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载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情节曲折，充满戏剧性，古往今来许多学者文人都对其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异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明人王世贞写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论》，不过王氏在文章中只是质疑了故事的合理性，认为蔺相如的成功不足为训，实乃“天曲全之”的结果，对蔺本人并未骤下惊人断语。余党绪老师的文章（《蔺相如：一个汲汲于功名的战国士子》《语文学习》2015年第9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认定蔺相如是一个富有心机、汲汲于功名的战国士子，而到了《蔺相如的三张面孔》（《语文学习》2015年第12期），作者王岳东老师承余文观点而发挥之，基本摈弃了文本，只从难以捉摸的心态角度考量蔺相如，认为他为了抓住机会一飞冲天，不仅不惜自己的项上人头，而且还搭上整个赵国君民的身家性命，是一个十足的见利忘义、心理阴暗的赌徒。如此解读，与其说是体现批判性思维的学术评论，毋宁说是一种充满文学想象的再创作，是一种臆造和戏说。这种观点，这种对作品人物的评价方式，如果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接受，笔者不敢想象，若干年后，中学语文课堂上蔺相如的形象将会变得怎样面目全非。
　　诚然，如果文本确实透露出相关信息，司马迁也确有类似的描写或暗示，那么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传主形象，说他阴暗，说他心机重，说他汲汲于功名，皆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无论从司马迁的作传动机、文本的叙述方式还是蔺相如本身的言行举止，都看不出任何值得非毁的地方。余老师和王老师在解读这个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虽均以“理性批判”为名，却有很多表述似是而非，并不“理性”，其论据与论点之间难以构成足够强的逻辑说服力，兹举几例如下：
　　首先，蔺相如出使秦国是“毛遂自荐”吗？非也。在此之前，赵王“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一个“求”字，足见其诚意，而“未得”足见其焦急。当此之际，若口才极佳的蔺相如真的想去，完全可以自己捕捉机会，何必等到缪贤推荐！由此可见，他未必愿意出这个风头，至于个中原因究竟是清楚风险太大还是担心有辱君命，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被缪贤推到前台，觐见赵王之后，蔺相如接受考察、准备出使报秦已是上层的既定之策，也就是说，这个“囊”早已由缪贤和赵王编织好，他“脱颖”的机会已经摆在面前。“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一语千钧，这不是自负，不是强出头，而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气，是为君为国除难解纷的担当。
　　其次，以苏秦为代表的的一些战国纵横家鼓舌摇唇，唯利是趋，一味追求自我利益，缺乏原则立场，这是事实，但是否所有的战国士子都是如此？恐怕未必。凡事就怕一概而论。我们看到了朝“秦”暮“燕”、反复无常的苏秦，也应该看到“义不帝秦”、高尚其志的鲁连。退一步说，即便抱逐利心态的战国士子为数不少，那是否代表蔺相如就是其中之一？恐怕也未必。据《史记》载，蔺相如本身就是赵国人，当时各国招贤纳士的国君、诸公子很多，以其智慧才能，应该很容易找到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如果真的汲汲于名利，完全可以去而他之，另谋高就，为何要待在本国，并且甘心长期屈就于小小宦者令的舍人之职？
　　第三，两位老师对追求自我价值的做法似乎都不以为然，对于蔺相如，先是论之以“汲汲于功名”，继而利用各种心态分析剖分出他在完璧归赵过程中的“阴暗心理”。不说蔺相如未必希望利用这次出使的机会一战成名，即使他真有这种想法也不为过，试问人生在世，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有什么错误？古今中外有几个人不想成功？有几个不希望志得意满？我们评价一个人的高低优劣不应是他是否渴望成功，而应是他追求成功的方式。蔺相如在展示自我风采、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保住了和氏璧，挽回了赵国的外交颜面，智勇双全，公私两得，正应该被引为榜样，接受世人的崇高敬意。
　　那么如何看待“完璧归赵”的情节合理性呢？笔者认为，蔺相如在整个事件前前后后的说法和做法都是可圈可点的：秦遣使者至赵，作为实力不同而地位对等的诸侯国，赵国即便感受到了对方的胁迫，也理应遣使答复，否则便是“示赵弱且怯也”，尚未交手即矮了三分，这与赵王应邀赴“渑池之会”是同样的道理。去了能否“以璧换城”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摆出一种姿态：我们不怕你！蔺相如在秦廷的表现，有礼有节，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使命。
　　按照王世贞提出的方案，璧入秦而城弗予，相如上前慷慨陈词一番，最后说：“大王弗予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可秦乃虎狼治国，背信弃义早已天下皆知，连楚王都能骗过来囚禁，还会顾忌一介之使的性命？和氏璧拿到手才是王道！因此说，蔺相如真的那么做了，不过是无知无谋、走投无路后“以头抢地”的愚夫所为，白白丢了性命，对秦国不会有任何损失，于赵国也没有任何好处。而按照俞祖恩在《史记菁华录》中提出的方案，让蔺相如对秦王说：“和氏璧，玩好之资，匹夫之好也，君乃捐土地以易无用之具，当不其然。寡君勿敢从命。”则其必死之处有二：一是将秦王类比于“匹夫”，无礼之甚，与《史记》本传中“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的说辞注意维护秦王脸面自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以使臣的身份生硬地教导秦王该怎样处事，把国君当成了三岁小孩，何其造次！韩非说过，人主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子·说难》），总之，以上都是送死的方案。蔺相如既然接受了危险的出使任务，就说明他并不怕死，但智慧如彼，绝不可能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死法。
　　故此，权衡再三，还是蔺相如的现实做法进能不辱于秦王，退可践诺于赵君，智勇兼备，最为恰切。不使秦国，不送璧去，那说明赵国怯懦，没有诚意，不给秦王面子，贻人口实。遣使送璧去而复还，秦国要发难固然有说辞，但赵国亦可以给予有力的回击：和氏璧都送过去了，这还不是最大的诚意吗？使节代表国家，秦王坐章台见相如，舍之广成传，分明没有把赵国放在眼里，而且秦王得璧之后传以相示，礼节甚倨，将秦赵外交视为儿戏，根本没有割城的诚意！
　　很多人觉得蔺相如在秦王答应斋戒换城后派人偷偷将和氏璧送回赵国做法错误，这很可能激怒秦王，导致秦国大兵压境。其实不然。一方面，如前所述，是秦王无礼在先，蔺相如也已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弱肉强食的时代，大国吞并小国是不需要理由的，或者说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和氏璧的给与不给并不是赵国是否会遭受侵犯的决定性因素，“远交近攻”是秦国一贯的蚕食策略。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秦攻赵、拔石城、杀二万人，蔺相如不但没有被贬、被杀，而且仍然受到重用的原因所在。如果真的像两位老师说得那样，和氏璧乃赵国安危所系，蔺相如的做法严重错误，秦攻赵与和氏璧事件处置失当有直接关联，难道赵国君臣之智竟连这一层都想不到吗？他们会饶得了蔺相如？
　　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重情感、重知识而轻逻辑的现象，加强批判性思维的训练确实非常必要，但前提是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只取一点，不及其余，抛却背景，罔顾“全篇”，看不到“全人”，以妄自揣度人物心态代替对文本的涵泳，挖掘其中所谓的微言大义，那确实很容易创立新说，但也更容易造成过度解读，乃至严重曲读、误读。这里提到有关“完璧归赵”的两篇文章即属此例，不可不慎。
　　[作者通联：浙江慈溪实验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