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的兴起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赤脚医生手册》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赤脚医生？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其次还要读过书，最起码要小学毕业。
　　《赤脚医生手册》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50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20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早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在这部影片的宣传海报上，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中国赤脚医生形象成了“第三世界医疗界”的偶像。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李长明说，“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
　　（摘自《现代家庭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