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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剧《悲惨世界》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之一，继承了原著的救赎主题及社会背景，并以音乐剧的形式外化精神表达，在冲突于人物命运交错中，融合了传统音乐叙事手法与悲喜剧特征，以共时性的歌曲及典型人物塑造，表现出强烈的崇高美学特征。
关键字：悲惨世界;音乐剧;崇高;审美;悲剧
一、崇高特征的体现
（一）精神性与无限性
“一个人如果四方八面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因此，仿佛是按照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所欣赏的不是小溪小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 雅典的修辞学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的这段论述，从人的价值出发，说明人类应当向往、赞赏那些真正伟大、神圣的事物，这样的想发，让人们感受到尊严的伟大。从根本上说，崇高的作品，来自伟大的心灵。?°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这是贯穿在《论崇高》中的一根实线。他还认为，要想创造出崇高的作品，作者必须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必须重视人自身的价值。
音乐剧《悲惨世界》是由雨果小说改编，可以说是全书精神浓缩而成的精华。原著小说中的黑暗社会、崇高心理和悲悯之情都在音乐剧各元素的辅助下调和统一。书籍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是理性居多，而音乐剧放大了感性层面，着重表现了社会底层群众的力量和决心、革命学生的理想等与现代精神需求相通的因素。用音乐直观地烘托出时代氛围，增强了戏剧表现力。与其说是音乐剧，不如说更像一场戏剧，只是使用了歌唱的表达方式。冉·阿让的精神之路无疑是这部音乐剧的主线。在剧中我们处处可见崇高的精神性的体现：在主教施与的高尚善意面前，观众与冉·阿让一样受到强烈的精神震撼，走上救赎之路。而救赎本就是一个崇高的过程，冉·阿让在经历大世界的考验后仍恪守本质，找回了时代乱流中一个小人物的尊严与崇高，使主体超脱个人意志而得到精神的洗礼。同时，剧目充分塑造了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境，挖掘背后的哲理性，其中，善与爱是永恒的主题。这是个人层面上的崇高。
另一层面上，以安灼拉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做出了为实现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壮举，剧中一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唱出了古往今来所有受压迫民族的心声与向往，旋律率真且激昂，使它成为整部音乐剧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并且在剧中与句尾两次出现，歌词与鼓点充斥着坚实的精神力量。这首歌曲和剧中革命人物所體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理想，适用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这是集体层面上的崇高。
（二）矛盾性与伦理性
崇高具有矛盾性。崇高感多来自事物之间矛盾冲突而产生的审美客体对主体的压力。“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品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威力才能保持住，因为在否定中能保持住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
在悲惨世界音乐剧中，矛盾时时刻刻存在着。音乐剧很好地还原了雨果小说中的对照手法，如冉·阿让代表的个人与沙威代表的法律，芳汀、珂赛特的纯善与德纳第夫妇的“俗恶”，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等等。他们的人物关系叙事和舞台氛围营造，都是通过音乐的冲突性推进的。
音乐的冲突性是指，运用各种音乐艺术手段，在音乐剧中正面描写和直接表现戏剧性危机与爆发，以及人物性格激烈的内部和外部冲突时所具有的那种独特而强烈的艺术功能。《悲惨世界》中的音乐冲突性主要体现在音乐的旋律以及声部的交织部分，形成强烈的矛盾对比，是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还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张力，旋律一步一步交织推进。《悲惨世界》频繁采用的多重唱在音乐剧中是比较少见的，多个人物矛盾、不同地点、不同想法，重叠交错，却都同时体现着一个主题：在冲突中追寻崇高。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多重唱《One day more》。音乐剧刻意设置了一个节点：革命前夜，同时也是第一幕结尾。多声部的合唱形式利用声音和听觉的特性，用写作和绘画无法实现的方式来描绘广阔的历史场景，所有角色同时活动，直观地表现出人物的共时性，旋律巧妙交织，每个人物的象征意义与主题仍然清晰可辨，场面只显得宏大，不显混乱。也就是说，在既有音乐渲染氛围情绪的情况下，同时推进了故事时间叙事，总结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发展。因为剧中人物众多，情节纷繁，事件交错，所以除了进一步推动剧情突出主题外，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下，气势磅礴的史诗感也显现了。另外，还有不同风格唱段交错的手法运用，比如年幼的珂赛特纯洁优美的旋律被德纳第夫人粗粝地打断，再起、再打断，两个人物对比鲜明。
“在崇高这个阶段里，人的个体正是从这种对万物虚无的承认以及对神的崇敬和赞扬里，去寻求他自己的光荣、安慰和满足。”《悲惨世界》的故事离不开一个主题词：上帝。整部鸿篇巨制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的信仰之上的，主教就是上帝的神性在人身上的一个体现，冉·阿让最终所唱的一首神圣的《bring him home》正是以信仰表达崇高力量的最好的体现。而伦理性是崇高在现实层面的思考，简单来说，伦理学是关乎道德的科学，进而研究社会秩序和作为个体的人本身。《悲惨世界》具有广阔且写实的社会背景，通过聚焦一个个深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个人，深入挖掘了人的道德品质与善恶界限。并且人物并没有脸谱化，每一个角色都有其时代特质，鲜活而典型。这些人物作为个体本身与其他个体的关联、道德趋向，也是伦理性的体现之一。崇高因作用于人物的意志而具有了伦理学上“不朽”的性质。
二、崇高的审美形态对比
（一）优美与崇高的结合
康德认为，优美的对象和崇高的对象，虽然都令人愉快，但愉快的方式和性质却完全不同。在《悲惨世界》这部音乐剧里，崇高与优美并没有很强烈的分立感，反而交相辉映。优美给人带来的是愉悦，崇高对人心产生的作用更多的是净化，崇高只有与美感相互渗透，才能增强和持久。因为“崇高使心灵的力量变得紧张，因而也易于使其疲劳”崇高应与优美相伴随，才能张驰有致。“强烈的感染力只有与更加轻松的内容加以对比，才能生生不息。”在剧中，有很多人物自白的歌曲，尤其是女性人物，例如剧中的著名唱段《On my own》，艾潘妮哀叹自己单相思的苦闷与无奈。 （二）悲剧与喜剧的结合
毫无疑问，《悲惨世界》的整体基调是悲剧，可它的崇高感是其它悲剧无法比拟的。康德认为：“美是道德之美，而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植根于这些原则之上，有些原则越普遍，它们也就越崇高，要坚持这个原则就不可能是轻松快乐的。”所以崇高也意味着苦难和痛苦，甚至是灾难和死亡，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出现美学的升华。在旁观冉·阿让的坎坷悲惨的一生后，观众还没有空余悲痛，就被一种强烈又复杂的情感攫住了，因为在冉·阿让身上有一颗现代人所缺少的至纯至善的心，还有失去复得的尊严。人是多么伟大，又是多么渺小，观众会思考，为什么这个人如此勇敢，如此善良，我们的灵魂被触动，接纳真实的自己，并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冉·阿让自我纠结和忏悔的唱段，观众在进行着同样的思考，“为什么让这个人触动我的灵魂，教会我爱？”“我是谁，我是冉·阿让。我不比谁更有罪，可我的确是24601。”“我的灵魂已属上帝，我知道。”他一次次为别人牺牲自己，一次次在痛苦中重生。法律的代表沙威因冉·阿让的仁慈产生自我怀疑而自杀，革命失败，民众渐渐醒悟，定有后来人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一桩桩个人的悲剧使冉·阿让的自我救赎之路更加明晰。当越多的人明白博爱的意义，抬头仰望，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完整、伟大，一颗至纯的心灵就此迸发出强烈的悲剧崇高美。另外，我们同样熟悉的《歌剧魅影》、《西贡小姐》等是个人悲剧带来的同情与哀伤，而《悲惨世界》则是群像式的社会悲剧带来的感慨与思考，
这是其主題上自带的崇高美。
《悲惨世界》中有众多悲剧性人物，但其中有特殊的两个喜剧人物位列其中却一点也不显得突兀，他们就是德纳第夫妇。属于他们的主题旋律滑稽讽刺、朗朗上口。这不仅给相对正肃悲伤的整体音乐风格增加了另一抹色彩，是必要的调剂和比对，同时也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对让人捧腹的丑角形象。与悲剧美相对应，喜剧美是人另一种层次的超越与达观。悲剧使人抬头仰望，悲剧英雄是超出一般人的，冉阿让就是这样，他超出常人的坎坷的命运却抹杀不了他的美丽心灵。而看喜剧时我们低头俯瞰，因为我们超越、高高在上，就像我们嗤笑德纳第夫妇一样，他们的音乐单元中粗俗滑稽的行为和歌词、快活的节奏不只令人发笑，还有对人性深深的思考，作为小市民的他们是社会的另一种典型代表：没有底线和理想，只想着如何占小便宜，与整体背景和其它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却是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小结
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崇高美具体体现在主题的社会悲剧性、精神与人性的升华，以及音乐歌曲的表现力塑造上。其主题与原著小说表现的悲悯、社会真实的审美特征，在音乐剧的叙事下调和统一，这不但让更多人接触到《悲惨世界》这部优秀的作品，还将它的美与力量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是原著没有的，来自形式、视听、外化的崇高美感。无疑《悲惨世界》作为名著改编的典范和优秀音乐剧作品，值得我们仔细欣赏、学习，吸取高尚的精神力量。正如原著作者雨果所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朱光潜.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
[2]康德，何兆武.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2009（05）.
[4]克罗齐，王天清.美学的历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廖向红.音乐剧《悲惨世界》创作艺术特征分析[C]. 戏剧， 2001（3）.
[6]胡晖.浅析《悲惨世界》的文学与美学价值[C].电影文学，2014（18）.
关键字：悲惨世界;音乐剧;崇高;审美;悲剧
一、崇高特征的体现
（一）精神性与无限性
“一个人如果四方八面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因此，仿佛是按照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所欣赏的不是小溪小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 雅典的修辞学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的这段论述，从人的价值出发，说明人类应当向往、赞赏那些真正伟大、神圣的事物，这样的想发，让人们感受到尊严的伟大。从根本上说，崇高的作品，来自伟大的心灵。?°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这是贯穿在《论崇高》中的一根实线。他还认为，要想创造出崇高的作品，作者必须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必须重视人自身的价值。
音乐剧《悲惨世界》是由雨果小说改编，可以说是全书精神浓缩而成的精华。原著小说中的黑暗社会、崇高心理和悲悯之情都在音乐剧各元素的辅助下调和统一。书籍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是理性居多，而音乐剧放大了感性层面，着重表现了社会底层群众的力量和决心、革命学生的理想等与现代精神需求相通的因素。用音乐直观地烘托出时代氛围，增强了戏剧表现力。与其说是音乐剧，不如说更像一场戏剧，只是使用了歌唱的表达方式。冉·阿让的精神之路无疑是这部音乐剧的主线。在剧中我们处处可见崇高的精神性的体现：在主教施与的高尚善意面前，观众与冉·阿让一样受到强烈的精神震撼，走上救赎之路。而救赎本就是一个崇高的过程，冉·阿让在经历大世界的考验后仍恪守本质，找回了时代乱流中一个小人物的尊严与崇高，使主体超脱个人意志而得到精神的洗礼。同时，剧目充分塑造了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境，挖掘背后的哲理性，其中，善与爱是永恒的主题。这是个人层面上的崇高。
另一层面上，以安灼拉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做出了为实现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壮举，剧中一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唱出了古往今来所有受压迫民族的心声与向往，旋律率真且激昂，使它成为整部音乐剧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并且在剧中与句尾两次出现，歌词与鼓点充斥着坚实的精神力量。这首歌曲和剧中革命人物所體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理想，适用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这是集体层面上的崇高。
（二）矛盾性与伦理性
崇高具有矛盾性。崇高感多来自事物之间矛盾冲突而产生的审美客体对主体的压力。“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品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威力才能保持住，因为在否定中能保持住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
在悲惨世界音乐剧中，矛盾时时刻刻存在着。音乐剧很好地还原了雨果小说中的对照手法，如冉·阿让代表的个人与沙威代表的法律，芳汀、珂赛特的纯善与德纳第夫妇的“俗恶”，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等等。他们的人物关系叙事和舞台氛围营造，都是通过音乐的冲突性推进的。
音乐的冲突性是指，运用各种音乐艺术手段，在音乐剧中正面描写和直接表现戏剧性危机与爆发，以及人物性格激烈的内部和外部冲突时所具有的那种独特而强烈的艺术功能。《悲惨世界》中的音乐冲突性主要体现在音乐的旋律以及声部的交织部分，形成强烈的矛盾对比，是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还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张力，旋律一步一步交织推进。《悲惨世界》频繁采用的多重唱在音乐剧中是比较少见的，多个人物矛盾、不同地点、不同想法，重叠交错，却都同时体现着一个主题：在冲突中追寻崇高。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多重唱《One day more》。音乐剧刻意设置了一个节点：革命前夜，同时也是第一幕结尾。多声部的合唱形式利用声音和听觉的特性，用写作和绘画无法实现的方式来描绘广阔的历史场景，所有角色同时活动，直观地表现出人物的共时性，旋律巧妙交织，每个人物的象征意义与主题仍然清晰可辨，场面只显得宏大，不显混乱。也就是说，在既有音乐渲染氛围情绪的情况下，同时推进了故事时间叙事，总结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发展。因为剧中人物众多，情节纷繁，事件交错，所以除了进一步推动剧情突出主题外，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下，气势磅礴的史诗感也显现了。另外，还有不同风格唱段交错的手法运用，比如年幼的珂赛特纯洁优美的旋律被德纳第夫人粗粝地打断，再起、再打断，两个人物对比鲜明。
“在崇高这个阶段里，人的个体正是从这种对万物虚无的承认以及对神的崇敬和赞扬里，去寻求他自己的光荣、安慰和满足。”《悲惨世界》的故事离不开一个主题词：上帝。整部鸿篇巨制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的信仰之上的，主教就是上帝的神性在人身上的一个体现，冉·阿让最终所唱的一首神圣的《bring him home》正是以信仰表达崇高力量的最好的体现。而伦理性是崇高在现实层面的思考，简单来说，伦理学是关乎道德的科学，进而研究社会秩序和作为个体的人本身。《悲惨世界》具有广阔且写实的社会背景，通过聚焦一个个深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个人，深入挖掘了人的道德品质与善恶界限。并且人物并没有脸谱化，每一个角色都有其时代特质，鲜活而典型。这些人物作为个体本身与其他个体的关联、道德趋向，也是伦理性的体现之一。崇高因作用于人物的意志而具有了伦理学上“不朽”的性质。
二、崇高的审美形态对比
（一）优美与崇高的结合
康德认为，优美的对象和崇高的对象，虽然都令人愉快，但愉快的方式和性质却完全不同。在《悲惨世界》这部音乐剧里，崇高与优美并没有很强烈的分立感，反而交相辉映。优美给人带来的是愉悦，崇高对人心产生的作用更多的是净化，崇高只有与美感相互渗透，才能增强和持久。因为“崇高使心灵的力量变得紧张，因而也易于使其疲劳”崇高应与优美相伴随，才能张驰有致。“强烈的感染力只有与更加轻松的内容加以对比，才能生生不息。”在剧中，有很多人物自白的歌曲，尤其是女性人物，例如剧中的著名唱段《On my own》，艾潘妮哀叹自己单相思的苦闷与无奈。 （二）悲剧与喜剧的结合
毫无疑问，《悲惨世界》的整体基调是悲剧，可它的崇高感是其它悲剧无法比拟的。康德认为：“美是道德之美，而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植根于这些原则之上，有些原则越普遍，它们也就越崇高，要坚持这个原则就不可能是轻松快乐的。”所以崇高也意味着苦难和痛苦，甚至是灾难和死亡，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出现美学的升华。在旁观冉·阿让的坎坷悲惨的一生后，观众还没有空余悲痛，就被一种强烈又复杂的情感攫住了，因为在冉·阿让身上有一颗现代人所缺少的至纯至善的心，还有失去复得的尊严。人是多么伟大，又是多么渺小，观众会思考，为什么这个人如此勇敢，如此善良，我们的灵魂被触动，接纳真实的自己，并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冉·阿让自我纠结和忏悔的唱段，观众在进行着同样的思考，“为什么让这个人触动我的灵魂，教会我爱？”“我是谁，我是冉·阿让。我不比谁更有罪，可我的确是24601。”“我的灵魂已属上帝，我知道。”他一次次为别人牺牲自己，一次次在痛苦中重生。法律的代表沙威因冉·阿让的仁慈产生自我怀疑而自杀，革命失败，民众渐渐醒悟，定有后来人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一桩桩个人的悲剧使冉·阿让的自我救赎之路更加明晰。当越多的人明白博爱的意义，抬头仰望，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完整、伟大，一颗至纯的心灵就此迸发出强烈的悲剧崇高美。另外，我们同样熟悉的《歌剧魅影》、《西贡小姐》等是个人悲剧带来的同情与哀伤，而《悲惨世界》则是群像式的社会悲剧带来的感慨与思考，
这是其主題上自带的崇高美。
《悲惨世界》中有众多悲剧性人物，但其中有特殊的两个喜剧人物位列其中却一点也不显得突兀，他们就是德纳第夫妇。属于他们的主题旋律滑稽讽刺、朗朗上口。这不仅给相对正肃悲伤的整体音乐风格增加了另一抹色彩，是必要的调剂和比对，同时也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对让人捧腹的丑角形象。与悲剧美相对应，喜剧美是人另一种层次的超越与达观。悲剧使人抬头仰望，悲剧英雄是超出一般人的，冉阿让就是这样，他超出常人的坎坷的命运却抹杀不了他的美丽心灵。而看喜剧时我们低头俯瞰，因为我们超越、高高在上，就像我们嗤笑德纳第夫妇一样，他们的音乐单元中粗俗滑稽的行为和歌词、快活的节奏不只令人发笑，还有对人性深深的思考，作为小市民的他们是社会的另一种典型代表：没有底线和理想，只想着如何占小便宜，与整体背景和其它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却是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小结
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崇高美具体体现在主题的社会悲剧性、精神与人性的升华，以及音乐歌曲的表现力塑造上。其主题与原著小说表现的悲悯、社会真实的审美特征，在音乐剧的叙事下调和统一，这不但让更多人接触到《悲惨世界》这部优秀的作品，还将它的美与力量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是原著没有的，来自形式、视听、外化的崇高美感。无疑《悲惨世界》作为名著改编的典范和优秀音乐剧作品，值得我们仔细欣赏、学习，吸取高尚的精神力量。正如原著作者雨果所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朱光潜.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
[2]康德，何兆武.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2009（05）.
[4]克罗齐，王天清.美学的历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廖向红.音乐剧《悲惨世界》创作艺术特征分析[C]. 戏剧， 2001（3）.
[6]胡晖.浅析《悲惨世界》的文学与美学价值[C].电影文学，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