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入夏后，老母亲到青城山下避暑，一直住到秋深了，还舍不得回城。
　　 霜降日，我开了老捷达，从成都西郊的小县城去山下看望她。路程约六十公里，车速平均七十迈。一路阳光透亮，心情也比较舒展。过踏水镇时，被一群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查身份证、驾照、行驶证。我一件件往外摸，摸到第二件时，警察一摆手说，可以了。我点点头，缓缓驶去。一周之内，我已被查证三次了。一次在二医院地铁入口，一次在金堂的高速出口。初次颇为不适，而后竟习以为常，连自己也说不清这为啥。
　　 我问老母亲，啥时回城呢？她说，没想过。山间空气好，蔬菜新鲜，下午又和老婆婆们搓麻将，习惯了。我说，再冷些咋办？她说再冷再说。
　　 她的山居位置，说来有点拗口，在都江堰青城后山前边的山脚下，又背靠一座小小的药王山，属青城山镇管辖内的又一个小镇，叫太平，许多成都老人在这儿闲居。太平是去后山风景区的要道，不逢周末、节假日，十分清静。清静，倒不冷清，街边排满了两层的铺面，像极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成都，旧旧的，没一样光鲜、时尚，却也一样都不缺，饭馆、茶铺、干杂店、药房、小五金、小旅馆……太阳落到马路上，格外亮堂。也落到药王山，茂密松林中，道观的飞檐灼灼闪光。我去那观里喝过茶，尊称老道姑“婆婆”，她却被惹怒了，瞪着我叽叽咕咕说了些啥，我没听清楚。是该叫她“师傅”吧？我也不晓得。
　　
　　 太平街上新开张一家饭馆，主营骨头，我就请了老母，还有同住的任嬢、王老二，去吃午饭。任嬢是老母的老同事，年轻几岁;老二是任嬢的次子，轻微智障，四十岁了，仍像个孩子，天真、憨气，手脚勤快，又爱帮忙，人缘很好。他识字不多，但看电视专心，对国际国内大事，了然于心，譬如朴谨惠受审、英拉逃亡等等，摆起来是如数家珍的，邻居的老太婆们，对老二很是佩服。他跟老太婆们搓麻将，会算牌，一下午能赢一二十块钱，都仔细收好了，放在一个贴身的包包里。
　　 小饭馆里吃客满座，我们就在屋檐下坐了一小桌，恰好一团阳光映在桌子上，暖融融的。一对老夫妻刚吃完，穿着干净、体面，是认识的，跟老母打招呼，还跟老二开开玩笑。他们离开后，我赞了声，气色好，身体好。老母说，老头子几年前就得了癌，能活到今天，不容易。我说，很顽强嘛。老母说，是顽强。我说，脾气好。老母说，啥子脾气好，怪得很，老太婆要出门打个麻将，老头儿也不准，要她陪。好气人嘛。我说看不出来哦，老母说，脾气又不是看得出来的。
　　 菜上来了，一大钵热腾腾的卤骨头，九块龙骨，比排骨肉略少，但更有弹性和嚼劲。还有一条家常裸斑鱼，一大碗骨头汤煮萝卜。我陪两老边吃边摆些闲话，老二啃得专注、耐心。吃完算账，一百多元。老母说，味道好，价钱也合适。随即，说起上月我和妹妹来看她，去公路边另一家鱼庄吃的鱼，两百多元，太贵了。我说，贵是贵，吃起来还是可以的。老母说，吃起可以，价钱还是不能离谱嘛。我说，两百多元，好在我们还吃得起，下次再去吃一顿。老母说，不是吃不吃得起的问题……不去了。我笑笑，开馆子的也不容易。老母也略微笑笑（她是个严肃的人，难得笑），说，哪个容易呢，哪个都不容易嘛。
　　 吃着饭，阳光突然就没了，天阴起来，风也有点冷飕飕。毕竟是山里的气候，这里山势虽矮，却也是青藏高原绵延下来的支脉。
　　 下午，我别了老母，开着老捷达原路返回。出了太平镇两三公里，过那家鱼庄时，专门减速瞟了瞟，门窗关着，已经歇业了，门上贴着白纸黑字：旺铺出租。
　　

2

　　
　　 安静的星期六。重读了卡夫卡部分的书信、勃罗德的《卡夫卡传》。
　　 他是个注定要被遗忘的天才，却又因一个挚友而得享不朽。没有勃罗德，就没有摊在我桌上的卡夫卡。
　　 每个天才，都像一条忧郁的影子。幸运的话，会有另一个人把他拽到强光下——不是让他消失、蒸发，是让他成为强光的一部分。
　　

3

　　
　　 气温再降。窗外阴冷、灰暗，让人心灰意冷。
　　 在小米盒子上看日本电影《编舟记》。一帮人，用十五年编一部词典。时光流逝中的安静的疯子。
　　 倘有下辈子，我也想去编词典。我坐得住，也很追求精确性。
　　 坐下来，坐稳了，呼吸也是舒畅的。不必东想西想，没有野心在胸膛里蹦跳。
　　

4

　　
　　 十月的最后一天。从天亮到天黑，都落着疏疏密密的冷雨。我驱车从小县城回到狮子山师大校园。去学院清空了信箱，到超市给老房子充足了电卡……还去逛了弘文书店。这是午饭前的安静时段，打伞在校园里走着，空气是清冽的，经过梧桐树下，偶有大滴的水砸在伞上，惊心一响！
　　 书店就更安静了。唯一的一个顾客（女生），在跟老板曾嬢嬢低声说话。我买了本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书中的文章，我曾在刊物上零星读过一些，早就想买，又一直错过，今天倒是合适了。是黑壳硬精装的，白色小字的书名，封面只画了一副更为黑甸甸的老式眼镜。
　　 书用塑料薄膜密封着，夹缝中竟躺有一只小甲虫，也是黑色的，死了不知多久，不是窒息死，也该冷死了。联想起书中那些惊悸的灵魂，似乎终于像这只甲虫一样，安宁了。
　　 晚上，我在台灯下把书拆开：薄膜撕下后，那只小甲虫居然活了过来，在封面和扉页之间，踽踽独行。我吓了一大跳。想也没想，啪地把书合起来。再小心打开，它是真死了，夹成了一只甲虫的标本。
　　

5

　　
　　 周末去五哥家吃晚飯。午睡后，乘地铁四号线从文化宫钻出来，步行一段，向右拐入东坡路、金雁路……秋深了，到处是嘹亮的市声，人多，车子飞快，灰尘扬起来，呛鼻子。 　　 进了小区，好多了。这是三十年前建的别墅群，见旧了，也见出了暖意。家家关门过日子，偶有一条巨犬突然怒号，扑向栅栏！幸好是铁栅栏。
　　 五哥家喂过猫，猫往生之后，伤感得没法再养一只猫。但每天傍晚会在门口摆两张盘子、一碗水，款待流浪猫。哪是流浪猫，全是懒猫，一来一长串，个个吃得肥嘟嘟，吃饱喝足，呻吟一声喵、喵……活像打呵欠。偶尔，猫也会衔只死老鼠撂在门外，以示没白吃。五哥见了，摇摇头，慈祥一笑。
　　 五哥是我大学室友，赋闲在家十几年了。长日无事，就坐在饭厅拐角的藤椅上，泡一杯茉莉花茶，听电视新闻，看五嫂在厨房忙碌，手里摊开一张商报，时读时不读。订报纸的人已很少了，五哥年年订，习惯了。
　　 五哥对我说，今天商报登了一整版作家报道，都是本城的，十来个作家，可是没有你……你啊！五哥摇摇头，大概是叹我不争气。
　　 我看了看，虽然没有我，但其中有几个是朋友，也是很为他们高兴的。总标题做得好，叫做《成都的柔与刚——作家们眼中的成都文化DNA》，借用的是作家松老师的一部作品的名字。这一大版中，自然也有松老师的近照和近况，小标题是《千古一梦，追寻大雅堂》。我认识松老师有二十多年了，曾经彼此是报纸副刊的同行，交往不多，但印象较深：他勤奋、活跃，声音也很洪亮。退休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刚出版了一本书，前些天还在苏东坡故乡眉山做推广。
　　 五哥备了黄酒，我儿子买来了大闸蟹，我们吃蟹喝酒，摆龙门阵，寻常乐事。坐在回去的车上，已经12点过了，摸出手机刷了刷朋友圈，脑子有点晕，感觉在做梦，是假的：
　　 几个小时前，松老师往生了。他吃着晚饭，人不舒服，头放在碗边，就走了。
　　

6

　　
　　 又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开了老捷达，再去青城山探望老母亲。
　　 午饭后，在小区里散步。一个老先生背对药王山，坐在长椅上假寐。旁边放了一摞报纸，红色报头十分醒目，是《人民日报》。母亲跟他打招呼，他慈祥地笑笑，且又站了起来，矮矮的，但很是精神。呢帽、围巾，穿得暖和、体面，也很健谈。母亲说他九十三岁了。他则补充说：“已经迈进九十四岁了！”
　　 老先生是河南人，乡音宛然，抗战即参加了革命……人生辗转，最后在这儿颐养天年了。他天天看报，还时常在阳台上朗读。也时常散步，生活颇有规律。
　　 他陪我们散了一小段步，转述些报纸上的新闻，总结道：中国强大了，特朗普再牛，也要看中国的脸色才敢行事啊！声音略哑，但很清晰，配合着简短、且比较有力的手势。的确看不出，他已经九十四岁了。
　　 有一个约六十岁的保姆照顾老先生的生活。下午，保姆去镇上的麻将馆搓麻将。他有时也搓，但去另一家麻将馆。清风鸦静的小镇上，没有比响亮的麻将声，更能见出岁月静好了。
　　

7

　　
　　 我的书柜带有两只沉重的抽屉，里边挤满了自以为是重要的东西，乱、无序，硬塞在一起，就像两只混乱的头脑。终于起了心，把它们抽出来，拖一把小凳坐下，清理了大半天。许多东西被扔掉了，譬如历年累积的汽车保单、过期的合同、永远懒得去报销的发票，等等。
　　 还有，父亲住医院三年的入出院证明、材料、长长而又长长的药品清单……我终于都扔了。
　　 把它们塞进两只垃圾袋，硬挤成两团，仿佛两张被时间揉皱的脸。提到楼下，用脚踩开垃圾箱，投进去，再关上，听到一声释然的叹息。
　　 父亲于2015年病逝，火化后的当晚，我做了一个长梦，没有情节，只是医院的楼梯、走廊，空無一人，白如冰雪窟窿，无穷无尽。后来，同样的梦我还做过好几回，做梦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做梦，但醒不过来，只能被梦牵着走。
　　

8

　　
　　 吃了早午饭，去附近的小影城看电影。说是附近，走路也颇费时，开车则麻烦，就乘了两站地铁，走了一刻钟。位置夹在新旧小县城之间，密密麻麻的新楼盘，重新注释了郊区这个词。幸好没开车，停车场是有好几处，但都已停满。就连马路边（每条马路边），也停满了车（天天如此），也不知这些车主是做什么的。
　　 我要看的，是三天前上映的动漫片《至爱梵高》。网购票二十元。场子里共有七八个观众，比我估计的多一些（我看《敦刻尔克》时只有两个人）。除了我，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女士。没有空调，这又多了一些冷意。电影开始不到一分钟，我就发现这其实是用动漫拍的故事片，小孩子不会喜欢的，大人也容易看走神。然而，中途没一个观众离开。字幕慢慢推出，主题曲忧伤深情地吟唱……直到清洁工提着撮箕、扫把，马着脸进来了，大家才离座。我出门时回头看了一眼，还有个观众呆在座位上，瞅着字幕不起身。
　　
　　 这几天，微信朋友圈满是这部电影的各种东西，相当闹热。然而，影城的大厅里，它只有一幅立式小广告，挤在一排立式小广告中间，毫不起眼。虽然梵高的画，曾被用在无数豪车豪宅的高端广告里。
　　 我把这排立式小广告一起拍下来，也发在了朋友圈。只配了八个字：
　　 静静观看，默然而回。
　　

9

　　
　　 当当上订购了四本书，包括645页厚的《库切传》《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三卷，收入卡氏几乎所有中短篇小说，凡七十九篇，约三十七万字，利于备查。
　　 书在午后送到小区。天气阴寒，快递小哥的小三轮停在黄葛树阴黢黢的巨大枝翼下，更添了几分寒意。他矮小、黑瘦，穿件薄的黑色防寒服，冷得直搓手。但依旧是温和的，带点天然的笑意。我用微信转了书款，说，穿暖和点嘛，好冷。他说是啊好冷。我抱了书正要走，他又说了句，何老师，下次就是我的同事给你送货了。我说你不做了啊？他埋埋头，叹气说，这个做不长，挣不到钱。我默然片刻，问他找到合适的事做了吗？他说，慢慢找嘛。我找不到别的话说，抱着书走开。走了几步，又回头再说，谢谢，多保重，祝你找到一个好的事情做。他说，谢谢了。 　　 我心头很不好过。这是个善良、本分的小伙子，三十出头，大约也是有家有娃娃的。我见他最热、最冷的日子，都驾着火三轮送货，不怕吃苦，待人诚恳，付现金零头不好找时，譬如几毛、几元，他都会说算了算了，下回给嘛。下回，我自然是要给的。或者主动坚持付整数，他就很客气但也很自尊地说声谢谢了。如果我自己有个书社，我会请他送货、收货、传达、保安……十二分地信任他。然而，我只是个窝在家里的写作者，什么也帮不了他。他大概也不会读我的书……书的力量感，要经过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抵达这样的人生呢？
　　

10

　　
　　 《贡米巷27号的回忆》，样书刚从印刷厂送到出版社。责编微信我，随时可以来取了。
　　 我钻进地铁口，就往城里去。一路上，心里有默默的激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曾出现一个插曲，这让我担心可能会夭折……到底还是出来了。应该说，前期还是顺利的，篇幅、文字校对、封面设计等，和责编一直良性互动。9月份，流程走完，就该下厂了。责编说，没啥问题了，10月可以付印。
　　 然而，问题却来了。责编在国庆节后出了一趟差，付印被耽误了一些天。他回来后，接到个新指令，书稿内容涉及某个年代的，须重审。
　　 我的小说，一向比较疏远政治，自忖不会有问题。但，既然要重审，毕竟是多了个悬念，结果有两个：通过、不通过。
　　 而通过也有两种可能：完全通过、基本通过但必须修改。
　　 这让我不免沮丧，也无奈。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这是我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入2003来以来发表的十个中短篇，它们最能见出我写实、白描的功夫。而这，也正是我的创作理念中，十分看重的。故而我对这部书的出版，有着特别的期待。
　　 要是不通过，我认命。要是让我修改，那该咋办？这不是认命，是要命。我不敢多想。
　　 好在重审通过了。修改？也的确是改了两三个字，把封面导读的“红色年代”改为了“大时代”，成了这个样子：
　　 “大时代，故事三千，我只取一本写。”
　　 如果没这个小缺憾，就完满了。不过，我提醒自己，满招损。不完满也许就像玛丽莲·梦露脸上的那颗痣，长得不是地方，却也正好。
　　 责编还拍了书的正面照发给我，正面得太精准，它看起来就像一张纸，没一点立体感，有几分不真实。我的默默激动中，又多了忐忑。
　　
　　 出了地铁，已抵少城的腹地。这在清代，是成都的城中之城，乃满蒙八旗世代驻兵的地方。东西走向的巷子密如鱼刺，而一条自北朝南的长顺大街则像鱼脊，把它们都串了起来。我穿过挤满游客的宽巷子——拆掉重建、一言难尽的假古街——走到长顺街，从这儿，可以遥见暮霭中的四川出版大厦了。对面，一个老婆婆在飕飕北风中独行。她看上去够老了，应该在八十以上吧，而且很胖，步子迟缓，但绝无衰颓之气。白发旺盛，眼睛也挺有精神，很像我母亲的银行老同事罗嬢：她们曾在八宝街分理处共用一间办公室，我母亲是主任，罗嬢是副主任。后来，罗嬢还出任过一家支行的行长，相当的干练。退休也已二十多年了，退回家，也是领导者，管理老公、儿女、孙儿、重孙，井井有条，她发布的懿旨，没人敢不听。而且，她又口才好，幽默，我就很喜欢听她摆龙门阵。不过，也有大半年没见到罗嬢了，上次见到，还是夏天，在药王山下的小区。
　　 我走着，不觉多看了看像罗嬢的老婆婆。她也在看我。走拢时才发现，她的确就是罗嬢。罗嬢先叫出了我的名字，说：“我就觉得像你嘛！”真是让人哈哈，多么开心的意外相逢。
　　 不过，我心头有事，跟罗嬢握握手，说了多保重，就匆匆走了。但直到进楼、上电梯，我还保持着一种喜乐的心情。
　　
　　 书是32开的，有379页，纸质略粗，但软，方便翻阅，拿上手颠一颠，厚墩墩的，而又比较轻盈，这是我喜欢的。封面用了我的画，是一个女子站在教堂外翘首等待，圣母在她身后微笑着，似在抚慰。颜色以红、黄为主，十分抢眼，是我画于去年盛夏的，技巧不如今天，但比今天奔放。
　　 封底也采用了我的画，是一幅黑白小品。
　　 两幅画、十个中短篇，落在一部书上，够好了。该有遗憾的，也都留下了痕迹。我不奢求再多一点啥。
　　

11

　　
　　 冬至，晴，雾霾，重度污染。太阳隔在黄澄澄的浓雾后，像个病榻上的老头子。
　　 炖了两块猪龙骨，煮了一锅萝卜。写了大约三千字笔记，记了些琐碎的事情。这是入秋以来，写字最多的一天。
　　 夜深没睡意，刷了刷微信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喊嗓子痛、感冒、發低烧。很多人在纠结（已经纠结几年了），到底应不应该穿秋裤？

12

　　 重看了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长达三个半小时还多点。靠在沙发上看的，其间喝茶、续水、上洗手间，还煮了一碗面条吃。
　　 很多年前用DVD看过。前两年重看了大卫·里恩的《印度之行》，想再看看劳伦斯，DVD却找不到了。这就更增添了期待。今天，终于在小米盒子上发现，立即点了播映。
　　 然而，却没有了初看时（或期待中）的激动。它依然是好电影，也可以说，它很杰出。问题在我，我已经很难被宏大、华丽的场面吸引了，甚至于有了些厌倦。
　　 我还是以为大卫·里恩是伟大的导演，喜欢他的《印度之行》，或者说，更喜欢了。优雅而幽微，用微小的视角，跨越洲际、种族、爱与隔膜，说了很多，其魅力更在其没有说出的。我愿意将之称为不同寻常的史诗。史诗有两种，一是有辽阔的面（壮丽广大），一是有纵深感的线（无限伸展）。我现在偏爱于后者。
　　 顺便又找出美国战地记者撰写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看了几页，没看下去，就合上了。这还是2014年购入的，定价七十九元，硬壳精装，厚655页，是为劳伦斯而买的。但读了几页（就如今夜），就放下了。我想读到个人心灵史，而它是（仅仅是）一本地缘政治史。 　　 重读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锋利的纸把我右手的无名指划出一道小口子，虽然只浸了一点点血，却非常地痛。
　　

13

　　
　　 今年夏秋画了一批画，但拖延着，到冬至前才拿了三张去送仙桥装裱。
　　 那儿有家博古斋，女老板小秦，还是老同学介绍的，温和有礼，容易交流，我就一直把画交到她手上。约四十岁，瘦高，戴副眼镜，地道成都口音，很斯文。每次去她铺子里，她都正一个人闲着。只有一回，有位老先生来取字，是很大的一个“虎”，立轴，付了一百元。小秦说，他退休多年了，喜欢写字送朋友，一般写的都是“虎”。我就想到山里的某些高人，只练一个踢树根、或抓苍蝇、或扔石头的招式，久之也就成了绝招了。我还想在博古斋多遇到些客人，但再没遇到过。说清静，也是冷清。
　　 博古斋在底层，开间不大，光线也不算亮，靠墙放着些成品。小秦只管接件，装裱则是拿到别处完成。
　　 每次去那儿，我都会先打个电话，问她在不在。她说，都在。周末、节假日，都开着门。我说，你一年总得出去旅游几天吧？她说，旅游几天，就请我姐姐过来守一守。
　　 这次我拿去的，一张《卡夫卡》、一张《寒山拾得图》、一张《五福街》。她目测片刻，说还是老规矩吗？我说是啊。也即裱好、剪裁、装框，但不用玻璃。她说190元，减去上回我欠你的20元，170元。难得她还记得。上回我来付钱取画，她该找我20元，手上却没有。我车停在送仙桥大门口，且没熄火，就说算了，再说吧。这已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12月24日，星期天，晴天，而又重度污染，去取画，依旧把车停在送仙桥大门口。小秦拿画出来，又帮我把画放进车内，还看看是不是妥当了。我付了钱，她说谢谢。走了两步，又转身道，这是最后一回了，明年，我就不做这个了。我说为啥呢？她说，房租又涨了，利又薄，挣不到啥钱……实在不好做。我说，那你又做什么呢？她说，没想好，再慢慢找合适的事做吧。
　　 她的口气淡淡的，却让我颇为怅然。十一天前，当当送书的快递小哥，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年关了，并不是人人的年都过得好。相当一部分人，即便你已经很勤快了，很尽心了，日子还是难的。
　　

14

　　
　　 元旦这天，依然是有阳光、有雾霾，但四边是安静的，有点微风，颇为祥和。
　　 晚上刷屏，点开朋友圈，读到消息，四川人民出版社前副总编汪瀰去世：昨晚从米易自驾回成都，攀西高速上电瓶没电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等救援，一辆大货车从后边撞上来……人就走了。一同走的，还有一位同伴。
　　 我不认识汪瀰，看了照片和简历，觉得是见过的。他1979年考入川大哲学系，那么，我们该是在同一宿舍、同一层楼、同一条走廊，同挤过几年。那条走廊上，依次为79级哲学、中文、历史、数学四个系的男生。除了中文系弹吉他、唱歌、诵诗、打沙包……闹腾腾之外，大家都很安静。提着书包和碗从两个楼梯上下，匆匆的，遇见了，也没有相视一笑。但相视了几年，咋个也记住了。汪瀰是1955年出生的，退休两年，又被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聘为副总编。从照片上看，他很瘦，做学生时应该更瘦。这样的人，消耗小，易于长寿……然而，说走就走了。
　　 我的同学中，也有几位已走了。生命的终点，似乎飞快地就抵近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大家习惯于在一个人离去后，相互嘱咐多保重。这是心里话。不过，保重也难落到实处上。汪瀰的车，要早开出去一分钟，或者晚停下几秒钟，死神可能就擦肩而过了。而这一切，也只能事后感叹了。换个角度看，我们生者还侥幸地活着，也可能正是无意中躲过了死神无数次。这就又说到无常了。
　　
　　 有位跟我同姓的学者，年龄也跟我差不多，爱读书，做学问。他太太有一晚问他：如果地球将在三十天后毁灭了，你现在会做什么？他把头从书上抬起来，说：能做什么？还跟现在一样吧，读书。
　　 他的回答，让我想起泰坦尼克号缓缓沉没时，站在甲板上演奏的音乐家。
　　
　　 这些年，我体会到这样的处境（可能不仅仅是假设），置身于一座将随时会坍塌的庙宇内写作，毁灭一切的美逼近我，并流入我的文本。这也正是最接近曹雪芹之幻灭感的时刻吧？那么，我应该感恩用力毁灭这一切的、且玉石俱焚的无常了。不灭的美，在焚烧金阁的火焰中。
　　

15

　　
　　 元旦过后，《贡米巷27号的回忆》在当当、京东等开始有售。师大的弘文小書店也进了三十本。我去给那些书签名，中午从小县城动身，搭乘地铁四号线转七号线，辗转上了狮子山。冷风飕飕的，先在南大门外吃了碗清汤面七元钱，不贵，也不好吃。这已是午后的两点，学生停了课，复习备考，校园内人少得像影子，都缩着颈项、手抄在裤兜里，冷啊，却又穿得单薄。听一个老姆姆愤愤说，今天的年轻人怕热不怕冷，冷了也装着不冷，总之穿得少才好看。我感觉她只说对了一半，就我所见，他们也怕冷，而且也没有装。
　　 签了书，我顺便又去南大门外理发。是二楼走道交叉口的小店，我常去的，老板、老板娘见了，笑道：老师好久没来了。
　　 今天店里冷秋秋的，刚好有个女顾客弄了头发，刷微信离开。听见老板报价钱：十元。我心头叹口气。老板娘给我洗了头，老板给我剪头发。
　　 电视机照例是开着的，在播抗日神剧。他一边剪，一边看，心情还是不错的，时而笑出声，还告诉我，范某演这个戏最得行了，李某原来是演坏蛋的，我看到他就想笑，会演哦……好看，多好看的，你说是不是嘛？我平日不看电视剧，为了不扫兴，也就笑出声，说就是就是，多好看的。
　　 暑期的时候，我来，他也是边剪头发，边给我谈钓鱼岛问题，很熟练地讲出该问题的来龙去脉，日本的无赖、美国的背后使坏……最后说，反正过几年是要收回来的。我说，那就要打仗了。他说，打就打嘛。我说，打仗要花很多钱。他说，中国强大了，这个钱花得起。 　　 我理发简单，再简单也有四个工序：洗、剪、洗、吹。完毕之后，我也微信付款。问价，老板微笑道，还是30元。我心头又叹口气。我搬到小县城后，去住家外边的发廊问过价，答最低88元。我嫌太狠了。可这30元，似乎低了些。然而涨了价，有可能生意更冷了。总之，是难的。好在老板还是面带喜色的，我推门离开时，他从电视上转过脸，客客气气道：老师慢走，谢谢了。

16

　　
　　 元旦前，小区外的江安河就基本断了流，堤坝改造。
　　 散步时想看个究竟，但河边、桥上均竖了隔板，密不透风，瞄都没法瞄。引入小区的河渠，自然也枯了。先是现出一片厚腻腻的湿土，随后向内塌陷，进了新年后，只剩下几凼水。原本稀疏、狡黠的小鱼虾，也只能在逐日收缩的水域中乱窜。半驯养的野鸭、灰雁、鸳鸯、天鹅……踱步而来，宛如围住圆桌，嘬着鱼虾，闲闲享用大餐。
　　 河道上，留下乱七八糟的爪痕。又铺了一些落叶，银杏、柳、榆……半枯半黄，间杂着些青灰，像条没人走的古驿路。
　　 今天午后，我看见三十多只鹭鸶围剿一口水凼的残存鱼虾，事毕，腾空而起，降临到一幢别墅上歇息。别墅长年无人居住，鸟粪把屋顶都染白了。
　　 飕飕冷风中，一个憨、胖且结结实实的物管师傅，扛着锄头，褐衣、长靴，也踏着河泥而行。走到某处，甩膀子挖了起来。河泥是黏稠的、胶结的，并不好挖，而他挖得十分有力，且十分开心。风把他的脸和手都吹得红通通的，他挖个不停。渐渐地，他身后有了一条小沟，土均匀码在一旁，他站在沟中小憩，用手背揩揩额头的汗，真像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初民。
　　 我问他，挖来做啥啊？
　　 他说：走水！
　　

17

　　
　　 楼上工作室的空调，去年夏天已经安好，但没启用。年前，来了位空调师傅，做最后调试。我自然是陪着他。
　　 师傅从中江乡下进城，二十多年了，但看年龄也就三十几。头发漆黑，脸盘子宽、圆，一双杏子眼滴溜溜转，带着天然的孩子气和笑意，让人颇有好感，而且，很像我熟悉的一位师大教授，相貌、穿着都像，笑起来尤其像。牛仔裤、黑色防寒服，大概短了点，做活路时，身子起伏，露出半尺肉，相当结实。动作也很敏捷，踩着我的飘窗，探头看看外机;随后又爬上木梯，看了看内机，把机底的包装纸撕开，扔在地下，拍拍手，说，我下周再来。
　　 我说有问题吗？他笑道，有啥问题，莫啥问题。我说你们很忙吧？他说刚去了趟贵阳……落后得莫法，就像二十年前的成都，到处是工地，工程车乱跑，脏。
　　 说着他手机响了，是外地的一个活路。他接着电话，态度和蔼，不时笑笑。关了机，对我说，下周我来，给你打電话。
　　 过了一周，师傅没来电话。又过了元旦，再隔了半个多月，依然没有声息。只好主动给他打电话。第二天他就来了。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忘了。杏子眼里，带着歉意的笑，又补充了句，我感冒，还没好呢。话音刚落，就连打了两个喷嚏。还是笑，却又多了些自嘲。
　　 我的不满也被这喷嚏打走了，也笑笑，说快弄吧。
　　 他爬上梯子，给内机的进风、出风口安装隔板。弄了半天，他拍拍手说，不行，短了一截。我傻了，说那咋办？他说，好办得很。我拿回去，找人用铁皮皮敲出来，接上去，就可以了。我说，那要多长时间？他说，快得很，一分钟就搞定了。我说，我是问你下回好久来？他说，也快性，我给你打电话嘛……快得很。我叹口气，说，好嘛。今天就算啥子事都没做成。他笑笑，像在安慰我：还是做了点的，接了两根线。
　　
　　 过了几天，又没消息。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正要给你打呢……明天就过来。
　　 他如约来了，还带了个打下手的。隔板的铁皮皮敲好了，安上去，像新衣服缝了旧补丁，好在是工作室，也算有味道，别人可能以为故意为之呢。
　　 屋中搁着两张大案板，师傅敲了敲，说，用来画画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你是画家协会的哦？我说，不是协会的，随便画画。
　　 他点头，笑道，人嘛，是要有个耍事。我有个老挑（连襟），就喜欢写毛笔，自己磨墨，磨很久、磨很久，磨墨的时间，比写字的时间还长。又喜欢钓鱼，人家出门钓一天，他钓一个星期，吃住都在车子上。回来的时候，鱼把车子都塞满了。
　　 我说，那他靠钓鱼生活啊？
　　 他说，鱼都分给亲戚朋友了，鱼卖得了几个钱？钱是挣够了的，他生活不成问题。
　　 我说，你二天钱挣够了，也去钓鱼哇？
　　 他哈哈哈笑起来，杏子眼圆溜溜地转，却不回答我。他买了车，可以多接些活，跑省内省外都不成问题。动作快，吃得苦，脾气又好，正是出汗挣钱的好时候，
　　 空调终于可以运行了，风吹了出来。他说，你试试，烫得很。我爬上木梯，在出风口伸伸手，的确有风，也若有热意。
　　

18

　　
　　 夜读汪曾祺。他生于1920年，旧历正月十五。六十岁时他写了一首《自寿诗》。
　　
　　 冻云欲湿上元灯，
　　 漠漠春阴柳未青。
　　 行过玉渊潭畔路，
　　 去年残叶太分明。
　　
　　 诗写得朴素，明白，很符合胡适的标准：“好诗如说话。”然而，也还有些郁郁在里边，无法看得透彻。六十岁，再忽略数字，也是一道坝，说老，也未必，但走过去了，再说年轻，就很不合适了。我离这个年龄也不远了，这诗读了几遍，默然良久。
　　 次晨再读，却又有了另一番体会。诗写得很静，空濛濛的。那时候，汪曾祺已写出了《受戒》，但尚未发表。这是他沉寂多年后，重返文坛的小说，但一切都还是未定之数。他自己也不会料到，此后的十年，他将在文坛上争雄，最终成为1980年代文学最大的赢家。应该是时间的赢家。那诗中的空濛和静谧，是相当短暂的，如果持久，则必化为衰气，自怜而已。汪曾祺不是，他怀揣利器，悄然而至了。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也没有，1980年代的小说多如牛毛，流派如过江之鲫，而今天还能被（完整）阅读的作家，就剩了汪氏一人。
　　 六十岁，多么合适的年龄。杜拉斯要写出使之不被遗忘的《情人》，还得等到七十岁。
　　

19

　　
　　 元旦前即已截流的江安河，今天放了些水，小区里干涸的河泥，渐渐变湿，水凼边沿扩展开来，终于成了一股水线。水是黄汤汤的，托起飘落的柳叶、银杏叶，迟缓地流动了。我从10楼的书房窗户望下去，确乎“去年残叶太分明”，也蓦然有了一种空濛感。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