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讨论兹事体大，牵涉到对改革的评价，对历史的评价，以及中国市场化进程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中国第三次改革论争不尘埃落定，市场化进程就有冒进、倒退、无序的风险。
　　虽然原罪的含义应该是人在上帝面前的罪业，但中国的民众已经习惯接受富豪原罪论。那么，谁是上帝？原罪何来？
　　在原罪这个前提不明、定义不清、诉求被道德面纱重重包裹的虚幻概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在转型期间由巨大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
　　社会之所以挑选富豪当作转型时期的祭品，无外乎转型期的富豪聚焦了足够多的矛盾冲突，掘金过程中有太多的不规范动作，而又缺乏组织能力与理论能力。富豪是聚光灯下的边缘人，挑战这样的人群能够恰到好处地在安全的范围内显示勇气和智慧。
　　对富豪本身而言，其财富生成路径被舆论固定在规则之外，其“正当性资源”从未转化为法律规范。
　　那么，我们是否该为富豪辩护呢？
　　首先我们该给原罪以准确的定义，划分不同的富豪群体，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富豪：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
　　
　　中国的富豪群体是个面目不清的模糊群体，首先，中国的富豪远未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阶层，如今的市场生态对于企业家而言大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正因为变数太大，大众习惯于以个别企业家代表整个群体，以个别富豪的罪案为整个群体定罪。
　　虽然没有完整的统计，但对各个行业历史的回溯已使经济史家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改革后第一代、第二代富豪许多在监狱中，或者移民国外做转口贸易为生，或者直接成为寓公安度残年。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胡润的百富榜差不多已成为富豪阶层的追魂夺命榜，张荣坤、许家印、周伟彬……以至于大嘴严介和听到上福布斯榜的第一反应是，“‘胡润榜’已经把我害得很惨了，我还上福布斯榜？”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历尽劫波的主流富豪群体与体制积极合作的态度，引用冯仑的话就是，“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地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这样的自保之道从表面上看来是消极的，但在当前的状态下，却是以退为进的积极心态，退出主要利益行业，谨守现有行业边界，以美好样貌守正出奇，其苦心跃然纸上。事实上，万科与万通两家公司已成为民企与国企混合经济的典型，王石与冯仑也成为守法经营、善于自保的富豪典范。
　　与此同时，在底层富豪中仍然存在着对我国规则的不自觉，顶着原罪的压力重蹈旧式权力市场的覆辙。这些富豪群体的存在，使得原罪与规则的歧见在新的改革时期越来越尖锐。
　　可以预见，我们还将看到富豪群体在原罪声中倒下。我们身边这样的富豪越多，这个社会的市场环境越是劣质。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到市场转折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以预期的最好的前景是，富豪群体与主流价值观趋同，精英与民众在市场与法治等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成为中产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预期的最坏的前景是，富豪群体只剩下两类——规则之内的附庸与规则之外的非法者，而富豪的价值观只剩下两个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