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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人文活居
1940年10月，李庄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下江人”，他们舟车劳顿，从千里外的昆明辗转跋涉而来，途经曲靖、宣威、毕节、叙永，历时两周。他们风尘仆仆、容颜憔悴，一路上，空袭相伴于艰险的道路，病魔时不时地偷袭他们，他们和亿万中国人一样是拖家带口的逃难者，但在拨开历史的尘埃之后，他们的另一重身份也清晰耀眼地凸显出来，在烽火连天的苦难抗日岁月里，他们是保存中国人文学术火种的薪火传播者。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要文化的火种还在，哪怕这个民族在肉体上被摧残，为最后的胜利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他们最后也能伺机而起，宛如浴火重生的凤凰，走向民族复兴。
南溪县李庄镇，这个有着1800年历史的古镇，如同母亲伸出的敦厚双手，在子女们最危难的时候，毫不迟疑地把孩子们紧紧搂进了怀里，呵护他们度过艰困但却平安的六年成长时光，为抗战胜利后的海峡两岸的学术的发展打下了人才培养、文献保存、收集资料和学术建设等重要基础。
这些带着几百上千个装满图书大木箱的“下江人”来到李庄之后，李庄，这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芸芸万千中国古镇之一，摇身一变为在信封的地址栏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和国内国外通邮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古镇。在如磁铁般吸引着国内外关注的目光几年之后，李庄又在此后几十年里迅疾归于空寂、回归宁静，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再度变为湮没于历史的前尘旧事的故纸堆中的平凡小镇。李庄古镇像极金庸笔下的侠客隐士，平生甘于恬淡，但在危急存亡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纵横江湖，惩善扬恶，护佑苍生。在天下初定之后，他转身离去，悄然卸下征衣，回归田园村夫的平凡模样。而这，也是乡土中国之于中国、之于中国文化的终极意义。
李庄，长江上游重要的水陆驿站，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二十五公里。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点宜宾，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从宜宾经李庄、泸州、重庆，即可出川，顺长江水路可直抵南京、上海。李庄始建于秦以前，属僰侯国，在此后的一千八百年沧桑岁月中，李庄由州到县再到镇，几经改制。在改朝换代的年月里，李庄也难逃劫难，几经战乱，人烟由稠到稀。清末，四川巡抚张德地上书朝廷，请求川省招流返籍，移民复垦。两湖、粤、桂、闽、陕、赣、云、贵诸省先民，纷至沓来。作为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李庄自然也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一站，遗留下众多记载着移民岁月的会馆建筑，给本已丰厚的李庄人文遗迹再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板栗坳的书案
第一批到达李庄的文教单位是傅斯年担任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顿于距离李庄镇八里之遥的板栗坳的张家大院。环绕板栗坳的犀牛山，呈众星拱月之势，是一风水绝佳所在，从明代起即是当地张姓家族聚族而居的地方。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张家坳里陆续建起了栗峰书院、七处大院子、一个大戏楼院、柴门口、牌坊头，以及无数的老宅新屋。在这些田间地头的明清宅院里，建起了史语所的图书馆、财务室、研究室和眷属宿舍。其中，一处叫做桂花院的院落，是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的寓所。桂花院的外面是一块水田，石头垒起院墙基脚，中间有块农家打谷晒粮用的晒坝。这是川南最普通的农舍，如果不加说明，无人指点，这个院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傅斯年住在这里，除了巨细无遗地指导研究院的工作，还积极参政议政，提笔行文，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履行国民参政大会参政员的义务。
在史语所的旗帜下，傅斯年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精英学术集团。他聘请了陈寅恪、李济、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领导或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在短短几年间，史语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开启了新的学术派别——“史语学派”，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誉。胡适高度评价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认为它实行了英国散文家、哲学家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孟真，傅斯年字）在中国做到了”。
人才济济的史语所同仁们在流寓西南期间，把大山坳当做书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精研治学，填补了民族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空缺，打通了民族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自然科技等学科的壁垒。
194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将离开李庄时，上中下三册的石印《六同别录》出版，这部书印量极小，存世些微，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学价值，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是史语所在李庄板栗坳的荒村野地、孤灯土屋内传承中华文明之光的历史见证。
历史语言研究所包括四个部门：文史资料研究部，非汉语语言科学部，民族学以及现代考古学。考古学在我国宋代被称为金石学，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学者们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时成绩斐然。十九世纪后期，海外求学归来的学子们把西方的田野考古方法和中国的金石学相结合，打下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学的第一个根基，开辟出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李济，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之父，领着父亲妻儿一家老小六口人从北向南，从炮火硝烟的敌占区到空袭警报频频作响的大后方，再到荒野僻村的李庄，在张家祠堂的低矮潮湿平房里，一住六年，领导着中国考古学成为一门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自然学科。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写成中文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英文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等，建立起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回忆，一个人之为人的精神依凭；历史，一个民族繁衍存在的内生动力，假想一下，如果没有李庄的平静书桌，被敌人炮火粉碎的将不仅仅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家园，更是无以计数的历史遗存，以及对历史遗存的认识，我们将是失去记忆的民族，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将成为不被现代社会确认的远古传说。
披肝沥胆、殚精竭虑保存民族文明之光的史语所诸君同仁中，还有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他到了李庄的第二年就卧床不起，在病榻缠绵五年，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病床上完成的。生病是不幸的，但病倒在李庄却是幸运的。在知道梁先生病倒后，房东罗南陔将自家住房“植兰书屋”腾出一半，特请梁思永一家安住。“植兰书屋”的院子的天井口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两三百盆兰花，空气清幽，兰花悦目，正适合梁思永养病。房东罗南陔也喜欢文史，常常在小院兰花丛中安上两个马架，和梁思永叙谈许久，也常常把从亲戚处得到的乡间蔬果转手送给梁思成、梁思永两家人。田野乡间的人情像荒漠中的甘泉，滋润着这些被战火炙烤得发烫发滚的他乡游子心，流落异乡的日子有了些甘甜而隽永的味道。
在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月里，李庄的先生们争分夺秒地钻进明清故纸堆、民族学、非汉语语言研究以及考古学之中，结出煌煌学术果实。李光涛从八千麻袋的清内阁大库档案中，整理、编写出《明清史料》六十册，并以此对照校勘《明实录》。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劳干默默工作四年，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最后还发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学者围坐于少数民族的发音人周围，在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的指导下，集体记音，然后听辨审评，问难质疑。马学良在李庄完成《撒尼倮倮语语法》，倮倮语在解放后改称彝语。1941年，马学良从李庄出发，踏上去云南的行程，目的是收集一批有价值的倮文经典，包括祭经、占卜、天文历法、谱牒、神话诗文、译述、语言文字等。1943年，马学良带着两千多册倮文珍藏古书返回李庄。解放后，经马学良之手，这些彝文经典被分为九类，这种分类法奠定了我国彝经编目的基础，开启了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阿里巴巴之门。
莘莘学子面前，泥塑神仙也得让位
与史语所前后脚到达李庄的是国立同济大学。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此后8年内，同济大学6次迁校，辗转浙、赣、湘、粤、桂、滇、黔、川等地，越过千山万水，行程几千公里，冒着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忍着颠沛流离和饥寒交迫，直到1940年10月，迁址李庄后，才在一间间庙堂、一处处茶舍内放下一张张安静的书桌，度过六年异常艰困的办学时光。
同济大学是第一个向李庄发出求援信的文教机构，很快，李庄的开明士绅向同济大学热情洋溢地摇起了橄榄枝，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电文。这短短的16字电文，像奠基者铲起的第一铲土，李庄的抗日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自此确立，成为抗战时期和重庆、成都、昆明齐名的大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继同济大学之后，只有3000余人的宜宾李庄小镇，又接纳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社会科学所和营造学社的上万文化人。
“九宫十八庙”和“湖广填四川”的各地会馆在新的历史文化时期，扮演起了新的角色。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这些庙宇形式的精神寄托所在，这些经年累月护佑一代代一辈辈地方百姓的古老建筑，在国家危难之际，具体而微地以老迈之躯庇护起传承它的文明之火的年轻后辈。同济大学的校本部设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大户人家的私宅被腾给同济大学做男女生宿舍、教师公寓或教授新村。祠堂、祖屋、庙堂里被香火供奉多年的所有泥塑像被移到角落里，在腾出的空间里，放满挤挤挨挨的课桌座椅。
同济校本部的禹王宫处在李庄沿江建筑的中点，左是天上宫，右是桓侯庙，后面是慧光寺，再背后是天井山。禹王宫内的九龙石雕、魁星楼、旋螺殿和张家祠堂内的门窗木雕被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李庄四绝”。梁曾评价说，如果把北京故宫的九龙石称为古代石雕艺术的王冠的话，那么李庄禹王宫九龙碑则是王冠上的明珠。旋螺殿，在镇南石牛山上，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雄伟建筑，特点是不用一颗铁钉，是榫铆斗拱全木结构。梁思成多次去考察，赞誉道“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他还把这民间工匠巧手创造中的力学原理，借鉴、传承和创造性地运用到1945年他参加联合国会议大厦顶部的设计中，并以之作为他写于李庄的《中国建筑史》中的古建筑实例。位于李庄镇尾、长江之滨的魁星阁建于清光绪年间，全木结构且通高三层，梁思成赞叹道：“这是上海到宜宾二千多公里长江江边建造得最好的亭阁”。
李庄最大的寺庙慧光寺位于镇上四方街的中心，慧光寺门前有两座石牌坊，一座是孝道牌坊，一座是抗战将领阵亡纪念碑，中间一个空坝，就是扯谎坝，几十张茶座在浓荫下一摆，三教九流以及同济的教授学子汇集于此，喝坝坝茶，打“话平伙”，交流信息，发表看法，这里的大墙壁成了同济大学的新闻墙，设在慧光寺坝坝茶馆里的议政厅成为李庄人以及同济人一辈子的难忘记忆。同济学子们慷慨激昂的热血演讲，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同声合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庄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拉近他们与世界的距离，这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李庄”。民俗浓厚、民风淳朴、民情真挚的乡土李庄呵护着这些落叶般飘零而来的外乡人，视年轻学子为自家孩子，尊年老教授为长辈先生。
时光流转，客居李庄六年，李庄和同济大学，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庄本来没有电，只是点油灯。1943年，同济工学院从宜宾牵引电线到李庄，使这个江边小镇比县城南溪早十年用上电灯。同大医学院经过科学化验，查出食盐中有氯化钡，会导致中毒，从而根治了当时流行的麻脚瘟（软病），也丰富了民间的科学知识。医学院有人体解剖课，李庄曾经误传开设该课目是为了“吃死人”。后来，李庄人看了科普展览会，看了古人类骨骼、动植物化石、历代衣冠、甲胄、兵器，具有了相关人体知识。同济大学迁到李庄不久，就在李庄办起了一所附中和一所完小，既做学生的实习基地，也解决了李庄居民和教职员工四五百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都曾在这里读过书，谈起那段岁月，当年的懵懂学童、今天的七旬老人吴传荣感叹道：“那可是李庄的黄金岁月啊，从幼儿园到上大学，不用出镇一步，这在全国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李庄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学术精英，给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描上了温情的底色，提供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可能。那些有着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文明科技知识的先生们改变了李庄，古老李庄率巴蜀大地之先，呼吸到中国以外的现代文明气息。 门官田边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所
“毒花花的太阳在头上晒着，走了四里崎岖的小路，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拄着杖，在狭窄的田埂上走的时候，虽然不至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恐惧，可是两只眼睛老得看着道，时常有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的戒惕。” “孟和先生的住所和社会所的大部分本来在门官田，那里更偏僻难走，假定关在家里不出门，简直就可以和外界隔绝，所以社会所同仁管这一个所长官舍叫做‘闷官田’。”西南联大罗常培1941年6月29日初访李庄社会科学所时如此写道。
内迁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挂在门官田，门牌的外面是弯弯曲曲的田埂道，是一脚一片泥的水田。一片浓荫匝地的竹林环绕着张迎恭大院，也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在地。到过这里探访的不仅有络绎不绝的中国学者，还有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巨大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主编《剑桥中国史》时，是否忆起了那个必须躬身才能进入的窄小厢房？是否想起了那些在田间地头笔耕不辍的中国学者？
社科院的当家人陶孟和是知名的社会学者，与费正清和李约瑟都是朋友。他是学问通家，对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地质学、天文学等无所不晓。在办社会所之初，他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青年，经过培养，这些青年才俊纷纷成了社会所的学术带头人，在门官田和石崖湾完成许多对社会有着潜在价值的科研课题。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写于四十年代的李庄，成书于几十年后的八零年代。
李庄外的时局变化牵动着社科所的研究方向，他们像号脉的大夫，在陋室寸土中，诊视着中国的伤情。1939-1946年间，社科所集中调查了工厂的迁移情况，编撰了抗战以来的经济大事，出版了对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沦陷区经济概览，编成1937年至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在社科所的韩启桐的《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一书基础上编成《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交远东委员会，预备将来日本赔偿之用。
《中国建筑史》的诞生地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今日中国保存古建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问题。欣赏鉴别以往的伊苏，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上述文字引自梁思成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其拳拳爱国心，深深殷勤的渴望跃然纸上。究竟是中国古建筑选择了梁思成，还是梁思成选择了中国古建筑？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曾经是一片繁茂葱茏的森林，那么梁思成以及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就是那些毕其一生之力，收集这片被时代的浪潮淹没的森林树种的人。想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所有的营造学成员心中都有着中国古建筑的种子重新成长为参天绿林的梦想。而在那战乱纷飞、积贫积弱的弱国岁月里，他们能做的工作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好这些传统中国的文化种子。
出李庄镇向西是一片地势平坦的庄稼地，曲曲弯弯的田埂间散发着泥土特有的清新。这里就是上坝月亮田，一个有着诗意名字的幽静地方，在楠竹掩映的民居里，颠沛流离多年的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成员终于有了可以栖居的所在。此时，营造学社的经费已经枯竭，仅仅剩下了5名队员。年届不惑的梁思成则带着久病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东北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刘致平，此时对云南民居的研究已颇有心得。圆脸庞的陈明达是一个才思敏捷、见解独到的小伙子，身材瘦削的莫宗江只有25岁，有着一手高超的绘图功底。平生旷达、除了专业研究外不暇他顾的梁思成此时愁眉紧锁，陷入筹措资金、会务、交际和算账等琐事之中，勉力维持着这个小集体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计问题。
李庄的傅斯年和李济知道营造学社的困窘后，从牙缝里挤出经费，把营造学社的五个人划转为博物院的编制，每个人便能拿到一点固定的薪水，稍微缓解了他们的生存之虞。
战争、疾病和贫困并没摧毁梁思成、林徽因对古建筑事业的热爱和报效祖国的热忱。梁林夫妇在物质生活极端困窘、身体健康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坚韧不拔地完成着《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1943年11月底，费正清写道：“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然很疲倦，他和几个绘图员以及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并且具有那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行事的矜持和魅力。”
1985年，中国建工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文集》。1998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古建筑的扛鼎之作《中国古建筑史》。如今，斯人已去，齐集李庄的异乡人亦如流云般消散于海峡两岸、世界各地，唯有那昼夜不息向东奔流的长江水依然忠实地守护着长江边的李庄古镇，多了些赞叹连连、抚今追昔的游客，少了些桃源仙境的遗世独立。
1940年10月，李庄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下江人”，他们舟车劳顿，从千里外的昆明辗转跋涉而来，途经曲靖、宣威、毕节、叙永，历时两周。他们风尘仆仆、容颜憔悴，一路上，空袭相伴于艰险的道路，病魔时不时地偷袭他们，他们和亿万中国人一样是拖家带口的逃难者，但在拨开历史的尘埃之后，他们的另一重身份也清晰耀眼地凸显出来，在烽火连天的苦难抗日岁月里，他们是保存中国人文学术火种的薪火传播者。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要文化的火种还在，哪怕这个民族在肉体上被摧残，为最后的胜利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他们最后也能伺机而起，宛如浴火重生的凤凰，走向民族复兴。
南溪县李庄镇，这个有着1800年历史的古镇，如同母亲伸出的敦厚双手，在子女们最危难的时候，毫不迟疑地把孩子们紧紧搂进了怀里，呵护他们度过艰困但却平安的六年成长时光，为抗战胜利后的海峡两岸的学术的发展打下了人才培养、文献保存、收集资料和学术建设等重要基础。
这些带着几百上千个装满图书大木箱的“下江人”来到李庄之后，李庄，这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芸芸万千中国古镇之一，摇身一变为在信封的地址栏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和国内国外通邮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古镇。在如磁铁般吸引着国内外关注的目光几年之后，李庄又在此后几十年里迅疾归于空寂、回归宁静，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再度变为湮没于历史的前尘旧事的故纸堆中的平凡小镇。李庄古镇像极金庸笔下的侠客隐士，平生甘于恬淡，但在危急存亡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纵横江湖，惩善扬恶，护佑苍生。在天下初定之后，他转身离去，悄然卸下征衣，回归田园村夫的平凡模样。而这，也是乡土中国之于中国、之于中国文化的终极意义。
李庄，长江上游重要的水陆驿站，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二十五公里。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点宜宾，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从宜宾经李庄、泸州、重庆，即可出川，顺长江水路可直抵南京、上海。李庄始建于秦以前，属僰侯国，在此后的一千八百年沧桑岁月中，李庄由州到县再到镇，几经改制。在改朝换代的年月里，李庄也难逃劫难，几经战乱，人烟由稠到稀。清末，四川巡抚张德地上书朝廷，请求川省招流返籍，移民复垦。两湖、粤、桂、闽、陕、赣、云、贵诸省先民，纷至沓来。作为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李庄自然也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一站，遗留下众多记载着移民岁月的会馆建筑，给本已丰厚的李庄人文遗迹再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板栗坳的书案
第一批到达李庄的文教单位是傅斯年担任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顿于距离李庄镇八里之遥的板栗坳的张家大院。环绕板栗坳的犀牛山，呈众星拱月之势，是一风水绝佳所在，从明代起即是当地张姓家族聚族而居的地方。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张家坳里陆续建起了栗峰书院、七处大院子、一个大戏楼院、柴门口、牌坊头，以及无数的老宅新屋。在这些田间地头的明清宅院里，建起了史语所的图书馆、财务室、研究室和眷属宿舍。其中，一处叫做桂花院的院落，是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的寓所。桂花院的外面是一块水田，石头垒起院墙基脚，中间有块农家打谷晒粮用的晒坝。这是川南最普通的农舍，如果不加说明，无人指点，这个院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傅斯年住在这里，除了巨细无遗地指导研究院的工作，还积极参政议政，提笔行文，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履行国民参政大会参政员的义务。
在史语所的旗帜下，傅斯年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精英学术集团。他聘请了陈寅恪、李济、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领导或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在短短几年间，史语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开启了新的学术派别——“史语学派”，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誉。胡适高度评价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认为它实行了英国散文家、哲学家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孟真，傅斯年字）在中国做到了”。
人才济济的史语所同仁们在流寓西南期间，把大山坳当做书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精研治学，填补了民族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空缺，打通了民族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自然科技等学科的壁垒。
194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将离开李庄时，上中下三册的石印《六同别录》出版，这部书印量极小，存世些微，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学价值，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是史语所在李庄板栗坳的荒村野地、孤灯土屋内传承中华文明之光的历史见证。
历史语言研究所包括四个部门：文史资料研究部，非汉语语言科学部，民族学以及现代考古学。考古学在我国宋代被称为金石学，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学者们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时成绩斐然。十九世纪后期，海外求学归来的学子们把西方的田野考古方法和中国的金石学相结合，打下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学的第一个根基，开辟出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李济，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之父，领着父亲妻儿一家老小六口人从北向南，从炮火硝烟的敌占区到空袭警报频频作响的大后方，再到荒野僻村的李庄，在张家祠堂的低矮潮湿平房里，一住六年，领导着中国考古学成为一门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自然学科。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写成中文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英文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等，建立起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回忆，一个人之为人的精神依凭；历史，一个民族繁衍存在的内生动力，假想一下，如果没有李庄的平静书桌，被敌人炮火粉碎的将不仅仅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家园，更是无以计数的历史遗存，以及对历史遗存的认识，我们将是失去记忆的民族，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将成为不被现代社会确认的远古传说。
披肝沥胆、殚精竭虑保存民族文明之光的史语所诸君同仁中，还有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他到了李庄的第二年就卧床不起，在病榻缠绵五年，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病床上完成的。生病是不幸的，但病倒在李庄却是幸运的。在知道梁先生病倒后，房东罗南陔将自家住房“植兰书屋”腾出一半，特请梁思永一家安住。“植兰书屋”的院子的天井口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两三百盆兰花，空气清幽，兰花悦目，正适合梁思永养病。房东罗南陔也喜欢文史，常常在小院兰花丛中安上两个马架，和梁思永叙谈许久，也常常把从亲戚处得到的乡间蔬果转手送给梁思成、梁思永两家人。田野乡间的人情像荒漠中的甘泉，滋润着这些被战火炙烤得发烫发滚的他乡游子心，流落异乡的日子有了些甘甜而隽永的味道。
在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月里，李庄的先生们争分夺秒地钻进明清故纸堆、民族学、非汉语语言研究以及考古学之中，结出煌煌学术果实。李光涛从八千麻袋的清内阁大库档案中，整理、编写出《明清史料》六十册，并以此对照校勘《明实录》。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劳干默默工作四年，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最后还发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学者围坐于少数民族的发音人周围，在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的指导下，集体记音，然后听辨审评，问难质疑。马学良在李庄完成《撒尼倮倮语语法》，倮倮语在解放后改称彝语。1941年，马学良从李庄出发，踏上去云南的行程，目的是收集一批有价值的倮文经典，包括祭经、占卜、天文历法、谱牒、神话诗文、译述、语言文字等。1943年，马学良带着两千多册倮文珍藏古书返回李庄。解放后，经马学良之手，这些彝文经典被分为九类，这种分类法奠定了我国彝经编目的基础，开启了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阿里巴巴之门。
莘莘学子面前，泥塑神仙也得让位
与史语所前后脚到达李庄的是国立同济大学。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此后8年内，同济大学6次迁校，辗转浙、赣、湘、粤、桂、滇、黔、川等地，越过千山万水，行程几千公里，冒着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忍着颠沛流离和饥寒交迫，直到1940年10月，迁址李庄后，才在一间间庙堂、一处处茶舍内放下一张张安静的书桌，度过六年异常艰困的办学时光。
同济大学是第一个向李庄发出求援信的文教机构，很快，李庄的开明士绅向同济大学热情洋溢地摇起了橄榄枝，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电文。这短短的16字电文，像奠基者铲起的第一铲土，李庄的抗日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自此确立，成为抗战时期和重庆、成都、昆明齐名的大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继同济大学之后，只有3000余人的宜宾李庄小镇，又接纳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社会科学所和营造学社的上万文化人。
“九宫十八庙”和“湖广填四川”的各地会馆在新的历史文化时期，扮演起了新的角色。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这些庙宇形式的精神寄托所在，这些经年累月护佑一代代一辈辈地方百姓的古老建筑，在国家危难之际，具体而微地以老迈之躯庇护起传承它的文明之火的年轻后辈。同济大学的校本部设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大户人家的私宅被腾给同济大学做男女生宿舍、教师公寓或教授新村。祠堂、祖屋、庙堂里被香火供奉多年的所有泥塑像被移到角落里，在腾出的空间里，放满挤挤挨挨的课桌座椅。
同济校本部的禹王宫处在李庄沿江建筑的中点，左是天上宫，右是桓侯庙，后面是慧光寺，再背后是天井山。禹王宫内的九龙石雕、魁星楼、旋螺殿和张家祠堂内的门窗木雕被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李庄四绝”。梁曾评价说，如果把北京故宫的九龙石称为古代石雕艺术的王冠的话，那么李庄禹王宫九龙碑则是王冠上的明珠。旋螺殿，在镇南石牛山上，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雄伟建筑，特点是不用一颗铁钉，是榫铆斗拱全木结构。梁思成多次去考察，赞誉道“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他还把这民间工匠巧手创造中的力学原理，借鉴、传承和创造性地运用到1945年他参加联合国会议大厦顶部的设计中，并以之作为他写于李庄的《中国建筑史》中的古建筑实例。位于李庄镇尾、长江之滨的魁星阁建于清光绪年间，全木结构且通高三层，梁思成赞叹道：“这是上海到宜宾二千多公里长江江边建造得最好的亭阁”。
李庄最大的寺庙慧光寺位于镇上四方街的中心，慧光寺门前有两座石牌坊，一座是孝道牌坊，一座是抗战将领阵亡纪念碑，中间一个空坝，就是扯谎坝，几十张茶座在浓荫下一摆，三教九流以及同济的教授学子汇集于此，喝坝坝茶，打“话平伙”，交流信息，发表看法，这里的大墙壁成了同济大学的新闻墙，设在慧光寺坝坝茶馆里的议政厅成为李庄人以及同济人一辈子的难忘记忆。同济学子们慷慨激昂的热血演讲，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同声合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庄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拉近他们与世界的距离，这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李庄”。民俗浓厚、民风淳朴、民情真挚的乡土李庄呵护着这些落叶般飘零而来的外乡人，视年轻学子为自家孩子，尊年老教授为长辈先生。
时光流转，客居李庄六年，李庄和同济大学，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庄本来没有电，只是点油灯。1943年，同济工学院从宜宾牵引电线到李庄，使这个江边小镇比县城南溪早十年用上电灯。同大医学院经过科学化验，查出食盐中有氯化钡，会导致中毒，从而根治了当时流行的麻脚瘟（软病），也丰富了民间的科学知识。医学院有人体解剖课，李庄曾经误传开设该课目是为了“吃死人”。后来，李庄人看了科普展览会，看了古人类骨骼、动植物化石、历代衣冠、甲胄、兵器，具有了相关人体知识。同济大学迁到李庄不久，就在李庄办起了一所附中和一所完小，既做学生的实习基地，也解决了李庄居民和教职员工四五百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都曾在这里读过书，谈起那段岁月，当年的懵懂学童、今天的七旬老人吴传荣感叹道：“那可是李庄的黄金岁月啊，从幼儿园到上大学，不用出镇一步，这在全国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李庄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学术精英，给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描上了温情的底色，提供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可能。那些有着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文明科技知识的先生们改变了李庄，古老李庄率巴蜀大地之先，呼吸到中国以外的现代文明气息。 门官田边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所
“毒花花的太阳在头上晒着，走了四里崎岖的小路，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拄着杖，在狭窄的田埂上走的时候，虽然不至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恐惧，可是两只眼睛老得看着道，时常有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的戒惕。” “孟和先生的住所和社会所的大部分本来在门官田，那里更偏僻难走，假定关在家里不出门，简直就可以和外界隔绝，所以社会所同仁管这一个所长官舍叫做‘闷官田’。”西南联大罗常培1941年6月29日初访李庄社会科学所时如此写道。
内迁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挂在门官田，门牌的外面是弯弯曲曲的田埂道，是一脚一片泥的水田。一片浓荫匝地的竹林环绕着张迎恭大院，也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在地。到过这里探访的不仅有络绎不绝的中国学者，还有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巨大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主编《剑桥中国史》时，是否忆起了那个必须躬身才能进入的窄小厢房？是否想起了那些在田间地头笔耕不辍的中国学者？
社科院的当家人陶孟和是知名的社会学者，与费正清和李约瑟都是朋友。他是学问通家，对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地质学、天文学等无所不晓。在办社会所之初，他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青年，经过培养，这些青年才俊纷纷成了社会所的学术带头人，在门官田和石崖湾完成许多对社会有着潜在价值的科研课题。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写于四十年代的李庄，成书于几十年后的八零年代。
李庄外的时局变化牵动着社科所的研究方向，他们像号脉的大夫，在陋室寸土中，诊视着中国的伤情。1939-1946年间，社科所集中调查了工厂的迁移情况，编撰了抗战以来的经济大事，出版了对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沦陷区经济概览，编成1937年至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在社科所的韩启桐的《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一书基础上编成《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交远东委员会，预备将来日本赔偿之用。
《中国建筑史》的诞生地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今日中国保存古建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问题。欣赏鉴别以往的伊苏，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上述文字引自梁思成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其拳拳爱国心，深深殷勤的渴望跃然纸上。究竟是中国古建筑选择了梁思成，还是梁思成选择了中国古建筑？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曾经是一片繁茂葱茏的森林，那么梁思成以及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就是那些毕其一生之力，收集这片被时代的浪潮淹没的森林树种的人。想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所有的营造学成员心中都有着中国古建筑的种子重新成长为参天绿林的梦想。而在那战乱纷飞、积贫积弱的弱国岁月里，他们能做的工作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好这些传统中国的文化种子。
出李庄镇向西是一片地势平坦的庄稼地，曲曲弯弯的田埂间散发着泥土特有的清新。这里就是上坝月亮田，一个有着诗意名字的幽静地方，在楠竹掩映的民居里，颠沛流离多年的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成员终于有了可以栖居的所在。此时，营造学社的经费已经枯竭，仅仅剩下了5名队员。年届不惑的梁思成则带着久病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东北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刘致平，此时对云南民居的研究已颇有心得。圆脸庞的陈明达是一个才思敏捷、见解独到的小伙子，身材瘦削的莫宗江只有25岁，有着一手高超的绘图功底。平生旷达、除了专业研究外不暇他顾的梁思成此时愁眉紧锁，陷入筹措资金、会务、交际和算账等琐事之中，勉力维持着这个小集体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计问题。
李庄的傅斯年和李济知道营造学社的困窘后，从牙缝里挤出经费，把营造学社的五个人划转为博物院的编制，每个人便能拿到一点固定的薪水，稍微缓解了他们的生存之虞。
战争、疾病和贫困并没摧毁梁思成、林徽因对古建筑事业的热爱和报效祖国的热忱。梁林夫妇在物质生活极端困窘、身体健康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坚韧不拔地完成着《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1943年11月底，费正清写道：“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然很疲倦，他和几个绘图员以及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并且具有那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行事的矜持和魅力。”
1985年，中国建工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文集》。1998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古建筑的扛鼎之作《中国古建筑史》。如今，斯人已去，齐集李庄的异乡人亦如流云般消散于海峡两岸、世界各地，唯有那昼夜不息向东奔流的长江水依然忠实地守护着长江边的李庄古镇，多了些赞叹连连、抚今追昔的游客，少了些桃源仙境的遗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