地的企业家伍继延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兴奋，“湖南人很久没有这样热情高涨了。”
株洲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坦承，“效果是明显的，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以及对外影响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成效。”
特别令湖南人感到高兴的是，短短的三年时间虽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起色却也是明显的：湖南终于挤进了渴望已久的GDP“万亿俱乐部”，并且连续两年跻身全国十强；长期停留于纸面的长株潭一体化也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湖南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大发展。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作用已经显现，三市ＧＤＰ占湖南省42.6%，对该省经济增长贡献达55%。
但高速增长背后也不全是喜悦。根据2010年官方发布的数字，全国的外贸依存度大概是60%～70%，沿海省份的外贸依存度多数超过100%，湖南的外贸依存度不到8%，远低于沿海。“经济危机之后，中西部的增长明显降下来了，沿海的增长上去了，一切又调整过来了。”湖南省统计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虽然湖南在经济危机期间增长强于沿海，但这没有多少可比性，因为沿海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大，也不能就此说湖南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比沿海好。我也不认为这几年我们有多大变化。”他顿了顿，补充一句，“当然了，（湖南）也还不错。”
“在招商引资方面，长株潭有没有更多的优势呢？照我看也没有。如果招商，国外的企业要进来，条件更理想的还是沿海，沿海的交通优势非常明显。经济发展有它的规律。”该统计局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坦言：从总体上看，湖南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的基本省情和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未根本改变。
“但值得肯定的是，长株潭的发展动力确实比较强。长株潭的同城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加快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能量释放的过程。”肖金成说。
城市联盟的“分工”与“分成”
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当是三市经济的一体化。当然，这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问题。
早在2002年，湖南省政府就制定了《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这一规划要求三地要“统一政策，避免恶性竞争，形成良好的产业一体化发展软环境”。后来，在产业的布局和定位上，湖南省还制定了“省委组，省统筹，市场化”的九字方针。
但湖南当地的一位学者认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无论统筹还是规划，都仍然没有明显效果。”
肖金成认为：“功能的合理分工，产业的合理布局，这是一个大难题，但也是他们的目标。毕竟同城化不仅仅是通信的同城化，交通的同城化，还必须在产业上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分工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这是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财政独立，如果把工业集中到株洲，它的财政收入上去了，并不会分给长沙一块，也不会分给湘潭一块。所以长沙也一定会去搞工业，招商引资，湘潭就更加要招商引资了。这样结构肯定会趋同。”
从一个城市整体来看，结构趋同并非理想，结构互补、合理布局才是同城化或一个城市比较理想的状态。
根据肖金成的分析：株洲交通非常发达，比较适合发展工业，但在三个城市中，它又处于湘江的上游，一旦造成污染，就会对湘潭和长沙形成比较大的影响。这是一对矛盾，矛盾的处理非常重要。湘潭的规模相对小一些，还要增加产业聚集的能力。长沙主要发展文化、高新技术产业。这样三个城市各承担一定的功能，有明确的分工，如果能处理好分工关系，将来成为中南部活力和规模都比较大的城市是较为理想的。
“很显然，这一切目前还没有实现，在体制上很难逾越，虽然喊了那么多年的同城化、一体化，但客观上来讲，最大的障碍就在这里了。”
然而，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谈何容易？
2010年，一位评论者在红网上这样总结长株潭数年的一体化进程：“制约同城融城关键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没有打破，一体化主要仍然停在纸面上，实际上进展不大。”
如何打破原有体制格局和利益格局造成的阻力，特别是行政体制形成的分割，这应当是试验区建设第二阶段的关键。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长株潭的一位官员坦言。
重金属污染下的“中部防线”
当然，摆在湖南人面前更为迫切的是环境治理问题。湘江工业的重金属污染大概是湖南人最头疼的事情。
“一个致命的伤，就是原来重化工业发展带来的后患。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原来的那些冶炼厂排污到湘江上来。现在的湘江看起来很干净，但实际上它潜伏的危机可能还要很多年才能解除。长沙人喝的水都不是湘江的水。这是一个隐患，但这种隐患还在湖南别的地方蔓延。”湖南的一位企业家透露，在长株潭成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之后，很多污染性的企业都进不来了，但却转移到周边的城市去。
作为环保主管官员，湖南省副省长刘力伟强调，“环保的门槛在我这里是肯定不能降低的。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批。”
“但下面的地方政府有没有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肯定有的。地方官员知道不知道？肯定也是知道的。正因为知道环保部门不会给它过关，干脆不上报，非法生产的情况比较普遍。”上述那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肖金成看来，中央选择湖南、湖北作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最主要的考虑是，“这两个地方对污染非常敏感。长株潭三个城市都在一条湘江上，如果有污染，这三个城市都会受到影响。武汉在长江的中游，污染会从上游转移到下游。在湖南、湖北的污染都会对水体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他们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一定要拒绝污染型的产业。另一方面，这两个地方历史上就是中国的粮仓，珠三角的大量耕地被作为工业用地，湖南、湖北如果也大量占用耕地，中国的耕地将会大幅度减少。资源节约，不只是能源的节约，更重要的是土地资源的节约。”
湖南省副省长刘力伟对此还有另一个层面的理解：东部的发展更早一些，污染也更重一些。中部的经济是中等发展程度，环境的压力也是中等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不能再像原来沿海的思路，等到已经很严重了再去治理。选择中部来做导向的初衷就是环境保护。如果没有中部的这两个试验区，东部的产业往中西部转移将会更加无序。产业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中部，再转移到西部，现在从中部设一个防线，这样污染的企业就进不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中央选择了湖南、湖北。而且，不管是武汉还是长株潭都是中部比较发达的地方，这对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也有指导性。”刘力伟坦言，“这对中部产业承接转移当然有一定的约束性和限制，但国家让我们搞‘两型社会’，也不是项目搞得越多越好，还得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我们会有比较严格的环保门槛，我们的要求比沿海的要高，很多企业都被我们的门槛砍掉了。”
另一方面，湖南省也积极地培养一批本地的民营环保企业，作为重点扶持的一个新兴产业。
据刘力伟介绍：他们有一个环保产业的发展规划，也有一个领导班子工作机构，明确每年环保产业办几件什么事情，给予企业什么样的政策支持，这是领导层面上的。具体到长沙、株洲、湘潭，都有一个环保产业园，当地政府给用地指标，补贴很便宜的地，享受工业园区的税收优惠。同时对环保企业的新技术、大项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湖南省政府有环保产业的引导资金，有节能减排的奖励资金，还有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等等。每年有20来个亿的资金支持。
“当然，我们的环保产业相比长三角地区还有很大差距。长三角地区起步较早，市场也比我们大，生产要比我们多。但我们的增长很快，每年都是翻番地增长。”湖南人的努力卓有成效。
但湘潭市政府的一位官员也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快速发展中的省份，区别于沿海的“先污染后治理”，他们现在的思路也只能做到“边污染边治理”。
这与集体转型中的整个中国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