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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长辈，年轻时听了长辈的话，娶了一个不知根底的女子，生了两个孩子，都在青春期犯了精神病。后来得知，妻子在年轻时也发过病，于是他就终年奔波于家庭与精神病院之间，直到子女离世。现在长辈八十岁了，身体还好，精神头儿也不错，他说，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想开了。
我们学校有个工人，妻子没工作，他俩在学校开小卖部，有一对双胞胎，我还教过他们，不爱学习，一人搞了个对象。小卖部生意颇好，两口子血压都高，还不爱吃药，后来妻子突然脑出血去世了。后来上面发文不让开小卖部了，后来孩子张罗着要结婚了，对装修不满意，要刨了重装，工人一股火，脑出血死了。
这些事，就写成了《太平中学》。
我上小学时有个漂亮的同桌，叫赵琳琳，那个时候班级作文写得好的经常被当成范文来念的就是我们两个。同桌时间不长，她转学了。我脑子里经常记着她，工作以后和小学同学聚会，问及，同学说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转学，是看病去了，不久以后就去世了。
我一个人怔了半天。
我哥有一个同学，练太极，有一天突发奇想，想卖卖功夫劫点儿财，点儿背，碰着个退伍兵，结果给弄到号子里关了好几年。
我家附近的太平公园，我小的时候经常翻墙进去，公园睁一眼闭一眼不怎么管，因为翻了一个墙，再走过后门，过了一个石头假山，就是我的小学。后门口有两个笼子，一个笼子关着一只老猴，一个笼子关着一只老熊。有一天，突然不让翻墙了，因为公园里的铁树开了花，买门票才让看。
后来，铁树死了，老熊死了，老猴也死了。
這些事，就写成了《太平公园》。
我的《太平，太平》，就是这些风马牛不相及杂七杂八的事堆在一起。其实在我开始敲键盘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写些什么，我只是知道，我生活在太平区，（这个区现在已经和道外区合并了）我是所谓的老太平人，我要写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不是一个擅长写大事件的人，只会絮絮叨叨写周围的平常的琐碎的很多人不屑一顾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我能体会温情，收获感激，当然也有刺骨的寒凉。
我的写作程序是自己画了一个太平的地图，然后把名称替换掉，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某些人对号入座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有了《安息桥》，其实是我原来的居住地——老太平桥，有了《庆达子弟校》，其实是我上的第一所小学，有了《太平公园》，有了《哑巴楼》，我们原来叫五栋楼，还得有几条街道吧，于是就有了《柳树街》，自然，也就有了我工作的单位《太平中学》。因为我对教育的事情相对熟悉，于是关于学校的题材就多写了几篇，小学，初中，高中，特殊教育学校就都出现了。一个区总得有公共设施吧，于是就有了《太平医院》，有了《太平文化馆》，于是拉拉杂杂的，写了十几万字。
我知道，《太平，太平》系列，以后将伴随着我的写作，一直延续下去，这个系列，会变得很长很长，因为我们依然在生活，不管这种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是鲜活的，是沉寂的，还是麻木的，是惊心动魄的，是平淡无奇的，还是俗不可耐的，总之，我们在活着。
只要我们在活着，历史就在延续，我书写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底层的呼吸，是一股很小的风，钻进历史的呼喊中。也许它改变不了历史，但是当时间的河床沉积下来，后面的考古挖到这一层的时候，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层的构成，会和他们有高度的默契感和深切的亲近感，因为我们的事件，后面也会发生，只要人还在生活，那么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后面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区别么？我们的喜怒哀乐悲忧惊惧，和原始人有区别么？我们的区别，无非是对象和环境的不同，即便随着科技的高度发达，只要人存在，我们的情感别无二致，而可贵的是，这是真实的，是鲜活的，即使它庸俗，可怜，可悲，可笑，但是只要人类存在，它就始终伴随着人类一同生活，使我们在生活中感知自己，剖析自己，否定自己，挖掘自己，或左右两难，或自暴自弃，或坚定理想，或顺其自然，这才是真实而鲜活的生命状态。所以，我拒绝伪深刻，讨厌伪理论，而安心于对我们这种小人物的书写。
就是这样，我确立了一个地名之后，就开始写了，写完以后，我发现，写的这些人，这些事，或者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戚、朋友、同事，他们的事情或是他们说过的事情，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惭愧，因为他们的叙述其实更加鲜活、生动而有趣。而经过了我的转述，自作多情的文学化的演绎，其实口语化的感觉已经削弱了，书面加工和口语表达真是一对欢喜冤家，相生相伴又彼此刁难，在我的写作中，已经尽力进行口语化表达，但是多年的积习难改，副词和形容词的运用往往不由自主地出现，使我经常在取舍中两难。所以，既要保持文气，又要鲜活的叙述，保持气息的连贯，是我在写作中经常进行调整的问题。
我真的不善于写创作谈，每当编辑让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就头疼，因为我从来都是先确立一个题目，然后就开始杂七杂八地写了。故事开始是什么，我不知道，总是先写个开头，觉着这个开头还可以，然后顺其自然地发展，最后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写完了发现，噢，闹了半天，我写的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这件事或是那件事啊。其实创作这件事，因人而异，但是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的朋友说的，他说，只要你每天坚持写，就是了。
我们学校有个工人，妻子没工作，他俩在学校开小卖部，有一对双胞胎，我还教过他们，不爱学习，一人搞了个对象。小卖部生意颇好，两口子血压都高，还不爱吃药，后来妻子突然脑出血去世了。后来上面发文不让开小卖部了，后来孩子张罗着要结婚了，对装修不满意，要刨了重装，工人一股火，脑出血死了。
这些事，就写成了《太平中学》。
我上小学时有个漂亮的同桌，叫赵琳琳，那个时候班级作文写得好的经常被当成范文来念的就是我们两个。同桌时间不长，她转学了。我脑子里经常记着她，工作以后和小学同学聚会，问及，同学说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转学，是看病去了，不久以后就去世了。
我一个人怔了半天。
我哥有一个同学，练太极，有一天突发奇想，想卖卖功夫劫点儿财，点儿背，碰着个退伍兵，结果给弄到号子里关了好几年。
我家附近的太平公园，我小的时候经常翻墙进去，公园睁一眼闭一眼不怎么管，因为翻了一个墙，再走过后门，过了一个石头假山，就是我的小学。后门口有两个笼子，一个笼子关着一只老猴，一个笼子关着一只老熊。有一天，突然不让翻墙了，因为公园里的铁树开了花，买门票才让看。
后来，铁树死了，老熊死了，老猴也死了。
這些事，就写成了《太平公园》。
我的《太平，太平》，就是这些风马牛不相及杂七杂八的事堆在一起。其实在我开始敲键盘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写些什么，我只是知道，我生活在太平区，（这个区现在已经和道外区合并了）我是所谓的老太平人，我要写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不是一个擅长写大事件的人，只会絮絮叨叨写周围的平常的琐碎的很多人不屑一顾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我能体会温情，收获感激，当然也有刺骨的寒凉。
我的写作程序是自己画了一个太平的地图，然后把名称替换掉，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某些人对号入座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有了《安息桥》，其实是我原来的居住地——老太平桥，有了《庆达子弟校》，其实是我上的第一所小学，有了《太平公园》，有了《哑巴楼》，我们原来叫五栋楼，还得有几条街道吧，于是就有了《柳树街》，自然，也就有了我工作的单位《太平中学》。因为我对教育的事情相对熟悉，于是关于学校的题材就多写了几篇，小学，初中，高中，特殊教育学校就都出现了。一个区总得有公共设施吧，于是就有了《太平医院》，有了《太平文化馆》，于是拉拉杂杂的，写了十几万字。
我知道，《太平，太平》系列，以后将伴随着我的写作，一直延续下去，这个系列，会变得很长很长，因为我们依然在生活，不管这种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是鲜活的，是沉寂的，还是麻木的，是惊心动魄的，是平淡无奇的，还是俗不可耐的，总之，我们在活着。
只要我们在活着，历史就在延续，我书写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底层的呼吸，是一股很小的风，钻进历史的呼喊中。也许它改变不了历史，但是当时间的河床沉积下来，后面的考古挖到这一层的时候，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层的构成，会和他们有高度的默契感和深切的亲近感，因为我们的事件，后面也会发生，只要人还在生活，那么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后面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区别么？我们的喜怒哀乐悲忧惊惧，和原始人有区别么？我们的区别，无非是对象和环境的不同，即便随着科技的高度发达，只要人存在，我们的情感别无二致，而可贵的是，这是真实的，是鲜活的，即使它庸俗，可怜，可悲，可笑，但是只要人类存在，它就始终伴随着人类一同生活，使我们在生活中感知自己，剖析自己，否定自己，挖掘自己，或左右两难，或自暴自弃，或坚定理想，或顺其自然，这才是真实而鲜活的生命状态。所以，我拒绝伪深刻，讨厌伪理论，而安心于对我们这种小人物的书写。
就是这样，我确立了一个地名之后，就开始写了，写完以后，我发现，写的这些人，这些事，或者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戚、朋友、同事，他们的事情或是他们说过的事情，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惭愧，因为他们的叙述其实更加鲜活、生动而有趣。而经过了我的转述，自作多情的文学化的演绎，其实口语化的感觉已经削弱了，书面加工和口语表达真是一对欢喜冤家，相生相伴又彼此刁难，在我的写作中，已经尽力进行口语化表达，但是多年的积习难改，副词和形容词的运用往往不由自主地出现，使我经常在取舍中两难。所以，既要保持文气，又要鲜活的叙述，保持气息的连贯，是我在写作中经常进行调整的问题。
我真的不善于写创作谈，每当编辑让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就头疼，因为我从来都是先确立一个题目，然后就开始杂七杂八地写了。故事开始是什么，我不知道，总是先写个开头，觉着这个开头还可以，然后顺其自然地发展，最后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写完了发现，噢，闹了半天，我写的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这件事或是那件事啊。其实创作这件事，因人而异，但是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的朋友说的，他说，只要你每天坚持写，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