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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好像被打败了。这事儿不只发生在周仰的镜头里。
8年前，这位摄影师开始拍摄老年人的生活。从英国伦敦到中国上海，她留下了近千张照片。
她拍摄的老人，年龄大多已经超过80岁，白发、皱纹和脸上的老年斑都在宣示时间的力量。但是，总有一些生活的片段里，时间是无效的。尤其是照片里的老人在水里试验自己设计制作的船模的时候；穿大红色的时装，随时准备跳上车参加演出的时候；以及每周末都穿上正装，和老伴到咖啡店约会的时候。
这些老人刷新了周仰对衰老的认知。此前，这个上海女孩儿对老人最直接的认识来自一起生活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年轻时是知识分子，同事口中“最有才华的人”。老了以后，他们每天窝在家里读报、看电视，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甚至没有出门的欲望。
那时，她眼里的衰老，基本意味告别青春、美貌、力量，是“一切有价值事物的对立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谈到衰老，她的脑海中只浮现出一部纪录片里的画面，一群老人扎堆儿坐在墙根，为排遣寂寞而聊天，看今天谁没来，猜测是不是没了，“虽然说不上凄苦，但也是很可怕的生活。”
“难道我老了，也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吗？”85后周仰不敢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外公外婆金婚的那年，她计划用照片记录他们的生活。没想到拍摄开始不久，外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计划中温馨的家庭相册，最后成了外婆走向生命终点的记录。她把那组照片取名为《漫长的告别》。
但是当镜头对准更多的老人，她发现告别还有不一样的可能。
在英国读书时，她就看到，有些老年人的生活和想象中不太一样，他们穿着时髦，还会上街游行，参与政治生活，在延迟退休年龄、养老等议题上发声。
她决定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些不一样的生活。周仰把其中一组照片取名为《如何变老》。她期待的老年生活应该像哲学家伯纳德·罗素在同名文章中所写：“人最后就像小河进入大海一样，非常平静，没有痛苦。”
她在伦敦一幢老年公寓找到大部分拍摄对象。
在那里，她一不小心就会扑空。她发现每一位老人的生活都排得满满当当，有的经营着玩具店，有的书架上贴满了写有待做事项的便签条，她必须提前约好拍摄和访谈的时间。
这些老人毫不忌讳地谈论死亡。周仰的镜头里，选择和年轻人一起读大学的76岁老人说，年龄意味着智慧。岁月让她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东西，也让她更能享受生活。她看着身边的年轻人为了文凭和工作读书，终日惶惶不安，忽视了教育对人生的意义。
88岁仍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把年龄看作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她告诉周仰，年龄让她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人们普遍对年轻人有质疑，更愿意对老年人打开心扉。
这都是周仰过去从未想到的状况，“原来老可以是一件好事。”这组照片成为了她的毕业作品。回国后，她在老家上海的日托中心、老年大学、公园、咖啡馆和酒吧找到了更多老人，希望用镜头打破人们对衰老的固有认识，“至少能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拍摄过程中，77岁的配音演员曹雷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周仰足足等了半年才有机会去拍照。40岁时得过癌症的曹雷无法理解很多人赚够了钱早早退休的愿望，她觉得时间必须花在真正想做且有意义的事情上。
肖星伟干了一辈子布料设计，画过无数花朵、梯田和拖拉机，退休后，他捡起了荒废几十年的油画和国画，“剩下的时间我要为自己而画。”主持人曹景行62岁时从电视台辞职，决定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一年跑了15个国家拍摄节目。
上海交通大学老校友组织的同学会，在场的老人都穿着优雅的正装，很多年近百岁。他们自己用Photoshop软件调整照片，很多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熟练地用社交软件联系親人朋友。
周仰觉得，过去媒体对老年群体的描述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是“贫困”“留守”的苦情报道，要么是七八十岁还在跑马拉松、做极限运动的特例。真正多数的、每天可能遇到的情况，却鲜少被呈现。她不打算给出老年应该如何的结论，而是给出各种可能性。
她拍过昆曲艺术家蔡正仁。年近80岁的蔡正仁至今还活跃在一线，很多老戏迷都只认他这个角儿。周仰问他有没有想过休息，他直白地答道，“不唱了我怎么办，两腿一蹬天天躺着看天花板吗？”他受不了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画家饶平如面对她的镜头一脸平静。他早年参加过抗战，见过太多战场上的硝烟与杀戮，人到晚年，却连《动物世界》里的残忍画面都不敢看，只愿意看看喜剧、相声。但他为自己写好了挽联，也看了墓地，“两个人的骨灰是装不下的，等我去世之后，把我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混在一起，二分之一埋进去，二分之一往黄浦江一撒。”
更多时候，现实比镜头里的生活要无奈得多。周仰的拍摄对象曹鹏精力充沛，还曾打着吊瓶指挥乐团，他却找不到一个愿意让93岁的自己锻炼的地方，许多健身房为了避免责任拒绝老年人人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为离休人士提供服务的游泳馆，他却被告知必须在子女陪同下游泳。
“年长已经不再是人们求之不得的幸运，尽管在过去，这意味着德高望重。”周仰说。她觉得现在年轻人自嘲“老了”和“枸杞”“保温杯”，背后是对年龄的歧视，同时还扩散了对“老”的恐慌。
“衰老不仅是长出皱纹，越来越迟缓的身体反应和越吃越多的药，它更是一次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家庭里，父母从供给者变成依赖者。在社会中，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话语权。”
很多老人抱团对抗这种变化。周仰发现，早上是复兴公园最热闹的时候。数十名老人组成“长寿合唱团”，每天10点相约在长亭边合唱，风雨无阻。有人负责指挥，有人负责伴奏，有人负责抄谱，还有专业的指导，和普通合唱团没什么两样。两边的林荫道有人打太极拳，有人跳交谊舞，不远处的长椅上几乎能找到每一种乐器。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退休后，除了偶尔的同事、同学聚会，参加长寿合唱团是她仅有的社交活动。从她家到复兴公园，单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她说自己对合唱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她这个年龄的人“没什么地方可去”。她最期待的，是每天合唱结束后和朋友逛超市，拉家常。 每当公园里的聚会结束，老人们又要回归家庭的生活，为儿女做家务，照顾孙辈的饮食起居。对他们来说，公园里的时光是仅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没有人教过我们该如何独处。对很多人来说，脱离集体是一件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周仰告诉记者。她觉得国内外老人差异很大，英国的老人生活相对独立，会思考形而上的东西，国内的老人则喜欢群体生活，也更忙碌。“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比较讲究个人主义，中国人讲究集体。”
周仰的外婆从印染厂退休后，因为腿脚不便很少出门。外婆曾将年轻时做高级工艺美术师设计的花样交给周仰，厚厚两大本，每一页都用硫酸纸小心保护。那时，外婆设计的很多图样获得过全国大奖，产品远销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
但她晚年的全部生活，都局限在几十平方米的家中。再后来，家人突然发现外婆的记性越来越差，她认不出子女，眼神越来越茫然，吃饭时忘记嘴里已经嚼着一口饭，或者反复洗脸。
周仰的外婆一直到去世都没有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她的家庭也不知道处理病症的正确方式。因为“老年痴呆”的名称，很多老人都拒绝到医院就诊。根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会的统计，截止2015年，全球仅四分之一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被明确诊断。相当长的时间里，周仰的母亲都陷在无力感中，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失去生活的能力。
“从科普到筛查、就诊，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力量，不是任何家庭能够完成的。”周仰说。她觉得，在对待衰老的问题上也是一样，想要跨出自己小家庭的范围、影响社会中更庞大的人群时，一切变得没那么简单。
每次去看外婆，周仰都坐立不安，一到那儿，就希望探望已经结束。她总觉得，自己就像捧着鲜花去墓地一样。
在周仰意识到外婆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后3年，外婆因肺部感染去世，起因是养老院空调温度开得低，导致外婆感冒，而她早已失去表达冷热的能力。重症监护室里，外婆始终微皱着眉头。得知外婆逝世的消息，周仰觉得“解脱了”，对外婆对家庭都是。
老年人的聚会已经习惯了人来人往，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而改变。周仰在拍摄过程中去过一个坐满老人的酒吧，这个开在豫园万丽大酒店顶楼的酒吧每周日都会准时响起悠扬的乐声，那些上海的“老克勒”们穿着小碎花衬衣，跟着现场爵士乐队的伴奏起舞。
她希望，這个属于老人的“桃花源”能够开得更久一点。
8年前，这位摄影师开始拍摄老年人的生活。从英国伦敦到中国上海，她留下了近千张照片。
她拍摄的老人，年龄大多已经超过80岁，白发、皱纹和脸上的老年斑都在宣示时间的力量。但是，总有一些生活的片段里，时间是无效的。尤其是照片里的老人在水里试验自己设计制作的船模的时候；穿大红色的时装，随时准备跳上车参加演出的时候；以及每周末都穿上正装，和老伴到咖啡店约会的时候。
这些老人刷新了周仰对衰老的认知。此前，这个上海女孩儿对老人最直接的认识来自一起生活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年轻时是知识分子，同事口中“最有才华的人”。老了以后，他们每天窝在家里读报、看电视，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甚至没有出门的欲望。
那时，她眼里的衰老，基本意味告别青春、美貌、力量，是“一切有价值事物的对立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谈到衰老，她的脑海中只浮现出一部纪录片里的画面，一群老人扎堆儿坐在墙根，为排遣寂寞而聊天，看今天谁没来，猜测是不是没了，“虽然说不上凄苦，但也是很可怕的生活。”
“难道我老了，也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吗？”85后周仰不敢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外公外婆金婚的那年，她计划用照片记录他们的生活。没想到拍摄开始不久，外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计划中温馨的家庭相册，最后成了外婆走向生命终点的记录。她把那组照片取名为《漫长的告别》。
但是当镜头对准更多的老人，她发现告别还有不一样的可能。
在英国读书时，她就看到，有些老年人的生活和想象中不太一样，他们穿着时髦，还会上街游行，参与政治生活，在延迟退休年龄、养老等议题上发声。
她决定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些不一样的生活。周仰把其中一组照片取名为《如何变老》。她期待的老年生活应该像哲学家伯纳德·罗素在同名文章中所写：“人最后就像小河进入大海一样，非常平静，没有痛苦。”
她在伦敦一幢老年公寓找到大部分拍摄对象。
在那里，她一不小心就会扑空。她发现每一位老人的生活都排得满满当当，有的经营着玩具店，有的书架上贴满了写有待做事项的便签条，她必须提前约好拍摄和访谈的时间。
这些老人毫不忌讳地谈论死亡。周仰的镜头里，选择和年轻人一起读大学的76岁老人说，年龄意味着智慧。岁月让她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东西，也让她更能享受生活。她看着身边的年轻人为了文凭和工作读书，终日惶惶不安，忽视了教育对人生的意义。
88岁仍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把年龄看作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她告诉周仰，年龄让她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人们普遍对年轻人有质疑，更愿意对老年人打开心扉。
这都是周仰过去从未想到的状况，“原来老可以是一件好事。”这组照片成为了她的毕业作品。回国后，她在老家上海的日托中心、老年大学、公园、咖啡馆和酒吧找到了更多老人，希望用镜头打破人们对衰老的固有认识，“至少能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拍摄过程中，77岁的配音演员曹雷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周仰足足等了半年才有机会去拍照。40岁时得过癌症的曹雷无法理解很多人赚够了钱早早退休的愿望，她觉得时间必须花在真正想做且有意义的事情上。
肖星伟干了一辈子布料设计，画过无数花朵、梯田和拖拉机，退休后，他捡起了荒废几十年的油画和国画，“剩下的时间我要为自己而画。”主持人曹景行62岁时从电视台辞职，决定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一年跑了15个国家拍摄节目。
上海交通大学老校友组织的同学会，在场的老人都穿着优雅的正装，很多年近百岁。他们自己用Photoshop软件调整照片，很多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熟练地用社交软件联系親人朋友。
周仰觉得，过去媒体对老年群体的描述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是“贫困”“留守”的苦情报道，要么是七八十岁还在跑马拉松、做极限运动的特例。真正多数的、每天可能遇到的情况，却鲜少被呈现。她不打算给出老年应该如何的结论，而是给出各种可能性。
她拍过昆曲艺术家蔡正仁。年近80岁的蔡正仁至今还活跃在一线，很多老戏迷都只认他这个角儿。周仰问他有没有想过休息，他直白地答道，“不唱了我怎么办，两腿一蹬天天躺着看天花板吗？”他受不了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画家饶平如面对她的镜头一脸平静。他早年参加过抗战，见过太多战场上的硝烟与杀戮，人到晚年，却连《动物世界》里的残忍画面都不敢看，只愿意看看喜剧、相声。但他为自己写好了挽联，也看了墓地，“两个人的骨灰是装不下的，等我去世之后，把我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混在一起，二分之一埋进去，二分之一往黄浦江一撒。”
更多时候，现实比镜头里的生活要无奈得多。周仰的拍摄对象曹鹏精力充沛，还曾打着吊瓶指挥乐团，他却找不到一个愿意让93岁的自己锻炼的地方，许多健身房为了避免责任拒绝老年人人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为离休人士提供服务的游泳馆，他却被告知必须在子女陪同下游泳。
“年长已经不再是人们求之不得的幸运，尽管在过去，这意味着德高望重。”周仰说。她觉得现在年轻人自嘲“老了”和“枸杞”“保温杯”，背后是对年龄的歧视，同时还扩散了对“老”的恐慌。
“衰老不仅是长出皱纹，越来越迟缓的身体反应和越吃越多的药，它更是一次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家庭里，父母从供给者变成依赖者。在社会中，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话语权。”
很多老人抱团对抗这种变化。周仰发现，早上是复兴公园最热闹的时候。数十名老人组成“长寿合唱团”，每天10点相约在长亭边合唱，风雨无阻。有人负责指挥，有人负责伴奏，有人负责抄谱，还有专业的指导，和普通合唱团没什么两样。两边的林荫道有人打太极拳，有人跳交谊舞，不远处的长椅上几乎能找到每一种乐器。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退休后，除了偶尔的同事、同学聚会，参加长寿合唱团是她仅有的社交活动。从她家到复兴公园，单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她说自己对合唱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她这个年龄的人“没什么地方可去”。她最期待的，是每天合唱结束后和朋友逛超市，拉家常。 每当公园里的聚会结束，老人们又要回归家庭的生活，为儿女做家务，照顾孙辈的饮食起居。对他们来说，公园里的时光是仅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没有人教过我们该如何独处。对很多人来说，脱离集体是一件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周仰告诉记者。她觉得国内外老人差异很大，英国的老人生活相对独立，会思考形而上的东西，国内的老人则喜欢群体生活，也更忙碌。“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比较讲究个人主义，中国人讲究集体。”
周仰的外婆从印染厂退休后，因为腿脚不便很少出门。外婆曾将年轻时做高级工艺美术师设计的花样交给周仰，厚厚两大本，每一页都用硫酸纸小心保护。那时，外婆设计的很多图样获得过全国大奖，产品远销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
但她晚年的全部生活，都局限在几十平方米的家中。再后来，家人突然发现外婆的记性越来越差，她认不出子女，眼神越来越茫然，吃饭时忘记嘴里已经嚼着一口饭，或者反复洗脸。
周仰的外婆一直到去世都没有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她的家庭也不知道处理病症的正确方式。因为“老年痴呆”的名称，很多老人都拒绝到医院就诊。根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会的统计，截止2015年，全球仅四分之一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被明确诊断。相当长的时间里，周仰的母亲都陷在无力感中，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失去生活的能力。
“从科普到筛查、就诊，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力量，不是任何家庭能够完成的。”周仰说。她觉得，在对待衰老的问题上也是一样，想要跨出自己小家庭的范围、影响社会中更庞大的人群时，一切变得没那么简单。
每次去看外婆，周仰都坐立不安，一到那儿，就希望探望已经结束。她总觉得，自己就像捧着鲜花去墓地一样。
在周仰意识到外婆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后3年，外婆因肺部感染去世，起因是养老院空调温度开得低，导致外婆感冒，而她早已失去表达冷热的能力。重症监护室里，外婆始终微皱着眉头。得知外婆逝世的消息，周仰觉得“解脱了”，对外婆对家庭都是。
老年人的聚会已经习惯了人来人往，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而改变。周仰在拍摄过程中去过一个坐满老人的酒吧，这个开在豫园万丽大酒店顶楼的酒吧每周日都会准时响起悠扬的乐声，那些上海的“老克勒”们穿着小碎花衬衣，跟着现场爵士乐队的伴奏起舞。
她希望，這个属于老人的“桃花源”能够开得更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