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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宝塔山、太行山、大别山。
这里曾经是中国贫穷地区的真实写照；这里曾经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这里更是中国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探索之地。
从“穷山”到“红山”再到“金山”，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记录这些变化，更是探寻未来。
井冈山
从“红色招牌”到“金字招牌”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
江西省井冈山市厦坪镇菖蒲古村，红军后代江满凤经营的小酒楼里，昔日红军歌谣中的红米饭、南瓜汤已成为招牌菜，清一色的地道“红军菜肴”招徕了不少忆苦思甜的游客。每到旺季，酒楼一天可以接待数百位客人。
“现在高速公路就在家门口，村村都通了水泥路，开车到镇上、进县城也就十来分钟”，吴建中告诉记者，自己开办“农家乐”以来，年收入少说也有十来万元。
江满凤和许多乡亲们一样，家里盖起了小洋楼，还添置了汽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2010年，井冈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1亿元，财政总收入3.73亿元。不断发展壮大的红色旅游、生态农业、新型工业三大产业，让老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也让这座中国革命的圣山有了“红色”以外新的内涵。
生态农业让山民致富
“井冈山是闻名全国的红色旅游圣地，但井冈山的发展道路不能局限于旅游。只有同时做强工业、做优农业，才能带领山上山下所有群众走上富裕路。”吉安市委常委、井冈山市委书记梅黎明说。
利用当地温差大、日照相对较短、土壤微量元素多、雨水充沛的高山气候条件和山地资源，井冈山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建立了有机茶、无公害蔬菜、有机大米、魔芋等十大产业基地，并与旅游产业衔接发展观光农业，探索农业产业化道路。全市已有农业基地30个，实现销售收入3.3亿元。
如今，生态农业的资源优势已转化为产品优势，以老区特色红米和南瓜为原料的井冈山 “红米酒”、“南瓜醇”等系列食品佳酿，已走进全国各大商场，行销大江南北。
作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之一，井冈山在农业开发上注重“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在“公司 基地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下，该市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现代化载体发展壮大，5927户农户加入了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带动了1.4万余山区农户发家致富，户均增收5400多元。
梅黎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下一步，将针对农业产业化制定具体的奖励扶持制度，提供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撑，推动土地流转，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从小山村到大市场
上世纪50年代末，井冈山仍然不通公路、不通邮、不通电，偏僻而艰苦。第一代建设者筚路蓝缕，在这里垦殖山场，兴建公路，建设电站，创办工业，使井冈山拉开了开发建设的序幕。
梅黎明说：“井冈山的工业起步晚，基础比较薄弱。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井冈山最大的优势，要实现高起点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选择以节能、环保、高科技型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工业。中部地区正面临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井冈山’这一金字招牌也吸引了很多企业的关注。”
人们常用“一根线”、“一个碗”来诠释着井冈山工业的发展高度。
“一根线”，即大圣光纤。作为国内塑纤产业的先行者，大圣光纤从江苏扬州到广东深圳，多方考察后，决定将这一节能环保型产品落户井冈山。目前，该项目已实现全面投产并启动了二期项目建设，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通信用塑料光纤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大圣光纤副总经理胡卫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塑料光纤作为低碳高科技产品，对周边大气环境要求相当高。井冈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又是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这是企业选择落户于此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圣光纤所在的井冈山生态工业园已初步形成了以塑料光纤、生态绿色食品和旅游工艺品开发、新型电子等产业为主的新型工业集群。大圣塑料光纤产品正力争进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市场。
“一个碗”，即井冈山传统陶瓷产业产品——罗汉汤碗，为了保护生态避免环境污染，井冈山日用瓷产业告别燃煤，推进天然气烧制。2010年，该市陶瓷工业园年产陶瓷10.5亿件，实现年产值10亿元，其生产的罗汉汤碗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40%以上。园区形成了以日用陶瓷生产为主的特色产业群，已发展为全国日用瓷产品的主要生产区之一。
革命战争年代，井冈山只是个“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偏僻山区。据《井冈山志》记载，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初，“从宁冈上山，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 “路窄弯道多，十人坐车九人晕，井冈山的路被戏称为‘摇篮路’。”1978年在井冈山当养路工的李晓阳说，“那时候，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山路，勉强只能通手扶拖拉机。要是在雨水集中的春秋两季，赶一趟集回家，身上全是泥水浆子，衣服能洗出几盆泥水。”
宝塔山
延安“红绿黑”
“延长石油、洛川苹果、子长医改，以及志丹、吴起教育，几乎是延安快速发展的缩影。”延安市委宣传部庞辉副部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能源化工强市
1905年建厂的延长石油，在1907年就打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同年建成炼油房，结束了中国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抗战时期，延长石油生产出汽油、煤油、石蜡、油墨、擦枪油、凡士林等产品，不仅保证了中央机关、边区政府的用油需求，还换来了大量的布匹、钢铁、机器设备和短缺物资，被誉为“功臣油矿”。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延长石油集团整体优势日益显现。2007年，延长石油的原油采、炼和产品销售三项指标均突破1000万吨大关，实现销售收入470亿元，利税费总额230亿元，成功跨入国家千万吨级大油田行列。
近年来，按照跨越发展目标要求，延安提出了“能源化工强市”战略，为加快推进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并重点提出抓好“两基地、五园区、十二大项目”建设。
在“十二五”城乡统筹发展中，延安将通过建设2000万吨原油、5000万吨煤炭、100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基地建设，八大工业集中区和十四大能源化工项目及太阳能光伏、生物质发电、风电利用等新能源工业，将延安建成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
苹果、教育和医改
距离延安市98公里的洛川县在抗战时期属于“白区”，除了山还是山，相对平坦的地上却种不出庄稼，当时有很多人为了求生，都逃难到附近的富县。
改革开放以来，洛川大力发展苹果产业。2010年全县苹果总产量67.65万吨，总产值2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320多元。苹果彻底改变了洛川人的生活命运，也成了洛川农民眼中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2011年《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显示，延安是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洛川苹果”已成为知名品牌，远销全国各地以及欧洲、东南亚20多个国家。该市苹果种植面积累计达到300万亩，总产达到222万吨。
而另外两大足以让当地领导干部自豪的成就则来自于子长的医疗改革和吴起、志丹的教育改革。
在子长，该县县委常委峁梅芳告诉记者，由于该县医改将药费下降了40%，让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相关经验已经在全国推广。去年，全国卫生局长会议在该县召开，卫生部张茅书记甚至一月之内两到子长。而将免费教育延伸到义务教育以外的志丹和吴起两县甚至开创了西北地区的先河！
红色旅游
“说起延安，不提红色旅游，难尽其美与庄严！”陕西省旅游局一位领导曾经这样说。
延安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市内有历史遗迹5808处，革命纪念地445处。
长期以来，延安把保护好革命旧址作为神圣的政治责任，作为促进延安红色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首要任务。
延安市旅游局负责人介绍说，为了大力推进延安革命圣地的红色旅游产品，他们先后组织有关部门精心编制了《延安革命纪念地保护规划》和《红色旅游规划》，完成了中央军委二局、三局、瓦窑堡会议等10处革命旧址的维修保护，南泥湾景区建设正式启动。
此外，为了更好开发精品游，他们精心打造精品景区景点，黄帝文化园区建设总体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上报陕西省政府审批；壶口瀑布景区改造观瀑舫，建设禹王庙，目前已接近尾声；乾坤湾景区控制性详规编制完成，前期工作扎实推进。
此外，聘请著名导演陈维亚成功打造了“延安保卫战”再现场景，在上海世博会精心举办了“红色旅游·魅力延安”宣传推介活动，将红色旅游推向外界。
据统计，2010年延安全市共接待游客145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76.5亿元。
在“十二五”城乡统筹发展中，延安市将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作为战略支撑，将进一步在黑色能源、绿色产业、红色旅游三大主导产业上提质增效，强调靠产业强市，更要靠产业让农民尽快富起来。
半个多世纪前，《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曾这样形容陕北高原：“这些拥拥挤挤的丑陋山头像海神理就的一个世界，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生存简直是一个奇迹。”
“我跟着当时被称为‘暴动’的人群加入了刘志丹的队伍，1935年毛主席到陕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保安（现子长县）接见刘志丹。毛主席说，延安现在是人家的地盘，等我们夺过来就改变它的荒凉。”91岁的老红军毛光荣告诉记者。
“如今的陕北大地，不仅绿了身边和远山，改变了旧模样，各项飞速发展的社会事业更是让老区人倍感自豪！”延安市宝塔区区委常委杨树栋说。
太行山
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四篇文章”
“邓小平动员我们抓生产”
“1942、1943年，恰逢根据地大旱，蝗虫铺天盖地，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挖光了野菜就扒树皮。为应对旱情，彭德怀放下军务，亲自组织各村开会，要求生产自救。当时，许多人已饿得无法站立，彭总便让大家躺着听，他站着讲！”张树琪告诉记者。
64岁的张树琪是山西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管理员，其父亲是当年有名的“红小鬼”，因机智勇敢，经常承担为八路军传送信件的任务。张树琪许多的抗战故事有些源于资料，更多的是父亲等老一辈人的讲述。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麻田驻扎长达5年之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区党委、一二九师司令部等150多个党政军机关也长期驻扎于此。朱德、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麻田战斗与生活过。
16岁入党、如今已86岁的闫艮梅是当时下麻田村的妇联主任。直到现在她对八路军的印象仍是两个字——“神秘”。她清楚记得，当时村里一下子来了许多穿灰军服的人，很少和老百姓接触，后来才知道是八路军。
闫艮梅也给八路军首长送过信，她认为选中自己是由于自己的党员、妇联主任身份，算是“靠得住的人”。虽然经常给首长送信，可她并不知道哪个是彭德怀，哪个是左权——八路军纪律严明，她不敢随便打听。
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是闫艮梅“对上号”的第一位首长，因为她参加过邓小平组织召开的会议。“口才好，没有重句。谈的主要是‘抓生产’，动员妇女多纺线、多种地。”闫艮梅直到现在仍能记得邓小平当年的音容笑貌。
1942年侵华日军为消灭八路军总部，调集数万军队对麻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封锁。赶上大旱之年的根据地雪上加霜，八路军和麻田的群众都面临严重饥荒。为了让群众有粮吃，邓小平和战士们将每人每天一斤半的口粮减到九两，同时还边战斗边为老百姓修渠造田，领导整个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拥军爱民运动。
“人多，粮少！”闫艮梅为《中国经济周刊》形象描述了当时的处境。在当时军粮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八路军仍想着麻田百姓。出于感激，闫艮梅组织全村妇女为八路军战士纳军鞋，人人踊跃参与，真正做到了军民一家亲。
红色根据地的“绿色路径”
“80后”孙志鹏是中国外文局派往左权县的挂职干部，担任麻田镇党委副书记。
早在2005年，中国外文局就在革命老区左权县定点扶贫，并分批委派干部在左权挂职锻炼，鼎力支持左权县的扶贫开发。在孙志鹏之前，外文局已有四批干部到左权挂职，为左权县的发展“鼓与呼”。
刚到左权两个月的孙志鹏很兴奋，他告诉记者：“每天起来我都要爬山，也算是追随先辈的足迹吧！不过麻田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要好，潜力也很大。”
在麻田镇镇政府，镇长巨晓华坦陈自己是“最忙的镇长”，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领导、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单位莅临这片红色沃土。
巨晓华在麻田工作已有5个年头，他认为“麻田”两个字不仅红色浓重，而且含金量高。依靠金字招牌，麻田不仅开发了红色旅游，也充分将政治优势转化为了经济优势。几年中，解放军总政治部后勤部、中信国安集团、中国石化集团、浙江万向集团等单位先后与麻田镇缔结了长期合作关系。
2010年，麻田镇经济总收入近亿元，人均纯收入2800元，虽然数字并不高，但对麻田而言来之不易。与抗战时期相比，麻田“山险沟深耕地少”的窘境没有明显改变，与周边乡镇不同，麻田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工业几乎为零，属纯农业乡镇。因而有着“太行江南”之称的麻田现在依旧保留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我们要做好‘山、水、林、田’四篇文章，建设‘旅游名镇、商贸重镇、生态大镇、核桃强镇’，真正使麻田成为‘太行山明珠’。” 巨晓华对麻田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核桃园，花椒坡，柿子沟，养殖场”，这是一幅麻田的现代农业新图景。记者在麻田镇看到，凤凰山万亩核桃基地及数十个核桃产业开发片区规模壮观，生态庄园及现代化设施农业也开始起步。
核桃产业一直被麻田视为富民强镇的主导产业，据巨晓华介绍，2010年麻田镇共有新老核桃树49万株，农民人均增收800多元。到“十二五”末，该镇核桃树保有量将达到90万株，人均40株，核桃产业收入将占到农民纯收入的60%以上，有望突破3000元。加上花椒、柿子等品种，干果经济将成为麻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
坐在自家的院子中，闫艮梅念起了党和政府的“好”：“年年都有人来看我，现在粮够吃、钱够花，病了也不担心。回忆抗战那时候，都不敢想是咋活下来的！”去年，山西省委统战部组织企业为麻田镇仅存的16位80岁以上老人捐款，闫艮梅一个人就拿到20000元。
在纪念馆工作多年的张树琪对麻田充满了感情：“当年怕扰民，八路军总部与麻田村保持有较远距离，现在总部旧址已被居民的住宅、商铺所包围。新的纪念馆已建好，很快要搬过去，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到麻田了解那段历史。”
如今的麻田，高标准的学校、卫生院、文化站、计生站、敬老院等一批民生工程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开始上档升级。许多麻田人与巨晓华的看法一样——麻田就是太行山的明珠，抗战时期是，将来也会是。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于1942年6月15日写下的诗作——《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
1942年5月25日，数万日军将八路军总部包围在山西辽县麻田以东南艾铺一带。因为还有后方机关、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数千人，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在掩护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在辽县十字岭，年仅37岁。为纪念这位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同年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1940年—1945年，彭德怀副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机关驻扎上麻田村，指挥整个华北抗战。麻田镇因而成为当时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被誉为“第二延安”、“小延安”。
大别山
信阳以生态立市
6月16日下午5时，河南新县，微风轻拂。
101岁的老红军罗明榜坐在绿树掩映下的小潢河河畔。灰色上衣，拄着黑色的拐杖，岁月刻画的沧桑写满脸庞，安静，祥和。
罗明榜，是目前河南唯一的“将军县”——信阳新县唯一的百岁老红军，他见证了这片红色土地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
将军县的“三个一”和“三不过一”
走进罗家，就看到客厅上挂的大幅四世同堂全家福。
“这是我整一百岁过生日的时候全家拍的。”罗明榜微笑着告诉记者，身体还算硬朗的罗明榜记忆力依然清晰，回忆起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时依旧激情澎湃。
这是一个红色革命家庭。
现年已经101岁的罗明榜，出生在新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1岁时母亲去世，19岁时父亲撒手人寰。靠缝衣服维持生计的罗明榜共兄弟三个，不到20岁的他最先参加红军， 大哥、三弟随后亦参加革命。“大哥在七连，我在三连，三弟是个勤务员。不过，大哥参加革命没多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罗明榜回忆道。
像罗明榜这样的红色家庭在新县乃至信阳并不鲜见。
“信阳是红军的摇篮，是一座‘红’城。”6月16日，河南省信阳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祝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里一直是“红旗不倒”。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信阳，该市下辖的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新县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亦是在这里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
不过，红色革命的荣誉闪耀着光芒的同时，常年的革命斗争也给这片本就贫瘠的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那时候，土地都在地主手里，中农有少量的土地，农民99%的都没有地。粮食产量低，一亩地也就产200来斤，农民打了粮食要给地主对半分，就不够吃的，一般过8月份就没粮食了，挖野菜吃，这山上的野菜我都认识，都吃过。”罗明榜回忆说。
1946年，国民党为了剿灭豫鄂边区李先念领导的抗日武装，调动大批军队，集聚信阳县境，配合地方反共武装盘踞各乡镇，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征收粮款、柴草、军鞋等。此外，拉夫拉丁，致使民不聊生，衣不蔽体，流离失所，大片土地荒芜。
饱受战争创伤和自然条件制约的新县，直到1983年，依旧是“一穷二白”。
“到1983年的时候，新县经济还是‘三不过一’，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个亿，县财政收入不到1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100元。”新县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92年，河南县域经济实力排序中新县是全省倒数第一。当时新县县城很小，有人戏称，新县有“三个一”，一根香烟绕全城，一个灯泡照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
不过，随着国家对革命老区加大对口扶贫开发力度，新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涉外劳务经济、旅游经济、生态农业经济以及具有特色的工业经济。其中，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从一个仅靠25.8万元扶贫开发款起步的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鄂豫皖革命老区首家上市企业，跻身全国中药行业50强。
“到2007年底，新县的县域经济实力已经在全省排名第52位。”河南新县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到2010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5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1.3亿元，人均收入达5387元。
不过，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新县依旧“贫困”。
事实上，不仅仅是新县，由于基础薄弱，整个信阳地区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贫困线下挣扎。
生态立市
“信阳是典型的以农为主的‘农业大市’，粮食产量占河南的十分之一，保耕地、保粮食的任务很重。”河南省信阳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农业比重大，工业基础薄弱，而无工不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信阳的发展。
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成了当地谋求经济发展的“红线”。
对此，“我们市里确立了‘生态立市’和‘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思想。”上述信阳市发改委的官员坦陈。
据介绍，近年来，信阳实施了以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城镇、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为重点的生态示范区建设工程。
2009年4月，信阳市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准为该省唯一的“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也是全国第一个省辖市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我们发挥农业大市的优势，推广生态农业，仅在我们罗山县就涌现出上百个生态农业村。”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的一位地方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先后推广了水渍多湿地杂交水稻、高产小麦、“双低”油菜、蔬菜瓜果等高产种植模式，不仅能提高复种指数和土地利用率，也促进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了综合效益。
截至2010年底，信阳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千亿元大关，分别达到1092亿元、1031亿元、1003亿元。而农业亦再获丰收，粮食总产达到115亿斤，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连续5年超百亿斤。
此外，2010年，信阳市完成“六城联创”任务，创建了国家园林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不仅如此，信阳在继“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20强”、“中国十佳宜居城市”、“首届中国创业之城”之后又获“中国休闲城市”、“中国最具绿色竞争力城市”和“中国最具生活品质城市”称号，被外界解读为“信阳现象”。
据了解，信阳市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20万人，20多万农村老人得以安度晚年，60岁以上农村老人领上了养老金，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达到46.7%，形成“没有围墙的敬老院”。而围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该市在2807个村建成标准卫生室，在北京等地设立新农合农民工定点医院，就地就医、报销，并实施村医培训计划，免费培训村医3000多人次，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不过，虽然信阳目前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由于革命老区底子差，未来还面临经济持续增长后继乏力，不足以支撑大力改善民生等的诸多挑战，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发达地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上述信阳市发改委官员坦陈。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信阳，该市下辖的大别山腹地新县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培育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以及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百余名信阳籍将军。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亦是在这里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
“当时的新县不足10万人，有5.5万人为革命献出生命。”河南省新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韩光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所以新县有“山山埋忠骨，岭岭是丰碑”的说法，“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也是广为流传。
这里曾经是中国贫穷地区的真实写照；这里曾经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这里更是中国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探索之地。
从“穷山”到“红山”再到“金山”，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记录这些变化，更是探寻未来。
井冈山
从“红色招牌”到“金字招牌”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
江西省井冈山市厦坪镇菖蒲古村，红军后代江满凤经营的小酒楼里，昔日红军歌谣中的红米饭、南瓜汤已成为招牌菜，清一色的地道“红军菜肴”招徕了不少忆苦思甜的游客。每到旺季，酒楼一天可以接待数百位客人。
“现在高速公路就在家门口，村村都通了水泥路，开车到镇上、进县城也就十来分钟”，吴建中告诉记者，自己开办“农家乐”以来，年收入少说也有十来万元。
江满凤和许多乡亲们一样，家里盖起了小洋楼，还添置了汽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2010年，井冈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1亿元，财政总收入3.73亿元。不断发展壮大的红色旅游、生态农业、新型工业三大产业，让老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也让这座中国革命的圣山有了“红色”以外新的内涵。
生态农业让山民致富
“井冈山是闻名全国的红色旅游圣地，但井冈山的发展道路不能局限于旅游。只有同时做强工业、做优农业，才能带领山上山下所有群众走上富裕路。”吉安市委常委、井冈山市委书记梅黎明说。
利用当地温差大、日照相对较短、土壤微量元素多、雨水充沛的高山气候条件和山地资源，井冈山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建立了有机茶、无公害蔬菜、有机大米、魔芋等十大产业基地，并与旅游产业衔接发展观光农业，探索农业产业化道路。全市已有农业基地30个，实现销售收入3.3亿元。
如今，生态农业的资源优势已转化为产品优势，以老区特色红米和南瓜为原料的井冈山 “红米酒”、“南瓜醇”等系列食品佳酿，已走进全国各大商场，行销大江南北。
作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之一，井冈山在农业开发上注重“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在“公司 基地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下，该市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现代化载体发展壮大，5927户农户加入了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带动了1.4万余山区农户发家致富，户均增收5400多元。
梅黎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下一步，将针对农业产业化制定具体的奖励扶持制度，提供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撑，推动土地流转，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从小山村到大市场
上世纪50年代末，井冈山仍然不通公路、不通邮、不通电，偏僻而艰苦。第一代建设者筚路蓝缕，在这里垦殖山场，兴建公路，建设电站，创办工业，使井冈山拉开了开发建设的序幕。
梅黎明说：“井冈山的工业起步晚，基础比较薄弱。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井冈山最大的优势，要实现高起点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选择以节能、环保、高科技型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工业。中部地区正面临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井冈山’这一金字招牌也吸引了很多企业的关注。”
人们常用“一根线”、“一个碗”来诠释着井冈山工业的发展高度。
“一根线”，即大圣光纤。作为国内塑纤产业的先行者，大圣光纤从江苏扬州到广东深圳，多方考察后，决定将这一节能环保型产品落户井冈山。目前，该项目已实现全面投产并启动了二期项目建设，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通信用塑料光纤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大圣光纤副总经理胡卫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塑料光纤作为低碳高科技产品，对周边大气环境要求相当高。井冈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又是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这是企业选择落户于此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圣光纤所在的井冈山生态工业园已初步形成了以塑料光纤、生态绿色食品和旅游工艺品开发、新型电子等产业为主的新型工业集群。大圣塑料光纤产品正力争进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市场。
“一个碗”，即井冈山传统陶瓷产业产品——罗汉汤碗，为了保护生态避免环境污染，井冈山日用瓷产业告别燃煤，推进天然气烧制。2010年，该市陶瓷工业园年产陶瓷10.5亿件，实现年产值10亿元，其生产的罗汉汤碗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40%以上。园区形成了以日用陶瓷生产为主的特色产业群，已发展为全国日用瓷产品的主要生产区之一。
革命战争年代，井冈山只是个“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偏僻山区。据《井冈山志》记载，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初，“从宁冈上山，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 “路窄弯道多，十人坐车九人晕，井冈山的路被戏称为‘摇篮路’。”1978年在井冈山当养路工的李晓阳说，“那时候，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山路，勉强只能通手扶拖拉机。要是在雨水集中的春秋两季，赶一趟集回家，身上全是泥水浆子，衣服能洗出几盆泥水。”
宝塔山
延安“红绿黑”
“延长石油、洛川苹果、子长医改，以及志丹、吴起教育，几乎是延安快速发展的缩影。”延安市委宣传部庞辉副部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能源化工强市
1905年建厂的延长石油，在1907年就打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同年建成炼油房，结束了中国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抗战时期，延长石油生产出汽油、煤油、石蜡、油墨、擦枪油、凡士林等产品，不仅保证了中央机关、边区政府的用油需求，还换来了大量的布匹、钢铁、机器设备和短缺物资，被誉为“功臣油矿”。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延长石油集团整体优势日益显现。2007年，延长石油的原油采、炼和产品销售三项指标均突破1000万吨大关，实现销售收入470亿元，利税费总额230亿元，成功跨入国家千万吨级大油田行列。
近年来，按照跨越发展目标要求，延安提出了“能源化工强市”战略，为加快推进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并重点提出抓好“两基地、五园区、十二大项目”建设。
在“十二五”城乡统筹发展中，延安将通过建设2000万吨原油、5000万吨煤炭、100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基地建设，八大工业集中区和十四大能源化工项目及太阳能光伏、生物质发电、风电利用等新能源工业，将延安建成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
苹果、教育和医改
距离延安市98公里的洛川县在抗战时期属于“白区”，除了山还是山，相对平坦的地上却种不出庄稼，当时有很多人为了求生，都逃难到附近的富县。
改革开放以来，洛川大力发展苹果产业。2010年全县苹果总产量67.65万吨，总产值2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320多元。苹果彻底改变了洛川人的生活命运，也成了洛川农民眼中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2011年《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显示，延安是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洛川苹果”已成为知名品牌，远销全国各地以及欧洲、东南亚20多个国家。该市苹果种植面积累计达到300万亩，总产达到222万吨。
而另外两大足以让当地领导干部自豪的成就则来自于子长的医疗改革和吴起、志丹的教育改革。
在子长，该县县委常委峁梅芳告诉记者，由于该县医改将药费下降了40%，让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相关经验已经在全国推广。去年，全国卫生局长会议在该县召开，卫生部张茅书记甚至一月之内两到子长。而将免费教育延伸到义务教育以外的志丹和吴起两县甚至开创了西北地区的先河！
红色旅游
“说起延安，不提红色旅游，难尽其美与庄严！”陕西省旅游局一位领导曾经这样说。
延安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市内有历史遗迹5808处，革命纪念地445处。
长期以来，延安把保护好革命旧址作为神圣的政治责任，作为促进延安红色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首要任务。
延安市旅游局负责人介绍说，为了大力推进延安革命圣地的红色旅游产品，他们先后组织有关部门精心编制了《延安革命纪念地保护规划》和《红色旅游规划》，完成了中央军委二局、三局、瓦窑堡会议等10处革命旧址的维修保护，南泥湾景区建设正式启动。
此外，为了更好开发精品游，他们精心打造精品景区景点，黄帝文化园区建设总体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上报陕西省政府审批；壶口瀑布景区改造观瀑舫，建设禹王庙，目前已接近尾声；乾坤湾景区控制性详规编制完成，前期工作扎实推进。
此外，聘请著名导演陈维亚成功打造了“延安保卫战”再现场景，在上海世博会精心举办了“红色旅游·魅力延安”宣传推介活动，将红色旅游推向外界。
据统计，2010年延安全市共接待游客145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76.5亿元。
在“十二五”城乡统筹发展中，延安市将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作为战略支撑，将进一步在黑色能源、绿色产业、红色旅游三大主导产业上提质增效，强调靠产业强市，更要靠产业让农民尽快富起来。
半个多世纪前，《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曾这样形容陕北高原：“这些拥拥挤挤的丑陋山头像海神理就的一个世界，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生存简直是一个奇迹。”
“我跟着当时被称为‘暴动’的人群加入了刘志丹的队伍，1935年毛主席到陕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保安（现子长县）接见刘志丹。毛主席说，延安现在是人家的地盘，等我们夺过来就改变它的荒凉。”91岁的老红军毛光荣告诉记者。
“如今的陕北大地，不仅绿了身边和远山，改变了旧模样，各项飞速发展的社会事业更是让老区人倍感自豪！”延安市宝塔区区委常委杨树栋说。
太行山
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四篇文章”
“邓小平动员我们抓生产”
“1942、1943年，恰逢根据地大旱，蝗虫铺天盖地，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挖光了野菜就扒树皮。为应对旱情，彭德怀放下军务，亲自组织各村开会，要求生产自救。当时，许多人已饿得无法站立，彭总便让大家躺着听，他站着讲！”张树琪告诉记者。
64岁的张树琪是山西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管理员，其父亲是当年有名的“红小鬼”，因机智勇敢，经常承担为八路军传送信件的任务。张树琪许多的抗战故事有些源于资料，更多的是父亲等老一辈人的讲述。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麻田驻扎长达5年之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区党委、一二九师司令部等150多个党政军机关也长期驻扎于此。朱德、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麻田战斗与生活过。
16岁入党、如今已86岁的闫艮梅是当时下麻田村的妇联主任。直到现在她对八路军的印象仍是两个字——“神秘”。她清楚记得，当时村里一下子来了许多穿灰军服的人，很少和老百姓接触，后来才知道是八路军。
闫艮梅也给八路军首长送过信，她认为选中自己是由于自己的党员、妇联主任身份，算是“靠得住的人”。虽然经常给首长送信，可她并不知道哪个是彭德怀，哪个是左权——八路军纪律严明，她不敢随便打听。
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是闫艮梅“对上号”的第一位首长，因为她参加过邓小平组织召开的会议。“口才好，没有重句。谈的主要是‘抓生产’，动员妇女多纺线、多种地。”闫艮梅直到现在仍能记得邓小平当年的音容笑貌。
1942年侵华日军为消灭八路军总部，调集数万军队对麻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封锁。赶上大旱之年的根据地雪上加霜，八路军和麻田的群众都面临严重饥荒。为了让群众有粮吃，邓小平和战士们将每人每天一斤半的口粮减到九两，同时还边战斗边为老百姓修渠造田，领导整个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拥军爱民运动。
“人多，粮少！”闫艮梅为《中国经济周刊》形象描述了当时的处境。在当时军粮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八路军仍想着麻田百姓。出于感激，闫艮梅组织全村妇女为八路军战士纳军鞋，人人踊跃参与，真正做到了军民一家亲。
红色根据地的“绿色路径”
“80后”孙志鹏是中国外文局派往左权县的挂职干部，担任麻田镇党委副书记。
早在2005年，中国外文局就在革命老区左权县定点扶贫，并分批委派干部在左权挂职锻炼，鼎力支持左权县的扶贫开发。在孙志鹏之前，外文局已有四批干部到左权挂职，为左权县的发展“鼓与呼”。
刚到左权两个月的孙志鹏很兴奋，他告诉记者：“每天起来我都要爬山，也算是追随先辈的足迹吧！不过麻田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要好，潜力也很大。”
在麻田镇镇政府，镇长巨晓华坦陈自己是“最忙的镇长”，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领导、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单位莅临这片红色沃土。
巨晓华在麻田工作已有5个年头，他认为“麻田”两个字不仅红色浓重，而且含金量高。依靠金字招牌，麻田不仅开发了红色旅游，也充分将政治优势转化为了经济优势。几年中，解放军总政治部后勤部、中信国安集团、中国石化集团、浙江万向集团等单位先后与麻田镇缔结了长期合作关系。
2010年，麻田镇经济总收入近亿元，人均纯收入2800元，虽然数字并不高，但对麻田而言来之不易。与抗战时期相比，麻田“山险沟深耕地少”的窘境没有明显改变，与周边乡镇不同，麻田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工业几乎为零，属纯农业乡镇。因而有着“太行江南”之称的麻田现在依旧保留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我们要做好‘山、水、林、田’四篇文章，建设‘旅游名镇、商贸重镇、生态大镇、核桃强镇’，真正使麻田成为‘太行山明珠’。” 巨晓华对麻田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核桃园，花椒坡，柿子沟，养殖场”，这是一幅麻田的现代农业新图景。记者在麻田镇看到，凤凰山万亩核桃基地及数十个核桃产业开发片区规模壮观，生态庄园及现代化设施农业也开始起步。
核桃产业一直被麻田视为富民强镇的主导产业，据巨晓华介绍，2010年麻田镇共有新老核桃树49万株，农民人均增收800多元。到“十二五”末，该镇核桃树保有量将达到90万株，人均40株，核桃产业收入将占到农民纯收入的60%以上，有望突破3000元。加上花椒、柿子等品种，干果经济将成为麻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
坐在自家的院子中，闫艮梅念起了党和政府的“好”：“年年都有人来看我，现在粮够吃、钱够花，病了也不担心。回忆抗战那时候，都不敢想是咋活下来的！”去年，山西省委统战部组织企业为麻田镇仅存的16位80岁以上老人捐款，闫艮梅一个人就拿到20000元。
在纪念馆工作多年的张树琪对麻田充满了感情：“当年怕扰民，八路军总部与麻田村保持有较远距离，现在总部旧址已被居民的住宅、商铺所包围。新的纪念馆已建好，很快要搬过去，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到麻田了解那段历史。”
如今的麻田，高标准的学校、卫生院、文化站、计生站、敬老院等一批民生工程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开始上档升级。许多麻田人与巨晓华的看法一样——麻田就是太行山的明珠，抗战时期是，将来也会是。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于1942年6月15日写下的诗作——《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
1942年5月25日，数万日军将八路军总部包围在山西辽县麻田以东南艾铺一带。因为还有后方机关、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数千人，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在掩护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在辽县十字岭，年仅37岁。为纪念这位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同年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1940年—1945年，彭德怀副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机关驻扎上麻田村，指挥整个华北抗战。麻田镇因而成为当时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被誉为“第二延安”、“小延安”。
大别山
信阳以生态立市
6月16日下午5时，河南新县，微风轻拂。
101岁的老红军罗明榜坐在绿树掩映下的小潢河河畔。灰色上衣，拄着黑色的拐杖，岁月刻画的沧桑写满脸庞，安静，祥和。
罗明榜，是目前河南唯一的“将军县”——信阳新县唯一的百岁老红军，他见证了这片红色土地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
将军县的“三个一”和“三不过一”
走进罗家，就看到客厅上挂的大幅四世同堂全家福。
“这是我整一百岁过生日的时候全家拍的。”罗明榜微笑着告诉记者，身体还算硬朗的罗明榜记忆力依然清晰，回忆起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时依旧激情澎湃。
这是一个红色革命家庭。
现年已经101岁的罗明榜，出生在新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1岁时母亲去世，19岁时父亲撒手人寰。靠缝衣服维持生计的罗明榜共兄弟三个，不到20岁的他最先参加红军， 大哥、三弟随后亦参加革命。“大哥在七连，我在三连，三弟是个勤务员。不过，大哥参加革命没多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罗明榜回忆道。
像罗明榜这样的红色家庭在新县乃至信阳并不鲜见。
“信阳是红军的摇篮，是一座‘红’城。”6月16日，河南省信阳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祝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里一直是“红旗不倒”。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信阳，该市下辖的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新县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亦是在这里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
不过，红色革命的荣誉闪耀着光芒的同时，常年的革命斗争也给这片本就贫瘠的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那时候，土地都在地主手里，中农有少量的土地，农民99%的都没有地。粮食产量低，一亩地也就产200来斤，农民打了粮食要给地主对半分，就不够吃的，一般过8月份就没粮食了，挖野菜吃，这山上的野菜我都认识，都吃过。”罗明榜回忆说。
1946年，国民党为了剿灭豫鄂边区李先念领导的抗日武装，调动大批军队，集聚信阳县境，配合地方反共武装盘踞各乡镇，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征收粮款、柴草、军鞋等。此外，拉夫拉丁，致使民不聊生，衣不蔽体，流离失所，大片土地荒芜。
饱受战争创伤和自然条件制约的新县，直到1983年，依旧是“一穷二白”。
“到1983年的时候，新县经济还是‘三不过一’，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个亿，县财政收入不到1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100元。”新县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92年，河南县域经济实力排序中新县是全省倒数第一。当时新县县城很小，有人戏称，新县有“三个一”，一根香烟绕全城，一个灯泡照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
不过，随着国家对革命老区加大对口扶贫开发力度，新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涉外劳务经济、旅游经济、生态农业经济以及具有特色的工业经济。其中，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从一个仅靠25.8万元扶贫开发款起步的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鄂豫皖革命老区首家上市企业，跻身全国中药行业50强。
“到2007年底，新县的县域经济实力已经在全省排名第52位。”河南新县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到2010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5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1.3亿元，人均收入达5387元。
不过，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新县依旧“贫困”。
事实上，不仅仅是新县，由于基础薄弱，整个信阳地区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贫困线下挣扎。
生态立市
“信阳是典型的以农为主的‘农业大市’，粮食产量占河南的十分之一，保耕地、保粮食的任务很重。”河南省信阳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农业比重大，工业基础薄弱，而无工不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信阳的发展。
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成了当地谋求经济发展的“红线”。
对此，“我们市里确立了‘生态立市’和‘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思想。”上述信阳市发改委的官员坦陈。
据介绍，近年来，信阳实施了以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城镇、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为重点的生态示范区建设工程。
2009年4月，信阳市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准为该省唯一的“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也是全国第一个省辖市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我们发挥农业大市的优势，推广生态农业，仅在我们罗山县就涌现出上百个生态农业村。”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的一位地方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先后推广了水渍多湿地杂交水稻、高产小麦、“双低”油菜、蔬菜瓜果等高产种植模式，不仅能提高复种指数和土地利用率，也促进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了综合效益。
截至2010年底，信阳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千亿元大关，分别达到1092亿元、1031亿元、1003亿元。而农业亦再获丰收，粮食总产达到115亿斤，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连续5年超百亿斤。
此外，2010年，信阳市完成“六城联创”任务，创建了国家园林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不仅如此，信阳在继“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20强”、“中国十佳宜居城市”、“首届中国创业之城”之后又获“中国休闲城市”、“中国最具绿色竞争力城市”和“中国最具生活品质城市”称号，被外界解读为“信阳现象”。
据了解，信阳市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20万人，20多万农村老人得以安度晚年，60岁以上农村老人领上了养老金，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达到46.7%，形成“没有围墙的敬老院”。而围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该市在2807个村建成标准卫生室，在北京等地设立新农合农民工定点医院，就地就医、报销，并实施村医培训计划，免费培训村医3000多人次，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不过，虽然信阳目前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由于革命老区底子差，未来还面临经济持续增长后继乏力，不足以支撑大力改善民生等的诸多挑战，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发达地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上述信阳市发改委官员坦陈。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信阳，该市下辖的大别山腹地新县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培育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以及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百余名信阳籍将军。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亦是在这里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
“当时的新县不足10万人，有5.5万人为革命献出生命。”河南省新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韩光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所以新县有“山山埋忠骨，岭岭是丰碑”的说法，“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也是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