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官二代”县委副书记日前终于被免。据媒体报道，6月17日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悉，湖南省常德市委已决定，免去刘琼石门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她，仅高中毕业，23岁任副乡长，25岁升任乡党委书记，27岁升任共青团常德市委副书记，现任石门县委副书记。请相信，这绝不是童话。如此平步青云，只因她父亲是常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她，才是传说中的官二代，她叫刘琼。”5月30日，网友“@时代迷思”的一条微博引发了强烈关注，不到两天时间内就被转发两万多次。此后，有网络媒体向常德市委组织部核实刘琼的简历，却得到“刘琼简历是工作秘密，暂不对社会公开”的答复，再度引发网民热议。


　　经常德市委联合调查组调查，1979年出生的刘琼，1997年自常德财经学校（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常德市汉寿县财政局下属征管所工作，继而在湖南财经学院成教大专班脱产学习2年，其间违规转正定级；2002年11月至2007年3月先后挂职担任常德市桃源县浯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党委书记，挂职期间违规提拔任用；2009年11月挂职担任石门县委副书记，不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在刘琼被免职的同时，据悉，湖南省纪委已对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本之（刘琼父亲，已退休）在刘琼提拔任用过程中是否施加职务影响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
　　一个“火箭提拔”的官二代倒下了，但还有多少官二代尚“带病”在岗或将被提拔？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诸多此类事件被密集曝光，其已然成为社会公愤。干部选拔任用规则的漏洞，权力世袭造就的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倾向，正在成为普通民众实现所谓“中国梦”的一大阻碍。
　　湖南成“重灾区”
　　就在刘琼被免之前，6月14日，湖南省醴陵市决定免去易翔的共青团醴陵市委书记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工作。26岁的易翔的升迁亦被网帖质疑存在违规行为，其2010年大学毕业当年考取湖南省炎陵县选调生，还未及一年试用期，仅仅半年后便调回醴陵市任副科级干部，2012年又升任团市委书记。据称，其父易顶峰，为醴陵市副市长。
　　类似案例在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可谓层出不穷。山东金乡25岁女镇长韩寒被网民举报，称其升迁得益于父亲济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韩东亚，“从科员到镇长只用了三年时间”。4月22日，韩寒父女同日辞职。
　　湖南似乎成了盛产“火箭提拔”的官二代的“重灾区”。27岁的湘潭县副县长徐韬，被曝5年7次换岗，工作10个月被提拔为副科，一年半从正科变副处，并被曝其父曾任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其母曾任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5月7日，徐韬被提名免职。
　　紧接着，湖南耒阳80后女副市长王卿、广东揭阳27岁就担任副县长的汪中咏、安徽望江90后县团委副书记常骏生又进入公众视野……
　　此外，有微博曝料江苏扬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袁秋年的女儿袁慧中“火箭升迁”，质疑其“毕业三年升副处”，称袁慧中为“扬州火箭神女”。不过，扬州市委组织部5月22日则回应称，袁慧中选拔担任团市委副书记符合相关规定。
　　据《中国经贸聚焦》杂志记者不完全统计，仅自今年4月以来，经网友曝光、媒体报道并引发公众质疑的“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就至少多达11人。他们多数都为80后或90后，大部分拥有本科学历；任职时间往往很短，从参加工作到任现职时间在6年以下的有8人，占七成以上，个别甚至不到1年即迅速上位。
　　这些官员中，父母或亲属也是官员或曾任官员的有10人之多，占总人数的超过九成。到目前为止，已有8人最终因曝光被免职或停职，其中有3人的父亲也被免职或辞职。
　　选拔任用的漏洞
　　专家分析，接连出现的“火箭提拔”事件，尤其是有关地方先回绝质疑、后纠正错误的行为，说明一些人在利用干部任用方面的漏洞来谋求私利。要纠正这一现象，应该从干部任用的制度透明开始，遵守规则，减少“破格”提拔。
　　中国干部提拔任用的两部根本性的法律、法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下称《选拔任用条例》）和《公务员法》。在干部选拔中，有一条是干部年轻化。在被“火箭提拔”的人士受到质疑之后，当地的回应中有很多都涉及到适应选择优秀年轻干部的需要。
　　据介绍，《选拔任用条例》中规定，“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同时，“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程序另行规定”。但目前为止，中央层面并未出台统一的破格提拔程序。“年轻化”和“破格”提拔已成为很多地方违规提拔干部的借口，许多人假借“破格”提拔之名，而行“出格”提拔之实，“破格”成了不遵循规则。人们也看到，几乎所有“火箭提拔”的官二代，其选拔规则和程序都解释不清，个人履历要么残缺不全，要么干脆不公开。
　　此外，被曝光出来“火箭提拔”官员的父母或者亲属有很多是官员。实际上，外界都心知肚明，那些能够“火箭提拔”的官二代，无非是有“好父母”或“好亲戚”而已。
　　按照《选拔任用条例》明确规定，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规定》也明确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工作人员录用等公务活动中，凡涉及直系血亲等亲属关系的，应自行申请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施加影响。然而，对于那些事件中的当事官员来说，这些规定显然都无异于一纸空文。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前副编审邓聿文表示，要遏制此类“火箭提拔”的现象，建立一套科学的严格合理的干部选拔规则和程序，加强年轻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自觉主动接受民众监督，并强化问责，至为必要。
　　在干部任职前的公示内容中，对新提拔的官员，除了个人的学历、工作经历等信息之外，其家庭背景、家庭成员等信息须向社会公开，尤其对“火箭提拔”者，要增加其直系亲属的姓名、现任及曾任职务等内容。对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等相关规定，也要进行细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刚性规范。只有制度完善，问责才有可能。
　　权力世袭导致阶层固化
　　官二代潜规则引发了公众对于干部选拔任用的“公正性焦虑”，同时它也堵塞了平民子女通过努力走出困境的通道，增加了公众权利的被剥夺感和失衡感，势必人为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公。
　　而更糟糕的则是，随着事实上的权力世袭，官员及其家族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特权群体，由于他们在社会起主导作用，所以，大部分社会资源也就为他们所分配和占有，其他阶层和群体，尤其是底层将很难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致使贫困衍生贫困，富裕滋生富裕，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被边缘化。
　　由此，从“富二代”到“官二代”，社会开始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和畸形的发展轨道，社会不同阶层呈现固化的趋势，底层和平民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社会各群体裂痕扩大，对立严重。
　　分析社会流动停滞和阶层固化的原因，特权固然是因素之一，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比特权更重要。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表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增大和机会的增多，但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阻碍着人们的向上流动。
　　有评论表示，社会断裂和阶层冲突的风险，正日益在中国社会孕育。要抚平社会的裂痕，必须铲除官二代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除了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方面进行完善和公开之外，还需强化对官员的制约和监督，割裂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此外，必须加快社会结构的改革，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形成一个相对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