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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省贵阳市的青岩古镇，是一个多民族、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近代天主教传入青岩，与当地各种文化因素发生了剧烈的碰撞，甚而至于以教案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最终，天主教文化融入了当地文化，成为了当地宗教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关键词】冲突;交融;天主教;青岩;文化交流
一、引言
青岩，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郊的一个古镇，它之所以成为本研究的一个考察点，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在近代史上成为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在这样激烈的冲突下，天主教竟然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因为这里数教并存，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其他小教派均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形成了独特的“三层楼结构”的宗教生态系统（陈晓毅2008：19）。
天主教传入贵州青岩古镇，并非单纯只是让青岩人民有了一次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文化互动实为相关利益方面和社会阶层在信仰和价值层面的一次碰撞和磨合，而教案的发生，只是这种碰撞和磨合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无声或有声的碰撞，时有发生。可以说，天主教在贵州青岩的传播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中的交融。
二、天主教进入青岩的背景以及在青岩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青岩，是在清末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大背景、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保障的。两次鸦片战争均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致使其在军事和外交上节节败退，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主权与诸多利益拱手让给列强，而英法俄美等列强则纷纷攫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特权，包括传教方面。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黄埔条约》均涉及传教方面的内容;1846年，道光皇帝正式宣布天主教弛禁。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不仅明确废除了原来的所有禁教法令，还为法国人在华自由活动、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更是规定“各处军民人等”均可“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并任发过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王铁崖 1982：146-148）。自此，天主教传教士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内地传教，其教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贵州被设为宗座代牧区，法国传教士白斯望德担任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约在1851年，天主教在姚家关建立了青岩最早的传教点，同年白斯望德又在石头寨发展了两户，青岩城附近的杨眉高寨也有两户人家信教。1852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被任命为贵阳天主教修院院长。当时贵州当局恐天主教与太平军有染而搜查天主堂和修院，胡在姚家关一佃户家躲避时，佃户将补鞋的皮匠发展为教徒，胡受到鼓舞，派一位徐姓人士去青岩城内宣讲教义，当场就有15人表示愿意信教（张浚哲 1993：233-234）。自此，天主教便以青岩为中心，向花溪的各个乡镇拓展传播。
1856年，胡缚理为了培养神职人员，选择在姚家关修建贵州天主教的第一所大修院。1859年建成，取名圣伯多禄大修院，由传教士白伯任院长，修生有十多人。但这所大修院仅仅存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在1861年“青岩教案”中被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捣毁。
教案发生和处理期间，青岩天主教教徒的日子并不好过：由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联名颁发的“秘密公函”将天主教界定为“最为害人”的“异端邪说”，要求全省各府州县的官员“随时驱逐”，“藉故处之以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6：237），以致“教民纷纷被逐，逃避来省，不得各安故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1121）。
1866年，青岩教案以向被杀教民赔款、将田兴恕等革职流放而告终，天主教占据了上风，一时间入教人数急剧增加。贵州教会向巴黎和罗马报告，竟称贵州入教者有十余万之众（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6：203）。1867年，在胡缚理的要求下，青岩官方协助劳若望神父建立天主教经言学堂，叶临爱神父设立医馆，1868年，叶神父用青岩官方赔给教会的土地建成了青岩天主堂和一些住房，进入“叶牧”黄金时期（陈光凡1963：0148-0149）。
三、青岩教案：各方冲突的集中体现
（一）青岩教案始末
青岩教案的导火线是胡缚理接到法国驻华公使寄来的传教护照后，乘坐紫尼大轿、排场和声势浩大地拜会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激怒了这两位地方大员，认为是“僭越”。中国历来重“礼”制，古代中国社会更是等级森然，僭越行为是一种社会禁忌，是“犯上作乱”，是对官府权威的严重挑衅。于是田兴恕多次查抄主教府，并联名发出“秘密公函”，要求各府州县官员驱逐天主教徒，一时间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青岩人盛装出游（俗称“游百病”），部分群众游至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时，孩子们高喊童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修院管事和四位修生觉得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侮辱，遂与这些群众发生冲突。青岩团练赵畏三闻讯，逮捕了四位修生。后来，田兴恕不顾法国公使要求放人的信函，授意赵畏三将四名教众斩首。
惨案一发生，法国公使立即呈递外交照会，要求贵阳府张贴和约（《天津条约》），归还所抢物件，赔偿相关损失等。田兴恕则一再推脱，对朝廷谕旨并不在意。后来又指使开州知州戴鹿芝杀死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及几名教众，是为“开州教案”。法国驻华使馆代办哥士耆一面紧急报告法国政府，一面照会总理衙门，强烈抗议贵州官方杀害教士教民的行为，要求惩办田兴恕等人。清廷并不愿意得罪法国，但也不愿因几个教徒被杀就要处死朝廷封疆大吏，双方陷入艰难的谈判和交涉，最后，迫于法国强大的威胁，不得不流放田兴恕等人，并赔偿教会损失。
（二）清廷的内忧外患和矛盾痛苦的心理历程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视外国为“夷狄”的清廷，历经了一次痛苦的心理历程。一方面，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承认列强包括传教在内的各种特权，明降谕旨：“其合约内应行各事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贾祯 1979：2502）;而另一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仍然存在，从中央統治集团到地方大员，在心理上都很难接受这个战争的结果，忽视、抗拒条约中各项规定的行为，时有发生。开州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提出的“十二款”处理方案，言语中饱含威胁。清廷虽然不满田兴恕的恃恩骄纵、草菅人命，但侮辱朝廷大员、公开威胁清廷的行政自主权，则超出了清廷的忍耐范围。总理衙门对哥士耆的照会进行了批驳：“揣其意向，直以恫喝之语，遂其要挟之心......其条款故为厉害，其词色假作平和。谲计阴谋，殊令人眦裂发指......夫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今田军门，大臣也......办理此节，实无大错。人言可畏，直道难欺。”① 而另一方面，由于贵州当时的军情紧急，田兴恕又手握重兵，处理起来也很棘手。由于清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却极尽苛捐盘剥之能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各族农民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清大起义，以苗族为主体，得到了布依、侗、水、回、彝、瑶等民族的响应，贵阳成了一座孤城。内外交困之下，清廷艰难地从传统的羁糜外交向务实的近代外交转变，同意惩办贵州地方官员，对法国赔偿白银，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张云峰 2009：52）。
（三）官绅士族的立场和态度
一方面，贵州官绅对不平等条约并不以为然。贵州位置偏远，战乱频仍，地方大员对条约不甚了解，对当时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不认同。在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爆发前，《北京条约》在贵州“未见有一张贴出”②。贵州地方官员甚至对传教士直言：“恭亲王乃久蓄异，私通外洋之少，其人何足道哉！其印花又何足道哉！”③。在青岩教案中，未经审讯就将修院教师、学生和厨工斩首，在后来的“开州教案”中，提督田兴恕接到知州戴鹿芝票报后，未经调查就批示“缉案就地正法”，完全不顾相关条约的规定，也不顾及斩杀传教士和教民的后果。戴鹿芝甚至拒不承认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护照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州的士大夫们与全国的官绅一样，从骨子里对外来文化持藐视和排斥的态度。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是邻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使士大夫们形成“夷夏大防”文化价值观。在贵州官绅看来，“一旦使夷教入境，满地腥毽，坐视中国三千年诗书礼乐之化夷于禽兽，圣朝二百年來爱民养士之恩付诸流水”④。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纲常伦理，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天主教教徒间互称兄弟姊妹，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平等观念自然不能为官绅们所接受;男女教众齐聚一堂的做法，也有悖于“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观念;自从罗马教廷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便不允许中国教徒祀孔和祭祖，更是激起官绅们的反感。在这种背景之下，天主教被田兴恕和何冠英斥为“异端邪说”便在情理之中了。而策划和实施反教行动的幕僚和道台赵国澍、张茂萱、冷超儒、谢葆龄、钱登选、吴德溥等人，均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的反教热情，自是可想而知，更何况田兴恕在“秘密公函”里还将官员的升迁与驱逐天主教的行动联系起来，让他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四）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和态度
1）天主教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晚清时期的政治腐败，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贵州的偏远落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艰难。这时候，儒家学说对生命的阐释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并不能为老百姓的空虚和迷茫指引道路。天主教的“福音”给一些教徒带来了心理上的慰藉，而天主教劝人向善，传教士教人识字、替人看病等手段，也吸引了一些人入教。同时，因为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天主教一定的特权，尤其是开州教案处理完后，教徒的安全有了保障，看到官府害怕洋人，有许多人为着自己的前途、人身安全和眼下利益而入教。
2）非天主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青岩是一个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不只是有儒家文化的世俗影响和天主教文化的传入，当地原本还有道教、佛教，还有其他的小型宗教，青岩地方很小，各教派之间争夺教徒、抢占资源的情况也有发生，儒、主之争，主、祖相煎，老百姓间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和摩擦也时常存在，只是不曾像教案那样激烈地爆发出来。
四、总结和思考
在晚清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注定不会平和顺畅：交流的一方笼罩在这样一种战败的屈辱和文化弱势之中，而另一方，借助不平等条约强势逼进，获取了若干传教特权，甚而至于有些得意忘形、肆意妄为。但天主教文化的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岩的现代化进程。在青岩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正确理解和对待这场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岩教案导致的宗教生态失衡，对文化交流的各方，都造成了损失。而经过“三自”爱国运动，消除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影响，融入了目前青岩的“三层楼”式的宗教生态系统，实现了天主教在青岩的本地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陈光凡. 青岩天主堂简史补充材料.贵阳市档案局卷宗41-1-95.
[2] 陈晓毅. 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 贾祯编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M]. 第7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M]，第1-3辑，1974- 1975.
[6]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7]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1册.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7。
[8] 张浚哲，青岩天主教概况[A]，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C].贵阳南明印刷厂，1993.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M]. 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 中华续行委版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①《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三册第1546号。
②见《清末教案》第1册，233页。
③同上，236页。
④《教务教案档》，第895页。
作者简介：
肖琦（197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硕士，MTI硕导，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冲突与交融：西方宗教在黔本地化进程及黔族群文化重构”的部分成果，项目号12YJCZH223。
【关键词】冲突;交融;天主教;青岩;文化交流
一、引言
青岩，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郊的一个古镇，它之所以成为本研究的一个考察点，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在近代史上成为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在这样激烈的冲突下，天主教竟然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因为这里数教并存，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其他小教派均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形成了独特的“三层楼结构”的宗教生态系统（陈晓毅2008：19）。
天主教传入贵州青岩古镇，并非单纯只是让青岩人民有了一次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文化互动实为相关利益方面和社会阶层在信仰和价值层面的一次碰撞和磨合，而教案的发生，只是这种碰撞和磨合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无声或有声的碰撞，时有发生。可以说，天主教在贵州青岩的传播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中的交融。
二、天主教进入青岩的背景以及在青岩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青岩，是在清末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大背景、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保障的。两次鸦片战争均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致使其在军事和外交上节节败退，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主权与诸多利益拱手让给列强，而英法俄美等列强则纷纷攫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特权，包括传教方面。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黄埔条约》均涉及传教方面的内容;1846年，道光皇帝正式宣布天主教弛禁。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不仅明确废除了原来的所有禁教法令，还为法国人在华自由活动、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更是规定“各处军民人等”均可“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并任发过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王铁崖 1982：146-148）。自此，天主教传教士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内地传教，其教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贵州被设为宗座代牧区，法国传教士白斯望德担任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约在1851年，天主教在姚家关建立了青岩最早的传教点，同年白斯望德又在石头寨发展了两户，青岩城附近的杨眉高寨也有两户人家信教。1852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被任命为贵阳天主教修院院长。当时贵州当局恐天主教与太平军有染而搜查天主堂和修院，胡在姚家关一佃户家躲避时，佃户将补鞋的皮匠发展为教徒，胡受到鼓舞，派一位徐姓人士去青岩城内宣讲教义，当场就有15人表示愿意信教（张浚哲 1993：233-234）。自此，天主教便以青岩为中心，向花溪的各个乡镇拓展传播。
1856年，胡缚理为了培养神职人员，选择在姚家关修建贵州天主教的第一所大修院。1859年建成，取名圣伯多禄大修院，由传教士白伯任院长，修生有十多人。但这所大修院仅仅存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在1861年“青岩教案”中被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捣毁。
教案发生和处理期间，青岩天主教教徒的日子并不好过：由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联名颁发的“秘密公函”将天主教界定为“最为害人”的“异端邪说”，要求全省各府州县的官员“随时驱逐”，“藉故处之以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6：237），以致“教民纷纷被逐，逃避来省，不得各安故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1121）。
1866年，青岩教案以向被杀教民赔款、将田兴恕等革职流放而告终，天主教占据了上风，一时间入教人数急剧增加。贵州教会向巴黎和罗马报告，竟称贵州入教者有十余万之众（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6：203）。1867年，在胡缚理的要求下，青岩官方协助劳若望神父建立天主教经言学堂，叶临爱神父设立医馆，1868年，叶神父用青岩官方赔给教会的土地建成了青岩天主堂和一些住房，进入“叶牧”黄金时期（陈光凡1963：0148-0149）。
三、青岩教案：各方冲突的集中体现
（一）青岩教案始末
青岩教案的导火线是胡缚理接到法国驻华公使寄来的传教护照后，乘坐紫尼大轿、排场和声势浩大地拜会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激怒了这两位地方大员，认为是“僭越”。中国历来重“礼”制，古代中国社会更是等级森然，僭越行为是一种社会禁忌，是“犯上作乱”，是对官府权威的严重挑衅。于是田兴恕多次查抄主教府，并联名发出“秘密公函”，要求各府州县官员驱逐天主教徒，一时间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青岩人盛装出游（俗称“游百病”），部分群众游至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时，孩子们高喊童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修院管事和四位修生觉得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侮辱，遂与这些群众发生冲突。青岩团练赵畏三闻讯，逮捕了四位修生。后来，田兴恕不顾法国公使要求放人的信函，授意赵畏三将四名教众斩首。
惨案一发生，法国公使立即呈递外交照会，要求贵阳府张贴和约（《天津条约》），归还所抢物件，赔偿相关损失等。田兴恕则一再推脱，对朝廷谕旨并不在意。后来又指使开州知州戴鹿芝杀死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及几名教众，是为“开州教案”。法国驻华使馆代办哥士耆一面紧急报告法国政府，一面照会总理衙门，强烈抗议贵州官方杀害教士教民的行为，要求惩办田兴恕等人。清廷并不愿意得罪法国，但也不愿因几个教徒被杀就要处死朝廷封疆大吏，双方陷入艰难的谈判和交涉，最后，迫于法国强大的威胁，不得不流放田兴恕等人，并赔偿教会损失。
（二）清廷的内忧外患和矛盾痛苦的心理历程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视外国为“夷狄”的清廷，历经了一次痛苦的心理历程。一方面，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承认列强包括传教在内的各种特权，明降谕旨：“其合约内应行各事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贾祯 1979：2502）;而另一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仍然存在，从中央統治集团到地方大员，在心理上都很难接受这个战争的结果，忽视、抗拒条约中各项规定的行为，时有发生。开州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提出的“十二款”处理方案，言语中饱含威胁。清廷虽然不满田兴恕的恃恩骄纵、草菅人命，但侮辱朝廷大员、公开威胁清廷的行政自主权，则超出了清廷的忍耐范围。总理衙门对哥士耆的照会进行了批驳：“揣其意向，直以恫喝之语，遂其要挟之心......其条款故为厉害，其词色假作平和。谲计阴谋，殊令人眦裂发指......夫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今田军门，大臣也......办理此节，实无大错。人言可畏，直道难欺。”① 而另一方面，由于贵州当时的军情紧急，田兴恕又手握重兵，处理起来也很棘手。由于清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却极尽苛捐盘剥之能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各族农民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清大起义，以苗族为主体，得到了布依、侗、水、回、彝、瑶等民族的响应，贵阳成了一座孤城。内外交困之下，清廷艰难地从传统的羁糜外交向务实的近代外交转变，同意惩办贵州地方官员，对法国赔偿白银，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张云峰 2009：52）。
（三）官绅士族的立场和态度
一方面，贵州官绅对不平等条约并不以为然。贵州位置偏远，战乱频仍，地方大员对条约不甚了解，对当时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不认同。在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爆发前，《北京条约》在贵州“未见有一张贴出”②。贵州地方官员甚至对传教士直言：“恭亲王乃久蓄异，私通外洋之少，其人何足道哉！其印花又何足道哉！”③。在青岩教案中，未经审讯就将修院教师、学生和厨工斩首，在后来的“开州教案”中，提督田兴恕接到知州戴鹿芝票报后，未经调查就批示“缉案就地正法”，完全不顾相关条约的规定，也不顾及斩杀传教士和教民的后果。戴鹿芝甚至拒不承认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护照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州的士大夫们与全国的官绅一样，从骨子里对外来文化持藐视和排斥的态度。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是邻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使士大夫们形成“夷夏大防”文化价值观。在贵州官绅看来，“一旦使夷教入境，满地腥毽，坐视中国三千年诗书礼乐之化夷于禽兽，圣朝二百年來爱民养士之恩付诸流水”④。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纲常伦理，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天主教教徒间互称兄弟姊妹，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平等观念自然不能为官绅们所接受;男女教众齐聚一堂的做法，也有悖于“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观念;自从罗马教廷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便不允许中国教徒祀孔和祭祖，更是激起官绅们的反感。在这种背景之下，天主教被田兴恕和何冠英斥为“异端邪说”便在情理之中了。而策划和实施反教行动的幕僚和道台赵国澍、张茂萱、冷超儒、谢葆龄、钱登选、吴德溥等人，均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的反教热情，自是可想而知，更何况田兴恕在“秘密公函”里还将官员的升迁与驱逐天主教的行动联系起来，让他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四）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和态度
1）天主教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晚清时期的政治腐败，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贵州的偏远落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艰难。这时候，儒家学说对生命的阐释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并不能为老百姓的空虚和迷茫指引道路。天主教的“福音”给一些教徒带来了心理上的慰藉，而天主教劝人向善，传教士教人识字、替人看病等手段，也吸引了一些人入教。同时，因为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天主教一定的特权，尤其是开州教案处理完后，教徒的安全有了保障，看到官府害怕洋人，有许多人为着自己的前途、人身安全和眼下利益而入教。
2）非天主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青岩是一个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不只是有儒家文化的世俗影响和天主教文化的传入，当地原本还有道教、佛教，还有其他的小型宗教，青岩地方很小，各教派之间争夺教徒、抢占资源的情况也有发生，儒、主之争，主、祖相煎，老百姓间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和摩擦也时常存在，只是不曾像教案那样激烈地爆发出来。
四、总结和思考
在晚清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注定不会平和顺畅：交流的一方笼罩在这样一种战败的屈辱和文化弱势之中，而另一方，借助不平等条约强势逼进，获取了若干传教特权，甚而至于有些得意忘形、肆意妄为。但天主教文化的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岩的现代化进程。在青岩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正确理解和对待这场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岩教案导致的宗教生态失衡，对文化交流的各方，都造成了损失。而经过“三自”爱国运动，消除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影响，融入了目前青岩的“三层楼”式的宗教生态系统，实现了天主教在青岩的本地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陈光凡. 青岩天主堂简史补充材料.贵阳市档案局卷宗41-1-95.
[2] 陈晓毅. 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 贾祯编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M]. 第7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M]，第1-3辑，1974- 1975.
[6]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7]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1册.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7。
[8] 张浚哲，青岩天主教概况[A]，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C].贵阳南明印刷厂，1993.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M]. 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 中华续行委版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①《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三册第1546号。
②见《清末教案》第1册，233页。
③同上，236页。
④《教务教案档》，第895页。
作者简介：
肖琦（197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硕士，MTI硕导，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冲突与交融：西方宗教在黔本地化进程及黔族群文化重构”的部分成果，项目号12YJCZH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