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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得以重新确定。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即实现跨文化交际。因此提高学生的跨的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项紧迫任务。文化因素虽然已经被大多数外语教师列为教学内容，但是文化教学依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因此还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本文利用Hofstede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分析英汉言语交际中出现的一些差异，并认为，文化教学应该把价值观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放在首位，从而在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 文化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价值观 Hofstede
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而我国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和对跨文化交际开展广泛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近年来，随着现代语言学在社会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方面的长足发展，尤其是交际教学法的引进，我国英语教育界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少学校给英语专业学生增设了英美概况、西方文学等课程，以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遗憾的是，学生并未因此而提高言语交际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导入的片面性。学生所学的大多是一些不常用于交际的历史人物、事件、地理名称、文学名流和其他的一些文化事实，这些知识很少与异族文化准则和社会行为准则有关，在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上收效不大。因此，要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怎样确定文化教学的内容和如何进行比较系统而实用的文化教学。
1.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文化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具有的多元文化意识，能避免因受单元文化影响而出现的语用失误（Pragmatic errors），用得体的语言有效地同其他语言国家人士交流思想和感情的综合能力[1]。钟华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可分为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和文化创造力两大部分，而语用能力和文化创造力又可合称为社会文化能力，所以可说，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的总称[2]。也就是说，为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仅是传授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向学生导入相应的文化知识。
纵观近几年来关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在文化教学的内容上，多侧重于运用比较法，通过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涵义、语篇结构及中西文化中交际规范和准则方面的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样的文化知识是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必须掌握的，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学生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学生被告知在与西方人交际过程中，应该避免提“what’s your name？”，“where are you from？”这一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属于对方的隐私。那么，西方人为什么对隐私格外敏感？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隐私的意识？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那么将无法避免在交际中出现类似的语用失误。由此看来，仅仅知道该怎样做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深层次而言，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它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起来的一种具有文化标志性的产物，使得人们对事物产生独特的认识和感知，同时对该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言行举止起着支配作用。那么，在笔者看来，为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学生在跨文化交往中言语得体，就要在文化教学过程中首先导入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使学生举一反三，抓纲张目，从而更好地理解目的语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及言语行为方式。
2.学习Hofstede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价值观（values）是有关价值（value）的信念和理想，是不同文化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包含情感和认知成分的观念集合。与知识、理论和科学系统不同，价值观不是表明人们“知道什么，懂得什么，会做什么”，而是表明人们“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盛行于整个文化的价值观，也可称为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价值观一旦形成，就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对每一个成员的思考和活动起着规定性或指令性的作用，其影响宽泛而稳定。
Hofstede（1991）是最早用大量的数据来检测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学者之一。在对40个国家跨国公司的上千万员工进行调查，经过分析对比之后，他以数据的形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了总结，提出了价值取向（Value Dimensions）理论，并提出了四个文化价值尺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以及男性——女性（Masculinity-Femininity）。笔者着重对权利距离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作探讨。
2.1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是Hofstede的价值取向理论之一，指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体现了不同文化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在不同文化的社会生活中，权利距离不仅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依赖的程度上，还表现在人际关系、政治选择、家庭观念等诸多方面。权力距离大（High-power-distance）的国家的人们接受低度的平等，重视强制的权力，在交际过程中把个体的身份、地位、年龄、资历等看得非常重要，讲究等级差序（Hierarchy）。但权力距离小（Low-power-distance）的文化中的人们则认为，每个人都有得到权力的机会，崇尚平等和协商，并不把身份、地位、年龄等看得非常重要。中国文化属权力距离大的文化（High-power-distance），自古以来重官轻商，十年寒窗就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跻身官场。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官制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官衔和职衔成为中国社会使用得十分广泛的社会称谓。因而在言语交际方面，如在社会称谓语中，中国人往往将对方的职衔、官衔放在姓氏的后面，作为对对方的尊称。例如，老师、律师、工程师等一些体面而受尊敬的工作就可以作为头衔放在姓氏的后面，以作为对对方的尊称，我们经常会听到：张老师、王律师、李工程师等这样的称谓。如果对方担任一定的官职，那么官衔加上姓氏就是最得体的称谓语，例如王处长、李科长等。在称谓语上，中国人有一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社会心态。例如，与其称呼对方“王副处长”，就不如叫他“王处长”，将“副”字扔掉。英语国家文化受基督教的渗透，崇尚“人人平等”，没有森严的等级观念，因此西方文化属权力距离小的文化（Low-power-distance）。任何官职都只是一个职业，与社会地位无关。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教文明的观念中，每个人都只对上帝负责或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上帝面前，……无论亲疏尊卑贫富都是平等的”（张承平，2002）。[3]那么，在社会称谓语中，teacher，lawyer或者是engineer都不作为头衔放在姓氏的前面，而表示一个人学业成就或专业职称的doctor，professor比表示官衔的mayor，minister等更受他人的欢迎。在中学英语课本中出现“Good morning，teacher Wang！”这样的问候语，不能不说是对学生的一种误导。 Mr. Wu：I see.
Mr. Jones：Can you come in on Saturday？
Mr. Wu：Yes.I think so.
Mr. Jones：That’ll be a great help.
Mr. Wu：Yes.Saturday’s a special day，did you know？
Mr. Jones：How do you mean？
Mr. Wu：It’s my son’s birthday.
Mr. Jones： How nice. I hope you all enjoy it very much.
Mr. Wu：Thank you.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这一段对话表明吴先生的英语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他却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失败的跨文化交际，其交际失败的原因则是对对方价值观念及其交际模式缺乏了解导致的。吴先生的老板是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美国人，崇尚直截了当的交际方式，因此无法理解吴先生模棱两可的回答。而深受群体主义文化影响的吴先生，在表达个人意愿的时候为了避免冲突而采取曲折委婉的措辞，希望老板能听懂自己的话外之意。然而，经过数次努力，吴还是没能使老板明白他的意思。
3.结语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得以重新确定。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即实现跨文化交际。因此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项紧迫任务。现在，文化因素虽然已经被大多数外语教师列为教学内容，但是文化教学依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因此还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如果在文化教学过程中，首先向学生输入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则会对学生更好地理解目的语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言语交际方式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伟雪.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教学与管理，2006（8）：101.
[2]钟华，樊葳葳.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外语界，2002（2）：14.
[3]张承平.文化的普适与包容——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认同[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2，4.
[4]张炎.从中西方鬼节看中西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11.
[5]黄嵘.从跨文化角度看英汉社会称谓语[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7，6.
[6]Storti，C.1994.Cross cultural Dialogues.Yarmouth：Intercultural Press.
关键词： 文化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价值观 Hofstede
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而我国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和对跨文化交际开展广泛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近年来，随着现代语言学在社会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方面的长足发展，尤其是交际教学法的引进，我国英语教育界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少学校给英语专业学生增设了英美概况、西方文学等课程，以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遗憾的是，学生并未因此而提高言语交际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导入的片面性。学生所学的大多是一些不常用于交际的历史人物、事件、地理名称、文学名流和其他的一些文化事实，这些知识很少与异族文化准则和社会行为准则有关，在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上收效不大。因此，要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怎样确定文化教学的内容和如何进行比较系统而实用的文化教学。
1.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文化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具有的多元文化意识，能避免因受单元文化影响而出现的语用失误（Pragmatic errors），用得体的语言有效地同其他语言国家人士交流思想和感情的综合能力[1]。钟华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可分为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和文化创造力两大部分，而语用能力和文化创造力又可合称为社会文化能力，所以可说，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的总称[2]。也就是说，为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仅是传授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向学生导入相应的文化知识。
纵观近几年来关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在文化教学的内容上，多侧重于运用比较法，通过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涵义、语篇结构及中西文化中交际规范和准则方面的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样的文化知识是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必须掌握的，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学生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学生被告知在与西方人交际过程中，应该避免提“what’s your name？”，“where are you from？”这一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属于对方的隐私。那么，西方人为什么对隐私格外敏感？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隐私的意识？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那么将无法避免在交际中出现类似的语用失误。由此看来，仅仅知道该怎样做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深层次而言，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它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起来的一种具有文化标志性的产物，使得人们对事物产生独特的认识和感知，同时对该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言行举止起着支配作用。那么，在笔者看来，为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学生在跨文化交往中言语得体，就要在文化教学过程中首先导入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使学生举一反三，抓纲张目，从而更好地理解目的语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及言语行为方式。
2.学习Hofstede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价值观（values）是有关价值（value）的信念和理想，是不同文化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包含情感和认知成分的观念集合。与知识、理论和科学系统不同，价值观不是表明人们“知道什么，懂得什么，会做什么”，而是表明人们“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盛行于整个文化的价值观，也可称为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价值观一旦形成，就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对每一个成员的思考和活动起着规定性或指令性的作用，其影响宽泛而稳定。
Hofstede（1991）是最早用大量的数据来检测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学者之一。在对40个国家跨国公司的上千万员工进行调查，经过分析对比之后，他以数据的形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了总结，提出了价值取向（Value Dimensions）理论，并提出了四个文化价值尺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以及男性——女性（Masculinity-Femininity）。笔者着重对权利距离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作探讨。
2.1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是Hofstede的价值取向理论之一，指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体现了不同文化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在不同文化的社会生活中，权利距离不仅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依赖的程度上，还表现在人际关系、政治选择、家庭观念等诸多方面。权力距离大（High-power-distance）的国家的人们接受低度的平等，重视强制的权力，在交际过程中把个体的身份、地位、年龄、资历等看得非常重要，讲究等级差序（Hierarchy）。但权力距离小（Low-power-distance）的文化中的人们则认为，每个人都有得到权力的机会，崇尚平等和协商，并不把身份、地位、年龄等看得非常重要。中国文化属权力距离大的文化（High-power-distance），自古以来重官轻商，十年寒窗就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跻身官场。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官制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官衔和职衔成为中国社会使用得十分广泛的社会称谓。因而在言语交际方面，如在社会称谓语中，中国人往往将对方的职衔、官衔放在姓氏的后面，作为对对方的尊称。例如，老师、律师、工程师等一些体面而受尊敬的工作就可以作为头衔放在姓氏的后面，以作为对对方的尊称，我们经常会听到：张老师、王律师、李工程师等这样的称谓。如果对方担任一定的官职，那么官衔加上姓氏就是最得体的称谓语，例如王处长、李科长等。在称谓语上，中国人有一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社会心态。例如，与其称呼对方“王副处长”，就不如叫他“王处长”，将“副”字扔掉。英语国家文化受基督教的渗透，崇尚“人人平等”，没有森严的等级观念，因此西方文化属权力距离小的文化（Low-power-distance）。任何官职都只是一个职业，与社会地位无关。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教文明的观念中，每个人都只对上帝负责或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上帝面前，……无论亲疏尊卑贫富都是平等的”（张承平，2002）。[3]那么，在社会称谓语中，teacher，lawyer或者是engineer都不作为头衔放在姓氏的前面，而表示一个人学业成就或专业职称的doctor，professor比表示官衔的mayor，minister等更受他人的欢迎。在中学英语课本中出现“Good morning，teacher Wang！”这样的问候语，不能不说是对学生的一种误导。 Mr. Wu：I see.
Mr. Jones：Can you come in on Saturday？
Mr. Wu：Yes.I think so.
Mr. Jones：That’ll be a great help.
Mr. Wu：Yes.Saturday’s a special day，did you know？
Mr. Jones：How do you mean？
Mr. Wu：It’s my son’s birthday.
Mr. Jones： How nice. I hope you all enjoy it very much.
Mr. Wu：Thank you.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这一段对话表明吴先生的英语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他却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失败的跨文化交际，其交际失败的原因则是对对方价值观念及其交际模式缺乏了解导致的。吴先生的老板是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美国人，崇尚直截了当的交际方式，因此无法理解吴先生模棱两可的回答。而深受群体主义文化影响的吴先生，在表达个人意愿的时候为了避免冲突而采取曲折委婉的措辞，希望老板能听懂自己的话外之意。然而，经过数次努力，吴还是没能使老板明白他的意思。
3.结语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得以重新确定。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即实现跨文化交际。因此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项紧迫任务。现在，文化因素虽然已经被大多数外语教师列为教学内容，但是文化教学依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因此还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如果在文化教学过程中，首先向学生输入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则会对学生更好地理解目的语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言语交际方式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伟雪.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教学与管理，2006（8）：101.
[2]钟华，樊葳葳.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外语界，2002（2）：14.
[3]张承平.文化的普适与包容——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认同[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2，4.
[4]张炎.从中西方鬼节看中西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11.
[5]黄嵘.从跨文化角度看英汉社会称谓语[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7，6.
[6]Storti，C.1994.Cross cultural Dialogues.Yarmouth：Intercultural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