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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胡适的研究著作已经出版有上百种之多。近几年来，这个数字以每年十多本的速度递增。今年出版的《心长路远———胡适研究的历程》一书，是一本胡适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据这本书的编者宋广波先生统计：2010年关于胡适的著作，大陆出版了13本，2011年关于胡适的著作，大陆出版了14本，2012年关于胡适的著作，大陆出版10本，2013年关于胡适的著作，大陆出版了15本。
从这些著作中，既可以看出胡适的热度，又可以看出胡适研究的深度。具体到2015年出版的关于胡适的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旧书重刊、史料发现、回望胡适。
一、旧书重刊
在这方面，有三本书值得注意：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和章清的《胡适评传》。这三本书都是胡适研究界里非常有名的书，都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后经再版。在2015年，这三本书都不约而同地出了新版。其中，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和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还是修订版。这一方面，可以看出胡适研究的热度与关注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学术研究的生命力。这些书能够历经将近20年还重新出版，意味着这些书又将重新找到读者，自有其生命力。
罗志田修订版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除了肯定胡适的文学成就与学术成就之外，重点探讨了胡适思想的价值意义。作者对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1926年前后思想左转青睐社会主义都有详细而深刻的探讨。罗志田师从海外的余英时，在学术方法与价值理念方面，深受余英时的影响。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困扰，成为胡适研究的经典之作。
当然，此书也未尝没有纰漏。例如，作者在描述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时认为“1936年即曹声从美国归来那年，胡适作了一首《无心肝的月亮》……这可能是为声所作。”（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263页）在这句话的下面，作者还做了一个注释，说按周质平的解读，此诗也可能是为韦莲司所作。
其实，不论是罗志田，还是周质平，对这首诗的解读都错了，此诗乃是胡适写给他的女学生徐芳的情诗（参阅耿云志：《蓼草续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25页）。
今年5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已经是这本书的第五个版本了。由此可见此书的受欢迎程度。不过，此书出版过早，当年有一些明显的史实讹误，在这次的修订中也还没有改正过来。以本书第211页为例，作者在论述时就有两个史实错误。
其一，作者引用了1931年10月14日《申报》关于“胡适、丁文江奉蒋召唤来拜谒蒋介石”的新闻报道。其实，这则报道是一个假新闻。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胡适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当年鲁迅就因为《申报》报道的这个假新闻批判过胡适，在这方面，沈先生可能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吧。
其二，在引用了这则新闻之后，作者写道：“张学良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军事不抵抗政策。”这个论述现在来看，也很有问题。据杨天石的学术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根本不知情，如何下令不抵抗？真正下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本人，而非蒋介石（参阅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重庆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76—86页）。
二、史料回望
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写道：“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从这个意义来讲，胡适研究要想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新史料的发现必不可少。在史料发现方面，2015年对胡适研究界而言，也是一个丰收年。
2015年5月，上海朵云艺术馆展示了“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中胡适致胡近仁的多封书信，其中有一封书信长达23页，在这封长信中，胡适详细论述了他对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看法，相关研究者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或脱胎于此”。
2015年6月15日，学者陈子善通过微博宣布：“1912.9.25—1918.2.2的胡适日记手稿（中有间断），共18册，由上海收藏家梁勤峰兄慨然提供，上海人民出版社按原大影印，今年8月出版，可补铅印本《胡适留学日记》之不足，为研究早期胡适生平、思想和治学提供原汁原味的第一手史料。”
在陈子善的推动下，《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引起了胡适研究界的广泛关注。此书出版时，陈子善还特意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在《关于胡适早年日记手稿》中，陈子善写道：
《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历来各种胡适传记对此过程均语焉不详，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在内，连胡适到底是哪一天正式结婚的，也无从知晓，成为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桩悬案。而《归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行结婚礼”。
这里，陈子善认为胡适哪一天结婚是学界长期未能解决的悬案。其实悬案不悬。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就有明确记载。1961年1月3日，胡颂平记录胡适的谈话如下：
先生谈起43年前结婚的日子，说：“当年女方要我定日子，我是不信好日子坏日子的，就定了我的阴历生日，那年因为闰四月的关系，阴历十一月十七日，是阳历12月30日，女方翻历书一看，说这天不坏，也就不反对了。”
由此可见，胡适的结婚日期，并非学界悬案。当然，这并不能否定《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的学术价值。毕竟，日记手稿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我们深入研究胡适当时的思想状态，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作为推动此事的学者，陈子善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2015年6月，台湾还出版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在20世纪的历史人物中，胡适的年谱算是比较多的了。台湾版的有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大陆版的有耿云志的《胡适年谱》与曹伯言、季维龙的《胡适年谱》。后两部虽然晚出，但在翔实程度上依然比不过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此书有10册，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时删去了原稿中的一些内容。毕竟，当时的台湾社会，还处于威权时代，出版时还有颇多禁忌，而且当时与胡适密切来往的人大多还活着，出版者为尊者讳，也删去了胡适对许多人的负面评价。因此，虽然说这部年谱长编初稿奠定了胡适研究的基础，但在还原真实的胡适方面，依然有一定的缺憾。《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的出版，补充了原稿中被删节的内容，填补了这一缺憾，对我们深入研究胡适也有很大帮助。 例如，胡适为何决定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通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披露的内容，就可以得到确实的解释。
1957年11月4日，胡适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一开始，他坚辞不就。不过到了12月之后，在病中的他又改变初衷，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命。原因何在？
这里的一个直接原因，乃是受张其昀暗中拉选票的刺激。当时，为了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张其昀暗中拉拢了包括梅贻琦在内的一批人。如果胡适不担任“院长”，“院长”一职极有可能就是张其昀的了。
能看出这一点，关键在于1957年12月15日胡适给赵元任的一封信。在编辑《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胡颂平也披露了这封信，不过为尊者讳，刻意删去了涉及张其昀拉选票的一百多个字，删掉的内容如下：
这个决定（按：即决定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同梅月涵兄谈过之后才决定的。我起初只知道评议会的选举，共投了四次票，才选出第三人，润章得十票，张其昀得七票落选。月涵说，在选举之前，真有人为“张君”拉票，连月涵都在被拉之列，前三次投票时，都是：
李润章九票
张晓峰八票（还有两票，可能是骝先？）
到第四次投票，月涵觉得，投了三次的客气票，够客气了，才投润章一票，才够十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risk的程度。
月涵还说，“如果你（我）不就，济之和润章都不就，结果是评议会得召开第二次选举会，那时的可能的候选人，你当然不用猜了”。这更是我没有想到的risk。
（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第64页）
大陆版的《胡适全集》与《胡适书信集》完全根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收的内容来编辑出版，自然也缺少了这100多字，胡适为阻止张其昀当选“院长”毅然决定担任“院长”的铁证也就没有了。
补编中还多次涉及胡适对钱穆的评价。1958年，钱穆的弟子严耕望因为钱穆评选院士的问题，给胡适写过信。从补编中可以看到，胡适是对钱穆当选院士持开放态度。1958年12月29日，补编中写道：“今天为了提名钱穆为院士候选人的事，有给朱家骅的短信。”虽然这封短信未录入，但从补编中看出，第二天，在跟姚从吾谈论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时，胡适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处。”联系上下文，可以发现，胡适这话，明显是在为钱穆说话，当时“中央研究院”有不少人有派系观念，对钱穆有成见。虽然在有关“老子、孔子孰先孰后”的学术问题上，胡适与钱穆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在钱穆当选院士这一问题上，胡适倒是本着学术独立的原则，对钱穆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在钱穆当不当选院士问题上，余英时评价胡适是成见最浅的学人，是恰如其分的。现在有学者认为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当选院士，是因为胡适的排挤与派系观念所致，这无疑是对胡适的污蔑。
虽然在学术上胡适可以对钱穆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不过，对钱穆这一时期在权势面前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1959年5月16日，在跟台大侨生聊天时，胡适曾说：“你们谈的钱穆，他是会迎合香港、台湾两地当局的思想。”这句话，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将文中的钱穆改成了“某人”，明显是为尊者讳了。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等书的出版发行，意味着关于胡适新史料的披露，势必会让人们重新审视胡适。这些重要史料，再加上2013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合作编写出版的三大册的《胡适藏书目录》，构成了近几年来关于胡适的重要史料。
三、1962学人重估胡适
此外，今年出版的任剑涛主编的《重思胡适》，体现了胡适研究的跨学科研究。
1962年，胡适心脏病猝发逝世。50年后，任剑涛、许章润、高全喜等一群1962年出生的学者，以“纪念胡适”的名义聚在一起，重新审视与反思胡适，于是也就有了这本2015年年初出版的《重思胡适》。
在这本书里，学者高全喜从蒋介石给胡适题写的挽联入手，向我们展示了胡适调和新旧、不偏不倚的文化姿态。在他看来，这正是古典现代性在胡适身上的确切体现。胡适温和的态度与清明的理性，很容易让人想起古语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与以前学界多批判胡适保守的论断截然不同。
与高全喜类似，许章润在谈到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写道：“就以胡、蒋关系而言，君臣之间，即离两端，德位二极，可谓做到极致了。在那样的严酷条件下，他们都努力做到极致了，可算是老中国人的一脉路子。”这也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以往的学界，要么谴责胡适在蒋介石面前缺乏独立性，做了蒋介石的帮闲；要么以胡适来证明蒋介石不听劝诫，一意孤行的独裁。其实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适从来都保持他的独立性，在需要对历史做交代的重要关口上，他从来没有含糊过。而蒋介石呢，虽然在日记中对胡适恶语相向，但是在公众场合，基本都保持了对胡适的礼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容纳异己”的风度。
与高全喜、许章润不同，任剑涛从胡适的家国认同这一角度出发，阐释了胡适的家国情怀。文中，他对胡适1949年的人生抉择表达了理解之同情。以往的学术界，对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多持批评姿态，毕竟当时有“毛泽东让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说法。因此，有不少学者对胡适1949年前后的离开，表示惋惜。对此，任剑涛有不同看法，他通过分析当时的政治局势，对胡适为何选择离开大陆做了精彩的学理论述。应该说，胡适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体现了他对政治形势的判断。
此外，陈志武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反思了胡适，认为胡适在产权方面的理念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学者的身份问题。高全喜、许章润是法学教授、任剑涛是政治学教授，陈志武则是经济学家，这些学者聚集在一起研究胡适，是从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来切入胡适研究。
以往的胡适研究，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当代文学方面。作为提倡白话文运动的主将，新诗《尝试集》的作者，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要研究胡适。二是思想史与哲学史方面。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要想研究近现代思想史，胡适也是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与此同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开山之作，研究哲学史，胡适也不能不提。三是知识分子研究方面。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研究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也是一个典型个案。 如今，法学家、政治学学者、经济学家分别从自己的专业领域来审视胡适，意味着胡适研究的广度进一步扩大，也意味着胡适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胡适本身就是通才，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而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胡适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人，因此，跨学科来研究胡适，也属于必然的趋势。
四、学者的自我反思
胡适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以往研究者对自己学术工作的反思上。
新世纪以来，胡适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一些研究者也逐渐对他们过去学术工作中对胡适的评价进行了反思。
早在2000年，程巢父在《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指出：
我的朋友耿云志先生研究胡适二十几年，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胡适年谱》和《胡适论稿》，都是观点很左的书。他的研究工作逐渐深入以后，他就转变为一个学风务实，在胡适研究领域纠正片面性，处处为胡适“辩冤白谤”的人（程巢父：《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218页）。
这一点，得到了耿云志的认同。他在《重新发现胡适·自序》中写道：
记得前些年有人在网上发表议论说：“耿云志进步了。从前发表的文章，还认为胡适反动，后来的文章不这样说了。”他的评论没有错，但只是他不了解我们这些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胡适的学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耿云志：《重新发现胡适·自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的耿云志先生，对他过去的胡适研究是有所反思的。与耿云志相类似的，还有钱理群。在1998年的时候，他对胡适的评价并不太高。与胡适比起来，钱理群无疑更偏爱鲁迅。1998年，在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研讨会上，钱理群曾说：
鲁迅与胡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的（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不过近几年来，钱理群却非常看重胡适的价值。2015年年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
在我心里，中国现代白话语言的运用典范，前三名一定是胡适、鲁迅、周作人。尤其是胡适，他的语言通俗、准确、简洁，是中学生的学习范本。可惜，在我们的课本里，并没有胡适的文章，我认为这不正常。（http：//learning.sohu.com/20150119/n407895559.shtml）
20世纪90年代，在写《无地自由：胡适传》的时候，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为胡适没有留在大陆表示了一点惋惜之意，不过在他今年最新出版的《民国大学的文脉》之第八章《荣辱堪当》中详细分析了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命运。文中，通过对大陆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叙述，沈卫威含蓄地表达了对胡适抉择的赞同。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他对胡适在1949年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同情之理解”。
同样是南京大学的教授，王彬彬对自己过去过于粗暴地批判胡适表示后悔。在《要胡适，也要鲁迅》一文中，他写道：
《鲁迅：晚年情怀》完稿于1997年4月。……现在每想到这本书，我都有悔意袭上心头。当然不是对整本书都悔，悔的是第四章《脊梁与篾片》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鲁迅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胡适被污名化，在谈到鲁迅与胡适的思想分歧时，是绝对地扬鲁抑胡，胡适甚至被骂作国民党的“帮凶”、蒋介石的“走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从小喝的是狼奶。对于胡适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评价，就是喝下的狼奶之一部分。在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吐出许多狼奶了，但还远远没有吐干净。是仍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狼奶，让我在书中鹦鹉学舌地对胡适全盘否定、粗暴批判。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王彬彬：《要胡适，也要鲁迅》，《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第7页）。
在今年出版的《鲁迅晚年情怀》一书中，王彬彬再次对自己当年莽撞批判胡适的行为进行了反思。由此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王彬彬对胡适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由贬低到推崇的过程。
可以说，随着胡适研究的深入，胡适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也是学术界近年来胡适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在这些研究中，作者更重视史料的汇集和价值，并具有一定的自省和反思精神，也是胡适研究具有更高价值和更强生命力的推助。
从这些著作中，既可以看出胡适的热度，又可以看出胡适研究的深度。具体到2015年出版的关于胡适的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旧书重刊、史料发现、回望胡适。
一、旧书重刊
在这方面，有三本书值得注意：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和章清的《胡适评传》。这三本书都是胡适研究界里非常有名的书，都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后经再版。在2015年，这三本书都不约而同地出了新版。其中，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和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还是修订版。这一方面，可以看出胡适研究的热度与关注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学术研究的生命力。这些书能够历经将近20年还重新出版，意味着这些书又将重新找到读者，自有其生命力。
罗志田修订版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除了肯定胡适的文学成就与学术成就之外，重点探讨了胡适思想的价值意义。作者对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1926年前后思想左转青睐社会主义都有详细而深刻的探讨。罗志田师从海外的余英时，在学术方法与价值理念方面，深受余英时的影响。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困扰，成为胡适研究的经典之作。
当然，此书也未尝没有纰漏。例如，作者在描述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时认为“1936年即曹声从美国归来那年，胡适作了一首《无心肝的月亮》……这可能是为声所作。”（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263页）在这句话的下面，作者还做了一个注释，说按周质平的解读，此诗也可能是为韦莲司所作。
其实，不论是罗志田，还是周质平，对这首诗的解读都错了，此诗乃是胡适写给他的女学生徐芳的情诗（参阅耿云志：《蓼草续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25页）。
今年5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已经是这本书的第五个版本了。由此可见此书的受欢迎程度。不过，此书出版过早，当年有一些明显的史实讹误，在这次的修订中也还没有改正过来。以本书第211页为例，作者在论述时就有两个史实错误。
其一，作者引用了1931年10月14日《申报》关于“胡适、丁文江奉蒋召唤来拜谒蒋介石”的新闻报道。其实，这则报道是一个假新闻。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胡适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当年鲁迅就因为《申报》报道的这个假新闻批判过胡适，在这方面，沈先生可能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吧。
其二，在引用了这则新闻之后，作者写道：“张学良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军事不抵抗政策。”这个论述现在来看，也很有问题。据杨天石的学术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根本不知情，如何下令不抵抗？真正下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本人，而非蒋介石（参阅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重庆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76—86页）。
二、史料回望
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写道：“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从这个意义来讲，胡适研究要想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新史料的发现必不可少。在史料发现方面，2015年对胡适研究界而言，也是一个丰收年。
2015年5月，上海朵云艺术馆展示了“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中胡适致胡近仁的多封书信，其中有一封书信长达23页，在这封长信中，胡适详细论述了他对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看法，相关研究者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或脱胎于此”。
2015年6月15日，学者陈子善通过微博宣布：“1912.9.25—1918.2.2的胡适日记手稿（中有间断），共18册，由上海收藏家梁勤峰兄慨然提供，上海人民出版社按原大影印，今年8月出版，可补铅印本《胡适留学日记》之不足，为研究早期胡适生平、思想和治学提供原汁原味的第一手史料。”
在陈子善的推动下，《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引起了胡适研究界的广泛关注。此书出版时，陈子善还特意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在《关于胡适早年日记手稿》中，陈子善写道：
《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历来各种胡适传记对此过程均语焉不详，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在内，连胡适到底是哪一天正式结婚的，也无从知晓，成为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桩悬案。而《归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行结婚礼”。
这里，陈子善认为胡适哪一天结婚是学界长期未能解决的悬案。其实悬案不悬。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就有明确记载。1961年1月3日，胡颂平记录胡适的谈话如下：
先生谈起43年前结婚的日子，说：“当年女方要我定日子，我是不信好日子坏日子的，就定了我的阴历生日，那年因为闰四月的关系，阴历十一月十七日，是阳历12月30日，女方翻历书一看，说这天不坏，也就不反对了。”
由此可见，胡适的结婚日期，并非学界悬案。当然，这并不能否定《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的学术价值。毕竟，日记手稿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我们深入研究胡适当时的思想状态，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作为推动此事的学者，陈子善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2015年6月，台湾还出版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在20世纪的历史人物中，胡适的年谱算是比较多的了。台湾版的有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大陆版的有耿云志的《胡适年谱》与曹伯言、季维龙的《胡适年谱》。后两部虽然晚出，但在翔实程度上依然比不过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此书有10册，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时删去了原稿中的一些内容。毕竟，当时的台湾社会，还处于威权时代，出版时还有颇多禁忌，而且当时与胡适密切来往的人大多还活着，出版者为尊者讳，也删去了胡适对许多人的负面评价。因此，虽然说这部年谱长编初稿奠定了胡适研究的基础，但在还原真实的胡适方面，依然有一定的缺憾。《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的出版，补充了原稿中被删节的内容，填补了这一缺憾，对我们深入研究胡适也有很大帮助。 例如，胡适为何决定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通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披露的内容，就可以得到确实的解释。
1957年11月4日，胡适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一开始，他坚辞不就。不过到了12月之后，在病中的他又改变初衷，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命。原因何在？
这里的一个直接原因，乃是受张其昀暗中拉选票的刺激。当时，为了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张其昀暗中拉拢了包括梅贻琦在内的一批人。如果胡适不担任“院长”，“院长”一职极有可能就是张其昀的了。
能看出这一点，关键在于1957年12月15日胡适给赵元任的一封信。在编辑《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胡颂平也披露了这封信，不过为尊者讳，刻意删去了涉及张其昀拉选票的一百多个字，删掉的内容如下：
这个决定（按：即决定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同梅月涵兄谈过之后才决定的。我起初只知道评议会的选举，共投了四次票，才选出第三人，润章得十票，张其昀得七票落选。月涵说，在选举之前，真有人为“张君”拉票，连月涵都在被拉之列，前三次投票时，都是：
李润章九票
张晓峰八票（还有两票，可能是骝先？）
到第四次投票，月涵觉得，投了三次的客气票，够客气了，才投润章一票，才够十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risk的程度。
月涵还说，“如果你（我）不就，济之和润章都不就，结果是评议会得召开第二次选举会，那时的可能的候选人，你当然不用猜了”。这更是我没有想到的risk。
（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第64页）
大陆版的《胡适全集》与《胡适书信集》完全根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收的内容来编辑出版，自然也缺少了这100多字，胡适为阻止张其昀当选“院长”毅然决定担任“院长”的铁证也就没有了。
补编中还多次涉及胡适对钱穆的评价。1958年，钱穆的弟子严耕望因为钱穆评选院士的问题，给胡适写过信。从补编中可以看到，胡适是对钱穆当选院士持开放态度。1958年12月29日，补编中写道：“今天为了提名钱穆为院士候选人的事，有给朱家骅的短信。”虽然这封短信未录入，但从补编中看出，第二天，在跟姚从吾谈论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时，胡适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处。”联系上下文，可以发现，胡适这话，明显是在为钱穆说话，当时“中央研究院”有不少人有派系观念，对钱穆有成见。虽然在有关“老子、孔子孰先孰后”的学术问题上，胡适与钱穆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在钱穆当选院士这一问题上，胡适倒是本着学术独立的原则，对钱穆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在钱穆当不当选院士问题上，余英时评价胡适是成见最浅的学人，是恰如其分的。现在有学者认为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当选院士，是因为胡适的排挤与派系观念所致，这无疑是对胡适的污蔑。
虽然在学术上胡适可以对钱穆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不过，对钱穆这一时期在权势面前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1959年5月16日，在跟台大侨生聊天时，胡适曾说：“你们谈的钱穆，他是会迎合香港、台湾两地当局的思想。”这句话，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将文中的钱穆改成了“某人”，明显是为尊者讳了。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等书的出版发行，意味着关于胡适新史料的披露，势必会让人们重新审视胡适。这些重要史料，再加上2013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合作编写出版的三大册的《胡适藏书目录》，构成了近几年来关于胡适的重要史料。
三、1962学人重估胡适
此外，今年出版的任剑涛主编的《重思胡适》，体现了胡适研究的跨学科研究。
1962年，胡适心脏病猝发逝世。50年后，任剑涛、许章润、高全喜等一群1962年出生的学者，以“纪念胡适”的名义聚在一起，重新审视与反思胡适，于是也就有了这本2015年年初出版的《重思胡适》。
在这本书里，学者高全喜从蒋介石给胡适题写的挽联入手，向我们展示了胡适调和新旧、不偏不倚的文化姿态。在他看来，这正是古典现代性在胡适身上的确切体现。胡适温和的态度与清明的理性，很容易让人想起古语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与以前学界多批判胡适保守的论断截然不同。
与高全喜类似，许章润在谈到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写道：“就以胡、蒋关系而言，君臣之间，即离两端，德位二极，可谓做到极致了。在那样的严酷条件下，他们都努力做到极致了，可算是老中国人的一脉路子。”这也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以往的学界，要么谴责胡适在蒋介石面前缺乏独立性，做了蒋介石的帮闲；要么以胡适来证明蒋介石不听劝诫，一意孤行的独裁。其实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适从来都保持他的独立性，在需要对历史做交代的重要关口上，他从来没有含糊过。而蒋介石呢，虽然在日记中对胡适恶语相向，但是在公众场合，基本都保持了对胡适的礼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容纳异己”的风度。
与高全喜、许章润不同，任剑涛从胡适的家国认同这一角度出发，阐释了胡适的家国情怀。文中，他对胡适1949年的人生抉择表达了理解之同情。以往的学术界，对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多持批评姿态，毕竟当时有“毛泽东让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说法。因此，有不少学者对胡适1949年前后的离开，表示惋惜。对此，任剑涛有不同看法，他通过分析当时的政治局势，对胡适为何选择离开大陆做了精彩的学理论述。应该说，胡适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体现了他对政治形势的判断。
此外，陈志武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反思了胡适，认为胡适在产权方面的理念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学者的身份问题。高全喜、许章润是法学教授、任剑涛是政治学教授，陈志武则是经济学家，这些学者聚集在一起研究胡适，是从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来切入胡适研究。
以往的胡适研究，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当代文学方面。作为提倡白话文运动的主将，新诗《尝试集》的作者，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要研究胡适。二是思想史与哲学史方面。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要想研究近现代思想史，胡适也是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与此同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开山之作，研究哲学史，胡适也不能不提。三是知识分子研究方面。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研究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也是一个典型个案。 如今，法学家、政治学学者、经济学家分别从自己的专业领域来审视胡适，意味着胡适研究的广度进一步扩大，也意味着胡适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胡适本身就是通才，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而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胡适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人，因此，跨学科来研究胡适，也属于必然的趋势。
四、学者的自我反思
胡适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以往研究者对自己学术工作的反思上。
新世纪以来，胡适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一些研究者也逐渐对他们过去学术工作中对胡适的评价进行了反思。
早在2000年，程巢父在《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指出：
我的朋友耿云志先生研究胡适二十几年，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胡适年谱》和《胡适论稿》，都是观点很左的书。他的研究工作逐渐深入以后，他就转变为一个学风务实，在胡适研究领域纠正片面性，处处为胡适“辩冤白谤”的人（程巢父：《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218页）。
这一点，得到了耿云志的认同。他在《重新发现胡适·自序》中写道：
记得前些年有人在网上发表议论说：“耿云志进步了。从前发表的文章，还认为胡适反动，后来的文章不这样说了。”他的评论没有错，但只是他不了解我们这些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胡适的学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耿云志：《重新发现胡适·自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的耿云志先生，对他过去的胡适研究是有所反思的。与耿云志相类似的，还有钱理群。在1998年的时候，他对胡适的评价并不太高。与胡适比起来，钱理群无疑更偏爱鲁迅。1998年，在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研讨会上，钱理群曾说：
鲁迅与胡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的（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不过近几年来，钱理群却非常看重胡适的价值。2015年年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
在我心里，中国现代白话语言的运用典范，前三名一定是胡适、鲁迅、周作人。尤其是胡适，他的语言通俗、准确、简洁，是中学生的学习范本。可惜，在我们的课本里，并没有胡适的文章，我认为这不正常。（http：//learning.sohu.com/20150119/n407895559.shtml）
20世纪90年代，在写《无地自由：胡适传》的时候，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为胡适没有留在大陆表示了一点惋惜之意，不过在他今年最新出版的《民国大学的文脉》之第八章《荣辱堪当》中详细分析了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命运。文中，通过对大陆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叙述，沈卫威含蓄地表达了对胡适抉择的赞同。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他对胡适在1949年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同情之理解”。
同样是南京大学的教授，王彬彬对自己过去过于粗暴地批判胡适表示后悔。在《要胡适，也要鲁迅》一文中，他写道：
《鲁迅：晚年情怀》完稿于1997年4月。……现在每想到这本书，我都有悔意袭上心头。当然不是对整本书都悔，悔的是第四章《脊梁与篾片》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鲁迅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胡适被污名化，在谈到鲁迅与胡适的思想分歧时，是绝对地扬鲁抑胡，胡适甚至被骂作国民党的“帮凶”、蒋介石的“走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从小喝的是狼奶。对于胡适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评价，就是喝下的狼奶之一部分。在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吐出许多狼奶了，但还远远没有吐干净。是仍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狼奶，让我在书中鹦鹉学舌地对胡适全盘否定、粗暴批判。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王彬彬：《要胡适，也要鲁迅》，《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第7页）。
在今年出版的《鲁迅晚年情怀》一书中，王彬彬再次对自己当年莽撞批判胡适的行为进行了反思。由此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王彬彬对胡适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由贬低到推崇的过程。
可以说，随着胡适研究的深入，胡适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也是学术界近年来胡适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在这些研究中，作者更重视史料的汇集和价值，并具有一定的自省和反思精神，也是胡适研究具有更高价值和更强生命力的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