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乡亲们回忆，凶手王建军从小听话懂事，诚实优秀，开朗活泼，是个人缘挺好的人。2003年从学校毕业，王建军先当保安，后当交警高管支队的协管员，但都无法解决生活贫困问题。无奈之中王建军选择报考警察，谁知一考就是四年。四年赶考生涯改变了他的性格，他不再愿意与朋友交往，沉浸于一种“网络杀人游戏”之中。令人难以预料的是，今年一月刚刚正式被录取，四月的岗前培训中，就发生了这一幕血腥的惨剧。
　　凶手和被害者在培训之前并不相识，而且根据朋友的回忆，凶手四年来的情绪有一个逐渐走向低落的过程。因此，基本上可以判断凶手的杀人自毁是情绪崩溃所致，虽然可能有外在诱因，但长期的情绪压抑和挫折体验应该是王建军杀人的根本原因。王建军沉迷于“网络杀人游戏”，也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深重绝望之感郁积过多，达到难以排解的程度。基本可以排除被害者四年来持续给凶手带来压力与困扰的可能性，所以王建军的爆发与毁灭完全是非理性的，发泄对象的选择也具有任意性。血淋淋的教训告诫人们：在社会转型的紧急关头，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极度反社会的暴力犯罪者身上，存在于那些完全失去控制的精神病患者身上，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因持续压力和强烈焦虑而瞬间崩溃，因而自我呵护与对他人心灵状况的关怀都是迫切的公共责任。
　　孔子云：“不迁怒。”何谓“迁怒”？面对人生困局，倘若不能找到令自己招致挫折的真实原因，倘若不能理性地面对真实的处境并选择应对方略，而只是在懵懂中寻找无辜的发泄对象来倾泻自己的愤怒和挫败感，这就是“迁怒”，一种幼稚的逃避方式，一种典型的神经症征候。这种“迁怒”式的情绪抒解实为饮鸩止渴，不仅会加剧自己的攻击性和无助感，而且会在全社会中传递一种毁灭性的暴力链条：大鱼攻击小鱼，小鱼攻击虾米，短暂的快感之后，每个参与者的境遇都会进一步恶化。要斩断这一可怕的暴力链条，使社会成为和平、和谐的心理共同体，就必须学会面对自己的真相，以反省的态度承担命运，不逃避，不放弃。
　　其实，当王建军决定以报考警察的方式来摆脱贫困的命运，他的命运轨迹就已经偏离健康与坦诚的正途。在正常的社会，警察是高危险行业，收入又并不特别丰厚，单纯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吸引力有限，似乎很难成为一个有为青年走投无路、孤注一掷的最后抉择。王建军选择报考警察，在我们当下这个特定的复杂语境当中，意味着什么，似乎不劳笔者赘言。只是，这样的情势之下，将注定使得报考警察的“鲤鱼跳”变得十分艰难，而王建军们一旦考取，即便不像本案中那样彻底崩溃掉，也极有可能会在“媳妇熬成婆”的报复性执法中寻求心理感受和实际收入的补偿。后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迁怒”。如果真的是这样，受到伤害的不仅是《石壕吏》中“逾墙走”的老翁和“出门看”的老妇，而且直接是王建军们自己的脆弱良知。与其他社会成员和谐共生是每一个人内心安宁的基本保障，而以暴力方式撕毁这种共生关系，直接损害着实施暴力者自己的内心和谐，使他置于能量流失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的折磨之中。
　　“迁怒”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程式。王建军的贫困生活直接源自社会福利政策的相对滞后，直接源自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尽公正。由于GDP增长部分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共享，一个有为青年难以仅凭努力工作过上富足生活。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但是，这不是杀人的理由。王建军在缺乏思考能力、缺乏表达空间、缺乏疏解管道的情况下，无法建立健康的认知。他不懂得在社会转型的大格局中如何建设性地表达对自我困窘境遇的抗议，如何以个人的创造力寻找新的机会的生长点，于是他先是依凭“网络杀人游戏”泄愤，后是砍杀同事并自我毁灭，他曾经朴实健康的人性无法保护他，因为在现代社会，未经反省和思考的朴素人性不足以支撑人的健康生存。
　　如何构建一个“不迁怒”的社会？在外部条件严重扭曲的情形之下，心灵的呵护与人性的重建将很难单独完成。学校教育和媒体舆论都有责任引领公众回归严峻但真实的情境，记录表达真实情境的声音，鼓励争取更好生活的努力，谴责威胁公平正义的权势，创造积极解决问题的氛围。在哪里遇到阻碍，就在哪里“愚公移山”，这是“不迁怒”的社会的基本规则。以建设性的愤怒面对黑暗，抑或以破坏性的愤怒制造黑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
　　编辑：卢劲杉
　　
　　新闻事件
　　据《都市时报》，4月10日凌晨，云南保山市隆阳公安分局蒲缥派出所民警王建军在楚雄警校宿舍将同舍的警察王伟砍死，另一名警察张廷振被砍伤。两人似在睡梦中遭到致命袭击的。王建军随后跳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