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头草，随风倒。”
　　草生泽野，盖因水沃土肥。偶生于墙，土坚水乏根不深，且突兀孑立，难免随风而倒，不然就会连根拔起，大抵也算一种适应本能吧。
　　以物喻人，多指那些心无主见抑或揣着明白装糊涂、见风使舵者。倘为官如此，当属“墙头草式干部”。
　　最近，某省委书记在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提出，大家可以相互讨论，不同观点都可以相互碰撞，我们也要形成这么一种风气来讨论问题，研究问题。只看领导眼神的“墙头草”式干部不可用。并举例说，有一次他专门试了一个同志，开始这个同志是这么说的，本来讲的是完全正确的，突然我跟他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他马上变过来：对，应该是这样。然后我又提醒，是不是应该这样，他又说对，马上这样，……当时，会场响起一片笑声。
　　看到这则消息，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当然赞同这位书记倡导的优良作风，也不否认“墙头草式干部”做法的可笑，但我却怀疑那些大笑者中肯定也不乏有“墙头草式干部”。
　　毫无疑问，有些“墙头草式干部”是“长出来的”。一些干部参加革命目的不纯，本来就是奔着“升官发财当老爷”来的，对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品行、节操等根本就没有当回事，为了名利地位，甘愿当“墙头草”，随风摇摆，有的闭着眼睛说瞎话，有的心里明白说假话，有的不动脑筋说胡话。这大约不只心术不端，成事不足，还会谬种流传，败事有余。如此“看书记的眼神”左右逢源，这样的干部自然用不得。
　　“墙头草式干部”所以像割韭菜一样一茬茬冒出来，有些是领导的不民主作风“逼出来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譬如，某些地区与单位主要领导搞“一言堂”，飞扬跋扈、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评价一个干部，不是看群众满不满意，不论有无“官德”与“政绩”，而是全凭主要领导的“一句话”。如此，人们就会噤若寒蝉，唯恐哪句话说得不对领导“心思”而砸了饭碗、毁了前程，自然少有人敢于直言，发表不同意见，以免惹火烧身。于是不少人的选择正是随风倒，求自保。再加上“报喜者得喜，报忧者得忧”的导向，“一士之谔谔”也就成为官场的“稀缺品”。所以，我才敢说那些抚掌大笑者中，并非就没有迎合书记故事而故作姿态的干部。不然，历史上一些政治运动中，也不会出现那么多至今值得反思的“今天喊打倒，明天喊拥护”的惊人场面。
　　“墙头草式干部”是“学出来的”。由于选人用人评价机制上的不科学、不严谨、不到位，领导对下属的进退升降有着绝对的决定权，对一些唯唯诺诺的干部视为“听话的好干部”而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而对那些“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担当甚至突破领导意见的干部，则认为是“不尊重领导”“不听话”而另眼看待或打入冷宫，无疑会产生一种不良导向，诱导一些干部变得“听话”起来。用人导向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方向标，一旦于此产生偏颇，干部跟风逐潮的心态就会膨胀起来，不仅破坏了任人唯贤、风清气正的公平性和导向性，影响到重大决策、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会在本单位、本部门形成弥漫开来的不良风气 。
　　无论是顺风顺水的和平年月，还是灾难危重、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一個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能够有仗义执言的人挺身而出，那是民族有幸，国家有幸，军队有幸。淮海战役开始前，粟裕原准备11月8日发起战斗并得到毛泽东批准，但随后发现敌军新的部署与动向，于是当机立断，毅然将发起时间提前两天为11月6日晚，他一面将作战部署上报毛泽东，一面下令部队执行，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德国军队以大规模装甲集群为主要突击力量的闪电战即将开始之际，苏军巴普洛夫大将为了撇清与持“大纵深作战理论”遭清洗的干系，居然向斯大林呈交取消坦克军建制的报告，甚至在德军向苏联大举进攻并完成对西方方面军的全面合围后，还是一味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把部队前调，结果30万人被俘，西方方面军全军覆没。而朱可夫大将为避免西南方面军再陷危局，宁可被斯大林解除总参谋长职务，仍坚持建议放弃基辅。惨重损失证明朱可夫坚持的意见正确后，斯大林才重新召回朱可夫担当保卫莫斯科的重任，才顶住了德军进攻并有了1941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
　　诚然，目前的环境条件下， “看领导眼色办事”，虽不至于出现战时的那种全胜或惨败局面，但“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习近平语）对于为人做官，仍然马虎不得。
　　窃以为，欲祛除官场上的“墙头草式干部”，首先要看“关键少数”能不能遵纪秉公、任人唯贤，能不能听得进诤言、容得下批评，在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上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还应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不断完善干部选拔、考核机制。如此一来，才可能清除“墙头草式干部”的生长环境，激发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
　　大抵此言不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