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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选取晚清著名诗人、学者马君武的诗歌汉译本作为例证，考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译者在译诗中的语言选用问题，揭示译诗者与译诗的若干历史关联，旨在再现一部真实的文学翻译史，为晚清诗歌汉译史研究提供径路。
关键词：马君武；汉译诗；语言；文言；白话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5-0098-08
1. 引言
翻开《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马祖毅，1998： 447-448），可觅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马君武《哀希腊》汉译诗，在其它翻译史专著（陈福康，2000；王秉钦，2004）中，难寻马君武汉译诗与“诗界革命”的若干关联，未见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翻译理论史的深层挖掘。事实上，晚清以来的翻译活动，包括文学翻译，大都具有政治性。在研究文学翻译史个案时，必须把个案放置回到历史的背景去，除了政治背景外，还必须把个案放置回到文学史背景去（王宏志，2014： 8-9）。易言之，对马君武译诗语言的考察，必须放置于晚清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中。西方翻译史家Anthony Pym认为，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时代和地点出现；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故翻译史的写作需围绕译者生活及其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Pym， 2007）。本乎此，研究者将马君武译诗个案置于从晚清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这一激剧变革的历史时期文言与白话共存的文学史背景中，描述、解释马君武译诗语言的选用，揭示译者与译诗的若干历史关联，以期再现一部真实的文学翻译史。
2. 问题缘起
自明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1637年翻译《圣梦歌》（李奭学，2008： 157）以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近代西诗汉译活动零散，多为个人自发行为，选材欠缺明确目的，语言形式基本选用文言，译诗形式上主要以中国传统诗歌为审美参照，力图借旧格律装新材料，对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几乎未造成什么影响（文珊、王东风，2015： 30）。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研究者认为，马君武可作一个例外，理由在于：一是，在汉译西诗时，选材目的非常明确，有文字为证。马君武赋诗、作文、翻译，“鼓吹新思潮，标榜爱国主义”（莫世祥，1991： 395）。在译诗过程中，不免“窜改原作，以表达自己坚持的政治主张”（柳无忌，1985： 8-24）。在译诗自序中，有文字存世，“予以乙巳冬归沪，一省慈母。雪深风急，茅屋一椽。间取裴伦诗读之，随笔移译，逐尽全章。呜呼！裴伦哀希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马君武，2013：88）。可见，马君武最主要的翻译意图是借翻译抒胸臆，泄郁愤，表现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廖七一，2010： 74）；二是，译诗语言选用文言，但已非古奥文言，而是文言与白话的居间语言；三是，译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新诗创作和翻译影响深巨。由此可见，在晚清开始出现的翻译大潮中，不论是文学或非文学作品的翻译，都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政治效用；二、市场制约（王宏志，2011： 190）。作为文学翻译的汉译诗，自不例外。显然，除了政治效用之外，市场制约理当成为译者的考量。基于此，马君武诗歌的创作与汉译，必须讲究诗歌唯美的艺术形式，必须讲究诗歌蕴藉的艺术手法，才能迎合作为读者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心理，才能迎合作为读者的广大民众的欣赏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一个观点：“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郑振铎，1937： 578）。就连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都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1984： 119）。与马君武同为南社诗人的冯平，其观点颇具代表性，充分表现了处于封闭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妄自尊大的浅陋和传统的自我优越感的保守心理（郭延礼，1998： 13-14），有文字为证：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士，咸从事左行文字，心醉白伦（拜伦）之诗、莎士比亚之歌、福禄特儿（伏尔泰）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因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
显然，郭延礼学术研究，主要囿于文化翻译史方面。因此，在其专著中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形式的坚守与挚爱，但未对西诗汉译的语言选用问题本身进行探索。西诗汉译者应该深知，其时译者必须充分发挥汉语古雅与白话杂糅的语言优势，借用古典汉语诗词歌赋格律，重新创作汉诗，让其成长在汉语语言文化的藩地。因此，译诗者选用的语言，理当作为一个突破口，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纵观中国翻译史，马君武译诗的语言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其在晚清翻译史上的位置不相称，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一个缺失。
3. 诗界革命中的文言与白话共存
1899年开始，晚清大学者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是一场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中国诗歌向来具有极为优秀的传统，产生许多十分出色的诗作。易言之，古典诗歌的系统最为完整严密，要想将它推翻最为困难（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新文学革命”阶段）。无怪乎，新文学的源头，其实在晚清而不在五四（王宏志，2014： 10）。
3.1 言文合一与文白共存
西学东渐以降，外来思想、言语与汉语文言不相协调，言文分离的裂痕无法迅速弥合。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认识到依靠清廷改革社会的绝望，积极倡导“新民”，主张教化“愚民”，必须做到“言文合一”。缘于此，晚清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1887）中，基于“国语改良”经验，率先主张语、文合一，“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1890年以后，中国的开明士大夫从“启蒙”、“救亡”出发，倡导“言文一致”。 明清以还，诗歌衰落，有识之士不满现状，力图变革。梁启超首倡的诗界革命，具有冲击着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部分新诗体语言开始趋于通俗（廖七一，2010： 234）。“变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以“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黄遵宪，1890）。19世纪以来，实学以及文学翻译大盛，大量新思想新事物输入中国，对中国语文造成巨大的冲击（王宏志，2011： 219）。以文言文为书面语的古汉语受到西学译语的冲击，在晚清同时受到来自中文传统内部的挑战；一向被视为卑俗、地位低下的白话文，凭借“开通民智”的口号，形成与文言文分庭抗礼之势（夏晓虹，2006： 8）。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借鉴日本和西洋的语言形式，创造一种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即采用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语体（半文半白、通俗易懂的新文体），以便使许多文言词汇（特别是抽象名词）白话化，并使表达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与接受（夏晓虹，2006： 15）。终于，戊戌变法前无孔不入的渗透，古汉语最精粹的形式——近体诗未能幸免。谭嗣同在《金陵听说法》中以外国专有名词入诗：“纲伦桎以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其中，“喀私德”即Caste（印度等级制）的译音，巴力门则是Parliament（议会）的译音（夏晓虹，2000： 65）。与之类似，马君武在译诗时对大量外国人名字采取音译，诸如，雨苟、甘必大、华盛顿、玛志尼、巴枯宁、苟特、累尔、田尼逊、卡黎尔、雨苟及摆伦等译词；诸如，新地名及政治新名词，如，瑞士、文明、自由等，几乎最早入主华土。由是观之，译诗者（作诗者）要求取法西方，“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诗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梁启超语）。研究者发现，在译诗中，文言与白话相杂，译入语与中文本土语相杂。当时的语言是“口语基础上的欧化语”，是外语、古文、方言等的“杂糅”。
追根溯源，鸦片战争以降，西学书籍的翻译日见兴盛。洋务派主办的制造局、传教士主持的广学会以及由清廷官办的同文馆，成为“戊戌变法”以前西文翻译的集聚地，出现在书刊中的翻译语汇构成了对古汉语的第一个冲击波（夏晓虹，2006： 5）。在“百日维新”高潮中，裘廷梁发表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呼吁“崇白话而废文言”（同上，9）。晚清时期，文言文还是占主导地位，白话文只不过是开化愚民的工具（王宏志，2011： 215）。传统封建士大夫阶级耽于文言文，维护文言文的纯正、尊贵的地位。广大的乡村妇女和城市贫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译作（包括汉译诗）的主要读者仍然是传统的读书人，而非所谓“愚民”。因为，晚清翻译外国作品，以启发民智为动机，以文言为主要的翻译语言；较受重视以及流传较广的，始终还是以文言翻译的作品（包括诗歌），在销路上来说，也是文言的作品较为优胜（王宏志，2011： 210）。于是乎，晚清的文学语言正处于动荡变化的过渡时期，文言与白话并行，文言与白话杂糅普遍存在（廖七一，2010：160）。在其时的汉译诗中，总体上呈现出文言与白话杂糅的新气象。
3.2 汉译诗语言选用例析
3.2.1 译诗语言选用中的文白共存
英国诗人拜伦诗歌《哀希腊歌》，马君武译于1905年。据诗前小序称，全诗共十六章，“梁启超曾（1902年）译其二章于《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氏非知英文者，赖其徒罗昌口述之”（马君武，1991： 438）。在流传后世的汉译诗《哀希腊歌》中，梁氏首次以“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园”戏曲形式，兼以白话汉译《哀希腊》：“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是战争年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廖七一，2010： 39）。大学者胡适认为，马君武译诗采用词体的形式加上口语白话，其语言从语体上看属于文言夹杂传统白话，诗歌所要传达的意思浅近明了，颇有宋词小令的韵味（曹而云，2006：159）。台湾学者黄昆山评价马君武译诗《哀希腊歌》，“委婉尽情，曲折达意，更结下中西文学的因缘”（黄昆山，1984： 451）。
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选取马君武汉译诗《哀希腊》中的开头和结尾两片汉译诗作为例证：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和平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马拉顿后山如带，马拉顿前横碧海。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吁嗟乎！琴声摇曳向西去，昔年福岛今何处？
…………
沙明之酒千钟注，天女联翩齐起舞。眼波如水光盈盈，但将光线射倾城。吁嗟乎！为奴之民孰顾汝，我窃思之泪如雨。
置身苏灵之高山，四围但是绿流环。波声哭声两不止，一曲歌终从此死！吁嗟乎！奴隶之国非所庸，一掷碎彼沙明钟！
（马祖毅，1998： 447-448）
在译诗中，大量外来译语的选用，诸如，“希腊”、“沙孚”、“德娄”、“飞布”、“马拉顿”、“福岛”、“沙明”、“苏灵”等纷呈其中。其中，“自由”一词，系从日本语转译。至于白话语言的选用，诸如，“我”，偶见于汉语民歌中，如，《木兰辞》中的诗句，“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即为明证。同时，中国古典的诗歌文言用语，诸如，“消歇”、“斜阳”、“联翩”、“盈盈”、“泪雨”、“汝”、“窃”等，穿插其中，如，“容华坐消歇，端为谁苦辛？”《行药至城东桥》（鲍照），“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泪雨”、“斜阳”更多见于古典诗词。不难看出，《君武诗集》中收录的译诗是马君武诗歌革新成就的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其译诗比自己创作诗歌的成就更大，影响更深远。从发表时间看，马君武最早的译诗《感怀二首》、《赠牖民二郎》刊于1900年9月，其诗在形式上并未跳出旧体诗的窠臼，但是，在诗歌语言选用上，注入“流俗语”、新名词。从诗歌发展史与诗歌翻译史而言，此乃诗歌从旧体诗向新诗转变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在当时乃至今日极具理论意义。 孤例不足为证，再引马君武译诗《阿明临海岸哭女诗》为例：
莽莽惊涛激石鸣，溟溟海岸夜深临。女儿一死成长别，老父余生剩此身。
海石相激无已时，似听吾儿幽怨声。月色不明夜气瞑，朦胧如见女儿影。
斜倚危石眠不得，风狂雨急逼人醒。眼见东方初日升，女儿声杳不可闻。
有如晚风吹野草，一去踪迹无处寻。死者含哀目未瞑，只今独余老阿明。
阿明早岁百战身既废，而今老矣谁复论婚姻！
海波奔泻涌千山，怒涛飞起落吾前。此时阿明枯坐倚危石，独望沧溟一永叹。又见斜月灼耀明，又见女儿踯躅行。
儿声唧唧共谁语？老眼模糊认不真。女儿忽随明月去，不忆人间遗老父。
老父无言惟有愁，愁兮愁兮向谁诉？风若有情呼我醒，风曰：露珠覆汝，
此非汝眠处。噫！吾命零丁复几时？有如枯叶寄高枝，或者明日旅人从此过。见我长卧海之湄。吁嗟乎！海岸廖空木叶稠，阿明死骨无人收。
（马君武，1985： 446-448）
在译诗中，大量的白话语言选用，诸如，“海岸”、“女儿”、“老父”、“吾儿”、“不明”、“东方”、“来”、“有如”、“一去”、“死者”、“阿明”、“只”、“而今”、“婚姻”、“海波”、“飞起”、“又”、“儿声”、“模糊”、“不忆”、“或者”、“无人”等，珠玑列市。同时，中国传统的诗歌用语，诸如，“莽莽”、“溟溟”、“惊涛”、“沧溟”、“唧唧”、“今”、“既”、“矣”、“千山”、“吾”、“独”、“斜月”、“灼”、“遗”、“惟”、 “共”、“语”、“兮”、“曰”、“汝”、“噫”、“零丁”、“复”、“湄”、“木”、“稠”等，江海留声。具体而言，白话口语词汇，如，“女儿”、“老父”、“吾儿”、“阿明”、“儿声”；双音节词汇，如，“海岸”、“东方”、“有如”、“死者”、“婚姻”、“海波”、“模糊”、“或者”、“无人”， 纷纷入诗，此乃新诗语言选用的先声。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诗歌用语，如，“莽莽”、“溟溟”、“惊涛”、“千山”、“沧溟”、“斜月”、“唧唧”、“零丁”，单音节词汇，如，“今”、“既”、“矣”、“吾”、“独”、 “共”、“语”、“兮”、“曰”、“汝”、“噫”、“复”、“湄”、“木”、“稠”等，大量选用，此乃旧体诗语言遗留的幻影。如，“莽莽”、“溟溟”、“惊涛”、“千山”、“沧溟”、“斜月”、“唧唧”、“零丁”，在《楚辞》中，即可见“泊莽莽二无垠”的诗句；在唐代诗人顾况《酬柳相公》诗中，即有“东望沧溟叫数声”的诗句；在苏轼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成千秋名句；在文天祥诗《过零丁洋》中，“零丁洋里叹零丁”早已与诗人同在；“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辞》，到如今，早已成中华民歌中的千古丽句。其余，如，“千山”、“斜月”等意象词，在中国传统诗词中，随处可见。如此译来，在译诗诗行中，马君武采用言文合一、文白杂糅、贯穿旧语新词，建构自文言译诗到白话译诗这一特定历史过渡时期的译诗语言规范。汉译诗中单音节词汇（文言语汇）与双音节词汇（白话语言），交相辉映，亦庄亦谐。
3.2.2 译诗语言选用中的译者与译诗读者
诚如前述，晚清翻译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政治效用；二、市场制约（王宏志，2011： 190）。如果译者希望译诗在政治上发挥力量，其拟想的译诗读者应为一些对国家政治有影响力的封建士大夫乃至统治阶级，从当时的客观形势而言，所选用的译诗语言是古雅的文言文；但是，足以左右诗歌销售量的大众读者应该是能够阅读较浅易白话的普通大众。1905年，清政府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而阻断了通往一个特殊阶级的渠道，打破了一小撮人在经济以及地位上的特别位置。一群原来想通过“正途”步入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突然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赫然见到其他出路，纷纷担任译者或作者。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晚清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城市人口和新的城市文化，杂志报纸的产生以及一个颇为完善、且受法律保护的稿费制度的建立，在客观上鼓励大量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和创作赚取生活费，使得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和作家。他们再不需要臣服于朝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反而更加注重迎合读者这一市场主角的欣赏口味和阅读兴趣（王宏志，2007： 46-48）。
不妨援引马君武汉译歌德诗歌《米丽客歌》（《迷娘歌》）为例：
君识此，是何乡？园亭暗黑橙橘黄，碧天无翳风微凉，没药沉静丛桂香。君其识此乡？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乡。
君识此，是何家？下撑楹柱上檐牙。石像识人如欲语，楼阁交错光影斜。君其识此家！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家。
君识此，是何山？归马失途雾迷漫，空穴中有毒龙蟠，岩石奔摧水飞还。君其识此山！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山。
（马君武，1914）
通过研究发现，翻译促进白话语言规范的演变，体现在白话语言使用的范围上。在晚清时代，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此，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王宏志，2011： 204）。其时的白话，出自政治的考量，是戊戌变法的余波之一。其时的白话，经由文言的翻译，是为了照顾平民和工人的阅读能力才写的白话，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相比，是有区别的。
马君武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国破山河在”的清季。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流产，宣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终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国将不国”的局面，几成事实。在这一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马君武，自然对“新学”心向往之，遂投身革命，冀图通过自身的参与和努力，挽国事于危难。为实现救亡图存的宏愿，马君武考虑到译诗读者的因素，遂将《米丽客歌》原诗中Geliebter（“爱人”）、Beschutzer（“保护人”）、Vater（“父亲”）三个词一概译成“君”，足见其译诗背后“别有幽怀”。另一方面，白话的句法、结构、甚至标点符号，通过翻译为国人所认识，被认可，然后被中国化，成为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在第一阙汉译诗例中，白话语汇中的单音词，如，“是”、“没”、“此”；双音词，如，“暗黑”、“无翳”、“丛桂”、“微凉”等；文言语汇中的的单音词，如，“君”、“何”、“其”、“归”、“欤”；双音词，如，“园亭”、“碧天”等用于译诗，于是乎，形成古文与白话的杂糅。因此，诸多语汇处于古文向白话过渡的居间状态，但是，汉译诗语言选用的总趋势注定迈向通俗化。 翻译家马君武深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译者通过文言译诗布道，难广救民众；译诗欲存于世，须选用一些白话语汇，方能唤醒思想文化水平落后的普罗民众。通过选用文言雅韵，迎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最好用当时较古雅的语言，“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陈福康，2000： 109）。“雅”即等同于“文”（王宏志，2007： 91），“言”有“文”，方能行“远”。简言之，从政治上来说，译诗者必须要团结广大的民众，聚集社会力量，共谋推翻腐朽晚清王朝的大业；从读者市场上来说，译诗者必须迎合以中国封建仕林为主流的社会精英的诗学传统，必须要照顾广大普罗民众的阅读能力。
3.2.3 对译诗语言选用的思考
“诗界革命”肇始于甲午战争前后，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后，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中的反映，预示着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发展趋势。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以诗人、翻译家马君武为代表的“诗界革命”先驱们，以白话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缩短了诗语选用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形成了文言与白话的居间状态，同时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因此，“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理论基础，孕育和催生了“五四”新诗的胚胎和萌芽，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
在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建设上，作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马君武傲立群雄，独踞一席。在内容上，其创作与翻译的诗歌具有爱国情感，格律自由，语言通俗，倡导新学思想，宣扬民族革命，表现对腐朽满清王朝的憎恨和复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马君武承继诗界革命的诗学传统，“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旧胎”《寄南社同人》，籍此团结封建仕林阶级，唤醒中国的普罗大众，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目的，此乃其译诗用心。
事实上，晚清翻译家梁启超、马君武翻译的诗歌，堪称维新运动前后开启民智的新文学诗作，最突出的特点，当数其译诗语言中选用浅近的文言。本来，传统文言是指自汉代司马迁、班固、唐宋八大家、明代归有光、清代桐城派沿袭而形成独特体系的古文。晚清时期，正如著名学者钱钟书所认为的那样，梁启超、马君武选用的语言不是传统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白话。易言之，其时的文言有别于严复沿用的桐城古文，其时的白话有别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因为梁启超、马君武的文学语言观是二元的：既维护文言，又不排斥白话。可见，梁、马的语言是较通俗、富于弹性的文言。其中选用的语言保留着若干“古文”的成分，却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这里，若干“古文”的成分是指译文中保留着少量浅近的文言词语（王秉钦，2004： 83）。由此可见，马君武的译诗语言冲破传统古文森严的文戒，大量的白话口语和外来语汇穿插其间。一言以蔽之，马君武译诗语言是传统文言的一种进化，是文言向白话的一种过渡，抑或是文白杂糅的一种居间。
4. 结语
回望中国近代西诗汉译史，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马君武的汉译诗，可谓是戛戛独造。由此催生的中国新诗的发生，当在19-20世纪之交的诗界革命至五四文学革命的二十年间（许霆，2008： 219），可以推知，其历史跨度正与马君武以文言与白话居间体为语言载体译诗的时间相叠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梁启超、马君武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疾呼“启民智”、“新民德”，以诗歌创作与译诗来“新民”，以诗体革新与语言革新来推动诗歌现代化，以“歌”、“曲”、“辞”等为体裁的歌行体诗作或译诗，催生了“从旧体诗演变为五四新诗的一种过渡形式”（龚喜平，1985）。缘于此，马君武在其汉译诗中选用的语言，自然呈现文言与白话相杂糅、相渗透的粘着状态。因为，译诗者马君武心中装着译诗读者，坚持译诗读者才是译诗者的服务对象。本乎此，研究者选取马君武汉译诗中的语言选用问题作为一个视角，考察马君武在这一特定历史区间所作的艰难探索，管窥中国近代诗歌翻译史实和诗学发展史实。基于此，研究者作出尝试，为晚清诗歌汉译史的研究提供洞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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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iction in the translated poems in the specified era， this essay exemplifies the Chinese translated poems by Ma Junwu， a famous scholar and po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 reveal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his Chinese translated poems， truthfully represents a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gains insight into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a Jun-wu； Chinese translated poems； diction； Classical Chinese； vernaculars
作者简介：万兵，男，硕士，宁德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民初翻译史研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路36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10081
E-mail：[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谢瑾）
关键词：马君武；汉译诗；语言；文言；白话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5-0098-08
1. 引言
翻开《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马祖毅，1998： 447-448），可觅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马君武《哀希腊》汉译诗，在其它翻译史专著（陈福康，2000；王秉钦，2004）中，难寻马君武汉译诗与“诗界革命”的若干关联，未见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翻译理论史的深层挖掘。事实上，晚清以来的翻译活动，包括文学翻译，大都具有政治性。在研究文学翻译史个案时，必须把个案放置回到历史的背景去，除了政治背景外，还必须把个案放置回到文学史背景去（王宏志，2014： 8-9）。易言之，对马君武译诗语言的考察，必须放置于晚清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中。西方翻译史家Anthony Pym认为，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时代和地点出现；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故翻译史的写作需围绕译者生活及其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Pym， 2007）。本乎此，研究者将马君武译诗个案置于从晚清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这一激剧变革的历史时期文言与白话共存的文学史背景中，描述、解释马君武译诗语言的选用，揭示译者与译诗的若干历史关联，以期再现一部真实的文学翻译史。
2. 问题缘起
自明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1637年翻译《圣梦歌》（李奭学，2008： 157）以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近代西诗汉译活动零散，多为个人自发行为，选材欠缺明确目的，语言形式基本选用文言，译诗形式上主要以中国传统诗歌为审美参照，力图借旧格律装新材料，对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几乎未造成什么影响（文珊、王东风，2015： 30）。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研究者认为，马君武可作一个例外，理由在于：一是，在汉译西诗时，选材目的非常明确，有文字为证。马君武赋诗、作文、翻译，“鼓吹新思潮，标榜爱国主义”（莫世祥，1991： 395）。在译诗过程中，不免“窜改原作，以表达自己坚持的政治主张”（柳无忌，1985： 8-24）。在译诗自序中，有文字存世，“予以乙巳冬归沪，一省慈母。雪深风急，茅屋一椽。间取裴伦诗读之，随笔移译，逐尽全章。呜呼！裴伦哀希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马君武，2013：88）。可见，马君武最主要的翻译意图是借翻译抒胸臆，泄郁愤，表现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廖七一，2010： 74）；二是，译诗语言选用文言，但已非古奥文言，而是文言与白话的居间语言；三是，译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新诗创作和翻译影响深巨。由此可见，在晚清开始出现的翻译大潮中，不论是文学或非文学作品的翻译，都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政治效用；二、市场制约（王宏志，2011： 190）。作为文学翻译的汉译诗，自不例外。显然，除了政治效用之外，市场制约理当成为译者的考量。基于此，马君武诗歌的创作与汉译，必须讲究诗歌唯美的艺术形式，必须讲究诗歌蕴藉的艺术手法，才能迎合作为读者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心理，才能迎合作为读者的广大民众的欣赏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一个观点：“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郑振铎，1937： 578）。就连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都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1984： 119）。与马君武同为南社诗人的冯平，其观点颇具代表性，充分表现了处于封闭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妄自尊大的浅陋和传统的自我优越感的保守心理（郭延礼，1998： 13-14），有文字为证：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士，咸从事左行文字，心醉白伦（拜伦）之诗、莎士比亚之歌、福禄特儿（伏尔泰）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因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
显然，郭延礼学术研究，主要囿于文化翻译史方面。因此，在其专著中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形式的坚守与挚爱，但未对西诗汉译的语言选用问题本身进行探索。西诗汉译者应该深知，其时译者必须充分发挥汉语古雅与白话杂糅的语言优势，借用古典汉语诗词歌赋格律，重新创作汉诗，让其成长在汉语语言文化的藩地。因此，译诗者选用的语言，理当作为一个突破口，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纵观中国翻译史，马君武译诗的语言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其在晚清翻译史上的位置不相称，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一个缺失。
3. 诗界革命中的文言与白话共存
1899年开始，晚清大学者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是一场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中国诗歌向来具有极为优秀的传统，产生许多十分出色的诗作。易言之，古典诗歌的系统最为完整严密，要想将它推翻最为困难（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新文学革命”阶段）。无怪乎，新文学的源头，其实在晚清而不在五四（王宏志，2014： 10）。
3.1 言文合一与文白共存
西学东渐以降，外来思想、言语与汉语文言不相协调，言文分离的裂痕无法迅速弥合。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认识到依靠清廷改革社会的绝望，积极倡导“新民”，主张教化“愚民”，必须做到“言文合一”。缘于此，晚清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1887）中，基于“国语改良”经验，率先主张语、文合一，“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1890年以后，中国的开明士大夫从“启蒙”、“救亡”出发，倡导“言文一致”。 明清以还，诗歌衰落，有识之士不满现状，力图变革。梁启超首倡的诗界革命，具有冲击着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部分新诗体语言开始趋于通俗（廖七一，2010： 234）。“变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以“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黄遵宪，1890）。19世纪以来，实学以及文学翻译大盛，大量新思想新事物输入中国，对中国语文造成巨大的冲击（王宏志，2011： 219）。以文言文为书面语的古汉语受到西学译语的冲击，在晚清同时受到来自中文传统内部的挑战；一向被视为卑俗、地位低下的白话文，凭借“开通民智”的口号，形成与文言文分庭抗礼之势（夏晓虹，2006： 8）。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借鉴日本和西洋的语言形式，创造一种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即采用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语体（半文半白、通俗易懂的新文体），以便使许多文言词汇（特别是抽象名词）白话化，并使表达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与接受（夏晓虹，2006： 15）。终于，戊戌变法前无孔不入的渗透，古汉语最精粹的形式——近体诗未能幸免。谭嗣同在《金陵听说法》中以外国专有名词入诗：“纲伦桎以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其中，“喀私德”即Caste（印度等级制）的译音，巴力门则是Parliament（议会）的译音（夏晓虹，2000： 65）。与之类似，马君武在译诗时对大量外国人名字采取音译，诸如，雨苟、甘必大、华盛顿、玛志尼、巴枯宁、苟特、累尔、田尼逊、卡黎尔、雨苟及摆伦等译词；诸如，新地名及政治新名词，如，瑞士、文明、自由等，几乎最早入主华土。由是观之，译诗者（作诗者）要求取法西方，“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诗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梁启超语）。研究者发现，在译诗中，文言与白话相杂，译入语与中文本土语相杂。当时的语言是“口语基础上的欧化语”，是外语、古文、方言等的“杂糅”。
追根溯源，鸦片战争以降，西学书籍的翻译日见兴盛。洋务派主办的制造局、传教士主持的广学会以及由清廷官办的同文馆，成为“戊戌变法”以前西文翻译的集聚地，出现在书刊中的翻译语汇构成了对古汉语的第一个冲击波（夏晓虹，2006： 5）。在“百日维新”高潮中，裘廷梁发表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呼吁“崇白话而废文言”（同上，9）。晚清时期，文言文还是占主导地位，白话文只不过是开化愚民的工具（王宏志，2011： 215）。传统封建士大夫阶级耽于文言文，维护文言文的纯正、尊贵的地位。广大的乡村妇女和城市贫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译作（包括汉译诗）的主要读者仍然是传统的读书人，而非所谓“愚民”。因为，晚清翻译外国作品，以启发民智为动机，以文言为主要的翻译语言；较受重视以及流传较广的，始终还是以文言翻译的作品（包括诗歌），在销路上来说，也是文言的作品较为优胜（王宏志，2011： 210）。于是乎，晚清的文学语言正处于动荡变化的过渡时期，文言与白话并行，文言与白话杂糅普遍存在（廖七一，2010：160）。在其时的汉译诗中，总体上呈现出文言与白话杂糅的新气象。
3.2 汉译诗语言选用例析
3.2.1 译诗语言选用中的文白共存
英国诗人拜伦诗歌《哀希腊歌》，马君武译于1905年。据诗前小序称，全诗共十六章，“梁启超曾（1902年）译其二章于《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氏非知英文者，赖其徒罗昌口述之”（马君武，1991： 438）。在流传后世的汉译诗《哀希腊歌》中，梁氏首次以“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园”戏曲形式，兼以白话汉译《哀希腊》：“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是战争年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廖七一，2010： 39）。大学者胡适认为，马君武译诗采用词体的形式加上口语白话，其语言从语体上看属于文言夹杂传统白话，诗歌所要传达的意思浅近明了，颇有宋词小令的韵味（曹而云，2006：159）。台湾学者黄昆山评价马君武译诗《哀希腊歌》，“委婉尽情，曲折达意，更结下中西文学的因缘”（黄昆山，1984： 451）。
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选取马君武汉译诗《哀希腊》中的开头和结尾两片汉译诗作为例证：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和平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马拉顿后山如带，马拉顿前横碧海。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吁嗟乎！琴声摇曳向西去，昔年福岛今何处？
…………
沙明之酒千钟注，天女联翩齐起舞。眼波如水光盈盈，但将光线射倾城。吁嗟乎！为奴之民孰顾汝，我窃思之泪如雨。
置身苏灵之高山，四围但是绿流环。波声哭声两不止，一曲歌终从此死！吁嗟乎！奴隶之国非所庸，一掷碎彼沙明钟！
（马祖毅，1998： 447-448）
在译诗中，大量外来译语的选用，诸如，“希腊”、“沙孚”、“德娄”、“飞布”、“马拉顿”、“福岛”、“沙明”、“苏灵”等纷呈其中。其中，“自由”一词，系从日本语转译。至于白话语言的选用，诸如，“我”，偶见于汉语民歌中，如，《木兰辞》中的诗句，“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即为明证。同时，中国古典的诗歌文言用语，诸如，“消歇”、“斜阳”、“联翩”、“盈盈”、“泪雨”、“汝”、“窃”等，穿插其中，如，“容华坐消歇，端为谁苦辛？”《行药至城东桥》（鲍照），“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泪雨”、“斜阳”更多见于古典诗词。不难看出，《君武诗集》中收录的译诗是马君武诗歌革新成就的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其译诗比自己创作诗歌的成就更大，影响更深远。从发表时间看，马君武最早的译诗《感怀二首》、《赠牖民二郎》刊于1900年9月，其诗在形式上并未跳出旧体诗的窠臼，但是，在诗歌语言选用上，注入“流俗语”、新名词。从诗歌发展史与诗歌翻译史而言，此乃诗歌从旧体诗向新诗转变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在当时乃至今日极具理论意义。 孤例不足为证，再引马君武译诗《阿明临海岸哭女诗》为例：
莽莽惊涛激石鸣，溟溟海岸夜深临。女儿一死成长别，老父余生剩此身。
海石相激无已时，似听吾儿幽怨声。月色不明夜气瞑，朦胧如见女儿影。
斜倚危石眠不得，风狂雨急逼人醒。眼见东方初日升，女儿声杳不可闻。
有如晚风吹野草，一去踪迹无处寻。死者含哀目未瞑，只今独余老阿明。
阿明早岁百战身既废，而今老矣谁复论婚姻！
海波奔泻涌千山，怒涛飞起落吾前。此时阿明枯坐倚危石，独望沧溟一永叹。又见斜月灼耀明，又见女儿踯躅行。
儿声唧唧共谁语？老眼模糊认不真。女儿忽随明月去，不忆人间遗老父。
老父无言惟有愁，愁兮愁兮向谁诉？风若有情呼我醒，风曰：露珠覆汝，
此非汝眠处。噫！吾命零丁复几时？有如枯叶寄高枝，或者明日旅人从此过。见我长卧海之湄。吁嗟乎！海岸廖空木叶稠，阿明死骨无人收。
（马君武，1985： 446-448）
在译诗中，大量的白话语言选用，诸如，“海岸”、“女儿”、“老父”、“吾儿”、“不明”、“东方”、“来”、“有如”、“一去”、“死者”、“阿明”、“只”、“而今”、“婚姻”、“海波”、“飞起”、“又”、“儿声”、“模糊”、“不忆”、“或者”、“无人”等，珠玑列市。同时，中国传统的诗歌用语，诸如，“莽莽”、“溟溟”、“惊涛”、“沧溟”、“唧唧”、“今”、“既”、“矣”、“千山”、“吾”、“独”、“斜月”、“灼”、“遗”、“惟”、 “共”、“语”、“兮”、“曰”、“汝”、“噫”、“零丁”、“复”、“湄”、“木”、“稠”等，江海留声。具体而言，白话口语词汇，如，“女儿”、“老父”、“吾儿”、“阿明”、“儿声”；双音节词汇，如，“海岸”、“东方”、“有如”、“死者”、“婚姻”、“海波”、“模糊”、“或者”、“无人”， 纷纷入诗，此乃新诗语言选用的先声。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诗歌用语，如，“莽莽”、“溟溟”、“惊涛”、“千山”、“沧溟”、“斜月”、“唧唧”、“零丁”，单音节词汇，如，“今”、“既”、“矣”、“吾”、“独”、 “共”、“语”、“兮”、“曰”、“汝”、“噫”、“复”、“湄”、“木”、“稠”等，大量选用，此乃旧体诗语言遗留的幻影。如，“莽莽”、“溟溟”、“惊涛”、“千山”、“沧溟”、“斜月”、“唧唧”、“零丁”，在《楚辞》中，即可见“泊莽莽二无垠”的诗句；在唐代诗人顾况《酬柳相公》诗中，即有“东望沧溟叫数声”的诗句；在苏轼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成千秋名句；在文天祥诗《过零丁洋》中，“零丁洋里叹零丁”早已与诗人同在；“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辞》，到如今，早已成中华民歌中的千古丽句。其余，如，“千山”、“斜月”等意象词，在中国传统诗词中，随处可见。如此译来，在译诗诗行中，马君武采用言文合一、文白杂糅、贯穿旧语新词，建构自文言译诗到白话译诗这一特定历史过渡时期的译诗语言规范。汉译诗中单音节词汇（文言语汇）与双音节词汇（白话语言），交相辉映，亦庄亦谐。
3.2.2 译诗语言选用中的译者与译诗读者
诚如前述，晚清翻译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政治效用；二、市场制约（王宏志，2011： 190）。如果译者希望译诗在政治上发挥力量，其拟想的译诗读者应为一些对国家政治有影响力的封建士大夫乃至统治阶级，从当时的客观形势而言，所选用的译诗语言是古雅的文言文；但是，足以左右诗歌销售量的大众读者应该是能够阅读较浅易白话的普通大众。1905年，清政府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而阻断了通往一个特殊阶级的渠道，打破了一小撮人在经济以及地位上的特别位置。一群原来想通过“正途”步入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突然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赫然见到其他出路，纷纷担任译者或作者。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晚清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城市人口和新的城市文化，杂志报纸的产生以及一个颇为完善、且受法律保护的稿费制度的建立，在客观上鼓励大量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和创作赚取生活费，使得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和作家。他们再不需要臣服于朝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反而更加注重迎合读者这一市场主角的欣赏口味和阅读兴趣（王宏志，2007： 46-48）。
不妨援引马君武汉译歌德诗歌《米丽客歌》（《迷娘歌》）为例：
君识此，是何乡？园亭暗黑橙橘黄，碧天无翳风微凉，没药沉静丛桂香。君其识此乡？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乡。
君识此，是何家？下撑楹柱上檐牙。石像识人如欲语，楼阁交错光影斜。君其识此家！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家。
君识此，是何山？归马失途雾迷漫，空穴中有毒龙蟠，岩石奔摧水飞还。君其识此山！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山。
（马君武，1914）
通过研究发现，翻译促进白话语言规范的演变，体现在白话语言使用的范围上。在晚清时代，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此，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王宏志，2011： 204）。其时的白话，出自政治的考量，是戊戌变法的余波之一。其时的白话，经由文言的翻译，是为了照顾平民和工人的阅读能力才写的白话，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相比，是有区别的。
马君武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国破山河在”的清季。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流产，宣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终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国将不国”的局面，几成事实。在这一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马君武，自然对“新学”心向往之，遂投身革命，冀图通过自身的参与和努力，挽国事于危难。为实现救亡图存的宏愿，马君武考虑到译诗读者的因素，遂将《米丽客歌》原诗中Geliebter（“爱人”）、Beschutzer（“保护人”）、Vater（“父亲”）三个词一概译成“君”，足见其译诗背后“别有幽怀”。另一方面，白话的句法、结构、甚至标点符号，通过翻译为国人所认识，被认可，然后被中国化，成为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在第一阙汉译诗例中，白话语汇中的单音词，如，“是”、“没”、“此”；双音词，如，“暗黑”、“无翳”、“丛桂”、“微凉”等；文言语汇中的的单音词，如，“君”、“何”、“其”、“归”、“欤”；双音词，如，“园亭”、“碧天”等用于译诗，于是乎，形成古文与白话的杂糅。因此，诸多语汇处于古文向白话过渡的居间状态，但是，汉译诗语言选用的总趋势注定迈向通俗化。 翻译家马君武深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译者通过文言译诗布道，难广救民众；译诗欲存于世，须选用一些白话语汇，方能唤醒思想文化水平落后的普罗民众。通过选用文言雅韵，迎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最好用当时较古雅的语言，“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陈福康，2000： 109）。“雅”即等同于“文”（王宏志，2007： 91），“言”有“文”，方能行“远”。简言之，从政治上来说，译诗者必须要团结广大的民众，聚集社会力量，共谋推翻腐朽晚清王朝的大业；从读者市场上来说，译诗者必须迎合以中国封建仕林为主流的社会精英的诗学传统，必须要照顾广大普罗民众的阅读能力。
3.2.3 对译诗语言选用的思考
“诗界革命”肇始于甲午战争前后，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后，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中的反映，预示着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发展趋势。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以诗人、翻译家马君武为代表的“诗界革命”先驱们，以白话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缩短了诗语选用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形成了文言与白话的居间状态，同时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因此，“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理论基础，孕育和催生了“五四”新诗的胚胎和萌芽，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
在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建设上，作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马君武傲立群雄，独踞一席。在内容上，其创作与翻译的诗歌具有爱国情感，格律自由，语言通俗，倡导新学思想，宣扬民族革命，表现对腐朽满清王朝的憎恨和复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马君武承继诗界革命的诗学传统，“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旧胎”《寄南社同人》，籍此团结封建仕林阶级，唤醒中国的普罗大众，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目的，此乃其译诗用心。
事实上，晚清翻译家梁启超、马君武翻译的诗歌，堪称维新运动前后开启民智的新文学诗作，最突出的特点，当数其译诗语言中选用浅近的文言。本来，传统文言是指自汉代司马迁、班固、唐宋八大家、明代归有光、清代桐城派沿袭而形成独特体系的古文。晚清时期，正如著名学者钱钟书所认为的那样，梁启超、马君武选用的语言不是传统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白话。易言之，其时的文言有别于严复沿用的桐城古文，其时的白话有别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因为梁启超、马君武的文学语言观是二元的：既维护文言，又不排斥白话。可见，梁、马的语言是较通俗、富于弹性的文言。其中选用的语言保留着若干“古文”的成分，却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这里，若干“古文”的成分是指译文中保留着少量浅近的文言词语（王秉钦，2004： 83）。由此可见，马君武的译诗语言冲破传统古文森严的文戒，大量的白话口语和外来语汇穿插其间。一言以蔽之，马君武译诗语言是传统文言的一种进化，是文言向白话的一种过渡，抑或是文白杂糅的一种居间。
4. 结语
回望中国近代西诗汉译史，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马君武的汉译诗，可谓是戛戛独造。由此催生的中国新诗的发生，当在19-20世纪之交的诗界革命至五四文学革命的二十年间（许霆，2008： 219），可以推知，其历史跨度正与马君武以文言与白话居间体为语言载体译诗的时间相叠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梁启超、马君武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疾呼“启民智”、“新民德”，以诗歌创作与译诗来“新民”，以诗体革新与语言革新来推动诗歌现代化，以“歌”、“曲”、“辞”等为体裁的歌行体诗作或译诗，催生了“从旧体诗演变为五四新诗的一种过渡形式”（龚喜平，1985）。缘于此，马君武在其汉译诗中选用的语言，自然呈现文言与白话相杂糅、相渗透的粘着状态。因为，译诗者马君武心中装着译诗读者，坚持译诗读者才是译诗者的服务对象。本乎此，研究者选取马君武汉译诗中的语言选用问题作为一个视角，考察马君武在这一特定历史区间所作的艰难探索，管窥中国近代诗歌翻译史实和诗学发展史实。基于此，研究者作出尝试，为晚清诗歌汉译史的研究提供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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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iction in the translated poems in the specified era， this essay exemplifies the Chinese translated poems by Ma Junwu， a famous scholar and po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 reveal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his Chinese translated poems， truthfully represents a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gains insight into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a Jun-wu； Chinese translated poems； diction； Classical Chinese； vernaculars
作者简介：万兵，男，硕士，宁德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民初翻译史研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路36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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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