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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讲好中国红色故事过程中，要在坚持中国文化自信和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对外传播的形式与策略，提升中国原汁原味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水平。2021年国庆节前夕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为如何以影视作品为载体，优化中国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提供了新借鉴。该片巧妙运用共情传播，通过宏观叙事推动实现双向共情，运用悲剧叙事帮助受众更易于理解影片的主题，微观叙事则清晰地塑造出了中国军人形象。在讲述中国红色故事的同时，阐明了中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主张与立场，为推动中华文明真正以自信、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文明贡献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红色文化 共情传播 《长津湖》 影视作品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有着鲜明、独特的中国特色。2021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用史实说话，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①红色，是以中国革命战争史为背景的中国电影独有的底色。“一个更加积极的国际传播叙事，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描述，嵌入到世界体系中，让全球提升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度。”②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创新对外传播方式，用好共情传播，提升国外受众对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是对外传播带有红色基因的中国影视作品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影视作品对外传播中国红色文化的现状分析
影视作品运用镜头语言，将所要传播的文化进行多维度展示，需要从服、化、道及视听元素等各方面下功夫，才能真正引起国外受众的注意，最终达到将本国文化传播至全球受众面前的目的。利用影视作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大的特点是壁垒少、速度快。同时，影视作品题材众多，可以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引起更多受众的兴趣和关注。加上数字化时代社交网络媒体的推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中华文化通过影视作品进行域外传播的广度、深度与速度。这也为推动中国特色文化，特别是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多可能。
但应看到，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红色文化存在刻板印象，持有拒斥态度。尽管近些年我国影视业不断涌现优秀作品，其中也有很多推开国门成功走向世界，但聚焦中国红色文化且能实现良好国际传播效果的作品还较为有限，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仍然任重道远。
二、共情传播巧妙讲好中国红色故事
2021年9月30日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不断获得各方好评，分析解读影片采用的共情传播策略，可以为如何有效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在对外传播带有红色基因的影视作品过程中，除要关注如何提高可视化与审美化外，如何提高受众，特别是外国受众对红色文化的接受度是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共情是当下影视作品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这类作品的主题通常聚焦于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类的共通情感。对此，红色影视作品特别是历史战争片，在聚焦共通情感之前，如何定义和体现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是确定影片合理性的前提。
（一）宏观叙事推动实现双向共情
2016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出品的纪录片《长津湖战役》（The Battle of Chosin），虽以纪录片为形式，但价值观念完全站在美方立场与视角。而中国电影《长津湖》的上映，不仅填补了中方视角关于这场战役的影视空白，也发出了中国对于这段战争史实的声音，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不同于以往国内外强调战争规模、胜败结果的战争片，电影《长津湖》是在抗美援朝大背景下，展开有关长津湖战役的宏观叙事，并试图在宏观叙事中引导观众对于战争的审视与思考。影片中有两处非常耐人寻味的情节：镜头一，伍千里与伍万里冲入美军指挥部，伍万里正要开枪打死奄奄一息的美方军官，以实现他“打死20个敌人就成为英雄”的目标，伍千里拦住了他说，“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军人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尊重。镜头二，美军司令史密斯原本要伏击中国士兵，但当他发现中国志愿军被冻成“冰雕”却仍保持作战姿势时，他肃然起敬脱帽敬礼。这反映出美方军人对中国军人恪尽职守、视死如归精神的敬畏，以及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这两个镜头，为中外观众提供了双向共情的可能。这种对人类共同母题的宏观叙事，更容易打开中国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海外市场，获得全球更多受众的理解与接受。这无疑为对外传播中国红色文化提供了重要思路，即：“以我为主”的单向文化传播往往难以得到受众的认同，甚至还可能会造成西方受众对中国红色文化的误读，或被某些别有用心人士刻意曲解或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着力做好共情传播因而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拥有关于自己国家制度、价值观的话语表达。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等等。西方国家同样也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及价值观，如民主共和制、个人主义至上和英雄主义，等等。要想促成文化各异、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双方产生共情，需要找到双方文化中的共通情感。如对于生命的敬重，是东西方民众能够达成自然对话的基础。
当然，文化间的包容与互鉴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不断探索、转换、优化对外话语及其具体表达方式，才能真正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在开展文化交流过程中，要保持求同存異的态度。共情传播策略的优化运用，是为了铸就“求同”的基础，从而实现“存异”的可能。而推动“存异”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坚守中国特色，用好共情传播，有效凸显红色的底色，这也是电影《长津湖》赢得各方普遍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悲剧叙事帮助受众理解影片的主题
中国红色文化中的红色基因，常常受到西方部分国家、部分人群有意无意的反感甚至污蔑。如何借助共情传播，推动中国红色文化为更多西方受众所接受，可以从西方文化易于接受的叙事手法去切入。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文化都有关于悲剧意识的表达形态，也就是说有不同形态的悲剧艺术……因此，无论是现代化的过程，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史，都应该可以有某种形式的中国悲剧理论。”③西方世界悲剧文化由来已久。在影片《长津湖》中，运用了大量战士牺牲的悲壮镜头，通过视觉上的冲击，向观众充分展现了这场战役的悲壮与惨烈，雷公的死又将该片的悲怆气氛推向了高潮。同时，悲剧艺术的运用也使影片充分展现出“战争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赢来的和平则更为宝贵”。④此外，“中国文化和中国悲剧艺术作品是以音觉性形象为重要艺术表达机制的”，⑤雷公死后引出的《沂蒙山小调》是影片悲剧艺术高潮的叠加，用听觉艺术给受众在心灵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视觉与听觉共同营造出的悲壮气氛，在影视作品运用中能够有效引发国外受众的心灵共鸣，也为国外受众对《沂蒙山小調》的溯源提供了可能。
《沂蒙山小调》曾与《茉莉花》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歌”。它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前身为《打黄沙会》。“在革命年代，它就是浴血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就是百废待兴，在改革开放时期，它就是开放包容；在今天，它就是行稳致远。”⑥有着红色基因的《沂蒙山小调》所蕴含的文化元素非常丰富，既有山东沂蒙山区的地域特色，也有中国人民情感特色以及中国革命特色。而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受众对于音乐的接受度远高于常被打上政府标签的国家话语和政治话术。通过中国民歌讲述中国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的壁垒和阻碍。
影片的悲剧叙事及其所营造的悲壮气氛，不仅能够帮助中外观众更直观地体会战争的残酷性，也有助于激发中外观众对于生命的敬重和对于和平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引导人们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认知与认同。
（三）微观叙事清晰刻画中国军人形象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微叙事赋权观众‘步入’场景之中，观看叙述者的表演，并自由抓取场景符号形成感知交互，将国家话语再语境化为观众直观的视听体验，从而在心理层面、情感层面维护国家话语的合法性”。⑦
例如，影片《长津湖》中，在毛岸英的视角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要一声令下就立刻整装待发，普通老百姓只要国家需要就团结起来上战场，等等。观众的精神层次不断跟随上述场景中人物的升华而升华。通过一个个微观叙事的镜头，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观察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
又如，谈子为面对伍万里对自己的崇拜，发问：“行军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冻死在路上的战友，我们该叫他啥？离敌人十米才投掷手榴弹，自己也被炸死的人，我们该叫他啥？”一直充满着英雄主义情怀的伍万里，从“想摸枪，想当英雄”到“真正承认自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的转变，正是对中国军人形象最细致最生动的雕刻——中国军人是一支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情感的队伍。
有了宏观叙事下的共情基调，再转向微观叙事的细致描写，顺理成章地深化了共情传播的感染力，实现了更强的传播效果。亲情、友情以及对下一代的使命感是人类本能的共通情感。影片《长津湖》通过细致描写片中角色对于上述共通情感的解读，讲述中国革命背后暗含的个体价值观与人生观，向影片受众传达中国“红”不是搞专制，不是阻断人的自由，而是为了帮助个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例如，梅生希望他的女儿不用再受战火纷争，伍万里希望刚分的土地不被别人夺走，伍千里想回家给爸妈盖房子给兄弟娶媳妇，等等。微观叙事聚焦父母子女深情，使影片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使中外受众更易于理解影片所传递的情感与观念。
影片《长津湖》通过微观叙事“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家国情怀，所有红色的底色都由受众自己直观感受，把是否认同、接受红色精神的选择权交给观众，有效避免了红色精神的直接灌输，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国外受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红色文化的愿望与契机。
此外，在国际传播工作中还可以借助影视作品所构建的艺术视角，推出一手史料，铺设西方受众全面、透彻了解中国的通道。例如，可对亲身经历长津湖战役的中美双方士兵进行访谈，现身说法让受众对长津湖战役有更全面的了解。还可以利用中外不同的社交平台、报纸等，刊发国内外受众的影评、观后感，等等。
（四）共情传播不能淡化中国态度
优化共情传播策略是以红色为底色的中国红色影视作品的重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了迎合受众而改变中国红色文化的内核。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国遵循的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念，是正义的捍卫者。通过影片《长津湖》，也表明了中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中国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从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中国遭受侵略必然反击；中国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有过侵略的图谋，更不会选择主动发动战争。
中华民族有过被侵略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懂得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这是在新时代重新挖掘、传播长津湖战役精神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是中国红色电影走出国门时必须要摆明的中国态度和中国立场：中国寻求共情，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融入世界文明，对需要援助的国家毫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但共情不等于一味迁就国外受众的喜好，更不会因此而改变甚至放弃中国立场。
因此，对于创作与传播中国红色文化影视作品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尊重历史，表明立场，以此为基础优化共情传播，积极宣介与推广，力求实现受众基数的扩大和好感度的提升。总体而言，在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红色文化的内涵绝对不能有一点改变，可以改变的只是传播手段。也只有秉持这样的原则，中华文明才能真正以自信、积极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三、结语
优化共情传播策略，可以在提升电影品质、丰富影片精神层次的同时，打造更多能够代表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的好电影。好电影本身会更有可能拓宽受众群体、引发更广泛的关注，打破中国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更多壁垒。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始终保持警惕和戒备。鉴于此，中国要想切实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形成同我国强大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可以在坚持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优化对外传播的形式与策略，真正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文中插图均为作者提供）
辛红娟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孟佳蓉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国人大》2021年第19期，第9页。
②周庆安、卢明江：《国际传播的中国叙事逻辑和构建优势》，《对外传播》2021年第7期，第16页。
③王杰、石甜：《中国悲剧观念的人类学基础》，《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3期，第146页。
④《〈长津湖〉是这样炼成的》，微博《人民日报》官方账号，https：//weibo.com/ ttarticle/p/show？id=2309404691022549484071#_loginLayer_1635826173731，2021年10月11日。
⑤同③，第148页。
⑥王明洁：《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力量——〈沂蒙山小调〉的精神标识在电影〈沂蒙六姐妹〉中的应用》，《大众文艺》2021年第16期，第123页。
⑦曹晔阳：《国家话语的区域化精准传播实践——中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短视频传播效果分析》，《对外传播》2021年第9期，第28页。
责编：荆江
【关键词】红色文化 共情传播 《长津湖》 影视作品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有着鲜明、独特的中国特色。2021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用史实说话，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①红色，是以中国革命战争史为背景的中国电影独有的底色。“一个更加积极的国际传播叙事，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描述，嵌入到世界体系中，让全球提升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度。”②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创新对外传播方式，用好共情传播，提升国外受众对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是对外传播带有红色基因的中国影视作品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影视作品对外传播中国红色文化的现状分析
影视作品运用镜头语言，将所要传播的文化进行多维度展示，需要从服、化、道及视听元素等各方面下功夫，才能真正引起国外受众的注意，最终达到将本国文化传播至全球受众面前的目的。利用影视作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大的特点是壁垒少、速度快。同时，影视作品题材众多，可以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引起更多受众的兴趣和关注。加上数字化时代社交网络媒体的推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中华文化通过影视作品进行域外传播的广度、深度与速度。这也为推动中国特色文化，特别是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多可能。
但应看到，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红色文化存在刻板印象，持有拒斥态度。尽管近些年我国影视业不断涌现优秀作品，其中也有很多推开国门成功走向世界，但聚焦中国红色文化且能实现良好国际传播效果的作品还较为有限，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仍然任重道远。
二、共情传播巧妙讲好中国红色故事
2021年9月30日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不断获得各方好评，分析解读影片采用的共情传播策略，可以为如何有效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在对外传播带有红色基因的影视作品过程中，除要关注如何提高可视化与审美化外，如何提高受众，特别是外国受众对红色文化的接受度是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共情是当下影视作品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这类作品的主题通常聚焦于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类的共通情感。对此，红色影视作品特别是历史战争片，在聚焦共通情感之前，如何定义和体现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是确定影片合理性的前提。
（一）宏观叙事推动实现双向共情
2016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出品的纪录片《长津湖战役》（The Battle of Chosin），虽以纪录片为形式，但价值观念完全站在美方立场与视角。而中国电影《长津湖》的上映，不仅填补了中方视角关于这场战役的影视空白，也发出了中国对于这段战争史实的声音，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不同于以往国内外强调战争规模、胜败结果的战争片，电影《长津湖》是在抗美援朝大背景下，展开有关长津湖战役的宏观叙事，并试图在宏观叙事中引导观众对于战争的审视与思考。影片中有两处非常耐人寻味的情节：镜头一，伍千里与伍万里冲入美军指挥部，伍万里正要开枪打死奄奄一息的美方军官，以实现他“打死20个敌人就成为英雄”的目标，伍千里拦住了他说，“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军人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尊重。镜头二，美军司令史密斯原本要伏击中国士兵，但当他发现中国志愿军被冻成“冰雕”却仍保持作战姿势时，他肃然起敬脱帽敬礼。这反映出美方军人对中国军人恪尽职守、视死如归精神的敬畏，以及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这两个镜头，为中外观众提供了双向共情的可能。这种对人类共同母题的宏观叙事，更容易打开中国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海外市场，获得全球更多受众的理解与接受。这无疑为对外传播中国红色文化提供了重要思路，即：“以我为主”的单向文化传播往往难以得到受众的认同，甚至还可能会造成西方受众对中国红色文化的误读，或被某些别有用心人士刻意曲解或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着力做好共情传播因而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拥有关于自己国家制度、价值观的话语表达。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等等。西方国家同样也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及价值观，如民主共和制、个人主义至上和英雄主义，等等。要想促成文化各异、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双方产生共情，需要找到双方文化中的共通情感。如对于生命的敬重，是东西方民众能够达成自然对话的基础。
当然，文化间的包容与互鉴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不断探索、转换、优化对外话语及其具体表达方式，才能真正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在开展文化交流过程中，要保持求同存異的态度。共情传播策略的优化运用，是为了铸就“求同”的基础，从而实现“存异”的可能。而推动“存异”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坚守中国特色，用好共情传播，有效凸显红色的底色，这也是电影《长津湖》赢得各方普遍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悲剧叙事帮助受众理解影片的主题
中国红色文化中的红色基因，常常受到西方部分国家、部分人群有意无意的反感甚至污蔑。如何借助共情传播，推动中国红色文化为更多西方受众所接受，可以从西方文化易于接受的叙事手法去切入。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文化都有关于悲剧意识的表达形态，也就是说有不同形态的悲剧艺术……因此，无论是现代化的过程，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史，都应该可以有某种形式的中国悲剧理论。”③西方世界悲剧文化由来已久。在影片《长津湖》中，运用了大量战士牺牲的悲壮镜头，通过视觉上的冲击，向观众充分展现了这场战役的悲壮与惨烈，雷公的死又将该片的悲怆气氛推向了高潮。同时，悲剧艺术的运用也使影片充分展现出“战争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赢来的和平则更为宝贵”。④此外，“中国文化和中国悲剧艺术作品是以音觉性形象为重要艺术表达机制的”，⑤雷公死后引出的《沂蒙山小调》是影片悲剧艺术高潮的叠加，用听觉艺术给受众在心灵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视觉与听觉共同营造出的悲壮气氛，在影视作品运用中能够有效引发国外受众的心灵共鸣，也为国外受众对《沂蒙山小調》的溯源提供了可能。
《沂蒙山小调》曾与《茉莉花》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歌”。它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前身为《打黄沙会》。“在革命年代，它就是浴血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就是百废待兴，在改革开放时期，它就是开放包容；在今天，它就是行稳致远。”⑥有着红色基因的《沂蒙山小调》所蕴含的文化元素非常丰富，既有山东沂蒙山区的地域特色，也有中国人民情感特色以及中国革命特色。而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受众对于音乐的接受度远高于常被打上政府标签的国家话语和政治话术。通过中国民歌讲述中国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去”的壁垒和阻碍。
影片的悲剧叙事及其所营造的悲壮气氛，不仅能够帮助中外观众更直观地体会战争的残酷性，也有助于激发中外观众对于生命的敬重和对于和平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引导人们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认知与认同。
（三）微观叙事清晰刻画中国军人形象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微叙事赋权观众‘步入’场景之中，观看叙述者的表演，并自由抓取场景符号形成感知交互，将国家话语再语境化为观众直观的视听体验，从而在心理层面、情感层面维护国家话语的合法性”。⑦
例如，影片《长津湖》中，在毛岸英的视角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要一声令下就立刻整装待发，普通老百姓只要国家需要就团结起来上战场，等等。观众的精神层次不断跟随上述场景中人物的升华而升华。通过一个个微观叙事的镜头，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观察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
又如，谈子为面对伍万里对自己的崇拜，发问：“行军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冻死在路上的战友，我们该叫他啥？离敌人十米才投掷手榴弹，自己也被炸死的人，我们该叫他啥？”一直充满着英雄主义情怀的伍万里，从“想摸枪，想当英雄”到“真正承认自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的转变，正是对中国军人形象最细致最生动的雕刻——中国军人是一支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情感的队伍。
有了宏观叙事下的共情基调，再转向微观叙事的细致描写，顺理成章地深化了共情传播的感染力，实现了更强的传播效果。亲情、友情以及对下一代的使命感是人类本能的共通情感。影片《长津湖》通过细致描写片中角色对于上述共通情感的解读，讲述中国革命背后暗含的个体价值观与人生观，向影片受众传达中国“红”不是搞专制，不是阻断人的自由，而是为了帮助个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例如，梅生希望他的女儿不用再受战火纷争，伍万里希望刚分的土地不被别人夺走，伍千里想回家给爸妈盖房子给兄弟娶媳妇，等等。微观叙事聚焦父母子女深情，使影片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使中外受众更易于理解影片所传递的情感与观念。
影片《长津湖》通过微观叙事“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家国情怀，所有红色的底色都由受众自己直观感受，把是否认同、接受红色精神的选择权交给观众，有效避免了红色精神的直接灌输，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国外受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红色文化的愿望与契机。
此外，在国际传播工作中还可以借助影视作品所构建的艺术视角，推出一手史料，铺设西方受众全面、透彻了解中国的通道。例如，可对亲身经历长津湖战役的中美双方士兵进行访谈，现身说法让受众对长津湖战役有更全面的了解。还可以利用中外不同的社交平台、报纸等，刊发国内外受众的影评、观后感，等等。
（四）共情传播不能淡化中国态度
优化共情传播策略是以红色为底色的中国红色影视作品的重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了迎合受众而改变中国红色文化的内核。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国遵循的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念，是正义的捍卫者。通过影片《长津湖》，也表明了中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中国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从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中国遭受侵略必然反击；中国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有过侵略的图谋，更不会选择主动发动战争。
中华民族有过被侵略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懂得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这是在新时代重新挖掘、传播长津湖战役精神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是中国红色电影走出国门时必须要摆明的中国态度和中国立场：中国寻求共情，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融入世界文明，对需要援助的国家毫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但共情不等于一味迁就国外受众的喜好，更不会因此而改变甚至放弃中国立场。
因此，对于创作与传播中国红色文化影视作品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尊重历史，表明立场，以此为基础优化共情传播，积极宣介与推广，力求实现受众基数的扩大和好感度的提升。总体而言，在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红色文化的内涵绝对不能有一点改变，可以改变的只是传播手段。也只有秉持这样的原则，中华文明才能真正以自信、积极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三、结语
优化共情传播策略，可以在提升电影品质、丰富影片精神层次的同时，打造更多能够代表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的好电影。好电影本身会更有可能拓宽受众群体、引发更广泛的关注，打破中国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更多壁垒。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始终保持警惕和戒备。鉴于此，中国要想切实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形成同我国强大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可以在坚持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优化对外传播的形式与策略，真正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文中插图均为作者提供）
辛红娟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孟佳蓉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国人大》2021年第19期，第9页。
②周庆安、卢明江：《国际传播的中国叙事逻辑和构建优势》，《对外传播》2021年第7期，第16页。
③王杰、石甜：《中国悲剧观念的人类学基础》，《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3期，第146页。
④《〈长津湖〉是这样炼成的》，微博《人民日报》官方账号，https：//weibo.com/ ttarticle/p/show？id=2309404691022549484071#_loginLayer_1635826173731，2021年10月11日。
⑤同③，第148页。
⑥王明洁：《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力量——〈沂蒙山小调〉的精神标识在电影〈沂蒙六姐妹〉中的应用》，《大众文艺》2021年第16期，第123页。
⑦曹晔阳：《国家话语的区域化精准传播实践——中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短视频传播效果分析》，《对外传播》2021年第9期，第28页。
责编：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