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我们究竟愿意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当政府决定对官员腐败行为加强约束和惩治的背景下，奢侈品市场到底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波及和影响？除了腕表、珠宝之外的奢侈品市场“影响有限”背后代表了什么：是反腐力度不够还是我们以前高估了礼品市场，尤其是用来行贿的公务礼品市场的份额？
　　我们在报道中着意区分了“价格敏感人群”和“价格不敏感人群”，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公费”和用于“公费行贿”的消费与普通消费之间的差异。我们原本也试图量化这部分市场份额比例，但说老实话，我们大量得到的是感性的、很难交叉印证的信息。它可以满足八卦和窥视欲，它能满足和刺激我们对社会不公和不良现象的愤怒情绪，它也可以激发我们对体制、营商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但它不足以成为我们判断这个市场被政府反腐政策左右影响程度的依据。
　　这个“价格不敏感人群”和奢侈品商家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在背后无疑隐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但就如同瑞士银行业“为客户保密”的传统所传递的，这是商业文明的根本所在。银行业如果通过判断谁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客户来决定是否公开信息，就意味着银行业在行使警方的功能，这最终会摧毁商业体系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关市场份额的调查没有结果，相比商业社会中契约、诚信和最基本商业道德的遵守是更有价值的一件事。就像前一段我们也反对“自由”查询任何公民的购房信息，更会对内部人士不管出于什么正义目的的公开“披露”所掌握的信息持批判态度，什么时候“告密”都是一件可耻的事，更何况他一定违背了他的基本职业道德，这种行为更丑陋。
　　在本期的封面故事中，尽管灰色地带消费的市场份额和影响程度还不能量化，但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出：对于整体市场而言，政策影响不大；确实存在着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但这与奢侈品公司对新兴市场了解不够有关，与新的购买行为和方式有关，与“价格敏感人群”也就是新兴中产阶级消费习惯有关。
　　你会看到对这些公司来说，时机问题有多重要：这其中有培养市场、市场成熟和爆发时机的判断—这将影响到它们进入的角度和力度；时机还意味着对消费者心理的判断，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消费态度也会决定它们的产品布局和节奏；当然更重要的还包括更有影响力的政策走向的判断，关税和营业税的降低将会让这个市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一定要到国外去买“便宜的奢侈品”？为什么不把这个市场留在国内？高关税意味着对公众购买行为的限制和否定，可是政府为什么不让人们消费“好”的东西？
　　以前我在这个栏目中曾经提到二三线市场的爆发对于任何一个公司的重要性，10年前的一线城市不会比现在的二线城市有更强的购买力和对时尚潮流的把握力，现在可能就恰好处于中国的新市场启动之前的茫然阶段。我们今年的策略也包括了一项重要举措：在二线城市加大我们渠道建设和推广的投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建立《第一财经周刊》的读者群覆盖比例和品牌影响力。这是我们的好时机，因为我们的公司人读者和我们所报道的公司同样对新市场已经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