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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和执政条件的变化，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也要不断地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历经建设和改革，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产生了两次变迁并成功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现有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何面对新的形势并有效地构建能保障党长期执政的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成为了艰巨的课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构建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6)02—0025—05
一
对合法性的研究随着政权的出现随即展开。古代孔子的言论中已经涉及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在这里论述的地位明显高于“兵”和“食”的“信”实际上就是人民的“意愿”。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城邦政体刚出现的时候就深刻地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和孔子的“信”相同，亚里士多德也将人民的“意愿”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任何政体的建立必须得到全体或大多数人的同意，其稳定也必须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亚氏借助色诺芬的理论基础阐释了“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这直接说明了社会成员对政权的认同、支持和服从是政权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建立在这三个基本要素之上的政权才是“合法的”。可见政治学上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主要用来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的认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其执政地位，并非取决于政党的主观愿望，而主要取决于公众对该政权的认同并由认同进而支持。合法性的问题即是人心向背的问题。
如果说古代的思想家对合法性的认识尚存在朦胧和朴素的特点的话，那么近代尤其是自德国思想家韦伯以来，对“合法性”的认识具有了更加明确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在韦伯看来，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是依据他们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相信，“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主张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主张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主张拥有权威者的地位。”韦伯对合法性的认识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统治秩序，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都是建立在合法性的秩序之上的。二是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的这种经验性合法性概念对于后来的许多合法性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向，以至于他们中的大部分学者对合法性的定义仍然是韦伯式的。如李普塞特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而言，如果他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那么他就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阿尔蒙德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哈贝马斯则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些不尽相同的定义包含一个共识，即合法性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也就是说，对于合法性的含义必须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政治统治的主体来说，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必须具备的性质和功能，即他必须有能力使被统治者认为这种统治是“应当服从”的，从而获得被统治者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认可或自愿；从政治统治的客体来说，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基于某种价值信念而认可、支持某种政治统治，将其视为“正当”或“应当”的。由此可见，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便意味着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而且这种认同和服从并非政党权威单向作用的结果，更不能依靠强力的威胁来达成，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也是合法性理论的内核，是任何执政党要执政都必须遵循的刚性原则。
二
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之后，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一直在不间断地构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1949～1957年，1957～1978年和1978年底到90年代三个大的阶段。
从1949年建国到1957年为第一个大的阶段。这一阶段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建立在良好的历史声望和执政绩效上。历史声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虽然只有有五十多名党员，但因其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尤其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虽然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集团抛弃，但是却赢得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1946年和1947年两次土地政策的转变，获得了农民阶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持。因而建国后的执政是依靠这种历史的合法性基础建立起来的。而这一时期良好的执政绩效主要指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满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满足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建国头三年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在长期战乱后逐步恢复了经济，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积极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符合了大多数人民利益，因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大陆的完全统一，抗美援朝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的士气，使得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这一切都发生在国民党撤退大陆之后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短短几年间，这样的鲜明对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信心，共产党执政的合法 性基础第一次稳固起来。
1958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党主要把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意识形态上。虽然在1956年我国正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党对于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再加上人们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现状的热情反过来影响了党的决策，“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在面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课题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反而不谨慎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集体领导制度受到破坏；照搬革命年代的旧方法和旧经验，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许多具有假想或者猜测性质的只言片语付诸以具体行动。“这时执政党的现实政治目标迅速指向一个被称为极“左”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情势下，党几乎很自然地就把对合法性的诉求建立在期待民众相信党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承诺上。对毛泽东的迷信以及对“斯大林模式”体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狂热追求也反过来巩固了人民对这个承诺的信任。然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使得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尤其是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的农业多年未能恢复，“整个政治体系的经济效果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由于执政党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完全建立在民众对这种左的意识形态的信仰上并越来越与毛泽东个人魅力相结合，到了“文革”后期随着民众的不满的情绪的蔓延，特别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人们的信仰开始渐次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动摇。
1978年底到90年代末期，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执政的经济绩效上面，意识形态作为补充而起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和城市先后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内容的改革，一心一意的把经济发展上去。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并没有消灭贫穷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未变成现实。为此，他反复地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他看来，“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很明显，邓小平看到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地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能够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南巡讲话中，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饭吃，没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实际上，“成功地适应产业体制要求的那些国家，内部政治纠纷最少，而且会保持它们传统的合法性。”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挽回了由于“文革”的失误给执政党带来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党仍然重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根据已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因为轻易地否定传统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党延续了部分传统的话语，但是赋予了这些话语以全新的内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对此看得似乎更清晰，“他的改革不能过分挫伤党的权威，以免受到党内的反对而遭到致命的打击，或者更糟的是，使党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稳定是第二代领导核心首先强调的问题，任何可能会产生不稳定秩序的决策冒险都不是第二代所追求的。因此，邓小平特别注意通过维护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党的权威，从而使任何改革都处在党的全部控制之下。但是邓小平也没有让陈腐的教条束缚住改革的步伐，通过“不争论”的谋略灵活地避免了与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的正面冲突。在改革政策的成功被大多数人民接受和认同后，不失时机地把改革的成果用党的决议和国家法律规范下来，并进一步发展为党的新意识形态。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邓小平正是通过深刻地转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内涵而发展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简言之，“1978年底到90年代中经济增长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合法性支柱，而意识形态则处于不可或缺但次要的位置，”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第二道富有弹性的防线。
三
中国共产党带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迈入了新世纪。在21世纪我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唯一的选择是顺应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重构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党执政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明显，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经济发展的变化会产生极其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从执政的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发展，虽然已经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经济市场化变革的深入推进，给我党的执政和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考验。一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持续拉大，使得那些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二是党内的腐败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犯罪分子的级别越来越高，贪污受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这一切不仅阻碍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而且破坏着我党政权合法性的传统基础。因此，我党只有再次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和支持，才能最终战胜这些挑战，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地位。基于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执政党要确立起能让人民认可、拥护、支持和服从的“秩序”应当从加强党的建设、增强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和重塑意识形态三方面着手。
1．建立一个让人民信赖的执政党是化解合法性危机的首要条件
首先，从机制和体制上建立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也是党执政的基础和根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执政55年的一条成功经验。因此，执政党要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是，一些党员干部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就是做不到，就是不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了解问题，发现问题。因此，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来抓，而且要从体制、制度这一带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关键环节上来抓。一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要努力实现编制体制 的法制化，三是要加大约束监督机制建设的力度。
其次，执政党要严厉惩处腐败行为。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实行的是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追赶就现实地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不仅仅是依赖经济的自然演变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赶超战略的实现需要用权威的力量提供制度保障，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直接侵蚀甚至瓦解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在现代化的初期和中期，是最容易滋生腐败行为的。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掌控在政府官员手里的经济社会资源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变迁进程中价值失范现象不断加剧，官员的政治忠诚和政治信仰不断低落，而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又很难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其结果便是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特别是当政治腐败蔓延到了政治体系的中枢即权力资源配置领域，出现严重的卖官鬻爵现象时，民众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信仰也就降到了冰点。
最后，执政党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关节，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必然相应地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关节。从国内工作来说，我国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交织的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发展势头依然强劲的同时，也面临资源、环境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严重挑战。从国际局势看，世界大转折和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老办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有“本领恐慌”的现象出现。因此，不断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决定全局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
2．增强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以获得化解合法性危机的物质基础
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是一个具有深层次含义的概念。一般认为经济实现了增长即为有效性，有效性则构成绩效合法性。事实上构成合法性的有效性则不完全如此，有效性和合法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绩效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由政府行为来决定的。如果绩效本身可以构成一种独立的合法性类型，那么这就意味着合法性问题是可以由政府以其单方面的行为来解决的。”很明显这是不符合合法性的双方互动精神的。因此，真正的有效性是指获得了民众认可的经济增长。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经济社会生活中仍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分化等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风险。随着改革的深入，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也持续递减，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自己是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却不是改革成果的享受者，经济增长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却加重了，因此这样的增长即不为有效性增长。真正的有效性增长是绝大多数民众都能享受到好处的增长，能够买得起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增长才是构成合法性的有效性增长。总之，只要执政党开展的一切工作都以人民同不同意、人民赞不赞成、人民拥不拥护、人民支不支持为衡量标准，就一定能够充分显现出共产党执政的有效性，也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和拥护。
3．重塑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意识形态是化解合法性危机的重要保障
意识形态本身不具备单独构成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功能，但是政党构筑执政合法性基础永远不能没有意识形态的保障。“意识形态”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培养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将意识形态所包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有效地传输和分配给社会成员，并转化成为他们对执政党及其现实政权的政治认同。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动员和引导社会民众“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维持社会基本生存的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生存底线和政权整合等四个要素之中，前三者已经严重损毁，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基本有效运转。由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也正在瓦解前二十年“人人受惠、利益均沾”的帕累托改进模式，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在不同阶层之间的重新分配与组合，利益分配的失衡必然导致社会的失和与摩擦。“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与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因此如何树立起社会各阶层成员都能接受的信仰和信念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是重塑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
当前对意识形态出现的最大的分歧来自底层平民和精英阶层，二者对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看法的相左使得执政党在构筑能达成双方共识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困难重重。“中国当下的改革话语交锋，精英说着精英的话，民众说着民众的话，分歧大得几乎不可通约。缺乏基本共识的结果必然是各说各话，互相不尊重对方的感觉，于是也就有了精英的寡头化和底层的民粹化。”社会主义是平民主义政权，因此以平民主义为价值导向是天然的诉求，所以经济平等的制度安排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政策安排是赢得平民阶级的支持与认同的唯一“路径选择”，将政权的基础试图建立在精英集团的任何努力都会遭遇平民阶级强烈的反对。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政权反精英主义的平民阶级特征过于明显，必然压抑精英阶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个人自由的理想，加上几千年来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精英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习惯预期，这样的政治体系也很难得到精英阶级整体的认同支持。因此执政党必须在两难的悖论之间寻求结合的平台并以此构筑整个社会所共同支持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构建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6)02—0025—05
一
对合法性的研究随着政权的出现随即展开。古代孔子的言论中已经涉及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在这里论述的地位明显高于“兵”和“食”的“信”实际上就是人民的“意愿”。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城邦政体刚出现的时候就深刻地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和孔子的“信”相同，亚里士多德也将人民的“意愿”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任何政体的建立必须得到全体或大多数人的同意，其稳定也必须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亚氏借助色诺芬的理论基础阐释了“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这直接说明了社会成员对政权的认同、支持和服从是政权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建立在这三个基本要素之上的政权才是“合法的”。可见政治学上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主要用来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的认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其执政地位，并非取决于政党的主观愿望，而主要取决于公众对该政权的认同并由认同进而支持。合法性的问题即是人心向背的问题。
如果说古代的思想家对合法性的认识尚存在朦胧和朴素的特点的话，那么近代尤其是自德国思想家韦伯以来，对“合法性”的认识具有了更加明确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在韦伯看来，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是依据他们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相信，“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主张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主张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主张拥有权威者的地位。”韦伯对合法性的认识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统治秩序，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都是建立在合法性的秩序之上的。二是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的这种经验性合法性概念对于后来的许多合法性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向，以至于他们中的大部分学者对合法性的定义仍然是韦伯式的。如李普塞特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而言，如果他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那么他就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阿尔蒙德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哈贝马斯则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些不尽相同的定义包含一个共识，即合法性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也就是说，对于合法性的含义必须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政治统治的主体来说，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必须具备的性质和功能，即他必须有能力使被统治者认为这种统治是“应当服从”的，从而获得被统治者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认可或自愿；从政治统治的客体来说，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基于某种价值信念而认可、支持某种政治统治，将其视为“正当”或“应当”的。由此可见，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便意味着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而且这种认同和服从并非政党权威单向作用的结果，更不能依靠强力的威胁来达成，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也是合法性理论的内核，是任何执政党要执政都必须遵循的刚性原则。
二
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之后，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一直在不间断地构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1949～1957年，1957～1978年和1978年底到90年代三个大的阶段。
从1949年建国到1957年为第一个大的阶段。这一阶段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建立在良好的历史声望和执政绩效上。历史声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虽然只有有五十多名党员，但因其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尤其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虽然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集团抛弃，但是却赢得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1946年和1947年两次土地政策的转变，获得了农民阶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持。因而建国后的执政是依靠这种历史的合法性基础建立起来的。而这一时期良好的执政绩效主要指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满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满足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建国头三年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在长期战乱后逐步恢复了经济，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积极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符合了大多数人民利益，因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大陆的完全统一，抗美援朝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的士气，使得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这一切都发生在国民党撤退大陆之后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短短几年间，这样的鲜明对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信心，共产党执政的合法 性基础第一次稳固起来。
1958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党主要把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意识形态上。虽然在1956年我国正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党对于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再加上人们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现状的热情反过来影响了党的决策，“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在面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课题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反而不谨慎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集体领导制度受到破坏；照搬革命年代的旧方法和旧经验，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许多具有假想或者猜测性质的只言片语付诸以具体行动。“这时执政党的现实政治目标迅速指向一个被称为极“左”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情势下，党几乎很自然地就把对合法性的诉求建立在期待民众相信党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承诺上。对毛泽东的迷信以及对“斯大林模式”体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狂热追求也反过来巩固了人民对这个承诺的信任。然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使得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尤其是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的农业多年未能恢复，“整个政治体系的经济效果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由于执政党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完全建立在民众对这种左的意识形态的信仰上并越来越与毛泽东个人魅力相结合，到了“文革”后期随着民众的不满的情绪的蔓延，特别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人们的信仰开始渐次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动摇。
1978年底到90年代末期，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执政的经济绩效上面，意识形态作为补充而起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和城市先后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内容的改革，一心一意的把经济发展上去。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并没有消灭贫穷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未变成现实。为此，他反复地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他看来，“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很明显，邓小平看到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地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能够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南巡讲话中，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饭吃，没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实际上，“成功地适应产业体制要求的那些国家，内部政治纠纷最少，而且会保持它们传统的合法性。”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挽回了由于“文革”的失误给执政党带来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党仍然重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根据已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因为轻易地否定传统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党延续了部分传统的话语，但是赋予了这些话语以全新的内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对此看得似乎更清晰，“他的改革不能过分挫伤党的权威，以免受到党内的反对而遭到致命的打击，或者更糟的是，使党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稳定是第二代领导核心首先强调的问题，任何可能会产生不稳定秩序的决策冒险都不是第二代所追求的。因此，邓小平特别注意通过维护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党的权威，从而使任何改革都处在党的全部控制之下。但是邓小平也没有让陈腐的教条束缚住改革的步伐，通过“不争论”的谋略灵活地避免了与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的正面冲突。在改革政策的成功被大多数人民接受和认同后，不失时机地把改革的成果用党的决议和国家法律规范下来，并进一步发展为党的新意识形态。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邓小平正是通过深刻地转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内涵而发展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简言之，“1978年底到90年代中经济增长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合法性支柱，而意识形态则处于不可或缺但次要的位置，”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第二道富有弹性的防线。
三
中国共产党带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迈入了新世纪。在21世纪我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唯一的选择是顺应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重构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党执政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明显，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经济发展的变化会产生极其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从执政的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发展，虽然已经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经济市场化变革的深入推进，给我党的执政和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考验。一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持续拉大，使得那些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二是党内的腐败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犯罪分子的级别越来越高，贪污受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这一切不仅阻碍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而且破坏着我党政权合法性的传统基础。因此，我党只有再次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和支持，才能最终战胜这些挑战，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地位。基于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执政党要确立起能让人民认可、拥护、支持和服从的“秩序”应当从加强党的建设、增强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和重塑意识形态三方面着手。
1．建立一个让人民信赖的执政党是化解合法性危机的首要条件
首先，从机制和体制上建立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也是党执政的基础和根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执政55年的一条成功经验。因此，执政党要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是，一些党员干部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就是做不到，就是不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了解问题，发现问题。因此，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来抓，而且要从体制、制度这一带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关键环节上来抓。一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要努力实现编制体制 的法制化，三是要加大约束监督机制建设的力度。
其次，执政党要严厉惩处腐败行为。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实行的是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追赶就现实地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不仅仅是依赖经济的自然演变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赶超战略的实现需要用权威的力量提供制度保障，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直接侵蚀甚至瓦解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在现代化的初期和中期，是最容易滋生腐败行为的。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掌控在政府官员手里的经济社会资源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变迁进程中价值失范现象不断加剧，官员的政治忠诚和政治信仰不断低落，而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又很难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其结果便是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特别是当政治腐败蔓延到了政治体系的中枢即权力资源配置领域，出现严重的卖官鬻爵现象时，民众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信仰也就降到了冰点。
最后，执政党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关节，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必然相应地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关节。从国内工作来说，我国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交织的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发展势头依然强劲的同时，也面临资源、环境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严重挑战。从国际局势看，世界大转折和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老办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有“本领恐慌”的现象出现。因此，不断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决定全局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
2．增强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以获得化解合法性危机的物质基础
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是一个具有深层次含义的概念。一般认为经济实现了增长即为有效性，有效性则构成绩效合法性。事实上构成合法性的有效性则不完全如此，有效性和合法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绩效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由政府行为来决定的。如果绩效本身可以构成一种独立的合法性类型，那么这就意味着合法性问题是可以由政府以其单方面的行为来解决的。”很明显这是不符合合法性的双方互动精神的。因此，真正的有效性是指获得了民众认可的经济增长。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经济社会生活中仍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分化等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风险。随着改革的深入，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也持续递减，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自己是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却不是改革成果的享受者，经济增长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却加重了，因此这样的增长即不为有效性增长。真正的有效性增长是绝大多数民众都能享受到好处的增长，能够买得起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增长才是构成合法性的有效性增长。总之，只要执政党开展的一切工作都以人民同不同意、人民赞不赞成、人民拥不拥护、人民支不支持为衡量标准，就一定能够充分显现出共产党执政的有效性，也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和拥护。
3．重塑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意识形态是化解合法性危机的重要保障
意识形态本身不具备单独构成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功能，但是政党构筑执政合法性基础永远不能没有意识形态的保障。“意识形态”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培养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将意识形态所包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有效地传输和分配给社会成员，并转化成为他们对执政党及其现实政权的政治认同。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动员和引导社会民众“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维持社会基本生存的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生存底线和政权整合等四个要素之中，前三者已经严重损毁，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基本有效运转。由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也正在瓦解前二十年“人人受惠、利益均沾”的帕累托改进模式，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在不同阶层之间的重新分配与组合，利益分配的失衡必然导致社会的失和与摩擦。“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与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因此如何树立起社会各阶层成员都能接受的信仰和信念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是重塑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
当前对意识形态出现的最大的分歧来自底层平民和精英阶层，二者对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看法的相左使得执政党在构筑能达成双方共识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困难重重。“中国当下的改革话语交锋，精英说着精英的话，民众说着民众的话，分歧大得几乎不可通约。缺乏基本共识的结果必然是各说各话，互相不尊重对方的感觉，于是也就有了精英的寡头化和底层的民粹化。”社会主义是平民主义政权，因此以平民主义为价值导向是天然的诉求，所以经济平等的制度安排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政策安排是赢得平民阶级的支持与认同的唯一“路径选择”，将政权的基础试图建立在精英集团的任何努力都会遭遇平民阶级强烈的反对。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政权反精英主义的平民阶级特征过于明显，必然压抑精英阶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个人自由的理想，加上几千年来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精英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习惯预期，这样的政治体系也很难得到精英阶级整体的认同支持。因此执政党必须在两难的悖论之间寻求结合的平台并以此构筑整个社会所共同支持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