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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思想重义轻利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变迁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对于利的鄙视和对于义的向往也受到世人的敬仰。以往对于儒家义利观的探究大多都是从道德的层面来谈，很少从时代局限性以及社会地位的角度来谈义利观。
关键词：君子；地位；儒家；利；义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070-02
说文释义“利”是以刀割禾，对于农业国来说表示收获，是容易理解的。收获到可供消费、享受的那些物质就是利[1]232。“义”的本义是杀羊分肉，后来义的意义有所引申分配就是义，再引申，分配合理才是义[1]233。当义与利作为相对概念存在时，也就是如何看待分配的问题。
一、从时代性看儒家义利观的变化
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农耕社会需要强调社会秩序，指导百姓养成正确的义利观。先秦时期社会分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士农工商，但是传统的手工业受制和依附于官府，而商业的规模也相对较小并且碍于地域的限制，因此士人阶层和庶人阶层是社会的主流，而庶人主要是指农民。孔子指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因为儒家讲各安其位，所以普通人对于公共权力的行使是有所保留的，不应该僭越的。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平民所要践行的并不是高尚的道德，相反他们只要遵守底线伦理就可以了。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路并行而不相悖。”（《中庸》）
作为社会的底层也就是纳税人庶人除了要交纳赋税最重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鉴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老百姓靠天吃饭，很难做到“视金钱如粪土”。马克思也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着人的思想，也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财富的积累往往带来对利益的青睐，在追求温饱的过程中也会带来欲望的膨胀也就是《大学》中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个地方的小人指的就是下层的普通人，而他们所乐的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说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很多人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稳定感，随时有返贫的可能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就是说有稳定收入的人才会有恒心，不为利所困，这是战国时期的一种社会常态。“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也就是士君子区别于庶人的地方，也就是士君子能够甘愿受贫的地方，也是士君子难能可贵的地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士君子是有俸禄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战争剥夺了一部分士的俸禄，也就是儒家从王官之学沦为诸子之学的一个原因。当知识与财富分离，精神高度与物质高度失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得无序、混乱、嘈杂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再以上层贵族文化为导向，底层文化甚至可以取代上层贵族的文化，人类好不容易建立的普世价值观随时有坍塌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礼崩乐坏”的危险。
董仲舒也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很显然“养体”要先于“养心”，“养体”也比“养心”更急迫。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家国同构，注重孝道，作为一个子女应该赡养父母，稳固家庭。因此一个人在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需要齐家，需要处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沟通家庭外部的事务。也就是说一个人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随着使命的转变，他的义利观也会随着发生改变，由求富润屋转化为信义天下。而修身养性是齐家治国的前提，修身在《大学》中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就是让自己的心有不被物欲利诱的能力。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也就是说在遵守礼仪道德的前提下修身齐家，当所有人都能“宜其室家”的时候，大同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自然近在咫尺。
二、从社会分工看义利观的差异
社会分工不同看待义利观的态度自然也会不同，社会分工的差异与社会地位也是息息相关的。以官员为例，官员最初是掌管分配食物的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员的职能范围不断增加，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相应提高。因为“义”代表着分配合理，所以不管是原始职能还是管理职能，官员维护合理分配的责任自然责无旁贷。而我们平常所指的君子就是指有官位有俸禄的人。后世儒家不仅探讨义利之辩，更进一步探讨“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公利是符合“天道”和“天理”的，因而是符合义的，它是“心”的追求；而私利则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是“体”之享受，因此公与私是绝对对立的[2]。公利在某些意义上是接近义的，包含着适宜，但是说公与私绝对对立未免有些绝对。“公利”与“私利”的碰撞体现着一个官员的品质，如果一个官员能够做到“公利”胜过“私利”那么他是廉洁奉公的；如果一个官员做出“私利”胜过“公利”那么他必定会贪赃枉法。作为官员平衡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平衡好义与利的关系尤为重要。
用现在的话说每种职业都有其职业道德，在先秦时期同样如此。作为一个有官位有俸禄的官员，保一方平安，使百姓免于灾祸，安居乐业是其职责所在。君子或者说“士”阶层以天下太平为己任，不徇私枉法，以公权力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潜在的共识。范仲淹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君子所应该具有的庞大胸怀，从另一方面说明只有具有庞大胸怀的人才能堪此重任。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中庸》）儒家重视学习的重要性的原因是所学的古圣先王之道是有利于治国平天下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就是说有治国理政能力并且在从政实践上卓有成效的人就可以去学习古圣先王的治理经验了，而对于古圣先王的遗言能够很好领悟的人可以试着去做官。后世只取后一句来作为批评儒家思想的单向与片面，殊不知儒家对于从政和选拔人才是非常谨慎的。
儒家的修身君子以立身行道为己任，将自己所秉持的道弘扬于天下。“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中庸》）对于道的信仰是儒家君子的精神信仰和道德准则。《论语》里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子路》）由此可见当君子遵道而行的时候，不用为物质生活絞尽脑汁，物质生活此时作为精神生活的附属品。当贫困与道产生矛盾时，应该以道为第一要义。孔子还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当君子不能以正道示人的时候，他甘愿贫苦，因为他相信自己所坚守的“道”有一天会实现。而没有坚守的人如果陷于贫困则往往会无恶不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精英知识分子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胸中有用文化知识构建起的宏伟蓝图。即使是事与愿违，这些文化的东西犹如一股势能，当有一天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宠辱不惊。“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中庸》） 而这种清高就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果说士君子阶层他们的俸禄足以使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所坚守的道义具有拒腐防变的功能，这种拒腐防变的功能与他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官员的言行与颜面堪比生命，对于道义的坚守既是政治生命的保证，也是一个人能否得到别人敬仰的前提。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志向，使后世儒生以立志成圣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是说在成圣成贤的路上会贫苦一生，而是在坚守道义的路上即使是贫困潦倒也永不言弃。由于儒学产生于神圣意味很浓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很容易满足，而神圣社会又使人们的注意力关注尘世之外的事情，驱使人们追求道德的完善和信仰的满足这就使得人们重视义而轻视利[2]。从人的一生来看，追求一种长远的人生价值比短暂的物质利益更为重要。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会为物质的贫乏而奔波，但是物质利益总是作为精神追求的补充而存在。“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任何人都需要物质利益的浸润，但是对于道义的坚守唯有有文化修养的君子才能坚守。道德行为的价值如果要靠外在东西来赋予，道德便会失去自身的意义和价值[3]。修道君子安身立命的是道义，无须外在的约束，外在的约束约束的是缺乏生命根基的人，而君子将理想根植于心自然不需要外在约束。
三、儒家“各安其位”的要求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思想注重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孔子也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在古代商人都是归政府管理的，商人的地位也是非常低的，商人排在士、农、工之后。因为社会的分工比较明确，各自的利益范畴的划分也比较明确，如果过度聚敛财富，则会发生僭越，在别人的利益范围中获利。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君子与小人乃实然义而非价值义，孔子并不一概反对利（即便是个人私利），他反对的是在位者与民争利，反对的是不正当的利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义即是不正当[4]162。
上文已經谈到官员以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私利”与“公利”相互分别而又不相抵触。作为君子应该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的胸怀。有时候一个人的胸怀也不完全是对经济基础的考量，重要的是一个人不汲汲于物欲。孔子从价值取向的角度对义的强调，主要是基于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理解。在孔子看来，义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总是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狭隘性而具有普遍意义，是体现着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利；与此相反，利总是与个人的存在与满足状态紧密相联系，是个体私利的体现[5]。的确不管是孔子还是儒家虽然位卑权轻，却心系苍生，足不出户却心怀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孔子认为物质利益是人所共知，无须着重强调的，而对于社会责任与精神追求的“义”则需要灌输到君子人格当中。
四、总论
可见对于社会底层来说他们以独善其身和修身齐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官员来说洁身自好与体恤百姓是他们经邦济世的原则。正确的义利观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平衡分配关系，使社会朝着良性轨道发展。由此可见，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人的义利观的影响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周桂钿.义利论·中国传统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杨清荣.儒家义利观解读[J].道德与文明，2005（1）.
[3]陈晓龙.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现代意义[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6）.
[4]陈乔见.再论义利公私之辨[C]//公与私：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杨树森.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意义[J].哲学研究，2001（2）.
关键词：君子；地位；儒家；利；义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070-02
说文释义“利”是以刀割禾，对于农业国来说表示收获，是容易理解的。收获到可供消费、享受的那些物质就是利[1]232。“义”的本义是杀羊分肉，后来义的意义有所引申分配就是义，再引申，分配合理才是义[1]233。当义与利作为相对概念存在时，也就是如何看待分配的问题。
一、从时代性看儒家义利观的变化
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农耕社会需要强调社会秩序，指导百姓养成正确的义利观。先秦时期社会分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士农工商，但是传统的手工业受制和依附于官府，而商业的规模也相对较小并且碍于地域的限制，因此士人阶层和庶人阶层是社会的主流，而庶人主要是指农民。孔子指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因为儒家讲各安其位，所以普通人对于公共权力的行使是有所保留的，不应该僭越的。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平民所要践行的并不是高尚的道德，相反他们只要遵守底线伦理就可以了。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路并行而不相悖。”（《中庸》）
作为社会的底层也就是纳税人庶人除了要交纳赋税最重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鉴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老百姓靠天吃饭，很难做到“视金钱如粪土”。马克思也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着人的思想，也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财富的积累往往带来对利益的青睐，在追求温饱的过程中也会带来欲望的膨胀也就是《大学》中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个地方的小人指的就是下层的普通人，而他们所乐的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说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很多人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稳定感，随时有返贫的可能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就是说有稳定收入的人才会有恒心，不为利所困，这是战国时期的一种社会常态。“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也就是士君子区别于庶人的地方，也就是士君子能够甘愿受贫的地方，也是士君子难能可贵的地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士君子是有俸禄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战争剥夺了一部分士的俸禄，也就是儒家从王官之学沦为诸子之学的一个原因。当知识与财富分离，精神高度与物质高度失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得无序、混乱、嘈杂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再以上层贵族文化为导向，底层文化甚至可以取代上层贵族的文化，人类好不容易建立的普世价值观随时有坍塌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礼崩乐坏”的危险。
董仲舒也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很显然“养体”要先于“养心”，“养体”也比“养心”更急迫。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家国同构，注重孝道，作为一个子女应该赡养父母，稳固家庭。因此一个人在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需要齐家，需要处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沟通家庭外部的事务。也就是说一个人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随着使命的转变，他的义利观也会随着发生改变，由求富润屋转化为信义天下。而修身养性是齐家治国的前提，修身在《大学》中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就是让自己的心有不被物欲利诱的能力。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也就是说在遵守礼仪道德的前提下修身齐家，当所有人都能“宜其室家”的时候，大同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自然近在咫尺。
二、从社会分工看义利观的差异
社会分工不同看待义利观的态度自然也会不同，社会分工的差异与社会地位也是息息相关的。以官员为例，官员最初是掌管分配食物的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员的职能范围不断增加，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相应提高。因为“义”代表着分配合理，所以不管是原始职能还是管理职能，官员维护合理分配的责任自然责无旁贷。而我们平常所指的君子就是指有官位有俸禄的人。后世儒家不仅探讨义利之辩，更进一步探讨“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公利是符合“天道”和“天理”的，因而是符合义的，它是“心”的追求；而私利则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是“体”之享受，因此公与私是绝对对立的[2]。公利在某些意义上是接近义的，包含着适宜，但是说公与私绝对对立未免有些绝对。“公利”与“私利”的碰撞体现着一个官员的品质，如果一个官员能够做到“公利”胜过“私利”那么他是廉洁奉公的；如果一个官员做出“私利”胜过“公利”那么他必定会贪赃枉法。作为官员平衡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平衡好义与利的关系尤为重要。
用现在的话说每种职业都有其职业道德，在先秦时期同样如此。作为一个有官位有俸禄的官员，保一方平安，使百姓免于灾祸，安居乐业是其职责所在。君子或者说“士”阶层以天下太平为己任，不徇私枉法，以公权力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潜在的共识。范仲淹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君子所应该具有的庞大胸怀，从另一方面说明只有具有庞大胸怀的人才能堪此重任。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中庸》）儒家重视学习的重要性的原因是所学的古圣先王之道是有利于治国平天下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就是说有治国理政能力并且在从政实践上卓有成效的人就可以去学习古圣先王的治理经验了，而对于古圣先王的遗言能够很好领悟的人可以试着去做官。后世只取后一句来作为批评儒家思想的单向与片面，殊不知儒家对于从政和选拔人才是非常谨慎的。
儒家的修身君子以立身行道为己任，将自己所秉持的道弘扬于天下。“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中庸》）对于道的信仰是儒家君子的精神信仰和道德准则。《论语》里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子路》）由此可见当君子遵道而行的时候，不用为物质生活絞尽脑汁，物质生活此时作为精神生活的附属品。当贫困与道产生矛盾时，应该以道为第一要义。孔子还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当君子不能以正道示人的时候，他甘愿贫苦，因为他相信自己所坚守的“道”有一天会实现。而没有坚守的人如果陷于贫困则往往会无恶不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精英知识分子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胸中有用文化知识构建起的宏伟蓝图。即使是事与愿违，这些文化的东西犹如一股势能，当有一天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宠辱不惊。“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中庸》） 而这种清高就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果说士君子阶层他们的俸禄足以使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所坚守的道义具有拒腐防变的功能，这种拒腐防变的功能与他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官员的言行与颜面堪比生命，对于道义的坚守既是政治生命的保证，也是一个人能否得到别人敬仰的前提。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志向，使后世儒生以立志成圣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是说在成圣成贤的路上会贫苦一生，而是在坚守道义的路上即使是贫困潦倒也永不言弃。由于儒学产生于神圣意味很浓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很容易满足，而神圣社会又使人们的注意力关注尘世之外的事情，驱使人们追求道德的完善和信仰的满足这就使得人们重视义而轻视利[2]。从人的一生来看，追求一种长远的人生价值比短暂的物质利益更为重要。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会为物质的贫乏而奔波，但是物质利益总是作为精神追求的补充而存在。“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任何人都需要物质利益的浸润，但是对于道义的坚守唯有有文化修养的君子才能坚守。道德行为的价值如果要靠外在东西来赋予，道德便会失去自身的意义和价值[3]。修道君子安身立命的是道义，无须外在的约束，外在的约束约束的是缺乏生命根基的人，而君子将理想根植于心自然不需要外在约束。
三、儒家“各安其位”的要求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思想注重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孔子也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在古代商人都是归政府管理的，商人的地位也是非常低的，商人排在士、农、工之后。因为社会的分工比较明确，各自的利益范畴的划分也比较明确，如果过度聚敛财富，则会发生僭越，在别人的利益范围中获利。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君子与小人乃实然义而非价值义，孔子并不一概反对利（即便是个人私利），他反对的是在位者与民争利，反对的是不正当的利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义即是不正当[4]162。
上文已經谈到官员以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私利”与“公利”相互分别而又不相抵触。作为君子应该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的胸怀。有时候一个人的胸怀也不完全是对经济基础的考量，重要的是一个人不汲汲于物欲。孔子从价值取向的角度对义的强调，主要是基于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理解。在孔子看来，义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总是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狭隘性而具有普遍意义，是体现着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利；与此相反，利总是与个人的存在与满足状态紧密相联系，是个体私利的体现[5]。的确不管是孔子还是儒家虽然位卑权轻，却心系苍生，足不出户却心怀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孔子认为物质利益是人所共知，无须着重强调的，而对于社会责任与精神追求的“义”则需要灌输到君子人格当中。
四、总论
可见对于社会底层来说他们以独善其身和修身齐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官员来说洁身自好与体恤百姓是他们经邦济世的原则。正确的义利观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平衡分配关系，使社会朝着良性轨道发展。由此可见，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人的义利观的影响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周桂钿.义利论·中国传统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杨清荣.儒家义利观解读[J].道德与文明，2005（1）.
[3]陈晓龙.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现代意义[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6）.
[4]陈乔见.再论义利公私之辨[C]//公与私：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杨树森.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意义[J].哲学研究，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