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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辆把山村的温度一点一点带回又带走的班车。
刚从乡路拐上县级公路，它就停下来，21个没座位的乘客乖乖下车，司机载着座位上的19人继续驶向县城。直到一辆县城公交稍后开来，我才意识到，害怕查超载的司机把我们“转手”了，每人4元（公交票款）。大家对这样的处置显然很熟悉，不予谈论，他们更关心的是下一段的车票能否买到，手机通话中频繁出现北京、西安、乌鲁木齐这些地名。
这天是正月初八，恢复运营的第三天，三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的班车司机不断鸣着喇叭，承担起繁重的运送任务，就如同腊月最后十几天的情形。那时这辆东风小客车喘息得更厉害一些，人员超载还不算，车顶还捆绑着层层叠叠的货物，有各种年货，也有液晶电视、组合式梳妆台，车厢里，密集站立的乘客要留神地上的生灵——购自县城的活鱼、种猪和公鸡。七十多公里的山间道路上，班车的危险状态被人们忽略，它的贪婪似乎是值得体谅的，毕竟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运营处于半饥饿之中。
毛细血管一般的乡路由秧田村通往康县，它在甘肃版图向东南延伸的最末梢，与陕西、四川交界，加之藏身莽莽大山的深处，比实际地理位置更显偏远，在历史上，汉人移居这里代表着某种迁徙的极致，现在，后代得重新走出去。对于我居住的母家河村而言，打工潮的涌动是地震以后的事情，仅仅几年的潮来潮去，已经发生太多的改变。
老人穿着褪色的蓝卡其布衣裤，三七开的分头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像是来自1970年代的生产队干部，站在路口，与那些刚从返乡的班车下来、穿着亮色羽绒服的后生打着招呼。腊月里，这位叫何明德的长者几乎每星期都要“下河”（指山民前往河坝地带）一次，河坝意味着商业与繁华，无论大米、年货、孙辈的零食还是成袋的尿素，都要经由两公里的山间小路背回家，62岁的他没有把这个视为畏途，整个冬天，几乎每天都要从大山的阴面背回12根一米长、碗口粗的柴木，并不比“下河”轻松。这里的高山大体呈45度的斜坡，哪怕强健的年轻人，也要攀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何明德所在的母家河村何家山合作社。
山路上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少，“它太大了”，他们这样谈论从小面对的高山，河坝上有他们的新家，有硬化道路，有摩托车，有煤炉，有稳定得多的手机信号，有更便利的生活。春节放假期间，只是在帮忙杀猪或参加红事白事的时候，他们才重新攀爬那条前辈草鞋踩出来的小路。“这种山路，人走得少了，草就会长出来，变得越来越不好走。”村委会主任母云庆为之忧虑。
按当地习俗，子女成年后要协议分家，谁养父亲，谁养母亲，都安排妥当。然而，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协议的力量大得多，另一种事实意义的分家，正在悄然完成。老年人习惯于住在土木结构的山上老宅，拒绝随着儿女搬下去。“他们闲不下来，不忙农活会觉得没事干。”在外打工的何礼智这样理解长辈的坚持。忙完家务与农活，他的父亲何明德喜欢在堂屋的火坑里添足柴木，火拨弄得旺旺的，烫一壶苞谷酒，烟尘会升到挑高的屋顶，木头房梁上挂着大块大块的腊肉，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几百年，“河坝上冬天冷，风大，夏天闷热，没有风。”何明德的话不好理解，但不肯住到山下的念头，显得非常强烈，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极具代表性。何明富住在何家山社的最高处，与他作伴的只有患脑瘫的大孙子。“假如干不动农活了，会跟女儿住到河坝吗？”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很坚决地摇了摇头，当时他正在用简易手工设备rua（指脱粒，第二声）苞谷，每rua一次，七十多岁的老人就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
听长辈讲，先人是从四川金阳“大槐树”迁移过来的，假如家谱没在建国不久烧毁，应该排到第十五六辈了，何家山上最初的一家，衍生出如今的二十多家。辛苦的攀爬能换来极好的视野，向下望去，山路与溪流就像延展开的棉线，当然，这不是山上生活的吸引力。对整个母家河而言，即便在几年前，山上的居民也远多于河坝——高山之上有大量的柴禾，大量可开垦的农地，动荡年代还更为安全，长久以来，相对于河坝上的生活是有优越感的，而生活重心的转移，就像是一夜间发生的。
2008年的那场八级地震，康县也是灾区，母家河村与作为北侧震中的北川县之间，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漫山腾起的尘土消散之后，呈现的是大量损毁严重的老房子。根据相关政策，村民重建房屋可以获得两万元补助，并申请3万元以内的贷款，绝大多数新房建在了肖家坝，那原本是小河对岸另一合作社的小块农田。新民居普遍红砖墙体，框架结构，水泥屋顶——钢筋从屋顶伸出一截，也不剪断，仿佛房子随时准备继续生长——它们队列一般沿着乡路一字排开，其规模足够组建一个全新的合作社。当然，实在没什么农业合作的必要，他们选择在河坝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好了与农业告别的准备。
河坝上自然“生长”起来的新居，沿乡路排开 
身为村里端公的何明德在家里为新收的弟子讲解“符本”
高山深谷的阻隔，让母家河村原本沉睡于打工热潮之外，零星的外出务工每年都有，但不成气候，一些乡邻被坑被骗的例证，尤其让人对远方的世界心存畏惧。灾后重建完成之后，每个家庭都要为清偿贷款发愁，壮年劳力出去打工差不多是惟一的办法，于是，务工家庭的比例一两年之内就从20%蹿升至80%。务工的务工，上学的上学，最近几个夏秋时节，户籍一百多人的强家坝合作社只剩下二十来人，老年人和抱病在家的妇女会说：“只留下我们这种没用的人。” 地震重建驱动的打工潮，带有些许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却如同开闸放出的水流，很难逆转。
罗彦彩把10平米的堂屋改成杂货铺，为河坝上的三十几户新家庭服务。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进了几十双仿军用的胶底鞋，因为“种田的时候都穿它”，可是到了油菜花开放的时候，那些胶底鞋仍堆积在货架上，在只有一个柜台的小屋里很是醒目。46岁的罗彦彩有点懊恼，他忘了他的乡邻正以多么快的速度告别农耕。
河坝上的留守妇女通常在屋后保留一分左右的地，种几行卷心菜、几行小葱，仅此而已。何廷学的院子里飘出酒糟的气味，闲聊中得知，用来酿酒的苞谷都是买来的，自家已经不种了。种地太累，浇水，施肥，都要往大山上扛，远不止一个村民发出这样的感慨。由于缺少技能，母家河村的外出务工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在工地当小工都要比种地轻松一些，而山里开垦的农田土层薄，土质差，庄稼“不肯长”，同样是付出一年汗水，打工能带来三两万甚至更多的收益，留在土地上仅仅可以填饱肚子。
那天早晨8点，我被家猪的哀嚎惊醒，出去时看到它在地上最后扭动了几下。刚刚腊月初二，何明富家就急切地完成了这项春节例行事务，拌猪食的苞谷用光了，只好“率先”杀掉。这也将是何明富养的最后一头家猪，决定也与苞谷有关——年纪大，关节又痛，没力气栽种大片庄稼。除了屠户，那天还来了十多个壮劳力，把那间已成危房的祖屋拆了。它是何明富的曾祖父盖的，寿数超过一百年，被烟火熏烤出的焦黑几乎渗进了黄土墙面。
何家山上超过60岁的老人有十多位，聊完体力的衰退以及面对的各种疾病，他们大多会补充一句：明年的地要少种一点喽。
何启田拄着拐棍放羊的时候，经常路过何明德家，偶尔会坐下聊聊。他辈分更大，也年长几岁，妻子过世，儿女很少回来，于是言谈中多有对老年生活的叹息。何启田的山羊3岁了，再不卖掉就过了最佳时间，不值钱了，“实在没人买就自己吃，以后不再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买主，就此结束了放羊生涯。946元，老人很认真地数着钱，连个位数的零头都没有抹去。
大约是请教了同一个阴阳先生的缘故吧，山乡里结婚、定亲、满月酒、房屋上梁（新房已改为上顶）的日子总是很集中，加之村里人员比较全的时段很短，大抵是腊月的后半月和正月的前半月，大家都愿意在此期间操办喜庆之事。在那几个被选定的良辰吉日，河坝上、高山上，礼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间形成特有的悠长回响。很多人要在同一天赶两到三个酒席，假如无法分身，礼金还是要带到的。早些年，村民手里没多少现金，随礼会带上布匹、公鸡等物品，如今已非常少见。一位妻子患病、无法出远门务工的何姓村民说，不打工挣钱，“人情费”都拿不出。
当地人告诉我，现在婚礼一类红事的规矩已经改变很多，白事的改变相对少一些。家中有成年人亡故，按礼俗须操办长达3天的丧事，通常要请阴阳先生及鸣锣人，彻夜念经，超度亡灵，在“开吊”这天办酒席，接受邻里亲朋的随礼。
无论红事白事，都是乡邻间盛大的聚会场合，亲近的邻居和亲朋要贡献的包括自家的条凳、木桌、餐具以及人手。在母家河村，两百多户之间几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酒宴的规模难免超过百人甚至更多，场地受限的，就办成了流水席。康县人把自酿的粮食酒称为“二脑壳”，后劲较大，乡邻间很少拼酒的传统，他们更愿意在酒桌上交换信息与感受。除了家长里短，外出务工也是重要的话题，比如你那边干活累不累，有没有休息日，工钱多少，怎么结算，有没有拖欠工钱。当那些外出务工者回到夹杂着陕、川、甘三省特征的方言之中，回到花椒味儿浓重的土菜的香气中，神情中透着一股生命舒展开来的惬意。
虽然已经62岁了，何明德还是经常要去邻居家帮忙，既有红事白事，也有杀猪、修屋一类。村委会主任母云庆说，以往都种地的时候，需要各家之间共享生产资料，也需要协同劳动，这也是“合作社”的意义所在，现在协同劳作没必要了，遇到大事相互帮忙的做法还是得保留，“肯定要去帮忙，自己家有事时，也是需要大家伸手的。”
大家·小家
腊月的母家河，“新货郎”的身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开着皮卡、面包或农用三轮车，支起的喇叭播放着叫卖声以及《小苹果》这种流行歌曲，在河坝上走走停停，售卖着果蔬、糖茶、被褥等商品，喧闹之极。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不再有卖年货的车开来，班车也停运了，除了少数几个遇到特殊情况，能返乡的外出务工者都回来了。
某种意义上，家乡对40岁的何廷武而言是一个伤心地，两年前，他参与一种叫“翻饼子”的赌博，一周时间输掉了十多万，他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债主不停追债，普通的乡邻见面时也态度冷淡，害怕他借钱似的。何廷武很快走上打工之路，赚钱还债，“想过春节不回来，担心心里别扭。”但他还是回来了，西北人故土观念浓重，春节团圆是他们格外在乎的。
乡亲毕竟是乡亲，春节的气氛慢慢平复了何廷武的怨气。正月初二的下午，何廷武所在的强家坝社有一场家庭聚餐，他接受了邀请。场面还真不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四五个家庭各出代表，带着自家炒的菜、酿的酒，你若不把每家斟上的酒都尝尝，就像欠了天大的人情。这是传统的过年方式，称为“团年”。
母云庆告诉我，以往的团年，多是以合作社为单位，各家即使不是全部出席，至少会派个代表。记忆中，团年几乎从大年三十儿闹到正月十五，乡邻们竞相发出邀请，“现在团年没那么热闹了，很多人回到小家庭了。”
强家坝社是按灾后新农村的规划图重建的，28户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走动起来方便，团年的味道保留得更多一些。对岸的肖家坝是这几年才聚合的居住带，老习俗很难把新邻居招呼到一起。正月初三晚饭之后，三户邻居带着花生、糖果和小酒壶而来，围坐在何礼智家的茶炉间，家长里短地聊到半夜，算是过了个微型团年。
我还在腊月里参加了一次有趣的杀猪酒席，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从早晨7点忙碌到下午两点，共宰杀了4头家猪，太阳快下山了，四大塑料盆猪肉炖萝卜一起端上来，二十多个人像一个评审团，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谁家的猪味道更好。这种差别，我没品尝出来，只是可以确认，这是地地道道的乡村的年味儿。
冬季里，河坝上居住的人们闲暇时间不少，“来，烤火”是最常听到的招呼声，就如同男人们见面总要递烟。许多人家喜欢把火盆摆在门口，家人或邻居围着一盆炭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自然少不了蜚短流长。妇女们烤火、聊天的同时，喜欢拿一对细针，用毛线织一种保暖鞋的鞋帮，然后与买来的橡胶鞋底缝在一起。沿街走动，到处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和上下翻飞的手指，有的女人一个腊月就织了十多双，而且春暖花开也未见停歇。织鞋帮属于生活所需，却也不尽然，它多少透露出大把时光无处打发的寂寥。
丈夫务工、妻子留守的现象在河坝上极为普遍，家庭长期不完整，伤害的绝不仅是孩子的心灵，对于婚姻关系也是不小的威胁。正月十三那天，东风小客车经过母家河村，一位打扮时髦、戴着耳机用微信对话的年轻女子下了班车，被家人接上一辆橙色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沿土路开进山里。从交头接耳的乡邻那里得知，年轻女子在城里打工，这次回来要摆酒席定亲，但不是第一次，其与原配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在第一段婚姻里，先是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在本地感情出轨，其情人正是这次定亲的男主角。
这种打工导致的情变每年都不止一例。
何家山上一位老人的女儿，在附近金矿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不久与矿上男性传出绯闻，丈夫不肯原谅她，二人抛下两个儿子，分别离家而去，孩子的母亲好几年都没有回来。
河坝上一对同居多年的准夫妻，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经常与邻里打牌，关于她与人有染的风言风语传了出去，男人回家之后开始报复，见她与其他男性闲聊、开玩笑，回家以后就会动粗。
我在乡中学体验生活期间发现，父母感情破裂导致孩子心灵的创伤，往往比留守本身严重得多，更不要说二者的叠加。一位六年级女孩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她平日里显得比谁都嘻嘻哈哈，当同学说了一句“你妈要走了”，女孩当即大放悲声，持续了足足20分钟。
打工而生情变的例子一多起来，夫妻间的猜忌跟着泛滥。在留守女性看来，假如外出务工的丈夫没有带回多少钱，就是感情出轨的证据。出门的丈夫也无法安心，一个在工地打工的青年告诉我，工程队里有的人天天给妻子打电话，察看对方状况，“可是有什么用呢？”
春节的短时间团聚，对于有矛盾的夫妻是微妙的契机，有的因为相聚而亲情加持，也有的相见之后反而引爆冲突。假期是家长里短最有市场的时候，一些男人刚过完年就赶紧卷起行李，出门找活儿——受不了四处飘散的闲话。某位村民告诉我：“有时与别的村、别的乡的人遇到，他说你们那里谁谁谁不检点吧，我马上说你们那里的谁谁谁‘偷人’了吧。”对于许多保守的村民而言，亲人出轨的道德压力是巨大的，曾有男子承受不住乡邻对其妻子出轨的议论，喝农药自杀了。
一位村委会成员发出这样的疑问：感情问题越来越多，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何明德老人则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无法无天。
腊月的一天，何礼东快速吃完一碗豆浆面，早早开工，他今天要把“老爷子”画完。
36岁的何礼东原本姓李，是何明富家的上门女婿，从山西的工地返乡后，他的业余画师身份就恢复了。所谓画“老爷子”，就是为失去亲人的家庭画神像，画面上神态各异的诸神仙不下20位，正当中分量最重、骑白马的将军就是“老爷子”，亦即亡故之人。按照民间说法，亲人的亡灵成为白马将军这样的神仙了，就不会化为鬼魂，活着的家人也就“安宁”了。
“都是封建迷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
画布贴在被烟熏黑的土墙上，何礼东进行着最后两道程序：先是用黑笔细细勾勒人物的眉眼，诸神形象立刻鲜活起来，然后，在盘子里调出比较干的肉红色颜料，他用笔把肉色涂到预定区域，再以舌尖把笔润湿，仔细地在人物脸上抹匀肉色。
何明德家就在旁边，这天他接到一个乡亲的电话，说是家里有人生病，要向他求符祛病。何明德是乡村里的端公，家里有好几册手抄的“符本”，什么样的病该如何向神明求医，都有对应的一套说辞。烧上三支香，燃几叠草纸（用以向神明“捎话”），他就可以念念有词地陈述病情，并请求神仙前来“降妖除魔”。
当天晚上，端公与画师围着腾腾的火苗喝起小酒，聊聊国家的土地政策，也聊聊“讲迷信”（他们确实这么称呼自己业余从事的职业）的事情。端公对白天的求符者有些不满，大意是“讲迷信”不能太草率，以为打个电话就可以，家人到底什么病征，家中盖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搞错，都应该见面详谈。画师则算起经济账——画一幅“老爷子”才收300元，至少要画3天，而且一管颜料就40元，不划算，“工地小工一天还一百多呢。”不过，既然有这个手艺，乡亲相求的时候，没法拒绝。
除了画“老爷子”神像，何礼东还画家谱，十多年前，年近九旬的师父把手艺传授给他，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何明德也曾带过几个后生，可惜他们出去打工以后忙于挣钱，失去了兴趣。春节前夕，新收的徒弟拎着一只鸡上门了，那是一个正在卫校学习医学知识的17岁青年，师徒相处的3天里，何明德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讲到很晚。对于“讲迷信”，何明德认为非常灵验，但自己不否定现代医学，卫校学生的看法则是，有存在的必要，“起码对病人和家属是一个安慰。”
还有一些乡村文化，很难再找到传承者，比如唱山歌，比如“唱书”。母云庆记得，在电灯都没有的童年，村里的长辈会在晚上给邻里“唱书”，就是用说唱的形式讲历史故事，杨家将封神榜之类的，“现在电视、手机都有了，当然没人听唱书。”
母家河所在的康南地区，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男嫁女”的习俗，百分之七八十的婚姻都是男方落户女方，改用女方姓氏。“男嫁女”沿袭了百余年，应该与隐匿在康南山峦间的一段段前尘往事不无关系。零散的史料显示，太平天国最后在四川战败后，一部分太平军且战且逃，最后隐姓埋名，落脚于这一带的大山之中。而据康县党史记载，1936年秋天，红二军十七团在同一片高山深谷间陷入绝境，未能完成长征的最后一程，就地解散。那些消失的太平军与红军，相当一部分会隐姓埋名，落地生根，康县民俗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男嫁女”始于大批太平军藏身康南，一些老人颇为肯定地说，（康县）太平乡就是因此得名。
这个春节，我听到的订婚、结婚的消息中，有女孩嫁到河南、山西的，有男女双双落户北京的，打工生活让年轻一代的择偶面开阔起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男嫁女”会成为更稀罕的事情。
何明德家的老屋，都是用黄土垒起的，兴致高的时候，他会用粉笔在外墙上写诗，其中一首还能辨认得清——
真好是真好，
时运又来了。
有吃又有穿，
宝贵真到老。
对于自己的降生之地，母家河人大多持负面评价，觉得这里不值得书写，他们总是对我说：“我的个家家（相当于“我的天啊”），北京人，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给你不少钱吧？”不过，对于打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全都给予积极评价，接近于何明德诗歌中抒发的情感。这是巨变中的故乡，没有人表达哀伤或惋惜，连母红礼也没有。母红礼是一个高中学历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喜欢下象棋和阅读网络小说，他不大参与年轻人的那些娱乐活动，看上去略显另类。母红礼没有利用漫长假期写一篇《回乡记》，而是做好了未来的规划——过完年，不会再去相对轻松的东莞工厂，要去工地干几年重活，多挣点本钱，将来不再以打工为生。在母家河村，这样的想法很另类。
刚从乡路拐上县级公路，它就停下来，21个没座位的乘客乖乖下车，司机载着座位上的19人继续驶向县城。直到一辆县城公交稍后开来，我才意识到，害怕查超载的司机把我们“转手”了，每人4元（公交票款）。大家对这样的处置显然很熟悉，不予谈论，他们更关心的是下一段的车票能否买到，手机通话中频繁出现北京、西安、乌鲁木齐这些地名。
这天是正月初八，恢复运营的第三天，三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的班车司机不断鸣着喇叭，承担起繁重的运送任务，就如同腊月最后十几天的情形。那时这辆东风小客车喘息得更厉害一些，人员超载还不算，车顶还捆绑着层层叠叠的货物，有各种年货，也有液晶电视、组合式梳妆台，车厢里，密集站立的乘客要留神地上的生灵——购自县城的活鱼、种猪和公鸡。七十多公里的山间道路上，班车的危险状态被人们忽略，它的贪婪似乎是值得体谅的，毕竟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运营处于半饥饿之中。
毛细血管一般的乡路由秧田村通往康县，它在甘肃版图向东南延伸的最末梢，与陕西、四川交界，加之藏身莽莽大山的深处，比实际地理位置更显偏远，在历史上，汉人移居这里代表着某种迁徙的极致，现在，后代得重新走出去。对于我居住的母家河村而言，打工潮的涌动是地震以后的事情，仅仅几年的潮来潮去，已经发生太多的改变。
上山·下河
老人穿着褪色的蓝卡其布衣裤，三七开的分头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像是来自1970年代的生产队干部，站在路口，与那些刚从返乡的班车下来、穿着亮色羽绒服的后生打着招呼。腊月里，这位叫何明德的长者几乎每星期都要“下河”（指山民前往河坝地带）一次，河坝意味着商业与繁华，无论大米、年货、孙辈的零食还是成袋的尿素，都要经由两公里的山间小路背回家，62岁的他没有把这个视为畏途，整个冬天，几乎每天都要从大山的阴面背回12根一米长、碗口粗的柴木，并不比“下河”轻松。这里的高山大体呈45度的斜坡，哪怕强健的年轻人，也要攀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何明德所在的母家河村何家山合作社。
山路上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少，“它太大了”，他们这样谈论从小面对的高山，河坝上有他们的新家，有硬化道路，有摩托车，有煤炉，有稳定得多的手机信号，有更便利的生活。春节放假期间，只是在帮忙杀猪或参加红事白事的时候，他们才重新攀爬那条前辈草鞋踩出来的小路。“这种山路，人走得少了，草就会长出来，变得越来越不好走。”村委会主任母云庆为之忧虑。
按当地习俗，子女成年后要协议分家，谁养父亲，谁养母亲，都安排妥当。然而，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协议的力量大得多，另一种事实意义的分家，正在悄然完成。老年人习惯于住在土木结构的山上老宅，拒绝随着儿女搬下去。“他们闲不下来，不忙农活会觉得没事干。”在外打工的何礼智这样理解长辈的坚持。忙完家务与农活，他的父亲何明德喜欢在堂屋的火坑里添足柴木，火拨弄得旺旺的，烫一壶苞谷酒，烟尘会升到挑高的屋顶，木头房梁上挂着大块大块的腊肉，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几百年，“河坝上冬天冷，风大，夏天闷热，没有风。”何明德的话不好理解，但不肯住到山下的念头，显得非常强烈，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极具代表性。何明富住在何家山社的最高处，与他作伴的只有患脑瘫的大孙子。“假如干不动农活了，会跟女儿住到河坝吗？”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很坚决地摇了摇头，当时他正在用简易手工设备rua（指脱粒，第二声）苞谷，每rua一次，七十多岁的老人就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
听长辈讲，先人是从四川金阳“大槐树”迁移过来的，假如家谱没在建国不久烧毁，应该排到第十五六辈了，何家山上最初的一家，衍生出如今的二十多家。辛苦的攀爬能换来极好的视野，向下望去，山路与溪流就像延展开的棉线，当然，这不是山上生活的吸引力。对整个母家河而言，即便在几年前，山上的居民也远多于河坝——高山之上有大量的柴禾，大量可开垦的农地，动荡年代还更为安全，长久以来，相对于河坝上的生活是有优越感的，而生活重心的转移，就像是一夜间发生的。
2008年的那场八级地震，康县也是灾区，母家河村与作为北侧震中的北川县之间，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漫山腾起的尘土消散之后，呈现的是大量损毁严重的老房子。根据相关政策，村民重建房屋可以获得两万元补助，并申请3万元以内的贷款，绝大多数新房建在了肖家坝，那原本是小河对岸另一合作社的小块农田。新民居普遍红砖墙体，框架结构，水泥屋顶——钢筋从屋顶伸出一截，也不剪断，仿佛房子随时准备继续生长——它们队列一般沿着乡路一字排开，其规模足够组建一个全新的合作社。当然，实在没什么农业合作的必要，他们选择在河坝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好了与农业告别的准备。
高山深谷的阻隔，让母家河村原本沉睡于打工热潮之外，零星的外出务工每年都有，但不成气候，一些乡邻被坑被骗的例证，尤其让人对远方的世界心存畏惧。灾后重建完成之后，每个家庭都要为清偿贷款发愁，壮年劳力出去打工差不多是惟一的办法，于是，务工家庭的比例一两年之内就从20%蹿升至80%。务工的务工，上学的上学，最近几个夏秋时节，户籍一百多人的强家坝合作社只剩下二十来人，老年人和抱病在家的妇女会说：“只留下我们这种没用的人。” 地震重建驱动的打工潮，带有些许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却如同开闸放出的水流，很难逆转。
田地·工地
罗彦彩把10平米的堂屋改成杂货铺，为河坝上的三十几户新家庭服务。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进了几十双仿军用的胶底鞋，因为“种田的时候都穿它”，可是到了油菜花开放的时候，那些胶底鞋仍堆积在货架上，在只有一个柜台的小屋里很是醒目。46岁的罗彦彩有点懊恼，他忘了他的乡邻正以多么快的速度告别农耕。
河坝上的留守妇女通常在屋后保留一分左右的地，种几行卷心菜、几行小葱，仅此而已。何廷学的院子里飘出酒糟的气味，闲聊中得知，用来酿酒的苞谷都是买来的，自家已经不种了。种地太累，浇水，施肥，都要往大山上扛，远不止一个村民发出这样的感慨。由于缺少技能，母家河村的外出务工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在工地当小工都要比种地轻松一些，而山里开垦的农田土层薄，土质差，庄稼“不肯长”，同样是付出一年汗水，打工能带来三两万甚至更多的收益，留在土地上仅仅可以填饱肚子。
那天早晨8点，我被家猪的哀嚎惊醒，出去时看到它在地上最后扭动了几下。刚刚腊月初二，何明富家就急切地完成了这项春节例行事务，拌猪食的苞谷用光了，只好“率先”杀掉。这也将是何明富养的最后一头家猪，决定也与苞谷有关——年纪大，关节又痛，没力气栽种大片庄稼。除了屠户，那天还来了十多个壮劳力，把那间已成危房的祖屋拆了。它是何明富的曾祖父盖的，寿数超过一百年，被烟火熏烤出的焦黑几乎渗进了黄土墙面。
何家山上超过60岁的老人有十多位，聊完体力的衰退以及面对的各种疾病，他们大多会补充一句：明年的地要少种一点喽。
何启田拄着拐棍放羊的时候，经常路过何明德家，偶尔会坐下聊聊。他辈分更大，也年长几岁，妻子过世，儿女很少回来，于是言谈中多有对老年生活的叹息。何启田的山羊3岁了，再不卖掉就过了最佳时间，不值钱了，“实在没人买就自己吃，以后不再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买主，就此结束了放羊生涯。946元，老人很认真地数着钱，连个位数的零头都没有抹去。
红事·白事
大约是请教了同一个阴阳先生的缘故吧，山乡里结婚、定亲、满月酒、房屋上梁（新房已改为上顶）的日子总是很集中，加之村里人员比较全的时段很短，大抵是腊月的后半月和正月的前半月，大家都愿意在此期间操办喜庆之事。在那几个被选定的良辰吉日，河坝上、高山上，礼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间形成特有的悠长回响。很多人要在同一天赶两到三个酒席，假如无法分身，礼金还是要带到的。早些年，村民手里没多少现金，随礼会带上布匹、公鸡等物品，如今已非常少见。一位妻子患病、无法出远门务工的何姓村民说，不打工挣钱，“人情费”都拿不出。
当地人告诉我，现在婚礼一类红事的规矩已经改变很多，白事的改变相对少一些。家中有成年人亡故，按礼俗须操办长达3天的丧事，通常要请阴阳先生及鸣锣人，彻夜念经，超度亡灵，在“开吊”这天办酒席，接受邻里亲朋的随礼。
无论红事白事，都是乡邻间盛大的聚会场合，亲近的邻居和亲朋要贡献的包括自家的条凳、木桌、餐具以及人手。在母家河村，两百多户之间几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酒宴的规模难免超过百人甚至更多，场地受限的，就办成了流水席。康县人把自酿的粮食酒称为“二脑壳”，后劲较大，乡邻间很少拼酒的传统，他们更愿意在酒桌上交换信息与感受。除了家长里短，外出务工也是重要的话题，比如你那边干活累不累，有没有休息日，工钱多少，怎么结算，有没有拖欠工钱。当那些外出务工者回到夹杂着陕、川、甘三省特征的方言之中，回到花椒味儿浓重的土菜的香气中，神情中透着一股生命舒展开来的惬意。
虽然已经62岁了，何明德还是经常要去邻居家帮忙，既有红事白事，也有杀猪、修屋一类。村委会主任母云庆说，以往都种地的时候，需要各家之间共享生产资料，也需要协同劳动，这也是“合作社”的意义所在，现在协同劳作没必要了，遇到大事相互帮忙的做法还是得保留，“肯定要去帮忙，自己家有事时，也是需要大家伸手的。”
大家·小家
腊月的母家河，“新货郎”的身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开着皮卡、面包或农用三轮车，支起的喇叭播放着叫卖声以及《小苹果》这种流行歌曲，在河坝上走走停停，售卖着果蔬、糖茶、被褥等商品，喧闹之极。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不再有卖年货的车开来，班车也停运了，除了少数几个遇到特殊情况，能返乡的外出务工者都回来了。
某种意义上，家乡对40岁的何廷武而言是一个伤心地，两年前，他参与一种叫“翻饼子”的赌博，一周时间输掉了十多万，他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债主不停追债，普通的乡邻见面时也态度冷淡，害怕他借钱似的。何廷武很快走上打工之路，赚钱还债，“想过春节不回来，担心心里别扭。”但他还是回来了，西北人故土观念浓重，春节团圆是他们格外在乎的。
乡亲毕竟是乡亲，春节的气氛慢慢平复了何廷武的怨气。正月初二的下午，何廷武所在的强家坝社有一场家庭聚餐，他接受了邀请。场面还真不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四五个家庭各出代表，带着自家炒的菜、酿的酒，你若不把每家斟上的酒都尝尝，就像欠了天大的人情。这是传统的过年方式，称为“团年”。
母云庆告诉我，以往的团年，多是以合作社为单位，各家即使不是全部出席，至少会派个代表。记忆中，团年几乎从大年三十儿闹到正月十五，乡邻们竞相发出邀请，“现在团年没那么热闹了，很多人回到小家庭了。”
强家坝社是按灾后新农村的规划图重建的，28户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走动起来方便，团年的味道保留得更多一些。对岸的肖家坝是这几年才聚合的居住带，老习俗很难把新邻居招呼到一起。正月初三晚饭之后，三户邻居带着花生、糖果和小酒壶而来，围坐在何礼智家的茶炉间，家长里短地聊到半夜，算是过了个微型团年。
我还在腊月里参加了一次有趣的杀猪酒席，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从早晨7点忙碌到下午两点，共宰杀了4头家猪，太阳快下山了，四大塑料盆猪肉炖萝卜一起端上来，二十多个人像一个评审团，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谁家的猪味道更好。这种差别，我没品尝出来，只是可以确认，这是地地道道的乡村的年味儿。
聚合·分手
冬季里，河坝上居住的人们闲暇时间不少，“来，烤火”是最常听到的招呼声，就如同男人们见面总要递烟。许多人家喜欢把火盆摆在门口，家人或邻居围着一盆炭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自然少不了蜚短流长。妇女们烤火、聊天的同时，喜欢拿一对细针，用毛线织一种保暖鞋的鞋帮，然后与买来的橡胶鞋底缝在一起。沿街走动，到处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和上下翻飞的手指，有的女人一个腊月就织了十多双，而且春暖花开也未见停歇。织鞋帮属于生活所需，却也不尽然，它多少透露出大把时光无处打发的寂寥。
丈夫务工、妻子留守的现象在河坝上极为普遍，家庭长期不完整，伤害的绝不仅是孩子的心灵，对于婚姻关系也是不小的威胁。正月十三那天，东风小客车经过母家河村，一位打扮时髦、戴着耳机用微信对话的年轻女子下了班车，被家人接上一辆橙色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沿土路开进山里。从交头接耳的乡邻那里得知，年轻女子在城里打工，这次回来要摆酒席定亲，但不是第一次，其与原配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在第一段婚姻里，先是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在本地感情出轨，其情人正是这次定亲的男主角。
这种打工导致的情变每年都不止一例。
何家山上一位老人的女儿，在附近金矿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不久与矿上男性传出绯闻，丈夫不肯原谅她，二人抛下两个儿子，分别离家而去，孩子的母亲好几年都没有回来。
河坝上一对同居多年的准夫妻，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经常与邻里打牌，关于她与人有染的风言风语传了出去，男人回家之后开始报复，见她与其他男性闲聊、开玩笑，回家以后就会动粗。
我在乡中学体验生活期间发现，父母感情破裂导致孩子心灵的创伤，往往比留守本身严重得多，更不要说二者的叠加。一位六年级女孩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她平日里显得比谁都嘻嘻哈哈，当同学说了一句“你妈要走了”，女孩当即大放悲声，持续了足足20分钟。
打工而生情变的例子一多起来，夫妻间的猜忌跟着泛滥。在留守女性看来，假如外出务工的丈夫没有带回多少钱，就是感情出轨的证据。出门的丈夫也无法安心，一个在工地打工的青年告诉我，工程队里有的人天天给妻子打电话，察看对方状况，“可是有什么用呢？”
春节的短时间团聚，对于有矛盾的夫妻是微妙的契机，有的因为相聚而亲情加持，也有的相见之后反而引爆冲突。假期是家长里短最有市场的时候，一些男人刚过完年就赶紧卷起行李，出门找活儿——受不了四处飘散的闲话。某位村民告诉我：“有时与别的村、别的乡的人遇到，他说你们那里谁谁谁不检点吧，我马上说你们那里的谁谁谁‘偷人’了吧。”对于许多保守的村民而言，亲人出轨的道德压力是巨大的，曾有男子承受不住乡邻对其妻子出轨的议论，喝农药自杀了。
一位村委会成员发出这样的疑问：感情问题越来越多，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何明德老人则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无法无天。
传续·消亡
腊月的一天，何礼东快速吃完一碗豆浆面，早早开工，他今天要把“老爷子”画完。
36岁的何礼东原本姓李，是何明富家的上门女婿，从山西的工地返乡后，他的业余画师身份就恢复了。所谓画“老爷子”，就是为失去亲人的家庭画神像，画面上神态各异的诸神仙不下20位，正当中分量最重、骑白马的将军就是“老爷子”，亦即亡故之人。按照民间说法，亲人的亡灵成为白马将军这样的神仙了，就不会化为鬼魂，活着的家人也就“安宁”了。
“都是封建迷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
画布贴在被烟熏黑的土墙上，何礼东进行着最后两道程序：先是用黑笔细细勾勒人物的眉眼，诸神形象立刻鲜活起来，然后，在盘子里调出比较干的肉红色颜料，他用笔把肉色涂到预定区域，再以舌尖把笔润湿，仔细地在人物脸上抹匀肉色。
何明德家就在旁边，这天他接到一个乡亲的电话，说是家里有人生病，要向他求符祛病。何明德是乡村里的端公，家里有好几册手抄的“符本”，什么样的病该如何向神明求医，都有对应的一套说辞。烧上三支香，燃几叠草纸（用以向神明“捎话”），他就可以念念有词地陈述病情，并请求神仙前来“降妖除魔”。
当天晚上，端公与画师围着腾腾的火苗喝起小酒，聊聊国家的土地政策，也聊聊“讲迷信”（他们确实这么称呼自己业余从事的职业）的事情。端公对白天的求符者有些不满，大意是“讲迷信”不能太草率，以为打个电话就可以，家人到底什么病征，家中盖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搞错，都应该见面详谈。画师则算起经济账——画一幅“老爷子”才收300元，至少要画3天，而且一管颜料就40元，不划算，“工地小工一天还一百多呢。”不过，既然有这个手艺，乡亲相求的时候，没法拒绝。
除了画“老爷子”神像，何礼东还画家谱，十多年前，年近九旬的师父把手艺传授给他，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何明德也曾带过几个后生，可惜他们出去打工以后忙于挣钱，失去了兴趣。春节前夕，新收的徒弟拎着一只鸡上门了，那是一个正在卫校学习医学知识的17岁青年，师徒相处的3天里，何明德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讲到很晚。对于“讲迷信”，何明德认为非常灵验，但自己不否定现代医学，卫校学生的看法则是，有存在的必要，“起码对病人和家属是一个安慰。”
还有一些乡村文化，很难再找到传承者，比如唱山歌，比如“唱书”。母云庆记得，在电灯都没有的童年，村里的长辈会在晚上给邻里“唱书”，就是用说唱的形式讲历史故事，杨家将封神榜之类的，“现在电视、手机都有了，当然没人听唱书。”
母家河所在的康南地区，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男嫁女”的习俗，百分之七八十的婚姻都是男方落户女方，改用女方姓氏。“男嫁女”沿袭了百余年，应该与隐匿在康南山峦间的一段段前尘往事不无关系。零散的史料显示，太平天国最后在四川战败后，一部分太平军且战且逃，最后隐姓埋名，落脚于这一带的大山之中。而据康县党史记载，1936年秋天，红二军十七团在同一片高山深谷间陷入绝境，未能完成长征的最后一程，就地解散。那些消失的太平军与红军，相当一部分会隐姓埋名，落地生根，康县民俗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男嫁女”始于大批太平军藏身康南，一些老人颇为肯定地说，（康县）太平乡就是因此得名。
这个春节，我听到的订婚、结婚的消息中，有女孩嫁到河南、山西的，有男女双双落户北京的，打工生活让年轻一代的择偶面开阔起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男嫁女”会成为更稀罕的事情。
何明德家的老屋，都是用黄土垒起的，兴致高的时候，他会用粉笔在外墙上写诗，其中一首还能辨认得清——
真好是真好，
时运又来了。
有吃又有穿，
宝贵真到老。
对于自己的降生之地，母家河人大多持负面评价，觉得这里不值得书写，他们总是对我说：“我的个家家（相当于“我的天啊”），北京人，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给你不少钱吧？”不过，对于打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全都给予积极评价，接近于何明德诗歌中抒发的情感。这是巨变中的故乡，没有人表达哀伤或惋惜，连母红礼也没有。母红礼是一个高中学历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喜欢下象棋和阅读网络小说，他不大参与年轻人的那些娱乐活动，看上去略显另类。母红礼没有利用漫长假期写一篇《回乡记》，而是做好了未来的规划——过完年，不会再去相对轻松的东莞工厂，要去工地干几年重活，多挣点本钱，将来不再以打工为生。在母家河村，这样的想法很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