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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伯昕眼里，他的朋友邹韬奋“不是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亦没有太大的贡献”，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三无”的人，他的言论却被“25万中国人读到”，影响甚广。
最大的精神食粮生产商
“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
这不是广告，而是真人真事，说话的人是赵浩生，民国时期著名的记者。拿到《生活》周刊后，他“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认识世界基本靠走，了解信息基本靠报纸、杂志，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
数据显示，1932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为15.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个记录后来被邹韬奋自己打破，他创办的《大众生活》以发行量20万份跃居第一。）要知道，当时的中国不像现在大学生满地跑，认得字的人极少，识字率才30%，《生活》周刊能有这样的发行量，简直就是个奇迹。
1926年10月，《生活》周刊创刊刚满一年，原主编王志莘——一位财经类出身的高学历人才，决定转行投身银行界。于是，邹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走马上任，接办了社里的这本杂志。
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是邹韬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接手《生活》周刊后，他甩开膀子，对《生活》周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革新。
鉴于《生活》周刊是中华职教社的机关杂志，此前杂志上主要就是刊登一些有关职业教育的情况和信息，宣传资本家要开朗，职工要乐业，共同把工厂、商店办好。这种内容，也就只有中华职教社的社员和少数民众会订阅。
邹韬奋没打算让《生活》周刊按着老路子走下去。他把这本刊物的宗旨定位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提倡“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政治。他还竭力解答读者提出的婚姻、职业等方面问题，为不少处于迷茫的青年指明了方向，促使他们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他十分看重刊物的趣味性，要求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在刊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
跟当时的很多杂志不同，邹韬奋选取的案例都是新鲜的事实，如《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等;他的英文很好，便翻译一些国外的新鲜事推荐给读者，如《革新潮流中之日本妇女》《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也有八卦猎奇，如《宋美龄女士婚史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还有异域风情，如《荷兰的日光工厂》《法国波尔多城的水景》《新疆之吐鲁番与鄯善》等。后来，他还发展了一些在国外的作者作为通讯员，如日本的徐玉文、英国的费福熙、德国的王光祈、苏联的戈公振、美国的李公朴等。
总而言之，从内容到形式，邹韬奋接手后的《生活》周刊，已经跟原先完全不一样了。
他经常说：“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趁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二十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邹韬奋的这种办刊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他要求作者必须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来表达，使内容彻底明了，为的就是让读者能轻松消化。
在后来组办《生活日报》时，他又再三强调，要将它办成真正“人民的报纸”，“要注意最落后的大众，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 ，”所以“文字要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口语来写论文和新闻”;在书籍出版方面，则“不能以仅仅出了几本高深理论的书，就认为满足，必须同时顾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文化食粮的需要，就是落伍群众的文化食粮的需要，我们也要尽心力使他们得到相当的满足……要使最大多数同胞在文化水准方面能够逐渐提高和普及。”
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喜爱。
在邹韬奋担任主编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从每期2000份，一路高涨至十多万份，称得上是一纸风行。
“竭诚为读者服务”
邹韬奋很忙。有一次，他妻子
忍不住笑他：“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邹韬奋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自己都说，“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
当时，《生活》周刊的办公地点在辣斐德路（现上海复兴中路444号）一个小小的过街楼里。那个地方只有十几平方米，放了三张桌子就差不多满了，连转个身都费劲。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都挤在一块儿。别看名头这么多，实际上，除邹韬奋外，就剩下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
邹韬奋有很多笔名，如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等。没办法，谁让人少，大部分文章都得由邹韬奋负责，他只能披着不同的马甲编写各类文章，才能让杂志顺利出刊。
在李伟的《出版家与他的时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邹韬奋）最重视的是《生活》周刊的一头一尾。‘一头’是每期开篇的‘小言论’。这虽是仅数百字的豆腐块，却是他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专栏。这里给广大群众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议的园地。回答读者问题的文字也是邹韬奋的精心之作。”
“读者信箱”专栏在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就开始了。每天，他都要抽空看几十封信，看完后还一一答复，并挑出有代表性的直接发表出来。他可不是随便写个感谢来信之类就算了，最长的回信，他甚至写到上千字。 “把读者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这种“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是邹韬奋经营出版事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随着业务的扩大，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就读者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尽力提供帮助，甚至还帮读者代购鞋子、衣料，找医院看病。虽然麻烦辛苦，但是他们“却没有丝毫烦躁或不高兴的意识，简直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从不撒烂污。
后来，邹韬奋成立的生活书店，也延续了他一贯的服务精神。他为书店确立了经营原则，即“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
一直以来，邹韬奋都在倡导员工要尽可能地为大众提供方便，这也是《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特色之一。 对凡是有困难找上门的民众，他们都一视同仁，能帮的就尽力提供帮助，以至于许多人到了一个陌生地方，首先不是找旅馆，而是找生活书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邹韬奋主持的刊物和书店，都是以广告等手段实现自养，但是，对于广告的刊登审核，邹韬奋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
这种重视读者、服务读者的精神，赢来了许多读者对《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忠诚支持和爱护，连带着他们员工的社会地位都大大提升，备受群众尊重敬佩。
没有接触生活书店的人，极少在邹韬奋的努力下，《生活》周刊在群众尤其是进步青年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国民党当局盯上了。
刊物中有一些讨论国事的内容，这类话题自然不受国民党当局的欢迎，《生活》周刊不断遭到检查扣留，后来甚至被密令禁止邮寄。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向中华职教社负责人不断施加压力，责令《生活》周刊马上改变政治态度。
1932年7月，邹韬奋听从胡愈之建议，将《生活》周刊从中华职教社中独立出来，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生活书店由社员共同投资，只要是入社达到半年的员工都有股份。
考虑到《生活》周刊迟早会被查禁，在工作部署上，对外它是独立门户，并不与书店牵连在一起，对内则仍是生活书店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出书、卖书，万一《生活》周刊被封禁了，还有书店这个阵地，只要换个名字，照样可以出版刊物。
生活书店有很明显的邹韬奋印记，这一点，从它的宗旨就可以看出来，“非为私人谋利，而是致力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置身于国家民族的大局之中，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向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用邹韬奋的话说就是“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
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鼎盛时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拥有56家分店，超过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单位的分支店规模。
“总之，在最近十数年内，国人中曾经受过若干时期的教育的，无论青年、中年、老年，只要不是十分糊涂、浑浑噩噩的人，没有接触过生活书店的书籍和刊物的，恐怕极少。而文化水准较低浅、但思想很清楚的工农劳苦大众，他们大多数虽不能直接阅读生活书店的书刊，但听到别人的教导讲述因而知道有这样一书店的却是很多。”徐伯昕回忆道。
情愿在经济上挣扎，也要保持独立精神
邹韬奋搞了一辈子的出版事业，却依旧清贫一身。他从不将办刊、办报、搞出版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情愿在经济自立上挣扎”，“情愿只用自己苦赚来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言论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才能绝对不受任何人任何团体的牵掣”。
毕云程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写到国民党高官对邹韬奋的“劝说”：“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访问先生，亲自驾着汽车把先生接了去……约莫过了四个钟头，先生回来了……据先生自
己后来对我说，他这一次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钟头，主要是辩论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
但显然，一个将军和一个出版家在这场“辩论”中没有达成共识。此后，国民党多次想要收买邹韬奋，都遭到拒绝。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经常和鲁迅、胡愈之等人聚会。蒋介石非常厌恶这个组织，派特务把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杀掉了。邹韬奋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不得不出国暂避祸端。
此后，国民党先后查封了生活书店分布各地的50多个分店，妄图强迫生活书店接受官办书店合并，或接受国民党派员驻点监督。邹韬奋宁可牺牲多年来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书店，也不愿做仰人鼻息的传声筒。
不管时代如何不堪，邹韬奋始终保持了“傻子”般的热忱，从没有放弃努力，始终怀有理想。
1937年，他在一篇题为《同道相知》的文章中写道：“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最大的精神食粮生产商
“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
这不是广告，而是真人真事，说话的人是赵浩生，民国时期著名的记者。拿到《生活》周刊后，他“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认识世界基本靠走，了解信息基本靠报纸、杂志，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
数据显示，1932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为15.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个记录后来被邹韬奋自己打破，他创办的《大众生活》以发行量20万份跃居第一。）要知道，当时的中国不像现在大学生满地跑，认得字的人极少，识字率才30%，《生活》周刊能有这样的发行量，简直就是个奇迹。
1926年10月，《生活》周刊创刊刚满一年，原主编王志莘——一位财经类出身的高学历人才，决定转行投身银行界。于是，邹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走马上任，接办了社里的这本杂志。
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是邹韬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接手《生活》周刊后，他甩开膀子，对《生活》周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革新。
鉴于《生活》周刊是中华职教社的机关杂志，此前杂志上主要就是刊登一些有关职业教育的情况和信息，宣传资本家要开朗，职工要乐业，共同把工厂、商店办好。这种内容，也就只有中华职教社的社员和少数民众会订阅。
邹韬奋没打算让《生活》周刊按着老路子走下去。他把这本刊物的宗旨定位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提倡“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政治。他还竭力解答读者提出的婚姻、职业等方面问题，为不少处于迷茫的青年指明了方向，促使他们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他十分看重刊物的趣味性，要求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在刊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
跟当时的很多杂志不同，邹韬奋选取的案例都是新鲜的事实，如《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等;他的英文很好，便翻译一些国外的新鲜事推荐给读者，如《革新潮流中之日本妇女》《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也有八卦猎奇，如《宋美龄女士婚史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还有异域风情，如《荷兰的日光工厂》《法国波尔多城的水景》《新疆之吐鲁番与鄯善》等。后来，他还发展了一些在国外的作者作为通讯员，如日本的徐玉文、英国的费福熙、德国的王光祈、苏联的戈公振、美国的李公朴等。
总而言之，从内容到形式，邹韬奋接手后的《生活》周刊，已经跟原先完全不一样了。
他经常说：“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趁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二十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邹韬奋的这种办刊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他要求作者必须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来表达，使内容彻底明了，为的就是让读者能轻松消化。
在后来组办《生活日报》时，他又再三强调，要将它办成真正“人民的报纸”，“要注意最落后的大众，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 ，”所以“文字要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口语来写论文和新闻”;在书籍出版方面，则“不能以仅仅出了几本高深理论的书，就认为满足，必须同时顾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文化食粮的需要，就是落伍群众的文化食粮的需要，我们也要尽心力使他们得到相当的满足……要使最大多数同胞在文化水准方面能够逐渐提高和普及。”
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喜爱。
在邹韬奋担任主编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从每期2000份，一路高涨至十多万份，称得上是一纸风行。
“竭诚为读者服务”
邹韬奋很忙。有一次，他妻子
忍不住笑他：“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邹韬奋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自己都说，“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
当时，《生活》周刊的办公地点在辣斐德路（现上海复兴中路444号）一个小小的过街楼里。那个地方只有十几平方米，放了三张桌子就差不多满了，连转个身都费劲。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都挤在一块儿。别看名头这么多，实际上，除邹韬奋外，就剩下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
邹韬奋有很多笔名，如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等。没办法，谁让人少，大部分文章都得由邹韬奋负责，他只能披着不同的马甲编写各类文章，才能让杂志顺利出刊。
在李伟的《出版家与他的时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邹韬奋）最重视的是《生活》周刊的一头一尾。‘一头’是每期开篇的‘小言论’。这虽是仅数百字的豆腐块，却是他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专栏。这里给广大群众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议的园地。回答读者问题的文字也是邹韬奋的精心之作。”
“读者信箱”专栏在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就开始了。每天，他都要抽空看几十封信，看完后还一一答复，并挑出有代表性的直接发表出来。他可不是随便写个感谢来信之类就算了，最长的回信，他甚至写到上千字。 “把读者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这种“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是邹韬奋经营出版事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随着业务的扩大，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就读者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尽力提供帮助，甚至还帮读者代购鞋子、衣料，找医院看病。虽然麻烦辛苦，但是他们“却没有丝毫烦躁或不高兴的意识，简直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从不撒烂污。
后来，邹韬奋成立的生活书店，也延续了他一贯的服务精神。他为书店确立了经营原则，即“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
一直以来，邹韬奋都在倡导员工要尽可能地为大众提供方便，这也是《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特色之一。 对凡是有困难找上门的民众，他们都一视同仁，能帮的就尽力提供帮助，以至于许多人到了一个陌生地方，首先不是找旅馆，而是找生活书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邹韬奋主持的刊物和书店，都是以广告等手段实现自养，但是，对于广告的刊登审核，邹韬奋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
这种重视读者、服务读者的精神，赢来了许多读者对《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忠诚支持和爱护，连带着他们员工的社会地位都大大提升，备受群众尊重敬佩。
没有接触生活书店的人，极少在邹韬奋的努力下，《生活》周刊在群众尤其是进步青年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国民党当局盯上了。
刊物中有一些讨论国事的内容，这类话题自然不受国民党当局的欢迎，《生活》周刊不断遭到检查扣留，后来甚至被密令禁止邮寄。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向中华职教社负责人不断施加压力，责令《生活》周刊马上改变政治态度。
1932年7月，邹韬奋听从胡愈之建议，将《生活》周刊从中华职教社中独立出来，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生活书店由社员共同投资，只要是入社达到半年的员工都有股份。
考虑到《生活》周刊迟早会被查禁，在工作部署上，对外它是独立门户，并不与书店牵连在一起，对内则仍是生活书店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出书、卖书，万一《生活》周刊被封禁了，还有书店这个阵地，只要换个名字，照样可以出版刊物。
生活书店有很明显的邹韬奋印记，这一点，从它的宗旨就可以看出来，“非为私人谋利，而是致力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置身于国家民族的大局之中，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向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用邹韬奋的话说就是“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
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鼎盛时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拥有56家分店，超过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单位的分支店规模。
“总之，在最近十数年内，国人中曾经受过若干时期的教育的，无论青年、中年、老年，只要不是十分糊涂、浑浑噩噩的人，没有接触过生活书店的书籍和刊物的，恐怕极少。而文化水准较低浅、但思想很清楚的工农劳苦大众，他们大多数虽不能直接阅读生活书店的书刊，但听到别人的教导讲述因而知道有这样一书店的却是很多。”徐伯昕回忆道。
情愿在经济上挣扎，也要保持独立精神
邹韬奋搞了一辈子的出版事业，却依旧清贫一身。他从不将办刊、办报、搞出版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情愿在经济自立上挣扎”，“情愿只用自己苦赚来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言论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才能绝对不受任何人任何团体的牵掣”。
毕云程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写到国民党高官对邹韬奋的“劝说”：“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访问先生，亲自驾着汽车把先生接了去……约莫过了四个钟头，先生回来了……据先生自
己后来对我说，他这一次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钟头，主要是辩论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
但显然，一个将军和一个出版家在这场“辩论”中没有达成共识。此后，国民党多次想要收买邹韬奋，都遭到拒绝。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经常和鲁迅、胡愈之等人聚会。蒋介石非常厌恶这个组织，派特务把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杀掉了。邹韬奋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不得不出国暂避祸端。
此后，国民党先后查封了生活书店分布各地的50多个分店，妄图强迫生活书店接受官办书店合并，或接受国民党派员驻点监督。邹韬奋宁可牺牲多年来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书店，也不愿做仰人鼻息的传声筒。
不管时代如何不堪，邹韬奋始终保持了“傻子”般的热忱，从没有放弃努力，始终怀有理想。
1937年，他在一篇题为《同道相知》的文章中写道：“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