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四十年前那场雨，父母至今依然心酸。场上的麦子生芽，他们的心上扎针。
　　那年土地刚承包，难得风调雨顺，风吹麦香，农人心里在开花。父亲说，今年可有白馍吃了！不等麦子焦头，父亲就忙着收拾碾场事宜。他挑来井水洒湿地面，套上滚框、榫头和铁钩，拴上绳子开始碾场——把长满荒草的麦场收拾得瓷顶顶，光溜溜，真正才是麦天的开始。我感觉，碾场让麦收有了神圣的仪式感。
　　麦子陆续割完后，就摊在场上，晒得焦干。父母的肩膀上勒着绳索，在大太阳下，一圈一圈拉着石滚碾场，然后就是起场，用木杈虚虚麦秸，目的是碾净碾匀实。我和哥哥们也会上阵，旧衣服虽然垫在肩膀上，可娇嫩的肩膀还扛不起粗重的活计，脖子也勒得生疼。脚底下，麦秸时不时打滑。几圈下来，汗珠子像泉涌一般，吧嗒吧嗒落了下来。
　　收麦天，急促而紧张。老天爷心意难测，雨说来就来。见势不妙，父亲吆喝一声：快！我们顿时慌了手脚，拢麦秆，扯塑料布，也挡不住风雨袭来。雨点子，噼里啪啦就砸了下来。一会儿功夫，麦场成了河滩，麦子一股一股被冲向场边的沟底，堵了这边又跑了那边。
　　雨呼呼啦啦下了一夜，天仍然没有放晴。这时候，最怕那些捂着塑料布、盖着麦秸的麦子遭水泡后会发胀发热，那可是要生芽儿的！父亲焦躁不堪，不停用木杈挑开散热，而母亲扒开麦子，一遍一遍念叨着：老天，晴了吧，老天，晴了吧。雨又下了一天才停，父亲扒拉着黏成一团的麦子，瘫坐在湿地上，麦子毫不留情地发芽了。七亩地的收成啊！父亲叹息着。
　　麦罢，父親攥着钱撵了几场牛马市后，买了一头牛犊回来。父亲百般将养，从不懈怠。这样过了一冬一春，父亲摸着滑溜溜的牛背说，咱今年打麦可落不到人后了。
　　麦头刚泛黄，父亲提前就给牛加料。青草、玉米杆加麦麸，洒水拌匀，再掺杂些黑豆面，父亲说，这样上膘快。碾场了，父亲给牛上套，可它蹭身歪脖就是不肯，捯饬了好半天才算妥当。这是小牛的“首秀”，它听不懂号令，该拐弯不拐，该转圈儿不转，总是拉偏套。父亲也不急，手抓着牛鼻儿，慢慢诱导它先转小圈，后转大圈……有了牛，打麦的效率就高了许多，我们手上的馍馍也越来越白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邻村有人用上了脱粒机，父亲和叔伯们一商量，也从县农机站买了一台脱粒机。脱粒机通上电，马达隆隆响起来，既不等天，也不等人。就这样起五更搭黄昏，三家人白天黑夜轮流打麦，时不时还有七姑子八大姨前来“加塞儿”。
　　我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可打麦如救火，打麦也少不了我。大哥那年刚满十六，初生牛犊不怕虎地挑战着父亲在农事上的“权威”。他站在凳子上面，在脱粒机入口处推送麦秆，吩咐我和二哥守在脱粒机两旁充当帮手。父亲用木杈把麦子一杈一杈挑到机器旁，母亲拿木锨守在出口处掏麦籽儿。大哥一句话不说，双臂像拧满劲儿的发条，一刻也不停手。麦秆这边刚推进去，麦籽儿就从脱粒机肚子底下呼啦啦流了下去。
　　麦垛越来越小，终于见底了，我们都松了口气。拉下电闸后，麦场安静下来。再看我们，头发上落满了麦糠，老的像是黑老包，小的变成了花脸猫。汗水、麦灰早在脸上混成一道道黑水，鼻子喉咙也干痒难受，胳膊腿儿划满一道道的血淋子，骨头更是散了架。看着饱满金黄、小山丘般的麦子，父母在笑，我却恨恨地想，长大说啥也不种庄稼！受死的罪啊。
　　二十一世纪后，我们兄妹几个陆续在城里安了家，总算逃出了农门。我们还劝父母也丢了庄稼来城里住，可父亲说，现在过麦天，一眨眼就完了，因为有了全自动的收割机。麦子直接装进麻袋里不说，连秸秆也能粉碎还田。父亲还说，要是搁到现在，那年的麦籽儿咋着也不会发芽，而打麦场，木杈、石磙、脱粒机，这些早年的物事，渐渐成为了时代进步的符号，被陈列和淹没在了岁月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