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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国防科技战线的领导者中，张爱萍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张爱萍晚年曾自评：“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
三言两语述尽一生，却饱含著多少腥风血雨、戎马倥偬。仅新中国成立后30年而言，张爱萍就曾几起几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5年，复出后因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再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复出，终于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
临危受命，两次出山
迫于国家安全对战略核武器的急需，张爱萍每次出山，都带有临危受命的性质。
第一次出山是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研制原子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在列。
1964年10月16日15时，作为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目睹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盾牌！然而一切戛然而止，1966年10月27日，当张爱萍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随之而来的是5年监禁与折磨。
张爱萍第二次出山时，历史的表盘已指向197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已经混乱不堪。提及这次复出，很多文章都注重谈及张爱萍如何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大力整顿七机部。然而事实上，在这场个人与时代浪潮的较量中，胜负早已注定。仅仅7个月后，张爱萍被再次打倒，即便如此，他仍在最后一刻，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发射成功。
1977年3月，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才三天，即决定让张爱萍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叶剑英与张爱萍的谈话继续了1975年的话题，重点仍旧是洲际导弹问题。
这次谈话后，张爱萍第二次复出。叶帅评价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张爱萍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老马识途罢了。”
“大刀阔斧”也好，“老马识途”也罢，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叶帅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原因——最重要的仍然是当时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的压力。叶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对战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际导弹在两军对抗、在扭转我被动战略态势上举足轻重的作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坚持让张爱萍再次出山，尽快拿出制敌命脉的洲际核导弹。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战略价值。
为冲刺“两弹一星”而让职“军委秘书长”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军委工作。不久，他约张爱萍谈话，有意让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具体工作。当时张爱萍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然而面对更高的职位，张爱萍却毫不犹豫地推辞了，同时他向邓小平推荐了罗瑞卿。
张爱萍对邓小平说：“军队，说到底，最根本还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要少得多。我从1956年起就开始协助聂帅抓这一摊，我认为，在这方面做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当时，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他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对于年事已高的张爱萍来说，决心圆满完成“两弹一星”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70岁的张爱萍挥毫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上的溅落，让世界为之震惊。
洲际导弹成功后，张爱萍认为可以退休了，他向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然而等到的却是新的任命书。1987年，张爱萍的再次请求退休的报告终于得到了批准。几天后，他让人把军委的办公室腾了出来。他的长子张翔回忆说，父亲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留恋个人权位的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张爱萍的人生态度。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作为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是一位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这些评价，立体地呈现出张爱萍的品质与性情。
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轮到张爱萍发言，他只说了些诸如彭德怀有时骂人、训人之类的话，只字不涉及什么“反党”之类的政治话题。庐山会议结束后，一些与彭德怀同机来庐山赴会的大员们都像回避瘟疫一样，以种种借口不愿登上彭德怀返京的那架飞机，只有张爱萍毫无顾忌，坦荡从容地陪着彭德怀乘机回京。在飞机上，他一如往常地跟彭德怀寒暄。事后张爱萍坦然回答：“彭德怀仍是我们的同志呀，八中全会的决议不也是称他为同志吗！”
几十年来，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张爱萍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他坦言：“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张爱萍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堪称“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在批斗会上，他愤然举起板凳自卫。他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有人从监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这样的字迹：“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由于下笔用力极重，纸片被戳得满是窟窿。 不畏权势，与纪登奎激烈争辩
1975年3月，经过叶剑英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披战袍，回到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七机部的造反派首领舒某某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这样的大事，总政是“酌处”不了的。于是，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召见张爱萍，传達主席批示，观察其态度。
据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张爱萍态度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发生了争论。
纪登奎发问：“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纪登奎又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这时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啊！”张爱萍大吼：“那是你！”华国锋觉得再这样会议开不下去了，于是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回忆：“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
1975年12月3日，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向毛泽东表示，张爱萍到七机部“是我派去的”。邓小平觉得，这是他为张爱萍承揽责任的最后机会了。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976年，张爱萍再次受到冲击，但他拒绝做任何检讨。1月18日，国防科委和七机部7000多人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全场鸦雀无声，都想听听他怎么“检讨”。哪知张爱萍只对着稿子念道：“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心平气和，不卑不亢。读罢扭头就走，若无其事，拐杖戳地笃笃作响。全场惊愕。有亲历者后来说：“张爱萍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高士品格！”
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极力为张爱萍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爱萍，没想到张爱萍说道：“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爱萍当然领会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
统筹把握，一丝不苟的作风
国防科工委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无论什么试验，张爱萍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他的子女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父亲，张爱萍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他（张爱萍）做事很负责，亲自深入第一线检查。后来他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
由此，人们总结出张爱萍成功的又一个要诀：抓一项工作时，除了高瞻远瞩，统筹把握，对于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绝对要一抓到底。
张胜回忆：“在我父亲领导核试验、导弹试验中，有几件事情我也感到很奇怪，怎么那些技术人员就没发现问题，倒让我父亲这个‘外行’看了出来呢？”
比如原子弹模拟试验时，他发现按钮按下去时，表盘上有个指针抖了一下，就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人都没在意，电表还能有什么问题？但他就抓住不放，让大家好好查查什么原因，结果查到最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个虚焊点。
在抓东-5航天运载火箭时也是一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张爱萍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查看，是一根鞋带，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张爱萍顿时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若干年后，该部门仍然严格执行着张爱萍的“解鞋带”规定。
如同“解鞋带”的规定一样，随着武器研制的进程，一系列质量、安全保障制度和体系在张爱萍的指导下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和传统许多至今仍运用于国防科技战线上。
虚怀若谷，与世无争的高贵品格
张爱萍退休后的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写诗、书法等爱好展开，对于自己操劳了大半生的国防科技事业反倒不那么关注了。他很少谈“两弹一星”的往事，只是偶尔带出一两句，更少谈自己，在他看来，过多地讲自己的成绩，无形中好像在宣扬突出个人，这是很不好的。
有不少人经常劝他写一点回忆录，他不写。后来他慢慢地改变了，愿意讲一些人生经历，这还是因为几篇不实的报道。
其中一篇报道的主题大意是“一脚踹响了原子弹”，文中写道，原子弹往铁塔上运送的时候，装有原子弹的吊篮被卡住了，结果当时一个技术人员急中生智，踹了一脚，把卡壳的地方踹开了，原子弹才得以成功爆炸。
张爱萍看了这篇报道后非常震怒，他问这是什么人写的，简直是胡说八道，原子弹那么精密，我们怎么可能拿脚去踹？这哪里是当年我们搞尖端武器的严谨作风？！
他的家人借这类事情劝他，胡说八道的人总是存在的，你也难管得过来。这些历史，我们后人不可能都知道，就得靠你们亲历者来讲一讲。你们又不说，后人们只能听到他们说的了。张爱萍听了，开始并不吭气。后来类似的事情碰到的多了，他终于说，这样吧，如果你们确实想知道的话，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但是我自己不写回忆录。
张爱萍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就连细小的事也从不忽视其做人的准则。1987年，他去四川视察军工企业，当地有关部门调动了一些警力沿途执勤，他知道后很生气，一挥手说，赶快撤了！警察撤走了，车队很快进入了达县市。一到驻地，他便漫步在大街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围着他，他和群众亲切交谈，问长问短。
考虑到他参加革命58年没有回过家，当地政府安排了几桌菜，把他的一些亲戚请来，大家见见面。没想到这使他非常生气。
“哪能用公家的钱招待我自己的亲属？这绝对不行！”事后，他心里觉得有些难受。那些亲人，多年没见面了，老远跑来看他，饭都没吃一口，就让他们都走了。心中不安啊！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他轻车简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一家一户地拜访亲戚朋友、父老乡亲、干部群众，让人深受感动。
由于张爱萍是声望远播的老将军，又是公认的著名书法家，军内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从来都是给残疾退役军人、学生和老区人民题写，其他不管什么恶俗的诱惑，也不管什么样的沽名钓誉者，他都不轻易动笔。
这就是张爱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真正的誓言。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三言两语述尽一生，却饱含著多少腥风血雨、戎马倥偬。仅新中国成立后30年而言，张爱萍就曾几起几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5年，复出后因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再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复出，终于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
临危受命，两次出山
迫于国家安全对战略核武器的急需，张爱萍每次出山，都带有临危受命的性质。
第一次出山是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研制原子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在列。
1964年10月16日15时，作为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目睹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盾牌！然而一切戛然而止，1966年10月27日，当张爱萍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随之而来的是5年监禁与折磨。
张爱萍第二次出山时，历史的表盘已指向197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已经混乱不堪。提及这次复出，很多文章都注重谈及张爱萍如何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大力整顿七机部。然而事实上，在这场个人与时代浪潮的较量中，胜负早已注定。仅仅7个月后，张爱萍被再次打倒，即便如此，他仍在最后一刻，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发射成功。
1977年3月，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才三天，即决定让张爱萍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叶剑英与张爱萍的谈话继续了1975年的话题，重点仍旧是洲际导弹问题。
这次谈话后，张爱萍第二次复出。叶帅评价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张爱萍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老马识途罢了。”
“大刀阔斧”也好，“老马识途”也罢，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叶帅执意请张爱萍出山的原因——最重要的仍然是当时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的压力。叶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对战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际导弹在两军对抗、在扭转我被动战略态势上举足轻重的作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坚持让张爱萍再次出山，尽快拿出制敌命脉的洲际核导弹。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的判断与决策：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战略价值。
为冲刺“两弹一星”而让职“军委秘书长”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军委工作。不久，他约张爱萍谈话，有意让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具体工作。当时张爱萍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然而面对更高的职位，张爱萍却毫不犹豫地推辞了，同时他向邓小平推荐了罗瑞卿。
张爱萍对邓小平说：“军队，说到底，最根本还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要少得多。我从1956年起就开始协助聂帅抓这一摊，我认为，在这方面做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当时，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他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对于年事已高的张爱萍来说，决心圆满完成“两弹一星”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70岁的张爱萍挥毫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上的溅落，让世界为之震惊。
洲际导弹成功后，张爱萍认为可以退休了，他向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然而等到的却是新的任命书。1987年，张爱萍的再次请求退休的报告终于得到了批准。几天后，他让人把军委的办公室腾了出来。他的长子张翔回忆说，父亲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留恋个人权位的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张爱萍的人生态度。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作为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是一位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这些评价，立体地呈现出张爱萍的品质与性情。
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轮到张爱萍发言，他只说了些诸如彭德怀有时骂人、训人之类的话，只字不涉及什么“反党”之类的政治话题。庐山会议结束后，一些与彭德怀同机来庐山赴会的大员们都像回避瘟疫一样，以种种借口不愿登上彭德怀返京的那架飞机，只有张爱萍毫无顾忌，坦荡从容地陪着彭德怀乘机回京。在飞机上，他一如往常地跟彭德怀寒暄。事后张爱萍坦然回答：“彭德怀仍是我们的同志呀，八中全会的决议不也是称他为同志吗！”
几十年来，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张爱萍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他坦言：“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张爱萍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堪称“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在批斗会上，他愤然举起板凳自卫。他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有人从监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这样的字迹：“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由于下笔用力极重，纸片被戳得满是窟窿。 不畏权势，与纪登奎激烈争辩
1975年3月，经过叶剑英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披战袍，回到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七机部的造反派首领舒某某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这样的大事，总政是“酌处”不了的。于是，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召见张爱萍，传達主席批示，观察其态度。
据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张爱萍态度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发生了争论。
纪登奎发问：“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纪登奎又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这时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啊！”张爱萍大吼：“那是你！”华国锋觉得再这样会议开不下去了，于是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回忆：“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
1975年12月3日，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向毛泽东表示，张爱萍到七机部“是我派去的”。邓小平觉得，这是他为张爱萍承揽责任的最后机会了。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976年，张爱萍再次受到冲击，但他拒绝做任何检讨。1月18日，国防科委和七机部7000多人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全场鸦雀无声，都想听听他怎么“检讨”。哪知张爱萍只对着稿子念道：“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心平气和，不卑不亢。读罢扭头就走，若无其事，拐杖戳地笃笃作响。全场惊愕。有亲历者后来说：“张爱萍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高士品格！”
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极力为张爱萍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爱萍，没想到张爱萍说道：“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爱萍当然领会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
统筹把握，一丝不苟的作风
国防科工委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无论什么试验，张爱萍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他的子女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父亲，张爱萍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他（张爱萍）做事很负责，亲自深入第一线检查。后来他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
由此，人们总结出张爱萍成功的又一个要诀：抓一项工作时，除了高瞻远瞩，统筹把握，对于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绝对要一抓到底。
张胜回忆：“在我父亲领导核试验、导弹试验中，有几件事情我也感到很奇怪，怎么那些技术人员就没发现问题，倒让我父亲这个‘外行’看了出来呢？”
比如原子弹模拟试验时，他发现按钮按下去时，表盘上有个指针抖了一下，就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人都没在意，电表还能有什么问题？但他就抓住不放，让大家好好查查什么原因，结果查到最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个虚焊点。
在抓东-5航天运载火箭时也是一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张爱萍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查看，是一根鞋带，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张爱萍顿时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若干年后，该部门仍然严格执行着张爱萍的“解鞋带”规定。
如同“解鞋带”的规定一样，随着武器研制的进程，一系列质量、安全保障制度和体系在张爱萍的指导下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和传统许多至今仍运用于国防科技战线上。
虚怀若谷，与世无争的高贵品格
张爱萍退休后的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写诗、书法等爱好展开，对于自己操劳了大半生的国防科技事业反倒不那么关注了。他很少谈“两弹一星”的往事，只是偶尔带出一两句，更少谈自己，在他看来，过多地讲自己的成绩，无形中好像在宣扬突出个人，这是很不好的。
有不少人经常劝他写一点回忆录，他不写。后来他慢慢地改变了，愿意讲一些人生经历，这还是因为几篇不实的报道。
其中一篇报道的主题大意是“一脚踹响了原子弹”，文中写道，原子弹往铁塔上运送的时候，装有原子弹的吊篮被卡住了，结果当时一个技术人员急中生智，踹了一脚，把卡壳的地方踹开了，原子弹才得以成功爆炸。
张爱萍看了这篇报道后非常震怒，他问这是什么人写的，简直是胡说八道，原子弹那么精密，我们怎么可能拿脚去踹？这哪里是当年我们搞尖端武器的严谨作风？！
他的家人借这类事情劝他，胡说八道的人总是存在的，你也难管得过来。这些历史，我们后人不可能都知道，就得靠你们亲历者来讲一讲。你们又不说，后人们只能听到他们说的了。张爱萍听了，开始并不吭气。后来类似的事情碰到的多了，他终于说，这样吧，如果你们确实想知道的话，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但是我自己不写回忆录。
张爱萍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就连细小的事也从不忽视其做人的准则。1987年，他去四川视察军工企业，当地有关部门调动了一些警力沿途执勤，他知道后很生气，一挥手说，赶快撤了！警察撤走了，车队很快进入了达县市。一到驻地，他便漫步在大街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围着他，他和群众亲切交谈，问长问短。
考虑到他参加革命58年没有回过家，当地政府安排了几桌菜，把他的一些亲戚请来，大家见见面。没想到这使他非常生气。
“哪能用公家的钱招待我自己的亲属？这绝对不行！”事后，他心里觉得有些难受。那些亲人，多年没见面了，老远跑来看他，饭都没吃一口，就让他们都走了。心中不安啊！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他轻车简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一家一户地拜访亲戚朋友、父老乡亲、干部群众，让人深受感动。
由于张爱萍是声望远播的老将军，又是公认的著名书法家，军内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从来都是给残疾退役军人、学生和老区人民题写，其他不管什么恶俗的诱惑，也不管什么样的沽名钓誉者，他都不轻易动笔。
这就是张爱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真正的誓言。
责任编辑 / 马永义