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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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中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中，德国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学方法论》经过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改头换面，变为《史学研究法》。20世纪初年，伯伦汉史学通过坪井《史学研究法》间接流传到中国，但最初影响甚微。“五四”以后，伯伦汉史学始在我国现代史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如陆懋德、傅斯年、姚从吾、孔繁霱、张贵永等史家积极推广伯伦汉的史学方法。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专业都开设了与史学方法相关的课程，讲授内容基本以伯伦汉史学方法为旨归。伯伦汉史学渊源于兰克，而他突显的是兰克的史料考辨方法，以致后来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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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中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中，德国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学方法论》经过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改头换面，变为《史学研究法》。20世纪初年，伯伦汉史学通过坪井《史学研究法》间接流传到中国，但最初影响甚微。“五四”以后，伯伦汉史学始在我国现代史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如陆懋德、傅斯年、姚从吾、孔繁霱、张贵永等史家积极推广伯伦汉的史学方法。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专业都开设了与史学方法相关的课程，讲授内容基本以伯伦汉史学方法为旨归。伯伦汉史学渊源于兰克，而他突显的是兰克的史料考辨方法，以致后来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对民国史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他文献
张良字子房，秦汉之际著名谋士。他曾辅佐汉高祖刘邦“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为西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因功被封为留侯，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从黥刑的起源看，黥刑首先是肉刑。《说文》中讲道：“黥，墨刑在面也。”（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5年版）商代就有黥刑，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释干支》中考证认为：“辛”是施行黥刑的刑具。黥刑属于肉刑的一种，是五刑之一（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据《周礼·司刑》记载：“墨罪五百。”对此，郑玄注日：“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肉刑是“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史记·文帝本纪》，中华书局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为中国民众逐步接纳并形成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清末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长达数十年之久。社会公众对西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从恐惧、畏疑到信任和推崇的变化,西医的实效性成为征服民众的密钥。民众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慢慢形成了稳固的西医观念,这种观念奠定了西医扎根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在客观上拓展了西医的生存空间。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也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而上海民众对于西医的热衷与接受程度最具典型意义。
古今贯通性认识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普遍性的认识方法。这些年,有关国学、儒学复兴论大规模铺张,古今直接贯通、甚至古今一体论甚为时兴。下边先罗列一些大论,以彰其要：1.或曰：＂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孔子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世世代代传承。＂＂它（儒家）曾是中华民族发育、
长期以来,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流行着范畴研究（实即概念研究）的模式。不少著名的学者,都有范畴研究的专著。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每期都在发范畴研究的论文：今天谈＂仁＂,明天谈＂性＂,后天谈＂天＂,接着再谈＂道＂……
在今本《白虎通.五经》篇中,存在＂《易》《书》《诗》《礼》《春秋》＂、＂《易》《书》《诗》《礼》《乐》＂两种＂五经＂说,其前后相抵,未知正谬,对学术界认识《白虎通》的经学立场以及东汉经学史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根据唐代类书文献所引《白虎通》佚文以及《五经》篇中的内证,《白虎通》所指＂五经＂应为＂《易》《书》《诗》《礼》《乐》＂,至于《春秋》则不在其列。该＂五经＂说虽不列《春秋》,然实意在独尊《春秋》,是汉儒《春秋》＂为赤制＂之说的反映,体现了东汉时期经学谶纬化的发展方向。由于此举已脱离经学发展的正轨,缺少足够
保教问责是清政府保护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为起点,以天津教案、庚子事变为标志划分为三个阶段,问责力度呈逐步加大的趋势。保教问责的实施取得了些许成效,但并非解决近代基督教问题的良方。
作为儒学名篇，《礼运》应当是孔子与其弟子子游对话的记录。但是，如果按《史记》所言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子游不到十岁，由此，人们不能不质疑该篇记载的可靠性，对该篇的种种说解也随之产生。其实，《孔子家语》明确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只是由于人们对《孔子家语》的价值认识不清，而且《孔子家语》本身版本不一，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当时的子游应当早已年过十五而学于孔子，符合孔门教学的历史实际。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国历运动，是以废除旧历来推行新历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直接冲击着中国历法文化传统及商业习惯，影响到民众的目常生活和商界的经营活动。上海市商会的态度是，既接受与国际历法接轨的新定国历，又减缓因改历对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对工商业经营造成的波动。上海市商会通过向政府反映商情、提出建议乃至合法的抗争，推动了历法制度的调适。其结果，一方面推进了新历的实行，“逐步将中国时钟拧在了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另一方面避免了旧历的废灭及商业习惯的湮没，促进了中国历法文化的创新。
《恒先》在思想史上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气是自生”命题，这一论断是对宗教和神话传说世界观的否定。从先秦两汉时期存在的“以气释道”、“道气合一”的思想史逻辑进程分析，《恒先》写作时间可能不晚于战国初期。《恒先》应是一篇在阴阳五行家产生之前就已问世的作品，既非道家类文章，也非儒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